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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承包商評估準則模式之建構 / Constructing anit outsourcer selection model for it outsouring projects周明昌, Chou, Ming-Ch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在於探討可能會影響企業選擇委外承包商時的評估準則之因素,然後藉由大樣本之問卷調查,確認與選擇委外承包商之評估準則相關的因素,並建立選擇委外承包商的評估準則建議模式。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曾經將資訊系統予以委外的大型企業之資訊主管。問卷調查所要搜集的資料主要涵蓋四大部份,分別為企業選擇委外承包商的評估準則、組織特性、委外計劃特性與資訊系統特性。抽樣樣本數為900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抽樣,分層的方式則按產業別予以分層,製造業抽取500家、服務業抽取300家、金融業100家全部抽取,計回收182份,回收率為20.22%,扣除無效問卷30份,共有152份有效問卷,樣本有效回收率為l6.8%。本研究僅留下對委外成效感到尚可與滿意的問卷來建構模式,刪掉委外成效不佳的問卷,主要是希望所建構的模式能專注於學習對委外成效感到尚可與滿意的資訊主管的決策特性。
藉由此建議模式,管理者僅需要輸入一些資料,如企業特性、委外計劃特性與資訊系統特性等,該模式便會建議管理者應考慮的評估準則群,與其中較重要的評估準則子群。使管理者在面臨並非每天發生的資訊系統委外承包商選擇時,能夠有一個快速的起步,降低因委外經驗不足或委外經驗不夠寬廣所產生的困擾,也使得其他管理者的各類資訊系統委外經驗得以有系統的傳承與分享。本研究之委外承包商評估準則建議模式已建構完成,並以Excel的檔案格式存於磁片,管理者可以藉由與模式的互動,而在短短的數秒鐘內便可獲得模式所提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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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者承包海外工程融資問題之研究夏正林, Xia, Zheng-Li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討論國內之營建業者因承包海外工程時所遭遇之特殊財務與融資問題,並對現
行國內金融機構之支援措施與各先進國家之支援措施作一比較分析。
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範圍、資料收集及分析、論文架構及研究限制等
。
第二章:承包海外工程之特殊財務處理。
第一節:投標條例及工程契約。
第二節:承包商之履約保證。
第三節:業主付款之提供。
第三章:銀行對國際性工程公司之授信評估。
第一節:企業財務與管理要素分析。
第二節:企業外部要素分析。
第三節:美、日銀行之國家風險評估。
第四章:各國對海外工程之融資與保險措施。
第一節:美國。
第二節:日本。
第三節:南韓。
第四節:西德。
第五節:我國。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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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制度變化之研究,1977-1987:歷史制度論之政治經濟分析 / The Study of Changing Economy in China, 1977-1987: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李守正, Lee, Francis Shou-J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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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對營建工程工期遲延及阻擾(Disruption)之索賠李昇蓉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關於展延後所增加之費用是否得以索賠,亦影響業主成本支出與承包商利潤,於是關於工期之「時間」與「金錢」兩者,成為工程契約雙方最關心的議題。故從遲延索賠之目的,即可分成工期索賠與費用索賠兩方面探討之。
工期之定義從指涉範圍之廣狹可分為三種層次,本文討論主要之範圍係指狹義的工程期限,即業主與個別承包商於營建工程契約中所約定承包商完成工程所需之時間,日曆天為國際工程慣例選用之工期計算方式。工期之始點,應以契約約定之開工(Commencement of Contract Time)日起算,而完工(Contract Completion)則為工期之終點,如何界定完工對於整體施工契約之重要性,在於判斷承包商是否遵守履約期限。事實上分析是工程是否遲延?可歸責於當事人哪一方?國內外工程實務界之看法,皆認為工程遲延係以用盡浮時而影響「要徑」為要件,故產生以要徑為基礎以判斷工程遲延之方法,此亦突顯要徑法所欲表彰之基本功能。本文認為承包商須先以網狀圖證明「主要徑」之工作受外來因素(即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施工障礙影響,則定作人才應展延工期,亦才有後續展延期間增加費用索賠之問題。
阻擾(Disruption)事件之產生,承包商有時同樣會遭受延後整體工程進度而可能逾期完工,或支出比預定計畫更多額外費用,以趕上原本進度之損害。阻擾之定義,依據英國SCL議定書第1.19.1條規定,為對於承包商正常工作之打擾、阻礙及干擾,導致較低之工率。如阻擾為業主所引起,可能會給予承包商依據契約或依據違約條款請求賠償之權利。但應特別區分者,乃阻擾與遲延仍為不同概念,遲延為延後完工,而阻擾則著重於生產力下降( Productivity Loss)及對於進度之打擾、阻礙、干擾,因此發生阻擾事件,僅「可能」發生逾期完工但並非絕對延後工期。故阻擾損害方面,與遲延損害相同,承包商必須證明阻擾可歸責於業主,且因業主阻擾承包商施工,導致其工率降低受有損害,但阻擾不限於要徑工作之干擾,縱使對非要徑工作之干擾亦得請求賠償損害,所以無須審視是否具備逾期完工之事實。因此當僅有阻擾事件發生卻未影響完工日時,承包商不會主張工作工期展延,但必定向業主請求可歸責於業主之阻擾造成工作效率降低( Reduced Efficiency of Workforce)之損失。
於遲延事件中,僅有不可歸責並可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Compensable Delays),承包商一方面得請求展延工期,一方面得請求補償展延期間增加之費用。費用方面,因非可歸責於承包商之事由導致工程遲延,而業主指示承包商投入更多資源以提早完工,則屬於英美工程界所謂Acceleration(以下簡稱加速施工)之情況,此時業主亦應負擔補償承包商因加速施工產生之費用。於聯邦工程採購實務中,大部份涉及擬制加速施工之案例,皆為發生不可歸責且可補償承攬人遲延之情形,例如:實際為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定作人誤以為係可歸責於承攬人,而促使承攬人趕工以符合原定契約完工期限等情況。依據可歸責於哪一方之遲延來處理加速施工問題時,應掌握不可歸責於承攬人遲延之加速施工,原則上皆應支付額外費用,反之,若定作人就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已經准許展延足夠之工期,則不須支付加速施工之費用。至於得以展延多少時間,應以遲延分析技術判斷之,例如英國SCL議定書中介紹四種屬完工後處理展延工期問題之遲延分析技術,包括以下:1.The as-planned versus as-built method比較原規畫時程與竣工時程遲延分析法;2.The impacted as-planned method(What if analysis)原規劃時程影響後分析技術 ;3.The collapsed as-built method(But for as built analysis)重疊竣工時程分析技術; 4.The Protocol’s own TIA method(Retrospective TIA)英國SCL議定書之回復式時間影響分析法。
遲延事件造成工期展延,而工期展延通常亦產生額外之增加費用(Increased Cost)。惟業主准許展延工期之主張,不必然表示承包商即得請求展延期間相關費用。若遲延可歸責於承包商,則承包商顯然必須自行承擔遲延之相關費用;若為可歸責於業主之遲延事件,相關之補償即包含承包商於展延期間所動用與時間相關之資源(Time-related Resources)。惟工程實務上承包商於證明工期展延期間所增加之費用及所受損害時,常因為工期時間過久、各種紀錄成本與保管費用等錯綜複雜因素,對於損害數額無法達到嚴格證明之舉證程度,能夠確實提出每筆支出費用單據之紀錄者較少見,特別是當承包商請求「一式計價」之項目時更遭遇此種難題。如果無法證明費用的支出,則整個索賠都付諸流水,在很多案例中,承包商雖然成功證明遲延為可補償的,卻因提出不適當證明使最後獲得之補償較索賠預期額度減少許多,例如:實務對於工率降低(Efficiency Loss)損害之計算與證明,目前仍無統一見解,因工率難以數量化,縱使承包商以其工地記錄資料提出某工率降低係數,工程師亦針對監控報表提出另一個係數,而兩者皆無法說明哪一個數據之可信度較高,且縱使雙方合意以某一工率降低系數為標準,則雙方對於哪一部份為可歸責於己之責任劃分意見也不同,此亦牽涉舉證責任問題。
傳統訴訟需耗費大量金錢時間,或有部分以新興之非對抗式「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以下簡稱ADR),例如仲裁 (Arbitration), 調解(Mediation),調停(Conciliation), 調仲 (Med-Arb).,迷你審 (Mini Trial)等,以輔助傳統紛爭解決手段之不足。現行工程契約中,雙方通常事先約定將來發生工程爭議之解決方法,例如前開仲裁、調解等;而公共工程案件,若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亦強制不接受調解建議或方案之機關,若日後廠商提付仲裁,其不得拒絕之方式,來促成先行階段 ,即「調解」階段中調解成立之機會,加速爭議之解決。但在一些案例中,仲裁、調解等機制卻依然產生如同傳統訴訟般費用過高、時間較長之相同問題。於雙方無法協商而須透過第三人介入,卻在希望更節省糾紛處理時間,及更貼近雙方各退一步以共同努力解決難題之協商精神之要求下,使另一爭端處理模式:「爭議處理委員會」(Dispute Board)之角色日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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