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造成的激烈競爭與劇烈變動的環境，企業必須不斷因應環境的變遷而調整，以求得自身的生存空間，並立於不敗之地。在面對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組織學習』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管理科學學派有學者特別指出組織學習當中『開發』(exploration)與『利用』(exploitation)的重要性。『開發』是指組織投入資源，發展組織未曾從事過的技術與科技，『利用』指的是精進改善組織內正採用的技術與科技。『利用』增加組織內部的效率，『開發』則是預先為未來作準備，兩者缺一不可。本研究欲探討組織內部『利用』與『開發』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對組織的影響；組織如何妥善管理『開發』與『利用』兩個不同的活動；組織在投入『開發』活動時，如何進行組織改變，如何調整組織內部的各個構面，使『開發』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採取個案訪談法。藉由文獻探討歸納出初步思考架構，再以此架構觀察個案公司，最後整合思考架構與個案內容，獲致本研究的結論，以提供企業在這個議題上一個可行的方案。個案分析選取兩家公司訪談，分別為精技電腦與倚天資訊，其在『利用』與『開發』活動管理，及組織改變都有成功的案例。 　　研究結論包括研究發現、命題發展、以及管理意涵。 　　研究發現： 　　（一） 企業投入知識『開發』的原因 　　　1-1：健全的策略與環境偵測，瞭解市場發展的趨勢，促使企業投入知識『開發』活動。 　　　1-2：面臨環境改變造成知識『利用』活動的不合時宜與經營危機，會促使企業克服慣性、打破現狀，投入知識『開發』活動。 　　（二） 企業推動知識『開發』過程中組織改變的內容 　　　2-1：知識『開發』活動進行時，企業應使員工儘速學習所需的知識技術，並且減低舊有知識技術在員工的態度與專業能力上的限制。 　　　2-2：企業進行知識『開發』活動時，應使組織內部知識多元化，不同領域知識相互激盪與影響，增加員工的互動與建立共同的語言，以刺激知識成熟度。 　　　2-3：如果短期內無法藉由內部訓練或雇用新進人員的方式獲得知識技術，適當的外包有助於推動知識『開發』活動。 　　（三） 推動『開發』時員工的反應與管理階層的作法 　　　3-1：知識『開發』推動時，應取得重要關鍵人物對公司的承諾，減低員工對知識『開發』活動的排斥。 　　　3-2：組織推動知識『開發』活動應先使員工瞭解『開發』的原因與必要性；並幫助員工學習新的專業，同時也表示投入『開發』活動的決心。 　　命題發展： 　　命題1：企業應該不斷觀察外在環境的變化，若隨時判斷該『開發』專案的繼續可行性，則有助於『開發』活動的成功。 　　命題2：企業若將知識『開發』活動的結果導入『利用』活動，則『開發』的成果可轉移成企業的核心能力，強化本身的競爭力。 　　命題3：知識『開發』獲得成果並導入『利用』活動之後，若繼續尋找新的目標進行下一個知識『開發』活動，則可以幫助企業隨時適應環境的變化，永續經營。 　　命題4：知識『開發』活動在進行時，若舊有的『利用』活動在不同的時期扮演適當角色，則有助於『開發』活動的推動。 　　最後，本研究認為企業應體認環境的快速變遷，隨時準備轉型與投入知識『開發』活動；企業進行知識『開發』活動時，必須進行良好的知識管理；推動知識『開發』時，企業應盡力降低員工的抗拒；企業應妥善管理知識『開發』與『利用』活動，適當分配組織內部資源。

本文使用Qu(2008)以及Oka and Qu(2011)分量迴歸下結構性改變檢定分析20世紀與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不同區域與國家之高所得份額趨勢變化。不同以往一般結構性改變檢定，加入分量迴歸的概念研究一國家之高所得份額趨勢改變是否來自中高分量。不同區域的實證扣除考慮多個分量下沒有偵測出結構性改變的區域外，有一半支持高所得份額趨勢改變來自中高分量；戰後不同國家扣除考慮多個分量下沒有偵測出結構性改變的國家外，除了美國其餘國家都支持高所得份額趨勢改變來自中高分量。

我國於2006年1月11日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正式引進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制度。國內設置獨立董事制度時間尚短，正處於持續探索與完善的階段。不僅各界學者對此改革有不同看法，其實行效果亦有待檢驗。對於國內獨立董事制度未來將會如何發展，是否能夠發揮監督力量，仍有待觀察。 　　本研究以2001年至2005年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透過t檢定與迴歸模型分析我國獨立董事制度與監督績效之關係；檢視法令賦予獨立董事之職責是否確能發揮，並探討主管機關於2002年起積極鼓勵公司設置獨立董事是否對公司監督機制造成結構性改變。實證結果發現，獨立董事對公司重大事項能發揮監督功能，惟監督績效未如預期明顯，需有強化監督之必要；此外，公司監督機制於該制度實施前後存在結構性改變，此改變於制度實施當年度最顯著，之後隨著制度開始實施而逐漸縮小改變差距。 / The newly amended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Law has stipulated the set up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audit committee on January 11, 2006 in Taiwan. The set up of the system is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continues to explor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reform, and the efficiency has to be tes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oversight fun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re needed to obser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by using a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1 to 2005. Whether th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Act are executed, and if there are structural changes because authorities encourage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set up independent directors since 2002.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ependent directors can play a major oversight function on major company matters, but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is not significant as expected and needs to strengthen it.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ructura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it is most significant in 2002, after gradually smaller with time.

本研究欲了解「大家來找碴」（Spot the Differences）此類偵測作業的遊戲在設計時應注意的元素為何？兩個實驗皆為參與者內設計，在實驗一中操弄產品置入在遊戲畫面中的聚焦區（area of interest, AOI）與否，以及產品是否為遊戲目標，測量偵測的正確率、反應時間和再認表現，以檢視產品置入在遊戲中是否能吸引注意力？結果發現當產品置入在聚焦區時的反應時間快於在非聚焦區。當產品是遊戲目標時的再認表現，優於不是遊戲目標時；而當產品位在非聚焦區時的再認表現，會優於廣告在聚焦區時。然而，實驗一中的產品並未包含商標，為進一步探討探討廣告效益，在實驗二中加入有商標的廣告商品，並使用眼動儀，測量參與者對商品的眼動處理模式，如凝視時間（fixation duration）與凝視次數（number of fixation），並請參與者評估對商品的喜好程度和購買意圖。結果發現商品置入在聚焦區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非聚焦區，但商品置入在非聚焦區時的再認表現、喜好程度和購買意圖皆優於置入在聚焦區時。眼動的結果發現，商品是遊戲目標時和在聚焦區時有更長的凝視時間和更多的凝視次數。依據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顯示，參與者有可能是在無意識受到商品曝光的影響而產生廣告效果，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入內隱指標探討當商品位在非聚焦區時的廣告效果，以提供更直接的證據驗證。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at elements that we should notice when we design kind of Spot-the-Differences games. Two within-subject-designe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experiment 1, we manipulate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s（area-of-interest or non-area-of-interest）and the type of products（target or non-target）to examine how products attract our attention in in-game advertising..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when products were in the AOI, the reaction times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non-AOI. However, participants could recognize the products better when they were in non-AOI. Furthermore, participants could recognize the products better when products were the targets than non-targets in the gam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game advertising, in experiment 2, we added trade mark and used an eye tracker to examine the role of visual attention in-game advertising. Besides, we used liking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s an index of advertising effect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that products that were in the AOI attracted participants' attention more quickly. However, products in non-AOI showed better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liking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han those in AOI. The results of eye movements showed that longer fixation duration and more fixation number was observed for targets than for non-targe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effects of advertisement may be resulted from participants being exposed for products in an unconscious manner. Future studies could add the index of unconscious processing to clarify the implicit effects of in-game advertising.

在創投的資金後，通常會影響被投資公司經營的自主權，甚至大規模地置換公司董事與經營團隊。因此本研究透過台灣上市櫃公司內部董事與外部董監事席次的變化，探討對被投資公司上市櫃後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資料期間涵蓋未上市與成功上市櫃後，並考量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之間必然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故進一步加入教育連結網絡，控制資訊不對稱干擾效果，以利更深入地檢視董監事的置換對於公司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董監事的置換對於被投資公司的經營績效存在負向的關係。並進一步發現董監事置換的對象以被投資公司的內部董事最為顯著，因此當公司內部的董監事明顯發生更動時，對於公司經營績效而言可能是一個不佳的訊號。而在考量教育連結網絡下，董監事的置換對於公司長期經營績效的表現亦呈現負向關係，表示降低資訊不對稱下，董監事的改變同樣無法能夠對長期經營績效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董事會與經營團隊的穩定性，有助公司經營決策上的一貫，使公司經營績效能夠更優異。 / In this research, board turnover is hypothesized as key factors to influence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Based on a uniquely contructed dataset recording key information of invested companies, ventural capital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NDF) in Taiwan, we create some new variables to this dataset, board turnover, and quantify the effect of board turnover on invested companies’ long-term performance.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ard turnover acts negatively towards invested companies’ long term performance. Besides, by using educational linkage between invested companies and venture capitals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re is also strong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board turnover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We thus conclude unstable board members will influence companies’ long-term performance despite of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rtry.

本研究探討聯盟對組織在組織改變的影響，並分類為「直接改變」和「間接改變」，前者代表廠商參與策略聯盟，配合契約與任務而產生的改變；後者則是聯盟事件結束後，廠商著眼於內部長期發展所產生的自願改變行為。 針對這兩個現象分別進行驗證性個案與探索性的紮根分析，共訪問了十二家個案。首先從「資源依賴」與「制度同形」的角度觀察廠商形成聯盟的誘因觀點，發現除了要降低資源交換過程的依賴性及創造聯盟夥伴的互賴關係，組織還需要應付聯盟所帶來的強制和規範同形要求以達成與外部環境的配適。而聯盟事件中，雙方整合的「共同行動」和為延續合作的「關係承諾」，乃是具有依賴與同形特色的行為，因此「共同行動」（細分為契約性共同行動及持續性共同行動）和「關係承諾」（我方關係承諾）是組織產生「直接改變」的主因。 直接改變的過程與內容是漸進式的小規模調整，也是計畫性的命令式改變，牽涉到的單位與成員較少，是一種鑲嵌於既有營運架構的活動，主要改變項目為與人員和資源配置相關的人事、工作制度與實體流程等外顯構面。 此外聯盟可能提供了主事者參考的啟示，重新思考組織設計和營運邏輯，在維持直接改變成果（聯盟所帶來的績效水準、學習經驗和內化專屬性投資），透過內部流程的銜接性和業務的相似性，對於既有績效或功能有所缺失的單位進行「間接改變」。而本身具備「潛在轉型需求」、「制度化程度」較低且「決策集權化程度」較高的組織，才較可能透過主事者的推動產生「間接改變」。 「間接改變」代表組織對既有營運模式的大規模調整與轉型，是一種第二階的大規模改變行動，但實行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試誤，是一種漸進式的計畫性改變，不過改變的執行仍需取得相關成員的共識。其改變內容牽涉到內隱的「組織設計」、「組織文化」與「策略方向」。而「間接改變」在高階發動後，也需要培養全組織「行動能力」，改變「權力」狀態及「價值承諾」的「醞釀期」。 最後本研究也比較這兩種改變的型式與成因，並分別從成本和利益觀點來說明研究結果在文獻及實務上的相關回應與建議。

近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發生改變，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對物業管理未來服務策略之影響及發展影響甚鉅；因此因應環境的變動、制訂企業的發展策略、以謀取企業生存和發展，已成為物業管理公司關注的焦點。本研究將以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對台灣物業管理產業之衝擊為前提，探討物業管理業者與個案公司服務策略之變動。 本研究從企業策略管理的基本理論著手，並探討個案公司的基本狀況和發展歷程、對個案公司目前的經營管理狀況給予分析。接著利用SWOT策略管理分析個案公司的優劣勢、機會、威脅。除了採用SWOT分析之外，本研究也使用波特五力分析台灣物業管理產業，並進而參考了日本物業管理之產業現況、日本物業管理加值服務市場現況、日本物業管理未來之發展趨勢與日本高齡化人口的演變，列於附錄之中，以對台灣目前產業環境以及所面臨的人口高齡化議題做相關之印證。經過以上研究步驟，本研究確立了個案公司的市場定位，從而設計出齊家物業個案公司針對人口高齡化之服務策略以及未來展望。 本研究運用了目前企業策略管理的主流理論及分析工具，對個案公司的發展策略做了較為完整的論述，既分析了現狀，確認其發展策略，又為其策略執行提出了有效及可行的方案。本研究希冀為個案公司提供更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正確發展的企業策略，讓個案公司不斷地保持其競爭優勢，並具有重大的市場不可取代定位，以及對從事物業管理產業的相關企業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近年來，非線性時間數列分析是一個快速發展的課題，其中最為人所矚目 的是門檻模式。從過去許多文獻得知，一個簡單門檻模式對於某些型態時 間數列的描述，如結構性改變的行為趨勢，比一般線性ARMA模式更能解釋 實際情況。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將討論有關門檻模式及結構性改變分析的 問題。對於模式的建立，我們提出一個轉型期的觀念，替代傳統尋求一個 轉捩點的方法，進而提出一個結構性改變ARIMA模式有效建立的程序。最 後，我們以台灣出生率當作應用分析的範例，並且利用建立的結構性改變 ARIMA模式，及其他傳統門檻TAR模式，傳統線性分析方法等進行預測分析 及比較。 /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alysis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subject in recent years. One of special families of non-linear models is threshold model. Many literatures have shown that even simple threshold model can describe certain types of time series, such as structural change behavior, more faithful than using linear ARMA model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threshold model and structural change analysis. Instead of finding the change point, we present the change period concepts on the model- building. An efficient algorithem on 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e change ARIMA models is proposed. Finally, we demonstrate an example about the birth rate of Taiwan, and the comparison of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for the structure change ARIMA model with alternative models are also made.

本文有別於傳統效率性的計算方式,改採用 Ito Regression 估計單一市場的效率程度。實證結果發現,在各個單一市場皆看到市場呈現無效率的狀態,因此再用 VAR 的架構檢驗多國市場間的效率程度,結論明顯指出組合市場比單一市場還來的有效率,但同時考慮多個市場的有效率性必須在嚴謹的挑選市場下才能達到效率市場的目標。

本文利用分量迴歸方法探討經濟成長和經濟波動間的關係，使用亞洲10個主要經濟體的實質GDP季資料來進行分析。從實證結果發現，大部分國家在大多數分量下產出波動對實質GDP成長率有正向影響，唯有在某些國家當經濟成長率低時產出波動對經濟成長會有負面影響。另外，進一步考慮了產出波動結構性改變因素之後，基本上仍然不會改變波動性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產出波動變數同樣在大多數國家的大部分分量對GDP成長率有顯著影響，其中高所得國家在高低分量皆為正相關；中低所得國家在低分量下為負相關，高分量下為正相關。此結果顯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資料中，經濟波動的影響也會隨著經濟成長率的高低而有所不同；此外，因為不同國家有不同所得水準，所受到的正、反向影響也會不一樣。 / This thesis employs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volatility, using quarterly real GDP data for ten main Asian economi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put growth volatility positively affects real GDP growth rate at most quantiles for most nations. Only when some countries are at a period of low economic growth, does output volatility negative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after considering possible structural breaks in the GDP growth volatility, the relation between volatility and output growth rate stays qualitatively the same. That is, the output volatility still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al GDP growth rate at most quantiles for most nations. For high income countries,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t higher and lower quantiles; while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these two factor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t lower quantile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at higher quantiles. Our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even in the same country, the impact of volatility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rate. Besides, due to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e volatility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differ in different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