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共軍隊，以中共中央軍委指揮各戰略區與其下的野戰軍、軍區進行作戰。本論文即以中共中央軍委、共軍戰略區、共軍部隊三個層次來探討國共內戰時期共軍的組織結構。 本論文發現國共內戰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各機構相當簡單，人員很少，機能也不健全，當時中共中央指揮幾百萬共軍作戰、軍隊政治工作、軍隊後勤工作主要是直接與各戰略區以電報往來，並不依靠作戰部(相當於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軍委後勤部。而中共中央在總部機構並不健全的狀態下仍然可以順利的指揮各戰略區的共軍，主要在於中共根據地的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體制。 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下，各大根據地的中央局是該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局書記與以下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同級軍區、軍分區政委，在黨、政、民眾團體的實際最高領導者之外，也是該地區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力集中且極大，中共中央要處理某地區黨、政、軍以至於其他經濟、政治事務直接找該地區中央局即可，也因此中共中央軍委的機構不健全對於中共領導人指揮戰爭實際上沒有影響。 中共的戰略區是以黨的中央局、中央分局來進行領導，各戰略區並不是只有軍隊而已，還包括黨組織、共區政府、人民群眾、群眾武裝等，這些組織以黨委為核心組成一個有機體，跟敵方進行總體戰，也就是所謂的「人民戰爭」。中共在縣以上實行黨政軍民的一元化領導，縣以下的基層組織則加以改造，在鄉村建立了黨支部，建立群眾武裝、政府、群眾團體並加以控制，將所有男女老幼納入各種組織、加以組織，因此中共有辦法動員廣大民眾支援共軍作戰與從事各種戰爭勤務。 中共的軍隊分為野戰軍與軍區管轄的地方部隊，中共各戰略區的軍隊編制並不統一，但無論是哪個區域的野戰軍或地方部隊，它們都有共通之處，也就是中共為控制共軍而在軍中建立的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支部建在連隊上以及國共內戰時期正在恢復當中的黨委會制，中共軍隊軍中有黨，黨組織才是軍隊決策核心而非軍事指揮員。

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透過意識型態與國際關係理論兩種方式去解釋其行為。以二次世界大戰做分水嶺，筆者透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兩場戰爭分析：一、兩場內戰前時代背景的差異及當時蘇聯國內領導者的思維。二、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目的。三、蘇聯對雙方提供的援助內容。四、歐美列強的態度對蘇聯援助政策的影響。五、蘇聯援助行動所獲致的成效及影響。六、綜合比較兩場戰爭蘇聯的行為模式。七、兩場戰爭後各自對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 　　筆者認為，藉由兩場內戰，可得出米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最足以解釋蘇聯的國家行為。意識型態對於蘇聯的領導者而言只是包裝，其影響程度要讓步給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 / To study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we can mainly use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behavior. World War II as a watershed,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analyze: (1) Tw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ar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2) Why Soviet Union wanted to a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 government. (3) The aid provided by Soviet Union in two wars. (4) The attitude of other European powers towards Soviet Union’s policy. (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Soviet Union gained via the aid. (6)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Soviet Union’s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se two wars. (7)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wo w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two civil wars,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John Mearsheimer, was the mos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oviet Union. For the leader of Soviet Union, ideology was package.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decides Soviet Union’s behavior.

提　要 國民黨在1949年遭遇的大潰敗，經常被學界描繪成一種「啟示錄」般的刺激力量，1950年在台灣的黨務改造運動則是該黨生聚教訓之後的有力回應。對此，本篇論文嘗試提出兩項修正觀點：第一、1949年的局勢與1950年的事件確實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關係，但是人們仍然不宜忽視早在這兩個年份之前，國民黨機器與國民黨人就已經發出各式各樣的黨務改革呼聲，甚至採取了某些行動。這類呼聲與行動的時段如果離1949年愈遠，就愈可能是為了主動解答、解困「它們當下」坐落的動盪年代，並非作為政權日後潰走的時代布景而屈身歷史舞台。第二、1949年作為促成國民黨在台改造的關鍵性意義，充其量，只能嚴格限定在一種短暫時間以及外部挑戰的解釋效果上。表面上，國民黨誠然透過改造做出了新一波的回應，但是回應的方式與形貌，泰半還是國民黨自己透過既往自省經驗的內在脈絡，長期積累、變化的結果，不完全是1949年這個特殊年代替它應急抉擇。

黎巴嫩孱弱的社會體質在無力消　於發展過程中所迸發的一連串危機下， 終在一九七五年釀成全面的內戰，其混沌險惡之勢全面肢解國家機器，生 民賤如螻蟻；也為飽受歷史巨擔磨難的中東地區，再上一層重枷，成為關 切中東事務者的研究課題。本研究論文即透過黎巴嫩的社會層面，地區關 係及國際關係的三大主軸去構築內戰的圖像。 @有鑑於政治情勢的變化乃 為導引社會興衰的主流，而歷史又為政治之母；所以本文擷取黎巴嫩史上 對其今日社會性格塑造有決定性影響的諸變點及所推演的事件作一說明來 作為本研究的基點。歷史遺續沉澱堆積在各個社會權力中心，其運作生態 已無法自外於非理性教派情結及偏狹地域家族、意識的感染，七０年代巴 勒斯坦問題在上述情境下被激化，其殺傷力足以割斷維繫社會體系的紐帶 。 黎國內戰不單純是本土化的戰爭，更是區域性、國際化的內戰。敘 利亞、以色列、伊朗以及伊拉克等地區強權的涉入，將內戰推向地區權力 鬥爭的深淵；美國為推動中東政策，儘管在行政部門仍有爭議下，也出兵 黎國。探討各外來行為者的涉入動因、參與過程、施展外交工具的手段及 與黎國民兵派系的互動都是本論文寫作的核心。唯有如此，才能真實體察 戰事的脈動，釐清錯綜複雜的表象，並有助對於如何重建黎巴嫩社會及推 展中東和平的議題上，提供一條全方位思考途徑。 @ 在結論中，將根 據整個研究心得，對黎巴嫩社會提出一兼具階段性 及跟本長久之計的方 案，以廓清內戰的亂源，重塑和平。

本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民國五十三年－－「八二三炮戰」的五年後。以持續於金門、廈門兩地所展開的兩岸心理喊話戰為主題。 在那段「單打雙不打」的期間，明確的停火協議遙遙無期，兩岸間習慣性的軍事騷動漸轉為一種象徵式的零星炮火。反倒是僅只兩千一百米的金、廈海域上空，每天十八小時，兩岸各自以大型擴音喇叭放送著「嘴上烽火」。政宣、口號、加上愛國歌曲和民俗歌謠，還有偶一為之的親情呼喊。 本片即以這段歷史為背景，並結合當時各種軍事與民情元素，成為一個帶著無奈又諷刺的懷舊故事。 本片雖以軍事與戰地為主題，但焦點其實關注在「人」與「時代」，強調人物情感以及時代的悲涼與諷刺。並藉由特定角色，如播音員、士兵、軍官等，來反映出其於執行嚴肅的軍事任務以外，卻仍騷動不安的人性。在仍然緊繃的政治局勢中，戰地生活卻漸轉為一種百無聊賴。那些苦中作樂的氛圍裡，卻透出更多的矛盾與無奈。

戰后(1945-1949) 的國門爭, 除沿襲戰前在宣傳、組織、軍事三方面較勁外，中共另 辟了所謂「第二條戰線」的學潮，直接配合其武裝門爭。本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 探討戰后學潮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它在國共門爭和中美蘇的關系中發揮了那些作用 ？戰后的政經環境對學潮起了那些催化作用？學潮又對戰后政經環境的惡化造成那些 影響？學潮在當派的消長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其次，由于學潮的歷史解釋和評價 趨于兩極化，導致刊布的史料和撰述的專著充滿偏見，情緒和夸誕的浮詞，掩蔽往事 的真相，所以本研究是嘗試透過學潮這個復雜的歷史事件，運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 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所有障礙，徹底窺探往事的真相，達成把歷史當作客觀瞭解的自我 訓練。 本研究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旨趣、戰后歷史概況、史料來源、研究架 構與方法；第二章：戰后學潮勃興的背景。從歷史背景、國際環境、國內環境三方面 說明之；第三章：反內戰學潮。說明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至三十五年三月間昆明反內 戰學潮的背景、經過及影響。第四章: 排外學潮。敘述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反蘇運動、 及其年底至隔年初的沈崇事件、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至七月間的反美扶日運動的背景、 經過及影響。第五章：反饑餓反內戰學潮。敘述民國三十六年四至六月發生在各地的 五二○事件的背景、經過與影響。第六章：「戰線化」學潮：敘述民國三十六年于子 三事件、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學潮及大陸淪陷前夕的學潮門爭。第七章：結論，檢討國 共兩黨對學潮的處理與得失，以為前車之鑒。 在中國現代史的領域中，戰后歷史的研究是一片處女地，因此，關于此一階段的歷史 真相亦隱晦不明，希望本研究的完成對了解戰后歷史真相有棉薄的貢獻。

在二十世紀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乃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而聯合國之前身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簡稱國聯)。聯合國時期的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身為安理會之一員，對於組織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國聯時期中國之角色與重要性，卻鮮有人討論。中國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戰勝國，又為國聯創始會員國之一，期間所發揮的影響，值得後人研究。 中國加入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自清季末年開始，積極走向世界；即使清朝不久後即覆亡，中國接續下去的政府仍然秉持一貫的努力。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行列，戰後以戰勝國的身分出席巴黎和會，得以剴陳自身立場與主張；更以創始會員國的身分加入國聯。 北京政府藉由參與國聯的過程中，努力提升國際地位，並積極維護國權和爭取權利；可惜陷於內部軍閥動亂、政局長期分裂，致使其目標未能全部實現。但無論是北京政府或者國民政府，對於國聯均相當重視。 在國內的歷史著作中，對於國聯的評價大都不佳。原因在於當時日本侵略野心正熾，1931年9月悍然出兵占領東三省，中國向國聯提出控訴，盼其伸張正義，有效制裁侵略者；但因國聯本身處理國際紛爭之能力有限，無法充分滿足中國的需求，致使當時部分國人對國聯甚感失望，進而認為國聯只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國際組織。 然而國聯本身乃一般性組織，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僅因其短處進而否定組織的所有存在價值，則未免武斷。國聯成立的宗旨，除了消極解決各國紛爭以維持世界和平外，尚有積極國際合作的層面；在國際組織發揮人道關懷與國際合作上，可以國際難民的救濟作代表。 難民乃國際政治之衍生物，全世界對於難民的關注始自上世紀初。難民之存在為不容否認之事實，長久以來已成為國際社會亟待解決之難題。一次大戰後，因俄國革命蘇聯共產政權之建立及土耳其鎮壓亞美尼亞人，造成蘇、土兩國人民大量逃往國外。尤其是當時的俄羅斯甫經世界大戰，旋即因共產革命風潮進入內戰；大勢底定後遭到國際孤立，此時罕見的天災復降臨在該國，造成數千萬人死亡及流離失所，慘不可言。國聯對於此事件相當關注，並成立國際聯盟難民高級專員之代表對此等難民行使領事方面之保護及救濟工作。爾後並陸續啓動相對應的措施，使得難民的保護行動成為國聯時期最為人稱道的具體成就之一。直至二戰前夕，隸屬於國聯的難民救濟單位有二，除了前述的國際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總署，尚有「政府難民事務委員會」；後者是為了解決納粹德國所造成之難民問題。這些單位開啟了日後聯合國難民救助以及其他相關的人道主義行動之濫觴。 中國身為國聯之會員國，雖囿於國力以及國內正分裂戰亂，對於許多國際事務，往往只有名義上的參與；但是在國際難民救濟合作方面，卻在實質上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在俄共逐漸控制俄羅斯全部領土之際，有數十萬白俄難民向國外逃亡；中國當時也接收了為數不少的難民。中國為當時白俄難民所作出的努力與國聯其他會員國的配合，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討的重心。

以戰爭法規的發展為主軸，探討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二法系的沿革與關係，逐一檢視各相關公約訂定的源由，規範之目的，改進的部分及難以進行執行的部分原因。 從使用武力方法，即作戰行為的規範、手段與限制，更深入探討對平民的保護，對人類文化歷史的保障，對戰爭受難者的尊重，及違反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後之可能犯罪懲治，自1919年《凡爾賽和約》始，依序簡介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斯拉夫及盧安達特別法庭的特徵與國際實踐，以至於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以明戰爭罪責的國際審判機構。 另一方面，新形式的戰爭武器研發，也造成例如，資訊戰在武裝衝突法的許多規則提出了新的問題，表現了資訊戰將對武裝衝突法產生衝擊的一面。另關於暗殺是否符合國際公約的議題，其餘如影響環境的武器、小型核武器、新生化武器均殊值討論。 國際法院關於以核武器相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諮詢意見中，列出了「構成人道法制度的核心原則」，即「區分原則」，「禁止使用不區分武器」，「禁止對戰鬥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國家在使用武器方面並非具有無限制的選擇手段」。都在本論文中次第探討。

1949年6月，中華民國政府宣佈，將「關閉」所有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領水以及海港，並以海空武力禁制各國船隻進出。之所以使用「關閉」一詞來描述此種近乎海上封鎖的行為，是為了避免引發關於交戰權利以及其他國際法理的爭議，並藉以強調，「關閉本國港口」乃是行使主權。然而，大多數主要國家，基於對華貿易以及航運的利益起見，都不接受此種說法，並視之為一種不合法理的手段。在關閉政策實施後，國軍為了執行關閉任務，不斷與外籍船舶、軍艦在中國沿海爆發衝突，效忠於中華民國的反共游擊部隊也對沿海航運進行襲擾，對大陸東南的海運活動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關閉政策的初衷，是避免中共藉由發展外貿，進而與各國建立實質關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阻絕中共對外接觸已不可行，關閉政策則成為台海防務的手段之一；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雖實行「台海中立化」政策，要求關閉政策暫停執行，但是隨著東亞戰局的轉變，美國軍方及情治單位放任甚至指使中華民國武裝部隊破壞大陸沿海航運，作為牽制中共軍力的利器。1953年初「解除中立」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僅恢復「關閉」，更配合美國要求，在公海上多次截捕東歐及蘇聯船舶，包括轟動一時的蘇聯油輪陶普斯號(Tuapse)截捕案。 本文利用新近開放的中華民國外交部與國防部檔案，以及英美等國已出版的官方文件，探討1949至1960年間，關閉政策的始末及其設計與實施的情形，並試圖利用前述新開放史料釐清、補充若干細節，如1951年「聯合國禁運決議」與關閉政策的關係、台海中立時期國軍干涉外輪活動的轉折，以及中美雙方聯手以關閉政策為名截捕外輪的行動等。此外，國軍在執行關閉時，最常對抗的竟是理論上同屬反共、民主國家陣營的英國、巴拿馬等歐美國家船艦，本文也力求呈現並解釋此種現象，為冷戰時期的對峙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與註腳。

國共內戰時期費孝通撰寫大量時論文章，他的文章引發知識分子回應與批評。探究其理由，筆者認為他的文章所討論的議題，像是「紳權緩衝」或「鄉土復員」、「地主階層的出路」，觸及到知識分子對內戰的認知與自我定位的敏感神經，與當時的內戰僵局與時代氣氛有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