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品質對於醫院管理而言，是一重要且應關心的議題。醫療品質所涵蓋的層面十分廣泛，本研究以醫療品質專家Donabedian（1988）的靶心模式中，位於靶心的醫療技術為本研究中有關醫療品質的定義，來探討醫療品質的影響因素。 對於醫療品質的影響因素，Donabedian提出由醫療結構、醫療過程及醫療結果來衡量醫療品質，而其中結構會影響過程，而過程會影響結果。若我們將病患接受醫療照護後健康狀況的改變結果，視為醫療品質的衡量依據，則影響此醫療結果的因素則來自結構及過程。因此本研究中探討結構中醫師因素，及醫療過程中醫療的因素及病患因素，試圖由此三大構面找出影響醫療結果品質的因素。 以國內某醫學中心的眼科部為實證對象，蒐集的樣本為88年10月至89年3月，於此個案醫院接受白內障手術的住院病患，利用病歷資料中的記錄，並追蹤3月內的門診資料，擷取所需的預後結果為品質指標而進行分析。本研究中選取的醫療結果品質指標有四項分別為：1.手術後最佳視力，2.是否發生手術相關併發症，3.手術時間，4.復原時間。 醫療人員的素質及數量等皆會影響醫療結果品質的好壞，本研究中，由於是由醫師負責整個手術（白內障手術）前的檢查、手術的決定及執行、及術後的處置，醫師為整個醫療過程是否達到品質標準的重要決定因素，所以主要以醫師素質為探討的對象。本研究以探討醫師長期經驗（醫師執業的時間）、短期經驗（醫師近二年所執行之白內障手術量）及職級對於醫療品質的影響。 白內障手術方式手術方式不同則會影響有兩種，其流程及困難度皆不同，所以會對於醫療結果品質有影響。本研究中醫療因素即探討不同手術方式對於醫療結果品質的影響。 醫療過程是由病患與醫師共同互動完成的，所以本研究將病患的因素列入醫療品質影響因素的探討。探討病患的年齡及是否併存有其他眼科疾病二因素對於醫療結果品質的影響。 本研究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醫師因素中醫師長期經驗可得較短的手術時間；醫師短期經驗可得較佳的術後視力及較短的復原時間。手術方式中新式超音波晶體乳化術，則雖可得較佳的術後視力及縮短復原時間，但會造成較多的手術相關併發症。病患因素中以病患併有其他眼科疾病，會影響術後最佳視力及復原時間較長。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醫師因素、醫療因素及病患因素皆會影響醫療結果品質，對於個案醫院再擬定品質管理策略時，應就不同的影響因素，擬定管理方針，以改善白內障的醫療結果品質。 / Quality of health care is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measure for hospitals. In this paper, I investigate the drivers of quality performance of cataract surgery at medical center. I regard some factors as the drivers of quality performance. Quality performance of cataract surgery is measured by medical outcomes: 1.the visual acuity after surgery, 2.the complication rate, 3.the operation time and 4.the recovery time. Three groups of factors are included in this paper: 1.service agent factors (e.g. the long term experience of doctors, the short term experience of doctors and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doctors), 2.service factors (e.g. the operation methods) and 3.customer factors (e.g.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other ophthalmalogic diseases of the patients). My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long-term experience of doctors shortens the operation time. 2. The short-term experience of doctors affects positively the post operational visual acuity and shortens the recovery time. 3. Phacoemulsific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 method, gets better post operational visual acuity and shorter recovery time than does extracapusle cataract extraction. However, more complications happen in the patient group with phacoemulsification. 4. The patients with co-existing ophthalmalogic diseases have worse post operational visual acuity and longer recovery time than do the patients without diseases.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結果在符合義務的情形下，也會發生時，此結果乃屬不可避免的結果，不應歸責於行為人。然而，若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的情形下，只是有可能避免，換言之，仍有發生之可能性時，則是否對過失行為人的結果歸責有所影響？這種情形在日常生活中並非罕見，例如，超速行駛撞上突然從巷口闖出來的行人，若依當時具體事實判斷，縱使駕駛人不超速行駛，相同的結果仍可能因為被害人突然自巷子口衝出來，駕駛人無法即時煞車而撞上，亦即在行為符合義務的情形下，結果只是可能被避免而非必能避免時，肇事者是否仍須為此一可能無法避免的結果負責？倘一昧忽視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行為下的發生可能性，只要行為人過失引起結果發生，即肯定結果歸責，似乎過於嚴苛；若只要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的行為下也有發生的可能性，即排除對於過失行為人的結果歸責，則又失之過於寬鬆。如何在這兩難之間尋找一個均衡點，使一方面能發揮刑法保護法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致對於人民的行動自由造成過度限制，是刑法學理論研究上時時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也是本論文所要正面面對解決的問題。這種情形不僅存在於過失作為犯，不純正不作為犯有也相同的情形存在。行為人依法履行救助義務是否即能防止結果的發生？倘若僅是可能防止時，是否會影響對於行為人的結果歸責？此外，由於幫助犯的本贊在於促進正犯行為結果的實現，是否幫助行為與正犯結果間必須具有因果關係，才能成立幫助犯？抑或只要是昇高正犯結果發生的危險，即構成幫助犯？

近年來，國內陸續推動國家重大建設，其中包含東亞海空樞紐、高鐵新增三站、高雄鐵路地下化、臺中、員林鐵路高架化、市花東線鐵路瓶頸路段雙軌工程、捷運路線建設等公共工程發展，故在我國政府或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全國或地方建設的同時，如何重視履約管理即可成為研究主題。因此，政府並於民國88年制訂採購法，其目的在於處理採購申訴事件及履約爭議調解案件，冀望在採購糾紛或工程爭議等事件擴大前，能以較有效的方式解決機關與廠商間的糾紛。 　　然而，在推動重大公共工程的同時，履約爭議之發生，軌道機關之工程施行亦將受到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擬針對國內軌道機關之公共工程履約爭議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究，藉以瞭解國內軌道機關之公共工程履約爭議的影響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 (1)近兩成比例的公共工程履約賠償金額有偏高傾向； (2)爭議訴訟結果與爭議案件發起人有顯著影響關係； (3)公共工程爭議訴訟結果不受處理類型的影響； (4)爭議處理方式會影響公共工程爭議處理次數。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258号 / 人博第973号 / 新制||人||230(附属図書館) / 2020||人博||973(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谷口 一美, 教授 河﨑 靖, 准教授 守田 貴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功能界定上向來有「行政＝現代人」「立法＝未來人」「司法＝過去人」的說法。換言之，司法者如能將已發生的既存事實與爭議釐清其法律關係，任務即可算是達成。不過，隨著科技爆炸性進步，高品質生活背後卻代表了新型態的危害往往發生得又急又快，造成損害的規模或是嚴重性更鉅，回復也高度困難，避免危害的發生可能比事後追究責任歸屬更為重要。因此，不論行政、立法甚至司法者行使職權，將目光投射至「未來」恐怕皆無法避免。就此而言，司法者解釋與適用法令時取向於未來的後果，正是呼應上述主張，如此操作思維本文即稱為「結果取向」。 問題在於，目前對於結果取向方法的完整討論仍不算多，「結果取向」一詞在理解上十分模糊，如果界定為取向於「結果」的方法，那麼「結果」又是何指？具體操作步驟為何？與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關係為何？並且追根究底，取向於未來後果之司法裁判與政治部門的政策決定活動相似，司法者採取是種方法是否仍具有正當性？另外，如果把結果取向方法投入個別法律領域運用，特別在憲法領域，正當性議題以及具體操作上又有何應注意之處？ 循此，本文試著先劃定出結果取向方法較為清楚的輪廓並且探討正當性的議題；接著以憲法領域為核心，考量到憲法獨特的規範特性、規範結構以及大法官任務定位等因素，重新檢視結果取向觀點運用在憲法解釋與適用活動時之正當性以及操作上應所調整之處；最後再把焦點拉回我國大法官解釋實務，從過往釋憲實務中，試著找出幾號採取結果取向觀點的解釋，另外，若是大法官在往後要繼續採用結果取向觀點，本文從程序建制如何配套的面向上提出一些建議。

吾人在抽樣調查訪問中, 經常會遇到資料缺失的情形。一般分析者常僅用有反應的部 分資料, 或使用各種不同的插補法先將資料補齊之后( 若資料分析者具有此統計專業 知識的話 )來進行分析, 因此可能造成使用相同的估計式(estimator) 卻獲得不一致 的結果。 在本文之中, 吾人討論: 當母體里的兩個變數, 具有簡單線性回歸之關系時, 其中一 個變數有缺失值, 并且資料的缺失是隨機散失的情形下, 今以七種不同之插補法( 平 均插補法(MO), 隨機插補法(RI), 分層平均插補法(MC), 分層隨機插補法(RC), 簡單 回歸插補法(RG), 隨機回歸插補法(RRS及RRN)) 將資料補齊后, 對於吾人所熟悉之一 些統計量( 例如:E(β ),E(β ),E(σ ),Var(β ),… 等),會有什么影響。同時也討 論了比較這些插補法之優劣的一些依據。最后我們利用其理論結果, 配合1986年美國 零售交易普查資料作實證分析, 并且以電腦來模擬資料缺失的情形, 使用插補法補齊 資料后予以分析研究, 比較其與理論結果之差異。 本文共分五部分, 其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 并回顧以往文獻在插補法之探討。 第二章 各種插補法及相關符號之簡介與定義。 第三章 各種插補方法之綜合比較。 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五章 緒論。

以往研究政治景氣循環之文獻，焦點集中在經濟表現、股市漲跌和執政黨連任之關係。但是，由於選舉結果也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股市後勢，因此政治選舉事件的結果對市場參與者尤其重要。本研究以不確定資訊、過度反應及追漲殺跌理論，為實證發展的架構，實證研究各國股市行為對於正事件或是負事件的選舉結果如何影響股市的後勢表現。 本文以10個國家的政治選舉事件，實證正、負事件的選舉結果對股市後勢的影響，並檢視重大選舉事件對股價變化究竟符合不確定資訊、過度反應及追漲殺跌理論何種理論。研究方法為事件研究法，並同時考慮以OLS與GARCH的模型來配適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不論以OLS或是GARCH的模型來配適分析，在建立預期報酬率模型上或有些許的差異，但最後皆能得到一致之結論。本文結論如下: 1.支持不確定資訊理論者，無。 2.支持過度反應理論者，計有台灣、法國、英國、新加坡。 3.支持追漲殺跌理論者，計有泰國。 4.皆不支持上述三種理論者，計有加拿大、西班牙、紐西蘭、德國、澳洲。

在1990年代中期，因為個人電腦和網路伺服器通訊科技能力的迅速發展以及電子商務的興起 (Marshall, 1999)，讓網路行銷道德成為社會大眾討論的焦點，更引發電子商務中道德議題的爭論。因此本研究參考Jones (1991)問題權變模型，並依據相關實證研究加以修正；另一方面，則是採用電子商務中交易安全、財產權、隱私權、不實廣告等道德議題驗證此模型，分別為『買賣證劵股票』、『音樂下載』、『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假的見證人背書』等四情境，以瞭解社會大眾對其議題之觀點、決策過程以及其影響因素。透過線上問卷調查蒐集樣本，共收到1016份有效問卷，其中『假的見證人背書』情境255份、『音樂下載』情境253份、『買賣證劵股票』情境249份、『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情境259份。 由各情境之情境清楚及情境可想像的平均數、標準差來驗證各情境之可讀性，以平均數高、標準差低表示結果較佳，其研究結果顯示上述四個情境皆在水準以上；並以因素分析法將道德強度萃取出「潛在損害」、「社會壓力」二因素，統計結果顯示四情境皆具有結構效度。但在道德強度方面，以『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假的見證人背書』二情境之道德強度較高，並且在道德決策過程 (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意圖)等變項的表現上，回巻者的回答均呈現出一定的道德水準；在道德強度二因素(「潛在損害」、「社會壓力」)以及二變項(「結果嚴重度」、「社會共識」)與道德決策之相關與預測分析方面，亦呈現出顯著正相關與解釋力之結果，而道德認知與道德判斷、道德判斷與道德意圖則是具有正向相關之關係與解釋力。 然而就個人與組織權變變數對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意圖的干擾效果來看，相對主義在『音樂下載』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僅對於道德判斷或道德意圖發揮影響力，而在『假的見證人背書』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理想主義對道德決策三階段均產生顯著之影響；並且在『假的見證人背書』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企業組織所制定的獎懲制度會影響道德決策各階段。但在四情境中，人口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位、工作年資、年薪、網路行銷經驗)與組織(員工數、產業類型)統計變數對於道德決策過程之道德性高低，並不具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知識」已成為決勝的關鍵，智慧財產之所在，往往就是最重要的經濟利益來源，權利一旦遭受侵害及可能面對龐大之損失，而司法救濟儼然成為保護智慧財產的最後一道防線，。 面對國內外對智慧財產在法院之量刑迭有質疑，本文就九十三年之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提出相關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地檢署偵查終結近五千件，其中三成七由檢察官提起公訴。地院一共終結2,123件智財刑事案件，得提起上訴的案件中有二成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著作權案件的判決中17.1%獲無罪判決，超過八成遭定罪，裁判結果82.5%科以有期徒刑，12.6%拘役，4.9%處以罰金。商標案件無罪占4.2%，有罪者多科以有期徒刑及拘役，分占45.9%、49.8%，罰金之比率僅4.3%，惟觀察得易科罰金占科刑之比率為94.1%，顯示儘管被告大多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判，得易科罰金之比率仍高。 九十三年之確定案件，違反著作權法者，自繫屬法院至判決確定平均費時11.3個月始能確定，量刑集中在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商標，平均費時3.3個月確定，確定裁判宣告刑集中在拘役（50.6%）與六月以下有期徒刑（43.6%），兩項已合占全數之94.2%。 檢視美國對於智慧財產權的科刑，2002年美國134位被告中，有43.3%屬自由刑（Any prison），緩刑（Probation）占56%，科以罰金（Fine only）之比率僅占0.7%；為利兩國之比較，經調整我國2004年地方法院第一審之判決，有67.4%科以自由刑，28.5%處以緩刑，罰金占4.1%。相較之下，我國緩刑之比率明顯較美國為低，就此若美國要指責我國量刑過輕，恐讓人有證據不夠充分的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