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許多中國企業選擇海外上市以因應全球化的潮流，雖然海外上市必須遵守當地交易所設定之規範與要求，但也讓企業享受到外部融資、提高股票流動性、增加知名度、改善公司治理水準等好處。本文則以上市地點之資訊環境作為判斷指標，探討中國企業以香港、美國、新加坡作為海外上市地點是否由於當地擁有良好的資訊環境。樣本期間為2007年，將分析師預測盈餘報導數量及盈餘預測誤差當作資訊環境的代理變數，分別用來衡量資訊環境之數量與質量，以OLS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本文所欲探討之議題之一為海外上市是否能改善企業的資訊環境，另一議題則是分析各海外上市地點的資訊環境有無差異。 實證結果顯示：一、以分析師預測數量作為代理變數，於香港、美國、新加坡三地上市皆能改善資訊環境，且香港及美國之間不存在差異，但兩地均優於新加坡；二、以預測誤差作為代理變數，只有當企業於美國上市時預測誤差顯著降低，於新加坡上市則預測誤差反而增加，顯示該地資訊環境品質不佳；三、公司規模愈大、盈餘波動愈小，則企業所獲得的報導數量較多，且預測誤差亦降低。

過去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國家、產業等企業進行研究實證，探討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的關係，但並無具體且一致的結論。 本研究以2004年台灣上市公司共649家廠商為樣本，並以海外投資金額佔總投資金額的比例衡量國際化程度，實證其與績效（以資產報酬率衡量）間兩者的關係，並加入國際化範疇與企業資源作為調節變數，探討是否存在有其他因素影響兩者之關係；國際化範疇以海外投資國家數衡量，而企業資源則以是否隸屬集團之企業、負債比率、及企業營收成長率作為衡量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當投資國家數愈多、企業負債比率愈高、以及企業營收成長率愈低，則對國際化程度與績效間的關係有弱化的影響，而是否隸屬集團企業則在本研究實證中，影響效果並不顯著。 最後，由於國內外文獻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之間的關係之研究結論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欲探討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係，實證發現兩者呈現U型相關，亦即在國際化初期，由於存在許多因不同文化、環境所產生的障礙，導致經營績效的下降，然而隨著國際經驗的提升、規模經濟效益的顯現，使得績效漸入佳境。

本研究探討的個案公司為一間自動辨識類產品供應商，總部位於美國，在台設有子公司從事製造與亞太區業務開發，其供應之零件在POS系統產業供應鏈中具有相當的知名度。本研究採取個案分析法，探討個案公司在海外市場進入策略中，如何選定日本為進入市場、並透過何種方式進入的策略。同時，利用波特的五力分析原型探討個案公司在日本市場所呈現的企業競爭力。此外，採用邱志聖(2010)策略行銷分析架構來分析進入日本市場後，透過在地代理商作為居中的角色，如何在個案公司與日本終端客戶之間互動，來降低個案公司與終端客戶之間交易行為產生的四種成本，其四種成本分別為：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專屬陷入成本。最後，再透過個案的觀察與分析的結果，提出對個案公司的未來經營日本市場以及與代理商合作關係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發現為，個案公司為了使企業內部資源運用最大化，並向外發展利基市場，因此選擇進入日本市場。基於風險評估及交易成本的考量，個案公司發展出當地代理制度與日本當地具產業經驗者合作來推行個案公司專案的服務。 透過代理制度引進後，終端客戶與個案公司之間的交易成本雖然在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上的變化無法做明確預估之外，在資訊搜尋、道德風險、及專屬陷入成本上，都有顯著下降，且個案公司的日本市場的整體營收有明顯成長。 本研究對個案公司提出的建議有三點，分別為：一、持續適度地參與代理商與終端客戶的接觸，協助降低終端客戶的交易成本並提升合作信心。二、增加代理商的專屬陷入成本，降低其外顯效益成本，以保持代理合作的意願及穩定性。三、若日本代理商因各種可能原因無意願繼續代理時，對日本市場需有配套措施。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ase story of a U.S. based company i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industry, which has a manufacture plant and sales team in Taiwan. The study is done by a case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case company’s 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and how the decision is made to choose Japan as the target market as well as which entry strategy is performed. Porter’s Five Force Model is used in th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case company’s competitive power in Japan market. In addition, by setting up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costs including cost of utility, information research, moral hazard, and asset specify to the end customer in dealing with case company has been influenced dynamically. And based on the result and observation of the study, then suggestion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case company as conclusio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that the decision on how to enter Japan market is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all risks and transaction costs among several entry modes. The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implemented, and a good market position along with the market trend helped the case company find customers with right scale in niche market, an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did lower down the 4 kind of costs to the end customer in general, and the overall market revenue increased in Japan as return. In conclusion, three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the case company: 1. Involve with distributor and increase the interfaces with the end customers to strengthen the case company and distributor’s credibility and also the confidence of end customer. 2. Tighten the cooperation with distributor by increasing distributor’s cost of specify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partnership. 3. To keep the option of direct managing Japanese account in the near future in case of the distribution partnership cannot be continued.

“Daigou” (代購), a term originally from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a robust industry and novel business model in China for a few years with the market expanding 19 times between 2008 and 2012. Due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rust-related problems, Daigou market size has been in decline since 2014 with sales volume of only about 40 billion CNY in 2015 (as compared to 57 billion CNY in 2014).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what Daigou is and how it wor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Thesis not only investigates many aspects of the Daigou industry including its key elements, target products, customer groups, market potential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nfluences, but also sums up al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Daigou market in China and to analyze how its future may be. As Daigou business grows from startup to maturity, different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arise, demanding different business solutions. The change of business models is necessary to suit today’s market needs because what worked a year ago might no longer be the best approach nowadays. The evolution of Daigou is presented by making use of five major business models to show how each business model changed to keep up with the market. The impacts of diverse factors on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and to the individuals, community and other businesses, are also covered with the use of literature review,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內公告台灣上市（櫃）公司之盈餘資訊時，海外存託憑證投資人是否也和國內投資人一樣對此訊息有所反應，致使存託憑證的報酬受到國內盈餘資訊公告之影響，以及不同的產業其存託憑證報酬受到國內盈餘公告之影響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以國內上市（櫃）公司至1999年年底為止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且流通在外者為樣本，研究1999年盈餘資訊於國內媒體報導及交易所公告之資訊內涵，採用Bootstrapping Method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1）『國內媒體公告』和『四月底前向台灣交易所申報公告』之會計盈餘資訊中，稅後盈餘資訊的公告並沒有顯著影響海外存託憑證的價格變動，但是稅前盈餘資訊的公告則顯著地影響海外存託憑證的價格變動。（2）國內媒體公告日的盈餘資訊內涵較高，而國內交易所公告日之盈餘資訊內涵較低。（3）『國內媒體公告日』之電子產業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程度，顯著低於非電子產業之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程度，而『交易所公告日』之電子產業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與非電子產業之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兩者在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已開發國家有關海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研究，自1960年代國際間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才告展開。開發中國家的相關研究則在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但仍屬少數。台灣地區的海外直接投資活動是從1980年代中期，投資環境惡化，生產成本上升後大量湧現。 　　本研究參酌Aharoni (1966)的投資決策階段，修正Larimo (1995)的決策過程模型，從行為學派的觀點來研究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經過八個個案的深入訪談，發現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與行為學派過去結論相同者有下列四點： 　　一、投資動機為多重目的。 　　二、投資決策採可接受的原則。 　　三、實際決策時採單一去或不去的抉擇。 　　四、決策環境為動態，且非完全資訊下的理性抉擇過程。 　　而針對台灣廠商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特色，則有下列兩點： 　　一、台商會策略性的運用合資夥伴促使投資案的順利進行。 　　二、母國政府政策在初步評估時對台商會有影響，但決策結果仍依實際效益而定。 　　在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所遭遇到的跨文化管理上，本研究採Adler(1983)提出的Synergistic Research跨文化管理研究方法。實證發現，台商的跨文化管理問題多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上，這些問題可歸納為下列三類： 　　一、語言不同產生的溝通問題。 　　二、外派人員與當地合夥人或幹部相處合作問題。 　　三、民族性或文化差異造成政策推行的失效或差距。 　　台灣廠商在適應跨文化管理問題的過程及因應作為如下： 　　首先為了避免因與投資地主國文化不同而可能產生的管理問題，曾遭遇過跨文化管理問題的台商，會將文化差異程度列為選擇投資地主國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跨文化管理作為上，海外初期營運是移植台灣母公司做法並因當地法規而略微修改。至於在當地勞工的管理上，則採「以夷制夷」方式，避免台籍幹部直接面對第一線的員工所可能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管理問題。 　　在跨文化管理策略的形成上，台商目前傾向採本土化的「因地制宜」策略，並未有具體成形的「全球一致」策略。在適應過程中，台商會由文化衝突的經驗中學習，逐步修正其管理模式以配合雙方需求，並用於日後的投資案上。

「政治風險」近來成為台商海外投資時討論的重要議題，但國內目前在這方面的探討多僅限於個案式的報導，本研究的貢獻即在於將國外學者對政治風險的討論統整歸納，建立整合性的理論架構，在此架構中將澄清政治風險的慨念、找出可能導致政治風險的事件來源、討論政治風險的評估機制並提出管理政治風險的方式。研究中將政治風險的來源分為地主國的政治情況、地主國政府政策、地主國政府行為、當地社會情況及地主國與他國的關係五類；其會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管控權、營運、利潤與績效及個人生命財產安全；其因應策略則有經濟上的嚇阻、規避及適應策略三類。而為試驗此一架構的實用性，本研究以台商的海外投資行為作一驗証。 　　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1. 大部份台商不認為其海外投資面臨了高度政治風險，而其對政治風險的認知著重在「地主國的政治情況穩定度」，忽略其他來源（如：地主國與他國的關係），顯示政治風險的慨念尚待推展。 　　2. 七成的台商有進行海外投資相關訊息的搜集，但基本上台商大多缺乏系統性的評估機制，以主觀的評估為主，但多會將評估的結果納入長期規劃的考量中；而評估機制的完善與否會影響公司海外投資的績效。 　　3. 進入策略的選擇與政治風險有關，當面臨高度政治風險時，台商多不願進入投資，若必須進入則會採取「合資」的方式，以降低風險。 　　4. 台商對政治風險的管理會因風險所造成的影響不同而有異，但普遍說來，台商主要是採「適應策略」與「規避策略」，主控性較高的「經濟上的嚇阻策略」在運用上尚不普遍。這與台商對投資國的依賴度太深有關。 　　5. 研究中發現不同的產業別其所面臨的政治風險並無顯著不同，這與國外文獻的採討結果有所差異。 　　6. 海外投資的規模與企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無顯著相關，公司的規模愈大，其評估證制會較有系統，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 　　7. 高階管理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公司對政治風險的因應對策：主管特質為「混合型」者，偏向於採行建立人際網路、從事公關活動的方式來降候風險；具「冒險／好挑戰」特質的高階主管喜採取經濟上的嚇阻策略來因應政治風險；「保守型」的高階主管則較常以規避風險策略來因應。 　　8. 針對上述發現，本研究的建議為：(1)台商應擴大對政治風險的認知、將風險的評估機制制度化、並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掌握關鍵活動，如此一來可以增加管理政治風險的彈性；(2)由於目前台商偏向以規避的方式來因應政治風險，因此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供管理政治風險的具體協助，如：與投資國訂定保障投資條款、非商業風險投保的推動等。

自民國76年起，國內環境急速地變化，使得廠商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為了因應此一環境的變化，廠商乃紛紛地向外尋求投資機會，以利其未來的繼續成長。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1.瞭解製造業赴東南亞投資的原因、目的及主要考量因素。2.探討產業別、公司規模與海外投資之相關程度。3.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與原生產項目之相關性與比率。4.探討不同風險情況下較可行之海外投資方式。5.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與政府的輔助程度。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製造業有顯著性的傾向於赴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以利其生產活動之進行，而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意願，不會因廠商所處產業之不同，或是公司規模大小而有顯著性之差異。製造業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主要原因有：提升競爭能力、市場保衛與拓展、國內投資生產條件不佳、市場開發策略因素、追隨策略，以及降低成本。此一結果亦驗證了Dunning的折衷理論。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亦顯示，廠商所處之產業與公司相對規模大小，並不會影響到公司赴東南亞之投資目的，其主要之投資的目的有穩定與降低生產成本（包含降低勞工生產成本、過時之技術移轉，以及穩定供貨來源）以及拓展外貿市場（包括開拓海外新市場，以及創造優惠貿易條件）等兩大主要目的。 　　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尚包括：1.廠商之投資比率亦採漸進的方式，先以小規模低比率投資方式進行投資測試，待資金回收之後，再擴大其投資比率。此一海外投資行為，符合Benito，Gabriel，Geir及Gripsrud等人的經驗理論。2.廠商赴東南亞進行投資，較偏向於投資專案回收期間較短者，而且預期之報酬率有偏高的現象。3.企業界普遍認為接受政府的協助程度偏低。4.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有當地基礎設施不完善、行政效率低落，索賄風氣興盛、法規不熟悉、缺乏高級技術人才，以及融資條件不佳等五項。5.國內製造廠商大部分採取了合資的方式進行東南亞的投資活動，主要原因在於要規避各種可能發生的風險，尤其是政治風險的考量。

財政部證管會為促進國內證券市場國際化及自由化並便利國內企業至國外 籌募資金，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公佈實施「上市發行公司參與發行 海外存託憑證審核要點」，以鼓勵我國證券發行人或持有人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GDR)。迄今已有中鋼、亞泥、統一、嘉泥、東雲與台揚等上市公司 完成發行，而大眾電腦與信益陶瓷也通過證管會的審核，正在等待時機發 行。除此之外，更有其他的上市公司，如：東鋼、燁隆、華榮電線電纜及 和成等公司，也搶搭海外存託憑證的發行列車。既然GDR已繼海外可轉換 公司債而成為國內上市公司海外籌資的重要金融工具，因此有必要對GDR 的本質做個通盤性的瞭解。除了探討GDR發行後的折溢價情形外，由於GDR 是在海外市場交易且以美元計價，故GDR對國內重大事件的價格行為反應 以及新台幣匯率的變動對GDR報酬率的影響為何，亦是本研究的重點。根 據資料蒐集的可行性，本研究以中鋼、亞泥、統一及嘉泥等四家公司為樣 本，以簡單迴歸及事件研究法來進行實證研究，得到以下的發現： 1：海 外存託憑證的價格總是處在不均衡的狀態，若可進行套利，則海外存託憑 證與其表彰股票的價值終將相等，而達到均衡。但對於台灣上市公司所發 行的海外存託憑證而言，由於法令的限制，使得海外存託憑證的溢價期間 比折價的期間還要長。 2：新台幣的匯率效果對於海外存託憑證的報酬率 有影響。 3：台灣發行之海外存託憑證其價格行為反應與表彰股票的反應 有異。之所以會有上述的發現，本研究認為除了法令的限制外，國內上市 公司所發行GDR的歷史不算長，故海外投資人對台灣之GDR還很陌生。此外 ，區隔的金融市場造成資訊傳遞上的障礙以及海外投資人對資訊重視的程 度與國內投資人有別，亦為可能的解釋。

本研究以大陸台商為研究對象，欲了解行銷動態能力、行銷生產力以及地主國市場之潛規則對競爭優勢及績效之影響。本研究以行銷動態能力為出發點，探究企業欲創造競爭優勢及績效所應考量之中介變數，以及當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所面臨之環境所帶來之調節效果，來建立本研究整體架構。由於研究對象為大陸台商，為提升問卷回收效率及效果，本研究樣本架構採用便利抽樣及滾雪球之方式， 主要發放對象為大陸台商高階經理人，涵蓋國立政治大學台商班、EMBA班、校友會、研究人員相關人脈，整體回收對象擴及製造業及服務業，總回收份數為67份，扣除填答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63份。本研究以成對樣本t檢定及迴歸模型驗證假說，研究結果發現行銷生產力在研究架構中具有重要中介意義，行銷動態能力不僅被視為能耐，更能轉化為台商的行銷資產，並且透過行銷資產的投入，愈能有效運用其資產以產出有效果之行銷生產力，愈能提升其競爭優勢與績效，且潛規則的調節效果，更凸顯行銷生產力的重要性，台商應更重視政治利害關係人所帶來的影響並應加以管理，當台商同時能夠愈有效利用潛規則顯性管理工具管理社會-政治利害關係人時，愈能夠強化行銷生產力提升競爭優勢與績效的效果，且政治利害關係人對台商造成經營上的影響程度，顯著高於非政治利害關係人所造成之影響，因此台商應將管理工具資源投入較高比重上放在政治利害關係人之管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