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對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產業，服務業的持續增加，使得服務業對我國的經濟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對我國而言，對服務業國濟化的研究相形之下卻較為稀少，目前大部份的研究都針對製造業所做，所討論的策略及理論大多只適用於製造業。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於歸納已有之有關進入策略之文獻，建構較完整之服務業進入策略理論模型，並以之驗證於海運業探討其進入策略為何﹔以及就海運業之所採行之策略，分析其背後影響因素以尋求策略上的涵義。研究對象為我國有定期航線的國際輪船公司為主，以郵寄問卷法進行資料的蒐集，並以主成份分析、Logistic迴歸分析、複迴歸分析、t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就研究之結果發現，市場大小、文化差距、勞工成本、基礎設施、經驗、快速進入市場等因素較顯著，也就是當地主國基礎設施愈健全、國外經營的經驗愈多、愈穩健成長時，海運公司會採取分公司進入模式進入海外市場。而其他通路狀況、競爭狀況、政府政策、國家風險、公司模式、知識、跟隨顧客等因素則不顯著，在進入國外市場時並不會詳加考慮，並不影響分公司或代理行的選擇，其理由可能在於海運業的特性。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海運公司認為國內海運市場的大小及全球策略的採用不會影響到國外分公司或國外代理行的選擇。而當對國外分公司的控制程度愈高時，為了成為區域營運中心時，海運公司會傾向成立分公司。而大部份的海運公司都認為設立分公司並不是為了給內部員工的升遷管道。 　　本研究的建議為，在政府暢導「亞太營運中心」的今天，如何將各公司的營運中心留在台灣成為極重要的一件事，而海運業又是在「亞太營運中心」中極為重要的角色。而海運公司在國外設立分公司一部分理由是為了成立區域營運中心，因此如何使其他國家的海運公司在我國設立分公司。做為亞太地區的營運中心，是政府必須要努力的。由於市場的大小和分公司的設立有密切關係，如果政府能有效規畫境外航運中心，或開放和中國大陸直接通航，使台灣能夠能直接接觸中國大陸的業務，則能夠使台灣變成重要的轉運港，而使得業務量增加，吸引國外海運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而基礎設施良善與否亦會影響國外海運公司設立分公司的意願，因此政府必須致力於改善國內的各項基礎設施，如交通建設、港埠設備、通關流程及基本資訊建設等，才能有效地吸引分公司的設立。而是否獎勵外國輪船公司來台設營運中心，由分析結果顯示，亦無太大效果，重要的是要有龐大的業務量才能有效吸引海運業者來台設立營運中心。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企業面臨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環境，而愈趨多元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則為企業融資方式帶來更多的選擇，也使企業能募得低成本的資金，以因應成長所需。 　　海外存託憑證代表標的股票在國外流通，並與標的股票產生價格上的互動。本研究探討台灣地區股票上市（櫃）公司宣告發行海外存證的訊息效果，及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後對標的股票的報酬與風險的影響。 　　在宣告發行的訊息效果部分，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民國84年2月28日前，曾宣告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的上市（櫃）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則為為宣告日前130日至宣告日後 30日為主；至於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後，對標的股票的報酬與風險影響部分，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民國83年9月30日前，已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的上市（櫃）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則為為宣告日前130日至宣告日前31日，及掛牌日前30日至掛牌日後130日為主。 　　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為主，配合類似事前事後設計的實驗設計，分別以以市場模式、市場調整模式、及平均報酬調整模式估計超常報酬，得出下列結論： 　　1. 宣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對標的股票價格可能並不會產生超常報酬。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可能與訊息揭露時點、訊息求證、及投資人視為利空等有關。 　　2. 海外存託憑證掛牌日，對標的股票價格可能會產生正的超常報酬。原因可能為投資人樂於擁有績優或前景看好的上市公司股票，且海外存託憑證的發行人可能有拉抬標的股票價格的現象，以便藉機抬高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為本身募集更多資金。 　　3. 海外存託憑證掛牌後，可能並不會加大標的股票報酬的波動幅度。此種結論與過去研究結論相悖，可能是因為國外投資人惜售造成回贖量小，或是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數不足。

本研究乃著眼於近年來汽車業廠商紛紛渡海至大陸尋找合作廠商的情況，探討理想的台灣廠與母公司及大陸廠的良好合作模式，從合作有關各方間的策略目的衝突的大小程度來找出台灣廠赴大陸投資的理想合作模式，研究的前提假設如下： 1.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有母公司的協助，但母公司與台灣廠對大陸投資所抱的策略目各不相同，而母公司與台灣廠間的關係也會對母公司與台灣廠的策略目的有所影響。 2.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與大陸汽車廠合作，但大陸廠與台灣廠間的策略目也有所不同，而大陸廠的規模及能力大小不同，也會影響大陸廠和台灣廠的目的。 3.台灣廠因其規模及能力的不同，對大陸投資也有不同的目的。 從以上前提，以台灣廠的規模、大陸廠的規模及台灣廠與母公司間的合作關係為變數，得到下列結論： 1.大型台灣廠適合與小型大陸廠及合資母公司合作在大陸設廠，在這個合作模式中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中心設於大陸而研發中心設於台灣，關鍵零組件由台灣製造，由台灣廠負責車型的設計及日後的修改，逐步增加台灣廠對合資事業中管理及行銷人員的派出及控制；對母公司方面，則是台灣廠負責一部份母公司目前沒有或將要放棄的車型設計及研發工作。 2.小型台灣廠適合與大型大陸廠在大陸合作設廠，與母公司的關係則沒有差別，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及研發中心設於大陸，台灣廠負青關鍵零組件的製造及工廠管理，大陸廠則負責大陸內地的行銷工作；對母公司則是只以母公司不生產或經母公司同意的產品向大陸出口，並且負責一部份的關鍵零組件製造。

1990年代，台灣經歷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雙重洗禮─一方面藉由「本土意識」的形塑以打造台灣國族，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台灣在世界中突出的經貿實力建立「新興民族」的意識。在一片「愛台灣」的呼聲中，右翼民粹主義在李登輝手中重生，台灣本土資本家階級在經歷卅餘年的孕育之後，也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成熟茁壯，對內藉由自由化政策擴充經營版圖，對外則是進行資本輸出，成為依賴美日核心技術支援，同時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半邊陲帝國」。 　　台灣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身分成為資本輸出國並不是一純經濟過程。198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台灣因對美保持鉅額貿易順差而列入貿易報復名單，當時經濟部即鼓勵國內勞力密集型中小企業外移以繼續保有競爭優勢。但眼見移往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的企業與日俱增，以及希望加入東亞集體安全體系因應中共威脅，同時宣揚「中華民國」主權，李登輝遂於1994年啟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並藉機拉攏東南亞國家元首；同時，為維持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李登輝繼續推動對中南美邦交國的民間投資以及官方開發援助（ODA），以期每年聯合國大會中這些國家能夠提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1995年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吸引外資與台資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大陸，達成「外資保台」的實質效果。李登輝時期的經貿政策，蘊含著異常濃厚的外交與安全考量，同樣地在對外政策中，也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兒，無論是黑箱作業的機密帳戶，還是擺明著大方送的官方開發援助，抑或是在開發中國家設立海外加工出口區（EPZs）皆然。 　　暫先不論政府推動產業對外投資造成國內多少工人失業，李登輝時期政府在東南亞、中南美洲國家主導設立許多大型加工出口區，美其名是幫助解決當地民眾就業問題，實則是創造台商剝削廉價勞動力的條件。一般而言，加工出口區形同「國中之國」，區內一切事務由加工出口區管理局處理，當地的經濟、勞動相關法令在區內排除適用。台商對工會向來仇視，不僅直接打壓獨立工會的成立，並對當地政府施加嚴禁工會成立的壓力，打壓勞動人權莫此為甚，也是對「台灣民主化成就」的一大反諷。縱使負責外援作業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因海外加工出口區設置成效不彰而不再主導設立，但是相關業務分別由全國工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台灣大資本家籌設的「中南美投資公司」以及「海外投資開發公司」承接，顯見「資本」與「國家」並非如古典自由主義視為利益相互衝突的兩造，反倒是資本主義國家透過與私人資本合作以達成政策目的，私人資本則是依靠政府的先前投資以及政治力量打開對外投資的版圖，資本輸出地區以及輸入地區的勞動人民，前者面臨失業以及勞動條件下降的命運，後者則是鎮日在「血汗工廠」中勞碌，成為全球廉價勞動力經濟的組成部份。

中國自1978年起實施改革開放以來，逐年成為全球企業競相投資的焦點，全球汽車產業亦從19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在2009年起已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未來中國將是全球汽車產業的策略重心。在全球汽車產業競逐的中國市場中，日系汽車產業屬後進者，企圖在中國市場重現1980年代進入美國市場的榮景，將其過去成功的海外進入策略與經營管理模式，移植至中國市場。 本研究以兩家日商汽車零件業進入中國市場為案例，探索日商進入中國市場的經營方式，並探討子公司角色與跨文化管理影響海外子公司經營方式與績效的程度。本研究經過文獻的探討，並對在中國市場投資經營的日商汽車零組件廠商進行訪談與現場觀察，研究結果顯示，進入模式對經營方式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影響經營方式與經營績效的因素為子公司之角色，以及在地主國的跨文化管理。本研究另一項發現是，日系企業尋求與台商合資，看重的是台商過去在中國的經營經驗，以及台灣在兩岸間擁有較佳的政商關係，台商對於日商進入中國市場有相當大的助益，可減少中日之間的文化衝突，提升合作企業之管理效能。 / Since China began to reform and open up to the world in 1978, it has been the focal point of investmen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mid 1990s,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gone to China’s market. In 2009,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for automotive and it will act as the strategic center for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In China’s competitive market for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the later-entrant, aiming to rebuild its prosperity in China with attempts to copy th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modules for the success in the 1980s when entering the US market. This study examines at the cases of two Japanese automotive parts companies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model in China. Besides, it also discuss that the role of subsidiary company and th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can influence on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company’s management model and it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on-site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on Japanese automotive parts companies in China, it shows that the entry mode is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its management. In fact, the role of subsidiary companies and th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of subsidiaries are the two essential factors to the management model and performance. Another resul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Japanese companies to seek joint venture with Taiwanese companies lie in the value of Taiwanese companies’ past experiences in China and having better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at both homeland and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considered greatly helpful to Japanese companies’ entrance to Chinese market as it helps reduc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effects of joint-venture company.

本研究以海外設廠營運活動為研究情境，探討廠商國際化能力的內涵與變化。使用個案研究方法，對於質性資料予以分析、整理後，獲得研究結果。結果發現廠商擁有設廠營運知能，這些知能將會儲存、累積在廠商內部，形成廠商知能存量；知能存量越高，國際化成效越好。廠商國際化能力可以區分為使用、調整、取得與創造等四種能力；廠商越能夠在異地發揮這四種能力，顯示擁有越強的國際化能力。 廠商擁有的國際化能力越強，越有助於提升特定國際化活動的成效，國際化能力對特定國際化活動成效的影響，會隨國際化能力的差異而出現不同的影響路徑。當廠商擁有較強的使用能力時，會更有效率的使用現有的知能存量，使其展現更好的國際化成效；當廠商擁有調整、取得或創造能力時，廠商可以更快的累積知能存量，提升特定國際化活動成效。 廠商進行海外設廠營運活動時，知能存量將影響選擇發揮使用能力、調整能力、取得能力或創造能力。知能存量越高，越傾向發揮使用能力或調整能力；知能存量越低，越傾向發揮取得能力或創造能力。國際化能力的使用會受到知能特性的影響，若知能的可移轉性與知能通用性都高時，將傾向發揮使用能力；若知能可移轉性高，知能通用性低時，將傾向發揮調整能力；當知能可移轉性低，則傾向發揮取得能力或創造能力。 廠商在選擇發揮取得能力或創造能力時，還會受到時間急迫性、策略重要性與經濟成本將影響，若時間急迫性高，策略重要性低，則廠商傾向發揮取得能力，從外部取得知能；若時間急迫性低，策略重要性高，廠商傾向發揮創造能力，從內部創造知能；若沒有以上考量，則廠商傾向發揮成本較低的能力。 對於國際化能力可能的變化，本研究發現廠商不同時期進行海外設廠營運活動時，對於使用能力、調整能力、取得能力與創造能力的發揮比例，將會受到知能存量、使用偏好、策略考量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廠商擁有越多的知能存量時，下次進行設廠營運活動發揮使用能力與調整能力的比例越高；當廠商對於能力有特定的使用偏好或策略考量時，將會影響取得能力或創造能力 (替代關係) 的發揮比例。 廠商進行海外設廠營運活動時，由於國際化能力會儲存在營運或管理流程中，因此透過流程效率的提升，可以強化國際化能力。增強流程效率的做法包括組織學習、經驗累積、正式化機制或非正式化機制等多種方式。當廠商的知能載具對於流程使用頻率越高，則使用經驗越豐富，將有助於提升流程的使用效率；至於如何選擇正式化或非正式化的機制來提升流程使用效率，強化國際化能力，則需考量國際化活動中特定事件發生頻率，及事件發生後需要總部的支援幅度；當事件發生頻率越低，需要支援幅度越小時，廠商越傾向使用非正式化機制來提升流程效率，增強國際化能力；其他情形則傾向使用正式化機制來處理。 本研究對於國際化能力的內涵，與其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說明，延伸廠商國際化理論對於國際化活動的解釋能力，以及探討廠商在國際化過程中的組織學習情境。未來可以進一步延伸研究結果至其他價值活動，或是針對研究發現的構念進行衡量，使用量化方式進一步調查以驗證質性研究的結果。 關鍵詞：國際化，國際化能力，海外設廠營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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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經濟時代來臨，廠商為提升本身之獲利能力及競爭力，逐漸將各類商業活動朝向國際化進行，研發活動國際化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隨著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高漲，地主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亦成為廠商進行海外研發活動考量因素之一。本研究以經濟部統計處2007年編製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及Park（2008）所編製全球122個國家專利權指標數資料，利用Tobit模型進行迴歸實證分析，首先探討廠商特性及投資動機等因素對海外子公司研發的影響；其次進一步分析廠商特性及投資動機經由智慧財產權在不同程度之保護水準下，對海外子公司研發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產業別」、「海外事業營業額比重」、「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及「利用當地價廉勞工」為影響影響海外子公司研發配置之重要因素；另就「智慧財產權」單一因素而言，並不影響海外研發配置之決策，惟「廠商規模」、「產業別」在經由地主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愈高下，對海外子公司研發配置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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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房地產企業陸續出現向海外其他國家擴張的現象，在短短兩三年中，有十餘家企業在海外收購、開發房地產建案。因為房地產產品不可移動的特性，為這一國際化策略增加了更多的複雜性，而該策略的動機、過程及結果也引起了高度關注。 本文以中國廣東的碧桂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研究個案，試圖探討自2010年以來碧桂園的國際化策略，並對其能夠取得階段性成功的原因進行分析。選擇碧桂園作為研究案例的原因有三：其一，近年來碧桂園的業績擴張十分驚人，以營業收入來看已經保持全國前三的位置，其策略行為受到高度關注；其二，碧桂園對國際化抱有相當認真的態度，相對一些大型房企的試水行為，碧桂園希望未來海外事業可以真正成為其事業的一部分；其三，碧桂園在馬來西亞的建案「森林城市」從規模、影響力和商業模式來看，具有高度的獨特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對於碧桂園的研究，本文結合Dunning的OLI理論，從其國內事業發展、商業模式開始，探討至在國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碧桂園如何在海外複製其特有的優勢能力、選定海外市場等方面；同時，也對碧桂園的國際化在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進行討論。 本文完成於中國房地產企業國際化階段的初期，這一趨勢是否會上升、該產業行為是否能長期成功，都尚且處於未知；希望本文所描述的觀察及研究，會為未來更長遠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礎性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