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範圍，旨在探討一位傳統傾向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 的趨勢及傳統之存汰的反省。第一章，追溯徐氏思想的時代背景。第二章，以徐氏的 觀點為角度，對中國人文精神發生的契機及特質做一探討，並析辨儒家思想與兩千年 專制政治的歷史糾解，討論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為求民主的實現而發為反傳統文 化之原因。第三章，論傳統知識分子對中國「西化」潮流之見解，及其對西方文化的 反應與對傳統文化的反省。第四章，迫近現階段之中國史，闡述徐氏的思想。第五章 ，再深入探討，近代中國傳統與西化論的知識份子爭議的焦點，及孔孟思想對傳統知 識份子的時代意義。 論文章節如下： 緒論。壹、生平及思想發展略述（一、早年求學生活；二、中年從政；三、政論與學 術）。貳、傳統的反省（一、先秦儒家思想之性格及其限制；二、儒家思想與專制政 治之歷史糾結；三、論傳統）。參、西化與西方文化（一、論西化潮流；二、民主政 治與儒家思想；三、科學精神與傳統思想）。肆、現代中國與傳統（一、一位傳統知 識分子眼中的中共政權；二、中國的出路；三、中國文化的重新架構）。伍、徐復觀 思想探微（一、中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時代困境；二、回歸孔孟思想的人文世界； 三、徐復觀之思想性格）。結論。

本研究全文共約四萬字，全一冊，分為四章，詳細章節如下：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動機、目的與困難 第二節文獻探討 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問題與假設 第二節問卷設計 第三節抽樣 第四節統計方法 第三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報社編輯、記者對客觀性原則的認知情形 第二節與客觀性原則認知情形相關連的因素 第四章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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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二十世紀初期，企業經營開始大規模化及複雜化，使企業管理人員漸漸感到經營管理問題之重要性。為了改善經營管理之問題，曾經作了種種之努力，例如在生產方面，泰勒所提倡之科學管理方法，以及由此而設定影響之銷售、人事、會計、成本計算方法等等，各方面均有顯著之發屆。泰勒之科學管理方法，其內容為，先作實驗而作業之標準，再以標準加實施結果，互相比較，以此種方法控制作業。 泰勒管理法，最初是適用於生產部門的技術方面。以後，其基本原理，亦即以計劃作為執行基礎之控制觀念，漸漸從生的的領域，擴大運用到銷售方面。美國學者梅爾氏（Mayers, G.J.）於1912年就認為科學管理之思想，除了適用於生產活動外，亦可擴大到銷售活動。迄今已經過半個世紀多，這期間企業經營規模日益寵大複雜，管理方法一日千時里。吾人即欲探討，上述科學管理方法，在銷售活動管理上，其可能之進展情況。此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範圍 銷售管理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銷售組織之管理、銷售人員管理、市場研究、推銷策略、產品包裝、產品銷售潛力研究、廣告管理、銷售預算、推算費用控制……等等。每一部份，亦各有其管理方式與研究討論之處，欲在此廣泛範圍中全部詳加研究，實不可能。故僅選擇與科學管理方法較為接近者，作為研究範圍，即預算控制在銷售管理上之應用。預算控制之程序，先以科學方法設定標準，依據標準編製預算；並於預算施行期間，將實際結果與標準相比較；並於預算施行的期間，將實際結果與標準相比較，以達控制之目的。此與泰勒科學管理方法之基本精神，甚為類似。 預算控制在銷售管理上之應用範圍：包括銷售預算、銷售成本預算、現金收支預算、應收款項預算、推銷費用預算、一般管理費用預算等。欲將各類項目之預算控制，全部予以研究，在份量上仍屬太多；乃再縮小範圍，僅研究銷貨預算之編製，以及與銷售預算有密切關係的推銷費用預算。又因為廣告費在企業推銷費用中，日益增加而且重要；故特將其從推銷費用中劃出，予以單獨討論。 三、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採歷史性研究，對未來之展示不予預測。參考資料採自本校總圖書館，商學部圖書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中心圖書館。 因我國之私營企業，編製預算尚未蔚為風氣，從然有編製預算，亦將其列為極機密，不可能公開。由於實際之資料甚難取得，本論文無法作實證研究，故有關之預算數字均係經假設或參考書本所列而得。 四、本文結構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即以銷售貨預算為主題，共分六章。第一章，淺論銷售管理之目標與預算控制之效益，以說明預算在銷售管理上之作用。第二章，討論編製銷貨預算應考慮之因素，由於因素很多無法－－詳述，故僅擇較重要之三種予以討論，以其與銷貨預算之要素－數量價厘定三種。市場分析可以決定未來之銷售數量，售價厘定可決定產品之價格，而銷售政策更為決定銷售數量與產品價格，所依據之最高指導原則。第三章，銷貨預測，目的在預測下年度或每季之銷貨數量，以及銷貨之長期趨勢。內容包括銷貨預測常用之方法，季節變動分析法，長期趨勢分析法，計量經濟模式法。常用之方法，以其簡便或無其他更詳盡之資料時，可採用之；包括經理人員評判意見法，銷售力意見測驗法，百分比增加法，顧客需要聯測法等。季節變動分析法，即為利用季節指數的編算，把握每月或每季之銷售變動情形，以預測年度間每月銷售額的方法。長期趨勢分析法之目的，在尋出一段長時間的數列變動，以預知未來可能之銷售量。其法，須先消除原始數列循環、孚節及不規則變動，然後利用調整後之數列，選配一適當之成長模式，依法模式即可計算出各年銷售量。計量經濟模式法，係基於總體經濟之結構，考慮投資、國民所得、及消費支出等因素。故此法最適於預測整個行業之銷貨量，然後依該公司之市場佔有率，求出其銷貨預測值。 第四章，銷貨預算與推銷費用預算之編製。在考慮編製銷貨預算之因素後，再作銷貨預測，如此即可輕而易舉的，編出一份適當之銷貨預算。而廣議之銷貨預算，尚包括推銷費用預算，故本章－併加以討論。內容包括：推銷費用之定義，推銷費用預算之目的，推銷費用之分析，推銷費用預算之編製等。推銷費用，依銷售活動管理的實際方法，其所需編製之預算類型各有不同，可分為：為攤或計劃型，一般管理型，標準型，競爭服務型。第五章，銷貨預算之控制。包括：銷貨績效標準，銷貨預算差異分析，銷售之控制與調整，推銷費用之控制等。訂定銷貨績效標準，即是在衡量銷貨員之成績，是否符合預算之要求。分析銷售預算差異，可追究差異責任之歸屬。可分售價差異與數量差異兩種。數量差異又可細分為市場數量差異及市場佔有率差異。前者為不可控制之因素，後者則屬可控制性差異。銷售之控制，則主要在說明，多種產品銷售組合，如何控制總銷售量，在利量率不同的產品間之分配。推銷費用之控制，先設定推銷費用標準，依此標準與實際費用數相比較，以達控制目的。第六章，結論。

「逝者如斯，不捨畫夜」，時代在演變不居，社會也隨著加速的變化進步，新新不己。政府的行政工作自亦應配合求進、求新、求行。否則不足以應付新環境中的新問題、新要求、與新的價值觀念。因此，多年以來，政府一次又一次，處心積慮的推動行政革新工作，期能藉行政革新以帶動全面革新而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標。然而，國人由於長期農業社會的積習與傳統文化的薰陶，使一般行政人員的思想觀念，受著過去意識和性格的束縛與影響，遂使行政革新的效果，未能盡如理想；且由於各種問題的錯綜複雜，以至於任何一項科學合理的思想或進步良好的觀念，都脫不了惡性循環的格局，在相克相制的交互關係中，抵銷了作用，且不知其「橘逾淮而為枳」的究意原因。 行政革新的內涵經緯萬端，實不知其從何言起。但談行政，就離不開組織，談組織，就不能不談到人，蓋因組織係由人所構成，而行政理論乃是從「人的處理」發展而成，「人的處理」便是行政領導的範圍，正如同阿偉克（Urwick）所說：「領導才是行政的整體」，所以欲求行政革新，可先自行政領導的革新作起。筆者服務於行政工作多年，對於機關中的領導行為，得有充分機會接觸、觀察、與體認，入本所研讀期間，復承諸師長講授行政組織與管理，中國行政問題，地方政府研究與人群關係等課程，對於新觀念的啟迪與研究途徑之抉擇，獲益良多。故敢請益於張師鑑秋，選取「行政領導與溝通」為論文題目，著手研究，期能對當前行政領導的問題，探本求源期獲得較深入較澈底的認識與瞭解，進而有助於整個行政的革新。 本文共分七章，約九萬言。首章為緒論，陳述本文的基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所根據的理論架構及研究的原則與態度。第二章為傳統文化下中國國民的性格，由倫理、道德與價值取向的觀點，分別探討我國國民性格上的特性，用以觀察其對行政行為的影響。第三章係行政機關本身的特性，為就學理上與機關外在輸入因素的影響結果，以分析其內部結構形態，辨認其利弊得失。也正由於上述內、外在生態環境的影響，而推論出第四章行政領導權力集中的必然現象，及因權力集中所產生的種種行政問題。第五章分析社會進步引起領導態度之轉變，為上項行政病態問題之診斷，說明必須採取新的領導觀念與方式，以適應客觀環境變遷的需要。第六章談意見溝通與行政領導之關係，旨在說明有效的領導必須輔之以流暢的意見溝通，無溝通就等於沒有領導。最後一章為結論，係綜合所有各章研討內容，簡述領導的新觀念新方向以為結。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首應感謝張師鑑秋在為文章節原則上的剴切指示與觀念方面的啟迪開導；所主任傳師宗懋的諄諄垂詢與督促；許秘書濱鬆的時時關懷與鼓勵。寫作期間，復蒙本所盧同學立人，董同學翔飛，劉同學實英，孫同學本初等的熱心關愛，攻錯砥礪，銘感五內均此併致衷心的謝忱。其他諸師長與朋友，雖然我沒有能把他們的大名一一列在這裹，但我希望他們知道，不論在品德上、知識上，他們給予我的教誨與影響，是我永遠感念不已的。 筆者深感個人學驗之不足，復以本文撰寫之時間與精力均倉卒有限，雖已競競業業，竭心極力，仍必難免於謬誤疏漏，務祈各位師長嚴予指正藉匡不逮是幸！

第一章 緒論 電視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發明之一，它是聲音、圖像和動作的組合，兼有廣播和電影的長處。人們看電視時，一面享受螢光幕上的畫面，一面欣賞表演人的聲音與動作。它比其他媒介都容易達到兒童，要控制兒童看電視也是很困難的事，許多大眾傳播學者、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們因此對於電視究竟會給兒童什麼樣的影響十分關心。 根據許多大眾傳播學者、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如美國的施蘭姆（Wilbur Schramm）和麥考比（Eleanor E.Maccoby），英國的賀麥威，歐彭漢和文斯三人（Hilde T.Himmelweit A.N.oppenheim & Pamela Vince）等人的研究，電視對兒童有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事。電視就像學校或環境一樣，深深地影響了兒童的健康和安全。 電視是兒童在十歲以前所接觸的最主要的媒介。事實上，兒童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選擇和使用媒介的團體：一個強調印刷媒介，他們使用電視是為了較嚴肅，較實際的需要；另一個則強調視聽效果，主要是為了娛樂、幻想和逃避現實。電視在青少年的生活中不是教育的，就是非教育的，就長時期而言，絕非中性的。螢光幕成為兒童的第二真實。兒童相信出現在螢光幕上的一切就是真實生活的描述，若要他們區別真實和虛構是很困難的。通常，缺少其他休閒活動的人，如：貧窮、年老、教育程度低的人特別喜歡看電視。美國貧窮家庭中的兒童尤其相信電視中的一切描述。 至於，兒童為什麼要看電視呢？這不外有以下三種原因： (一)為了娛樂 兒童觀賞電視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娛樂：認識一些有趣、具吸引力的人和逃避一些實際生活的問題等。當兒童談到電視節目時，他們通常的反應會是：評估電視的娛樂程度和批評表演的人。 (二)為了教育 大多數的兒童都會承認他們從電視上學得了一些東西，比方說，女孩子們認為他們從電視上學到了捲頭髮做衣服或烹調的方法。男孩子們則認為他們學得了某種運動的方法等。這些都應該是電視的教育功能。 (三)為了社交 譬如，電視節目可提供談話的資料；也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社會地位。你如果沒有看某個電視節目，你就無法和你的同伴們談這個節目。 兒童時期是一個十分積極尋找消息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兒童正是設法在他的腦海中對這個世界形成一個連貫的映像，對於一個生長在二十世紀的兒童來說，這個「映像」是極盡廣泛和複雜能事的。 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圖像媒介，使得現代兒童在生命的早期就接觸了許多遠超出他經驗範圍的事物。媒介提供的態度和價值可能和兒童的家庭或友伴所提供的不同。 電視倒底會對兒童產生一種長遠的影響？或者電視只是一種暫時的樂趣，對於兒童身心的成長並沒有什麼影響？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可以單純地說電視對兒童的影響是好、是壞。 因為每個兒童的智慧、慾求和個性不同，所以我們不能直截了當地問：「媒介對於兒童的影響是什麼？」我們應該問：「什麼媒介，在什麼情況下，對於那種兒童，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美國的大眾傳播學者施蘭姆，賴爾和派克三人（Wilbur Schramm, Jack Lyle, and Edwin B.Parker）在合著的「電視在我們兒童的生活中」（Tclc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一書中指出：「對於某些兒童，在某種情況下，某些電視節目是有害的；對於另一些兒童而言，在同一種情況下，或同一些兒童在另一些情況下，那些電視節目卻是有益的；對大多數的兒童而言，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大多數的電視節目是既無害也無益的。」 麥考比則以為：兒童暴露在大眾傳播裹可能有幾種影響。第一種影響是間接的，媒介可以使得兒童放棄或不做其他的活動。這些其他的活動如果是對兒童有害的，如結交壞朋友等，則媒介所發生的效果就是有益的。反之，如果一個兒童因為看太多的電視或漫畫書而影響了他看正經書、做運動或練鋼琴（此屬文化活動之一環）等，則我們就要說媒介的效果是有害的。 美國自一九五○年電視急速發展以來，電視對兒童的影響已深受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很多，迄今已是四本主要的書和一百個研究的研究對象了。他們研究所得中，最重要的發現可能是：媒介對兒童的影響決定於兒童如何使用媒介。兒童決定了他們要不要或如何使用媒介；他們如何解釋、接受和暴露在媒介中也是受了他們本身的能力和需要的影響。 電視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是勿庸置疑，不容忽視的。

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鬥爭退出國際舞台，取而代之是國家議題的覺醒。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等議題重回國際舞台，並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下，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內涵，也跳脫過去軍事安全及主權安全限制，向經濟安全及文化安全等面向擴張、延伸。 中國幅遠雖廣大卻資源有限，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傾斜發展策略，選擇以少數地區或部門作為發展重點；然而此舉卻又導致中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的逐漸增加，不同區域間的居民收入及消費水準的差異擴大。為防止經濟問題衝擊到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中共當局開始關注對中西部的發展。1999年6月，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宣示，保障邊疆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加快此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助於整個地區的政治穩定。 從中共領導人的上述談話可得知，西部大開發是為解決東西發展不均的問題，但因為經濟不均將連帶引發社會、治安等議題，以及西部本身具有特殊戰略地位，使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目標不僅僅是帶動西部經濟發展，還具有其他政治、社會意涵。值經濟全球化浪潮之際，各國經濟發展必定要和國際市場接軌，受國際政經局勢影響，中共在制定西部大開發政策時，必要考慮目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情勢變化。因此，在研究西部大開發政策時，不能僅用經濟層面剖析，而需擴大考慮國際、國內雙重因素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層次。

宜蘭前因地理交通的不方便，大體保存了單純的風俗民情；但近年來隨著觀光業的快速成長及交通的日漸便捷，帶給宜蘭住民意識的重大衝擊 ，包括：人文特質、自然景觀、歷史文物古蹟，以及社會最基礎結構的家庭及婚姻等，在客觀環境胚變的衝擊之下，其影響及變化如何？個人認為是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課題。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特質的不同，分別針對宜蘭意象、社區意識，未來觀光發展之價值觀，以及家庭、婚姻觀，這些因素有無顯著差異與相關，亦即個人特質或許會隨著環境、生活經驗、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價值觀改變而差異，但每個人的差異程度必然不同，透過假設、各種統計、分析方法，以作為研究驗證。 本研究以問卷為研究工具，在問卷編製過程，除多方收集資料、歸納參酌相關文獻外，並拜訪宜蘭地區多位村、里幹事及住民，藉以提供相關意見，彙整完成「住民意識調查問卷」，再經效度檢驗預測後，問卷始告正式確立。內容區分（宜蘭意象）、（觀光發展之看法與態度）、（社區意識）以及（家庭婚姻觀）與（未來觀光發展之價值觀）等五大面向，合計95題。問卷調查對象，係針對設籍宜蘭縣內，年齡在20歲以上的住民，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共計發放問卷數680份，回收571份，得有效樣本529份。所得資料以次數分配、平均數、t檢驗、單因子變異分析及Scheffe事後檢定法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與建議： 壹、研究發現： 一、假設一：個人特質之不同，對於宜蘭意象有顯著差異。假設部分成立，其詳細情形，敘述如后： （一）在「宜蘭意象」面向上，萃取「生活環境」、「前景展望」、「住民團結」、「發展機會」及「住民特質」等五個因素。調查結果顯示：年齡、職業及省籍與「宜蘭意象」所含的五個解釋因素上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二）「性別」與「宜蘭意象」各因素經過t檢定結果發現：在「發展機會」上男性受訪者比女性更好，但在「住民特質」因素上則女性優於男性。 （三）「教育程度」與「宜蘭意象」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發展機會」及「住民特質」因素上，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檢定由平均數得知：「高中（職）」與「大學（含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組群之受訪者，對「發展機會」意象之評價比「專科」教育程度組群高；另「大學（含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組群之受訪者，對「發展機會」意象之評價也比「高中（職）」教育程度組群高。此外，對「住民特質」意象之評價，「專科」教育程度高於「高中（職）」教育程度之受訪者。 （四）「婚姻狀況」與「宜蘭意象」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發展機會」因素上，則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P＜.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發展機會」意象之正面評價「已婚僅與配偶子女同住」與「已婚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之受訪者高於「已婚未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另「已婚僅與配偶子女同住」組群對「發展機會」意象之正面評價，也高於「已婚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 （五）「世居情形」與「宜蘭意象」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生活環境」及「住民團結」因素上，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生活環境」意象問題之評價「個人遷居宜蘭已逾20年以上」之居住組群較高於「祖父輩（前二代以前）即定居宜蘭」組群。此外，對「住民團結」因素問題之正面評價，「祖父輩（前二代以前）即定居宜蘭」組群高於「父母親（前一代）定居宜蘭」組群。 （六）「個人每月收入」與「宜蘭意象」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發展機會」上，則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事後檢定由平均數得知：對於「發展機會」意象因素之評價，「每月收入4∼5萬」及「每月收入2∼3萬」組群，高於「每月收入6萬以上」組群； 另「每月收入2∼3萬」組群，對於「發展機會」意象因素之評價也高於「每月收入4∼5萬」組群。 二、假設二：個人特質之不同，對於社區意識有顯著差異。假設部分成立，其詳細情形，敘述如后： （一）在宜蘭住民對所居住之「生活環境」的感覺面向上，萃取「 居住環境」、「活動參與」、「交通便捷」及「生活舒適」等四個因素。調查結果顯示：性別、婚姻狀況、省籍及個人每月收入與上述四個因素均沒有顯著性的差易。 （二）「年齡」與宜蘭住民對所居住之「生活環境」的感覺，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活動參與」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由平均數得知：對於居住環境內「活動參與」因素的正面評價與認知「年齡20-29」組群與「60歲以上」組群，較高於「年齡30-39」組群之受訪者。另「60歲以上」組群，對於居住環境內「活動參與」因素的正面評價，也高於「年齡30-39」組群。 （三）「教育程度」與宜蘭住民對所居住之「生活環境」的感覺，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活動參與」因素上，則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檢定由平均數得知：對於居住環境內「活動參與」因素之正面評價，「國中以下」與「大學（含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組群顯然較高於「高中（職）」教育程度組群。 （四）「職業」與宜蘭住民對所居住之「生活環境」的感覺，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居住環境」因素上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P＜.01），在「活動參與」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居住環境」因素問題之正面觀感，「服務業」職業組群較高於「農、林、漁、牧」職業組群。對「活動參與」因素之正面意識與觀感，「勞工、技工（私營機構受僱者）」及「服務業」職業組群顯然較高於「農、林、漁、牧」職業組群。 （五）「世居情形」與宜蘭住民對所居住之「生活環境」的感覺，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居住環境」因素上，則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居住環境」因素之正面評價，「個人遷居宜蘭已逾20年以上」組群高於「祖父輩（前二代以前）即定居宜蘭」組群。 三、假設三：個人特質之不同，對於家庭婚姻觀有顯著差異。假設部分成立，其詳細情形，敘述如后： （一）在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面向上，萃取「角色分工」、「婚姻價值」、「權力關係」、「結婚觀」、「外遇認知」、「不婚觀念」等六個因素，調查結果顯示：「個人每月收入」因素與上述六個因素沒有顯著性的差易。 （二）「性別」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t檢定結果：在「角色分工」、「婚姻價值」及「結婚觀」等三個因素上達極顯著差易水準（P＜.001）；在「權力關係」因素上達達相當顯著差易水準（P＜.01）；在「外遇認知」與「不婚觀念」等二個因素上，達顯著差易水準（P＜.05）。由平均數顯示：在「權力關係」上男性受訪者比女性受訪者更具平權觀念，在「不婚觀念」上男性受訪者也比女性受訪者支持。但在「角色分工」、「婚姻價值」、「結婚觀」等三個因素上則女性受訪者比男性受訪者具有傳統的看法，在「外遇認知」上女性受訪者比男性受訪者審慎。 （三）「年齡」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不婚觀念」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不婚觀念」因素之評價與接受度，「年齡30-39」組群及「50∼59歲以上」組群顯然較高於「年齡20-29」組群。 （四）「教育程度」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角色分工」與「權力關係」因素上達顯著差易水準（P＜.05），在「不婚觀念」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事後檢定發現：對「角色分工」之傳統看法的評價，「高中（職）」組群及「大學（含研究所）以上」組群顯然較高於「專科」教育程度組群之受訪者。對「權力關係」因素之傳統見解評價，「大學（含研究所）以上」組群及「高中（職）」組群顯然高於「國中以下」組群。最後，對於「不婚觀念」的評價與接受度，「大學（含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組群的受訪者較高於「專科」教育程度組群。 （五）「職業」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角色分工」因素上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P＜.01）。在「權力關係」及「不婚觀念」因素上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角色分工」因素傳統觀念的評價，「勞工、技工（私營機構受僱者）」組群較高於「農、林、漁、牧」組群。對「權力關係」因素之評價，「服務業」組群比「農、林、漁、牧」組群更具權威觀念。最後，對「不婚觀念」的接受度，「勞工、技工（私營機構受僱者）」及「農、林、漁、牧」組群顯然較高於「服務業」之職業組群的受訪者。 （六）「婚姻狀況」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角色分工」及「外遇認知」因素上達顯著差異水準（P＜.05）；在「婚姻價值」上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P＜.01）。經Scheffe法事後檢定發現：對「角色分工」與「婚姻價值」因素評價之傳統觀感，「已婚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及「已婚未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顯然較高於「已婚僅與配偶子女同住」組群。對於「外遇認知」因素觀念的贊同與評價，「已婚未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較高於「未婚單獨居住」組群之受訪者。 （七）「世居情形」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結婚觀」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 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於「結婚觀」因素傳統看法的評價，「個人遷居宜蘭已逾二十年以上」組群高於「祖父輩（前二代以前）即定居宜蘭」組群；另「個人遷居宜蘭未滿10年」組群對於「結婚觀」因素傳統看法的評價，也高於「個人遷居宜蘭已逾二十年以上」組群。 （八）「省籍」與宜蘭住民對於「家庭婚姻觀」、「夫妻角色」及「外遇問題」的看法，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婚姻價值」上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檢定由平均數得知：對於「婚姻價值」因素，「原住民」組群及「本省籍閩南」組群相較於「大陸各省」組群之受訪者，更具傳統的看法。另「本省籍客家」組群，對「婚姻價值」因素之傳統觀念及看法也高於「本省籍閩南」組群。 四、假設四：個人特質之不同，對觀光暨交通未來發展之價值觀有顯著差異。假設部分成立，其詳細情形，敘述如后： （一）在宜蘭住民感受「觀光發展」與「交通便捷」的衝擊面向上 ，萃取「環境保存」、「生活內涵」、「未來遠景」等三個因素，調查結果顯示：性別、職業、世居情形及省籍與上述三個因素，均沒有顯著性的差易。 （二）「年齡」與宜蘭住民感受「觀光發展」與「交通便捷」的衝擊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生活內涵」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於「生活內涵」因素之正面評價，「年齡30-39」組群與「60歲以上」組群較高於「年齡50-59」組群。 （三）「教育程度」與宜蘭住民感受「觀光發展」與「交通便捷」的衝擊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生活內涵」因素上達極顯著差異水準（P＜.001）。經Scheffe法檢定發現：對「生活內涵」因素之正面評價，「高中（職）」及「大學（含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組群顯然較高於「專科」教育程度組群。 （四）「婚姻狀況」與宜蘭住民感受「觀光發展」與「交通便捷」的衝擊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數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生活內涵」因素上，則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事後檢定發現：對「生活內涵」因素的正面評價，「已婚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與「已婚未與配偶子女雙親同住」組群顯然較高於「已婚僅與配偶子女同住」之組群。 （五）「個人每月收入」與宜蘭住民感受「觀光發展」與「交通便捷」的衝擊各因素之間的變異性分析，經F檢定結果，在「生活內涵」則達顯著差異水準（P＜.05）。經Scheffe法事後檢定發現：對「生活內涵」因素上的正面評價，「個人每月收入2∼3萬」組群之受訪者有較高於「個人每月收入6萬以上」組群。 貳、研究建議： 一、協助民間投資，繁榮地方經濟： 根據研究顯示，有六成以上的受訪民眾認為「觀光發展」會為宜蘭帶來無限的商機。更有近」四成的受訪者認為宜蘭產業目前發展情形大致良好，對未來之發展潛力也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但對於具有地方特色，並可創造附加價值的產業，例如：水產加工、蜜餞鴨賞等宜蘭名產製銷等，皆可配合觀光發展及交通便捷帶來商機。政府應協助他們發展，在研發製銷上不斷給予輔導支援，使其兼具特色與賣點，並前瞻市場需求，全般規劃產銷，以帶動市場繁榮。 二、創新產業發展，激勵人口回流： 宜蘭前因地理交通的不方便，致使工業發展較為緩慢、經濟不發達，縣內就業機會不多，人口外流十分嚴重；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受訪民眾認為宜蘭的人口外流是嚴重的。今後更應在「維護生態環境」的原則下，利用豐富的人文和自然資源，配合大型的觀光建設，朝向觀光方面發展。不僅有助於經濟發展，也提高住民所得、擴大就業機會，更可結合各級產業及地方特色，促使產業升級，吸引本縣優秀人才回流。三、整合地方資源，拓展特色觀光： 綜合研究結果顯示，有近五成的受訪者認為宜蘭的觀光資源具有發展潛力。宜蘭保有比西部地區更好的自然景觀及生活環境，政府應憑藉著宜蘭的好山好水、饒有風味的人文歷史、獨具特色的地方小吃，加上宜蘭地區人民長期以來，有意識地經營各種別出心裁的觀光活動，拓展宜蘭成為台灣最具深度旅遊價值的觀光地區。 四、強化藝文活動，充實精神內涵： 宜蘭原屬農業立縣，大體保存了單純的風俗民情；觀光發展除使純樸的蘭陽平原與外界接軌外，住民的價值觀念亦受到相當的衝擊， 研究發現，有近三成的受訪者認為宜蘭的生活無聊、心靈空虛，亦有一成二的受訪者認為宜蘭的人文貧乏，顯示精神內涵有待持續充實，針對這些住民反應，未來宜運用人緣、地緣優勢，結合傳統與科技，展現多元化、活潑化、藝文化及豐富的地方風采，更可邀請傑出的藝文專家、學者到宜蘭來演講授課或規劃各類大型藝文活動等，藉以充實住民之精神內涵、活絡藝文風氣，並可帶動觀光產業的整體發展。 五、發展社區組織，參與地方事務： 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民眾認為在宜蘭社區意識方面，居民凝聚力高且熱心參與地方事務，宜蘭住民應利用此一優勢，結合居民成立社區發展組織，匯集民意，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並適時提供建議以供政府施政參考，加強地區基層建設及社區發展，促進地方發展。 六、加強性別意識，建立兩性平權： 由本研究顯示，傳統婚姻觀念越重的受訪者，對於家庭權力、重視父權支配及性別角色就越明顯，但對於兩性平權態度也相對減低。對此，研究者建議政府應強化婚姻關係、性別權力的教育及宣導，政力改善我國婚姻制度中，有關夫妻相處現存兩性不平等的刻板印象，將有助於改善社會傳統價值，加強民眾性別意識，進而相互了解尊重，以建立兩性平權的婚姻關係。 七、堅持「以家為重」的婚姻觀： 新的社會變遷通常會導致一種新的次級文化，偏差的次級文化不斷衝擊日常生活領域，影響既有社會秩序。宜蘭隨著觀光的發展，已日趨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卻也隱藏一些遭受外來潛移默化的問題，這對一向民風純樸的宜蘭，可謂面臨衝擊與考驗，根據研究發現有超過五成以上的宜蘭住民對家庭與婚姻觀大體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但仍有二成左右的少數受訪者，因年齡、職業與教育程度的不同，對單身、同居有差異看法，認為不結婚、單身、同居也不錯，顯示未來在「以家庭為重」及「正確的婚姻觀」這些方面若不加強教育，將有逐漸偏離、偏差的顧慮，尤其在看到其根深蒂固的信仰與價值受到侵犯時，也很有可能會感受到文化震驚（culture shock）。

本文以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台日本旅客結構變化為研究對象。由於台灣與日本在歷史上及經濟上有深厚的關係，因此來台旅客中，以日本旅客的占有率最高。本文先探討台灣與日本兩地之經濟狀況及觀光市場，並對兩者之共通點與相異點加以探討，進而分析來台日本旅客的Outbound與Inbound的狀況。 以日本的經濟狀況來看，GDP、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均逐年增加。從觀光市場來探討，發現戰後初期以來日旅客較多，但1964年日本政府開放出國自由化之後，日本出國旅客開始增加並超越來日旅客人數。台灣方面，從經濟狀況來看，戰後在中國與共產黨持續內戰時期，經濟情勢較為混亂。但內戰結束後，GDP及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開始逐年增加。在觀光市場方面，1979以前受到政府禁止出國影響，此時觀光市場主要以吸引旅客來台灣中心，但1979年旅客出國開放自由化後，出國人數急遽增加且超越來台旅客人數。由來台日本旅客來看，雖旅客來台的目的、平均年齡均隨著不同年代有所變化，但是近年來台日本旅客有逐漸減少之趨勢，針對台灣的觀光市場需要如何改變現在出國旅客超越來台旅客的現狀而蓬勃發展，本研究亦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以服務業中國際觀光旅館業為研究範圍，選定個案國際觀光旅館員工作為安全文化之評量對象。研究架構參考Cooper與Geller兩位學者所提出之安全文化模式，從組織面、心理面、行為面等三個構面著手，並細分成安全承諾、安全系統、安全環境、安全動機、安全優先、安全知識、安全遵守及安全參與等八個次構面。研究主要發現有： 一、整體而言，個案旅館在安全文化的衡量上有不錯的表現，但其次構面則有高低的落差，非所有的安全文化構面均呈現一致性的結果。組織面中安全承諾與安全環境兩者、心理面的安全知識以及行為面的安全參與等次構面，在表現上未達整體平均。 二、從統計檢定結果來看，個案旅館在安全文化的表現上，受員工之性別、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年資影響不明顯，顯示安全文化並不因上述個人特徵而有影響，而婚姻狀況、受雇身份、擔任職務以及任職部門則表現出差異，其中以已婚、正式員工、管理職，客房部及後勤單位認同度較高。 三、本研究安全文化之組織面、心理面、行為面等三者構面，具顯著的相關影響，心理面與行為面的相互影響較高。研究模型也發現，組織面對心理面、組織面對行為面以及心理面對行為面皆有顯著之正向影響關係。 藉由安全文化的衡量、診斷、介入與改善，確能控制不安全行為，避免意外事故發生，因此，對服務業來說，惟有積極執行安全文化評量，才能型塑優質安全文化，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除能提升員工士氣，並可提高商譽增強市場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