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兩岸經貿交流愈來愈密集，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比重逐年增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研究利用Akita所發展出之擴展的成長因素分解公式來探討1997-2002年兩岸產業關聯效果及經貿效果，並進行二項政策模擬，一為當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同時增減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二為當中國大陸產值增加或減少1%和2%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Akita模型經濟成長因素分解效果之探討，從台灣國內最終需求、其他出口擴張、中國大陸對我國之最終需求、進口替代、台灣投入係數等五個效果以看，可以發現電機及電子產品對台灣經濟發展最為重要，其次是商業及餐飲旅館業。 政策模擬估計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開放中國大陸進口和對中國大陸出口，對台灣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尤其是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但仍有不獲利的產業，其中受害最大的是礦產業。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產值增加，台灣整體的產值成長率有遞減的現象。受挑戰的產業為其他製品業、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與電機及電子產品業。因此針對產業的特性，考慮兩岸產業結構以及比較利益前提下，採取適度之產業政策及兩岸對策對台灣經濟發展是必要的。

關於聚集現象的討論，在1980年代以後，有了不同於早期區域經濟中對聚集的陳述。產業群聚即為此波對於中小企業空間聚集現象的解讀中，被廣泛討論的概念之一，相較於經濟地理學界的「工業地域」理論以特殊地域的經驗研究為導向的研究方式，九０年代以後，產業群聚在強調區域或國家層級的政策操作可行性上，逐漸發展出更能一般化的研究概念，即特定地域上產業群聚的辨識與培育。為了更全面性地了解產業在地理空間的集散分布，是否受到廠商之間生產關係強弱的影響，本研究選擇產業群聚理論作為分析依據，以電子產業為分析對象，採用Ellison與Glaeser兩位教授於1994年發表的新指標，衡量個別及上下游產業間的地理集中程度，並利用產業關聯表的投入產出流量作為產業間生產關係強弱的依據以進行研究。茲將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不同類別電子產業的地理集中程度不同，以資訊類元件最為集中，在分佈區位上，此兩類電子產業都集中分佈於北部區域的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市，或高雄縣的楠梓區。 (二)不同類別電子產業與上下游廠商地理集中程度亦不相同，僅有部分資訊類元件及部分資訊類成品可以達到高度集中門檻。 (三)在「地理鄰近性」與「強烈的購買/銷售關係」之前提條件下，本研究界定出兩組電子產業群聚：半導體產業群聚與資訊電子產業群聚，並展現出前者以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為核心、以及後者以桃園縣龜山鄉、蘆竹鄉、中壢市、平鎮市為核心，分別延伸出之地理空間輪廓。 (四)上下游產業的連結關係強弱不能完全解釋產業間彼此靠近及形成群聚的必要性。 (五)「與國外生產網絡的聯結」以及「政府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將是「強烈的購買銷售聯繫關係」之外，促成群聚成形的其他原因。

世界博覽會始自於1851年英國倫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由於世界博覽會具有展示國力、教育民眾與文化交流等多項功能，不僅歐美各國頻頻舉辦，近年來地處亞洲的日本、中國及南韓也興起舉辦世界博覽會的風潮，主要不僅是吸引各國相關產業進行經濟、科技、人文等之交流外，也是著眼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程度助益，其中包括對主辦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最受到重視。鑒於世界各國利用舉辦大規模博覽會的機會帶動區域與產業之發展潮流，國內開始有構想順此潮流比擬日本模式舉辦一個大規模的博覽會，希望對國內經濟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效益，藉此帶動國家整體發展機會，因此假設台灣果真要舉辦世界博覽會，能有多少經濟效益影響就成為值得做一研究探討的主題。 本文首先針對過去世界舉辦博覽會之發展情形做一彙整，並同時從文獻回顧以參考曾舉辦過世界博覽會的國家設定參觀人潮目標之經驗，作為本研究假設情境模擬推算方式，以模擬國內外參觀人潮之情境，分別是情境一的505萬人次與情境二的744萬人次。利用國內歷年所做國內外旅客消費動向調查結果之資料，並由二種模擬情境下，推估在舉辦博覽會期間國內外參觀人潮的各項觀光消費支出，然後將各項消費支出分配對應至所屬最終需求部門，計算推估最終需求變動量。再來將情境一及二模擬推估計算而得之各部門最終需求變動向量，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求得各產業部門與整體的產出、所得及就業效果。 首先，從各國舉辦博覽會的前置規劃中可以發現，博覽會活動期間所帶來的人潮會創造觀光方面經濟效益，所以人潮預估的分析變成重點。基於國內沒有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經驗，因此以日本舉辦愛知博覽會成功達成參觀人潮目標作評估基礎，建立本研究二種情境計算參觀人潮方式，亦可作為國內未來在舉辦類似世界博覽會在預測人潮的參考依據。其次，經過投入產出分析，所帶來國內外參觀人潮推估產出、所得及就業之經濟效果顯示，主要受益產業是以旅館餐飲服務業，其次是交通運輸服務。從各情境總所得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之經濟成長率貢獻，情境一是0.12﹪，情境二是0.18﹪；總就業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就業率的貢獻，情境一是0.19﹪，情境二是0.28﹪。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瞭解，若國內舉辦類似世界性規模的博覽會其所帶來參觀人潮中，國外參觀人潮越多對整體經濟效果影響助益較大，但匯率是一個影響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值得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深入探討，藉以參考。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2010)於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中，將我國的關鍵基礎設施分為8大部門。本研究將對此8大部門關鍵基礎建設進行經濟面的分析比較，將此8大部門關鍵基礎建設對應到產業關聯表中18個產業，應用需求面投入產出停轉模型比較各關鍵基礎產業對整體產業需求的依賴程度以及說明各關鍵基礎產業如何相互影響。此外，由於我國關鍵基礎防護優先順序第一者為能源，因此進一步以電力為代表能源，分析近年來因天然災害衝擊和產業需求增加而面臨供應不足且對整體產業需求依賴程度排名第一的電力及蒸汽產業，應用線性規劃投入產出停轉模型模擬在電力供應短缺之下，若同時考慮極小化整體經濟損失與民生基本需求的電力配置策略。在本研究中，維持民生基本需求是假設各關鍵基礎產業其最終需求變動不大於50%。 需求面投入產出停轉模型是Leontief投入產出模型的線性轉換，主要透過分配係數進行衝擊的傳遞。若某關鍵基礎產業具有以下兩特性，當各產業投入需求皆減少10%，此關鍵基礎產業的停轉性則大，可藉此說明某關鍵基礎產業對整體產業需求的依賴程度：一、產出主要當作中間投入使用；二、為一集中分配型產業供應鏈的重要上游產業，即此產業供應鏈之產出分配集中，且主要下游產業產出皆主要當中間投入使用。其中依賴程度前三名依序為電力及蒸汽、自來水、石油化工原料。若細部分析各關鍵基礎產業停轉性的主要來源，可了解關鍵基礎產業間明顯的需求依賴關係。而在模擬電力供應不足時的電力配置策略方面，產品單位內含電力投入減少對整體經濟造成的停轉性越小者優先分擔供電缺口。其中若僅以極小化整體經濟損失為目標，將使部分關鍵基礎產業的最終需求完全無法被滿足，而加入維持民生基本需求的考量儘管會提高整體經濟損失且分擔供電缺口的產品增加，但與未進行電力配置的結果相比，仍有效減少42.5%的整體經濟損失，同時更貼近社會需求與期待。 關鍵詞：限制用電、關鍵基礎產業、需求面投入產出停轉模型、線性規劃投入產出停轉模型、風險分析

在近年來，產業群聚之研究逐漸風糜，Porter所著之《國家競爭優勢》開啟了產業群聚研究，並將產業群聚之概念及操作手法加以介紹，其後的許多學者承襲Porter對於產業群聚定義採用其他研究方法將產業群聚之研究發揚光大。過去臺灣對於產業群聚之研究，多停留在特定地點成功案例研究(如竹科或矽谷)或單一產業或單一地區之產業集中情形進行研究，較少以上下游關係緊密關係來做研究基礎開展，再配合產業資料進行集中之研究。 本研究則是基於產業群聚之概念，而將產業群聚分為上下游關係緊密與地理空間集中兩者，並援引Bergman 及 Feser兩位教授於1999及2000年所介紹之投入產出方法，利用主計處之《八十八年產業關聯表》中資料找出上下游關係緊密之產業群，再利用九十年工商普查產業基本資料配合上下關係緊密產業群找出其在地理空間集中之確切群聚地點。茲將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臺灣地區主要有十三個上下游關聯緊密之產業群聚。 二、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產業群聚為臺灣地區為核心產業群聚。 三、北臺灣區域儼然成為臺灣地區主要產業群聚地點，臺北縣及桃園兩地成為大多數產業群聚之地點。 四、北中南區域皆各有不同之產業群聚。 (一) 北部區域為電子產業(半導體以及電子零組件)、紡織、機械、機電、印刷、汽車產業群聚之地點。 (二) 中部區域則有皮革及皮鞋、鋼鐵及機械、其他製品、自行車產業群聚。 (三) 南部區域則有石化上游、鋼鐵、鋁、機車、船舶產業群聚。

經濟體中，各部門所生產的產品在生產、運輸、消費等各階段中，均會排放汙染。當產品生產、消費均在同一國家時，汙染排放與其清除責任均在同一國家中。然而現今社會國際貿易往來頻繁，一國消費之商品可由他國進口，使得該產品雖然由該國消費，卻使汙染排放及汙染清除之責任由出口國承擔。而台灣又是一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若未有汙染排放責任歸屬的劃分，台灣須自行承擔國內汙染排放的所有清除責任。 各界在汙染排放責任歸屬的討論，主要有兩種汙染排放責任的歸屬，一為均歸由生產者負擔汙染排放責任的計算基礎；二為均歸由消費者負擔汙染排放責任的計算基礎。然兩種責任歸屬之計算，均將汙染排放責任推給一方承擔並非一公正歸屬汙染排放責任之方式。Gallego and Lenzen (2005)提出共擔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的計算方式，將汙染排放責任均歸屬給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因此，本研究使用共擔責任之方法，劃分台灣各部門水汙染排放責任之歸屬。 本研究結果發現有：一、由共擔責任分配水汙染排放責任，除了可以重新分配汙染責任外，各部門在生產基礎與消費基礎下的水汙染排放責任，部門所需負擔汙染責任的大小也會重新洗牌。二、紡織、化學材料、基本金屬、電子零組件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等部門，國外消費者所需承擔的水汙染排放責任，超過上述部門生產者本身承擔的水汙染排放責任。三、若直接以水汙染排放係數的標準衡量各部門需承擔的水汙染排放責任，無法明確地區分水汙染排放責任。四、各部門出口內銷比大，國外消費者的共擔責任也大。 然本研究為一簡要歸屬台灣各部門實際上要承擔的水汙染排放責任，為一事後(ex-post)分析之研究。因此本研究日後研究之方向，尚可再延伸作一租稅歸宿分配之基礎，亦或是加入事前(ex-ante)模擬，比較何種方式之衝擊能降低共擔責任之大小，使得共擔責任此方法與議題之應用能更加深入。

本文內容包含三個主題相近的議題，首先我們探討在貿易互動的情況下，國際能源價格衝擊所帶來的跨國衝擊效果，接著根據多個年度的資料，延用第一個議題的模型分析跨國衝掔效果的演變，以及這樣的演變與貿易趨勢之間的關係，最後則探討委外代工的貿易活動對經濟體系勞動市場的影響，企圖尋找台灣近年工資不均度逐漸下降的原因。 由第一個議題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若要有效降低原物料價格上漲所帶來的衝擊，可從國內高耗能的產業 (如石油煉製品業) 著手，藉由技術移轉、跨國產業合作或研發投入等方式提升耗能產業的技術，改善生產結構；此外，藉由分散進口來源，可以有效降低進口拉動的物價上漲；最後，在國際能源價格上漲時，公用事業部門的價格管制，可以有效控制物價上漲，尤其對於天然資源缺乏的國家效果較為顯著，且愈多國家採行價格管制策略時，對降低物價衝擊的效果愈好。。 由第二個議題的分析可得知，各國的個別產業在三個不同的年度受到相同衝擊時，當產業的中間投入裡，能源及石油煉製品的占比愈高，則價格衝擊反應便愈大，這樣的影響效果主要反應了直接效果。若仔細檢視國內的各產業委外代工活動對價格衝擊效果的影響，則可以發現在產業別資料時，兩者間的關係並不明顯，但若將分析層級提高到整體國家的話，便可以發現委外代工比例或是國際專業分工程度愈高的國家，其受到的物價衝擊似乎稍微較低，而此一部份則是反應了跨國貿易傳遞效果。 最後，由第三個分析議題可以發現，台灣過去25年來技能與非技能勞工的工資差距逐漸拉近，這樣的趨勢與近年文獻所觀察的結果有明顯的不同，仔細檢視其中的端倪，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工資不均度雖然與相對勞動雇用仍為正相關，但工資不均度卻受到委外代工與對外直接投資負向的影響，其中，僅電子電機及機械類別的委外代工對工資不均度具有影響顯著，但民生工業及重工業類別卻不顯著，這樣的結果與近年台灣電子業發展的模式有關，雖然此產業委外生產比例日益攀升，但隨著台灣電子業在全球舉足輕重的地位，產值逐年大幅成長，雖然其中零組件愈來愈多仰賴委由開發中國家生產，但於台灣進行組裝仍需大量非技能勞工，因此委外生產將使工資不均度的情形減緩。另外，從資料中也發現，近年台灣日益減緩的工資不均度情形，主要是由於相對勞動供給的增量大於相對勞動需求所致。 / This thesis contents three approximate subjects for discussion. First of all, we confer the interaction of trades when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 price influences multinational; according to the data taken from many years, we employed the model of the first subject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egional impact, its effect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e tendency. Lastly, the influence of outsourcing towards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economy will be discussed, in order to search for the reaso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hronicle decrease of wage inequality.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discussion shows us, to slow down the price impact which is caused by the rise of the raw material, we can undertake national companies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es (e.g.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n these excuses: Technique shift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or investment of researches and so on, the technology of high energy consuming industries could be promoted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Further than that, dispersing import resources could efficiently reduce the price increase caused by import. The price control at public utility could bridle price rise effectively, whe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ice is arising. This is especially obvious in countries with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 not forget to mention the more nations introduce price control tactic, the better it is to reduce the price impact. By th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discussion, it is said when each country in each industry at three different years experienced the same impact, the higher the industrial’s usage of energy and petro-products for intermediate inputs, the strong is the reaction of price impact and this influence mainly responded to the direct effect. If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impact and proportion of outsourcing, we could notice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very conspicuous in industrial level data. But if we move the analyze level higher to the whole nation, we could discover that the higher the percentage of outsourcing is, the lower is the resulted price impact. And this is because of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third discussion let us know, that in the past 25 years in Taiwan, the wage inequality of high skill and low skill labor was reducing chronically. Such a trend i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 which is shown in the recently studies. Even the wage inequality is positive proportioned with the relative labor employed, but it has been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outsourcing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counts to the most outstanding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industries, but civil industry and heavy metal industry is not much remarkable. This result is related to the expand model of Taiwan in the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percentage of outsourcing grows day by day, but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production arises substantially annually, even though more and more of its components is sourcing from development countries, but we still need many non-skilled personnel to fabricate those in Taiwan. That’s why outsourcing will decrease the wage inequality. Further than that, the recent wage inequality decrease in Taiwan is mainly effected by the surplus of relative labor supply.

綠色稅制改革始於1990年代，在此前歐美主要稅收所得來源為所得稅，隨著歐美國家面臨經濟與財政困境，課稅項目漸漸地轉向環境稅，最先實施的國家為北歐國家，目前我國正面臨經濟衰退，且新政府上任後，增稅政策屢屢遭到民眾的反彈，有些學者認為，環境稅有辦法達成「雙重紅利」，既能增進環境品質且改善所得分配，不失為一向好的課稅工具。 本研究以民國100年行政院主計處的「產業關聯表」與「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估計綠色稅制改革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利用投入產出分析法，估計環境稅對於消費支出項目價格影響，再將環境稅稅收金額作為所得稅減免與移轉收入減免用途，最後估計吉尼係數，觀察實施綠色稅制改革後的所得重分配效果。 實證結果顯示，環境稅是一具有累退性質之租稅，故單純課徵環境稅會造成所得分配惡化，且課徵越高之金額，所得分配惡化越嚴重；實施綠色稅制改革後，所得分配都較原始值平均，且綠色稅制改革金額越大之方案，改善所得分配效果則越好。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檢定近二十年來生產因素秉賦與台灣製造業的貿易形態及其結構性 的變化。過去文獻中，有關台灣對外貿易形態的實證研究，大都應用生產因素的「投 入產出分析法」與「迥歸分析法」二種，而且皆是單一年的橫斷面資料之分析，然而 卻缺乏長期性的觀察。本文研究之目的的即在於融合橫斷面與時間序列資料，對台灣 自民國55年至75年製造業對外貿易形態的轉變作一分析。 本文可分格為三大部分。首先，依據民國55.60.65.70.與75各年度「工商普查報告」 ，配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分別以製造業細分類與中分類之資料作「迥歸分析 」。其次，再以上述資料應用「機率模型」之 Probit(或Logit)分析則是由「質」的 觀點來衡量。 第三，根據「勞工統計月報」、「工業生產統計月報」與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之逐年製 造產業別固定資本存量，配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融合了民國55年至75年製造 業橫斷面與時間序列之合併資料，應用Multivariate Cusum Test,來檢定台灣地區貿 易型態的結構性變化，並測量個別生產因素對結構轉變的影響程度。 根據橫斷面資料可瞭解生產因素秉賦和貿易比較利益型態，而由橫斷面與時間序列合 併資料分析，能瞭解長期性各產業貿易結構的轉變。

近年來雙邊甚或區域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風盛行，本文欲探討其影響。參考Caliendo and Parro(2015)的方法，以考慮部門異質性、投入產出連結以及中間財貿易之模型，計算1995-2013年間三個模型的福利效果。旨在分別檢視1995-2005年間WTO成立十年之影響、2005-2013年間全球120份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效果，以及韓國此段期間內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成果。本文結果顯示，WTO於1995年成立至其後10年間，確實為會員國帶來正面影響，總體而言，多數國家福利效果變動率為正。到了2005-2013年，全球有120份區域貿易協定生效，亦提升多數國家的福利，然成長幅度不如1995-2005來的顯著。惟韓國受惠於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成效，福利成長得與先前維持相近水準。此外，透過不同模型間的比較，本文發現各模型間的福利效果有明顯差異，顯示現今複雜的國際分工鏈下，完善考量部門間的互動因素實為衡量國際貿易效果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