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金融環境的發展，資本市場日趨全球化，使全國金融市場間關係更加密切資金流動更為頻繁；然而政府為了引導國內證券市場朝向國際化與自由化之方向前進，由於當時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景氣熱絡，加上台灣企業初次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稀有性高，造成一時之間洛陽紙貴，隨著國內證券市場國際化程度加深，越來越多表現優異的國內企業傾向於海外市場募集資金。赴海外發行有價證券已蔚為風潮，目前以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以及海外存託憑證為企業界在進行海外籌措資金時最常使用之金融工具。 本研究以1996年至2003年間進行海外籌資宣告之電子業上市公司中所蒐集之97件宣告事件為研究樣本（其中31件為宣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66件為宣告發行海外可轉債），利用事件研究法之市場模式進行統計分析，評估宣告事件對於公司價值之影響，並比較兩種海外籌資工具分別對公司價值影響程度。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四點結論： 1.電子業上市公司宣告進行海外籌資活動對公司股價並沒有異常報酬產生，對公司價值沒有影響。 2.電子業上市公司宣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對公司股價產生不顯著正的異常報酬。 3.電子業上市公司宣告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公司股價產生不顯著正的異常報酬。 4.電子業上市公司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較海外存託憑證的宣告效果小。

隨著交通及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不僅商品交易的過程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送至世界各個角落 ，也加速實體商品在國際間流通的速度，許多不能移動的生產資源也都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因此各國的經濟也朝向國際化、全球化及自由化發展，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由於企業派往海外工作人員隨之增加，如何有效進行國際化人力資源管理成為重要工作，如何進行海外工作人員的選派亦成為企業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 在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之際，由於派往海外工作人員經常會被指派一些重要的職位，因此如何降低外派的失敗率，必需從外派人員的評選階段減少錯誤做起．特別是外派人員的發展策略，常涉及員工個人、家庭、企業組織間互動過程及相關情境因素影響，也造成了複雜性． 過去雖有文獻探討外派人員的失敗原因、甄選準則，但鮮少分別從主管及員工不同角度，探討企業進行海外派遣發展策略所考慮因素(準則)重要程度排序及評估各項因素(準則)相對於不同派遣地區之重要程度．本研究擬由相關文獻進行次級資料蒐集，並以台灣某家電子產業之上市公司為實證對象，進行以下之研究： 一、 藉由整理相關文獻、問卷調查，整合不同群體意見，建立一套兼具功效性、客觀性、週延性及整體性的企業海外人力派遣評估因素之層級評估架構． 二、 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層級概念與特徵向量法來分析，求得主管、員工不同群體及整體對於評估準則之權重值大小，建立權重體系． 三、 結合模糊多評準決策法(Fuzzy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rketing, FMCDM)，請受訪群體針對不同的派遣地區，導出各項評估因素(準則)相對於不同派遣地區之重要程度並據以排序，以作為企業進行海外人力派遣評選作業方案之評估．

本文將以兩家台商企業在越南市場的發展為例，透過與兩家公司高階經理人的訪談，來比較兩家公司分別在選擇越南為海外進入市場的原因，以及進入模式選擇背後的影響因素，還有當地市場的經營模式等，透過文獻資料的驗證，來確認兩家公司在選擇的策略與經營方向上是否符合傳統文獻上的假設。 而在文獻的驗證中，確實證明了當企業是以 Asset Exploitation 為動機時，海外市場的選擇會傾向以較低度開發的國家為主，另外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上，雖然兩家公司採取一樣的進入模式，但影響的因素卻是完全不同，不過結果仍符合文獻中所提出的假設，最後，在市場經營模式上，更是完全符合既定的印象與理論，對於當地市場不同的策略定位確實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在當地市場的經營模式。

本研究利用經濟部統計處於2007年4月對有從事對外投資活動之製造業者進行實況調查所完成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結果之原始資料（有效樣本計1399家），運用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分析2006年我國製造業廠商，在不同公司規模、不同行業別、不同組織型態、技術密集度相異、最主要投資地區不同、對外投資動機不同以及各國稅率差異的情況下，其對廠商盈餘配置的影響，是「匯回」、「留在海外」或「兼有匯回及留在海外」。研究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利用當地廉價勞工，是顯著影響海外投資事業選擇將盈餘配置傾向於「兼有匯回及留在海外」，而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則是顯著影響廠商選擇將盈餘配置傾向於「留在海外」。

企業籌措資金之管道，由傳統的發行普通股、公司債或是向金融機構借貸，而逐漸延伸至海外市場，選擇工具以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與海外存託憑證為主；企業海外籌資熱潮形成，顯示出國內企業財務結構及資訊透明度改善，而使本業績效表現漸漸受國外投資人所肯定；再者，在證券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下，海外籌資有助於國內企業資金調度國際化與多元化，並提高公司知名度，有助於國際業務之推展。 本研究就以下問題作探討分析： 一、探討企業海外募集資金之動機，依策略目標、成本結構、籌資效果、執行過程、專業人才及維護成本等方面討論。 二、分析企業籌措資金工具之選擇，例如與股權連結的公司債、全球存託憑證、美國存託憑證，海外控股公司國外掛牌、借殼上市等方式，探討其優缺點及適合利用之時機。 三、取消閉鎖期對海外存託憑證發行之影響。 探討GDR不當套利之防範，以同步釋股及配銷名單等方法為建議。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利用海外存託憑證此種與普通股表彰國內相同資產的有價證券，探討在考慮匯率變動的影響下，海外存託憑證價格與其國內對應普通股股票價格之間的訊息傳遞效果。本論文希望藉由將海外存託憑證組合成一投資組合（Protfolio），與其對應之國內普通股所形成的投資組合進行實證研究，檢定二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並藉此對整體現象做一說明；此外，在針對整體做探後，本文將取海外存託憑證流動性較高的臺積電及旺宏電子兩家公司做個別公司的探討，希望對達到見樹又見林的效果，並說明整體與個案不同之因。 本文先以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檢定時間序列的穩定，再以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檢定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係，並進一步以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探究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長、短期間的因果關係。研究結論如下： 1.海外存託憑證價格與國內普通股價格皆呈現隨機漫步的現象，表示海外存託憑證市場與國內普通股市場皆為弱勢效率市場。 2.長期而言，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存在均衡的關係，代表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長期間的走勢相同，意味國際資本市場間存在著共整合的現象。 3.對整體市場而言，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的關係只存在著「海外存託憑證報酬率受國內普通股報酬率影響」的單向關係，符合Garbade and Silber（1979）的「支配－跟隨市場假說」；但對臺積電及旺宏而言，其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存在著雙向回饋的關係。 4.樣本投資組合與旺宏電子的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存在短期的影響，但國內發射出的訊息在短期無法使國外市場完全調整，故仍須遞延到後期漸漸加以調整；但海外存託憑證對普通股的影響則僅存在於長期間，短期間的影響並不顯著。 5.臺積電海外存託憑證在長期間仍對普通股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所發射出的價格訊息，海外存託憑證在短期間即可反應。 6.臺積電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所發出的價格訊息，有某一部份可快速反應，但在短期無法達成均衡，仍有部分的影響必須留待後期加以反應。

經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獲得以下七大結論： 1.有意願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之公司佔30.8% ；有意願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佔46.2% 。 2.發行動機主要可分成五大類：ぇ增加資金籌募彈性(56.2%)。 え提 昇國際知名度(43.7%) 。ぉ國內市場胃納量有限(37.5%) 。お發行價格較 高 (31.3%) 。か資金成本低(31.3%) 。 3.有意願採用海外存託憑證及無 意願採用海外存託憑證的兩群上市公司，在產資總額、海外投資額等構面 上有顯著的差異，顯示公司規模及海外投資額較大者，有較高的發行意願 ；在產業別上則無顯著差異，原因為很多公司紛紛進行多角化，使各產業 間的差別並不那麼明顯，並且國際貿易為多項產業的重心，均對外資有相 當的需求，加上樣本數不足等原因，使發行意願在各產業間並不明顯。 4.選擇海外存託憑證與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兩種公司，在負債比率、獲利 能力、成長率、發行額上皆無顯著差異。再根據深度訪談發現，決策者與 主要股東的心態、現行法令、資金用途的性質、國際資金市場之榮枯、其 他籌資工具特性等多項變數，皆綜合影響企業海外籌資決策。 5.在最合 宜的兌回設計上，有75% 的公司認為以退回現金最好，另有56.2 % 的公 司認為兌回部份不用再發行，總合而言，有43.7% 的公司認為現行的做法 很好。 6.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能取得較高發行價格的原因，主要有三：ぇ 國內外承銷制度的不同，使能獲得較高的發行價格。え提供國際投資者交 易的便利性。ぉ看好台灣股市發展。 7.訂價時主要的考慮因素，有75% 的公司認為現行股價最重要。

自2000年起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不久，中國政府就開始了解中國企業要具備全球競爭力才能生存，自此宣布實施「走出去」政策，開始容許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收購。經過十年的發展，原先以為可以運用低成本的中國製造能力搭配受高成本阻礙的西方公司，藉由併購連結西方公司的全球品牌和配銷關係，達到擴充全球銷售量的目的，事後證明往往是噩夢一場。 隨著金融海嘯重挫西方企業及2009年中國的外匯存底超過兩兆美元，第二波的中國海外併購風潮似乎再起。比起舊策略，此波併購採取了一些新策略：收購者將眼光放在中國內需市場，而中國複雜而成長迅速的市場正是測試和了解被收購公司資產和能力的好環境，在收購者熟悉的本地市場整合發展透過併購取得的新技術、產品及關鍵知識較在被收購者所處的國外為容易，更因為被收購公司有機會技術應用到全球最有希望的市場，減輕了收購過程中所受到來自被收購國政府乃至內部員工的阻力。本研究即以不同時期二個中國汽車業海外併購個案「上海汽車工業集團併購南韓雙龍汽車公司」與「吉利控股集團併購福特汽車集團內的瑞典Volvo汽車公司」，探討中國企業海外併購之路，解析中國汽車業如何由前次併購失敗經驗中汲取教訓，以及藉由併購國際大廠提昇品牌形象及技術，著眼於內需市場的發展策略能否奏效。

近年來國內企，業透過海外可轉換公司債(ECB) 之發行自國際資本市場募集資金以漸成風氣。國內金融機構藉由ECB之發行籌資則集中於近二年，尤其自金控公司核准設立以來，受金控法之規範，金控公司因合併而產生之母子公司交叉持股問題，限期於三年內須處理完成，否則屆期須辦理註銷股本。本文即以復華金控旗下子公司復華證金為求於法定期限內解決交叉持股問題，以其持有母公司復華金控股票為轉換標的，發行一億美元之海外可交換公司債(EEB)為例，探討整個債券發行過程中及比較截至2004年底，相關金控公司所發行ECB之債券持有人執行轉換比率，發現以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方式為樣本且須面臨限期處分交叉持股壓力之大小與其有效完成債券轉換總金額之達成率呈現高度正相關。而以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方式為樣本但毋須面臨限期處分交叉持股之債券轉換情形，其有效完成債券轉換總金額之達成率呈偏低狀況。且以發行海外可交換公司債方式為樣本之債券轉換情形亦同受債券發行公司有否須面臨限期處分交叉持股壓力之影響。

本文研究主題有二，第一，我們以全球1,000大銀行至40國家金融中心城市所設立的據點資料，探討全球大型銀行的海外擴張動機因素。第二，我們使用45個國家銀行在46個國家金融中心城市所設立的分行資料，探討貪污對銀行海外擴張的影響。第一個研究主題可得知全球大型銀行海外投資的一般性策略思維與吸引全球大型銀行投資的一般性誘因，不同於過去文獻以特定單一國家或先進國家銀行為研究對象，只能探究得知特定策略思維與特定吸引誘因；第二個研究主題可得知貪污在銀行跨國投資裡所扮演的角色，而此角色在過去銀行跨國投資文獻裡並未被探究。 　　第一個研究主題，我們以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為基礎探究銀行海外擴張動機因素，依該理論得三項主要實證研究結果：所有權優勢方面，規模越大或經營績效越佳的銀行在海外擴張態度上較為積極；內部化優勢方面，銀行會選擇與來源國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設立據點；區位優勢方面，業務機會、市場成長空間及熟悉度皆是吸引銀行設立海外據點的重要誘因。與我們預期相反的是，銀行喜歡進入業務高度限制的國家設立據點，其可能原因是這些國家的銀行市場有較高利潤與較大成長空間之故。 第二個研究主題，由實證研究得知，貪污會對跨國投資產生負向影響，亦即貪污會阻礙跨國銀行分行投資活動的進行。再者，我們進一步檢視兩國貪污環境差異的影響是否為負向與其負向影響是否會隨來源國貪污程度的增加而減少，亦即負向影響是否存在不對稱性，兩者皆得到證實。此結果顯示貪污差異性會增加跨國投資的進入成本，銀行因而較傾向在貪污環境相似的國家設立分行。不對稱的負向影響則意味著來自越貪污國家的銀行對於貪污環境差異性有相對較佳的適應能力，因此，我們建議銀行應培養高貪污環境政治風險因應能力以利跨國投資的進行。 / This paper has two topics. First,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overseas physical expansions of world’s large banks, using individual bank data on the number of foreign offices set up by top 1,000 world banks in host financial center cities located in 40 countries. Second,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banks’ overseas physical expansions, using data on the number of foreign branches set up by banks of 45 countries in host financial center cities located in 46 countries. Through the first one, we can know the strategy thinking of world’s large banks and common incentives that attract their investments, differing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rough the second topic, we can know the playing role of corruption in banks’ overseas investment, which no previous study had explored before. In the first studing,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overseas expansions of world’s large banks in views of eclectic theory and our results lead to three result. First, about the factors of ownership advantage, larger size or better performance banks tend to be aggressiv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Second, about the factor of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banks tend to establish more overseas offices in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closer relationship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home country. Finally, about the factors of location advantage, banks are more likely to operate in countries that have more banking opportunities, higher accessibility of market or lower information costs. But, not consistent with our expectations, banks also prefer to invest in more regulated markets, possibly because they expect to obtain higher profits or market shares in these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studing,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d the negative impact. Corruption impedes multinational banks’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thus decreases foreign branch establishing. We also fi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rrup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ountries and its asymmetric effect. The first one indicates that corruption difference would increase the entry cost to foreign banks and result in negative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second one means that negative impact of corruption differ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level of source-country corruption. It shows that bank from higher corruption country has better capacity to handle this difference. We suggest that multinational banks should improve the managing bribery skills to benefit their overseas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