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價理論中分離房地價格的原理，可分為土地貢獻說、聯合貢獻說及建物貢獻說，由於土地貢獻說及聯合貢獻說兩者運用常產生爭議，故本文利用89年至92年內政部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的台北市房地交易資料，根據特徵價格理論，建立不同房地價格分離方法的地價模型，比較以何種分離原則所產生的地價資料較為合理，並進行地價指數建立及公告土地現值評估，與現今相關地價制度比較之。 實證結果發現，在控制相同自變數的地價模型，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資料所建立地價模型，其自變數顯著程度、模型解釋力、AIC與BIC值、樣本外估計誤差均較土地貢獻模型佳，故以聯合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較為合理，此外，土地貢獻說分離地價平均高於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13.13%。而與現今公部門分離方法比較上，發現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的房地分離方法，在建物價格估算上多考量裝潢費用，造成高估房地的建物價格，而其地價模型在自變數顯著程度、模型解釋力、AIC與BIC值均較聯合貢獻模型差，表示以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所估計地價，並非最佳地價資料，而其分離地價平均低於以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7.98%。在地價指數方面，發現以控制土地品質地價指數的趨勢較接近房價指數，且較能確實反映市場情形，其為內政部地價指數不足之處，主要是因內政部未控制選樣品質造成指數趨勢變動偏離所致。 而於公告土地現值評估部分發現，台北市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約差三成左右，其與政府說明的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兩成差距，有所差距，由分離方法價差可知政府以較低的分離地價進行地價區段劃分，再定出公告土地現值，反而使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差距越拉越大。而於各變數的價差中發現臨街關係與使用分區的價差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可見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於個別因素修正不足，於區位因素上則無價差增加的情形，故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於區域因素修正較為足夠。

本論文一冊，分八章，約九萬字左右。第一章諸論；第二章羅家倫的生平；第三章 重要教育著述與教育主張之根據：第四章以民族為中心的大學教育主張；第五章羅 家倫的大學教育實際措施（一）中央政治學校時期；第六章羅家的大學育實際措施 （二）清華大學時期；第七章羅家倫的大學教育實際措施（三）中央大學時期；第 八章結論。 本論文在闡明羅氏的大學教育主張及其貢獻。羅氏主持大學教育，時當民國十六年 至民國三十年。其間遭遇北伐、九一八事變與對日抗戰。在民族爭生存的存亡絕續 關頭中，羅氏站在大學教育工作者的崗伅上，先後主持中央政治學校教務，肩任清 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提出以民族為中心的大學教育主張，為國家作育人才，為 青年擇師。在大學教育史上，羅氏的精神是不會死亡的。 #2810793

追求顧客滿意度極大化向來是企業提升獲利的首要方法，相關研究中亦顯示提高整體顧客滿意度有助於企業整體營運績效提升。然或囿於資料蒐集不易等因素，針對個別顧客之滿意度高低是否實際上能影響其貢獻度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本研究欲探討顧客滿意度與其貢獻度是否存在明顯之關聯性，故先依據過去學者針對滿意度所提出的理論基礎，修正調整後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再針對相對應顧客之實際交易行為進行分析，期望能為缺乏相關研究的顧客滿意度及顧客貢獻度之關聯性，做出學術上的貢獻，並對現在蓬勃發展的銀行理財業務，提出具體的建議。 / 本研究針對個案銀行顧客發放3,000份滿意度調查問卷，並比對回收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共373份）之個別客戶實際貢獻度資料。本研究主要發現及建議如下： / 一、提高個別顧客的滿意度無法顯著提升（或僅能微幅影響）其貢獻度。 （一）目前銀行業者為了提高顧客滿意度所進行各式各樣的投資，並不具有太多的實質效益，對於現今銀行業發展財富管理的方向而言，不啻為一種警訊。 （二）未來業者發展財富管理業務，不能只把重心放在如何提高顧客滿意度上，或誤認企業獲利的目標等同於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三）銀行業者未來應該將資源分散，不盲目的集中於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投資上，而是積極的尋找其他能真正創造顧客貢獻度的投資標的，諸如經營體質的強化、風險控管的落實、企業形象的提升等。 / 二、在台灣，由於大多數顧客同時與一家以上的金融機構有存款、投資等業務往來，在銀行業務極為競爭的年代，為免造成客戶的移轉或流失，維持與同業相當的顧客滿意度水準仍十分重要。 / 三、產品品質、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皆有正向影響，而由於服務業的行業特性，影響銀行業顧客滿意度的主要因素仍為服務品質。本研究建議銀行業者若要藉由提升產品品質、服務品質，來提升顧客滿意度，應特別重視專業度、實體設施，以及產品多樣性這些方面的提升。 / Increas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s becom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many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 Although many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studie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rofitability, these studi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compar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it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cross firms. In contrast, there is limited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 contribu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other words,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more-satisfied customers really bring in more profit. / This empirical study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 contribution at the individual customer level. Combining both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s and archived customer contribution data, the study examined respond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actual contribution to firm profits. / The case studied is a large bank in Taiwan. By sending out 3,000 questionnaires to customers of the consumer banking services, we collected 373 effective respon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Both product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but service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oduct quality in the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top thre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re to improve professionalism of financial advisors, to make the facility more customer friendly and more comfortable, and to offer a greater diversity of financial products. However,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s very low correlation or even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customer contribution. / Although banks today invest much in crea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is strategy may not be the way to achieve profit maximization. There are numerous other issues involved in profitability increase, including managerial efficiency,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image, etc. In fac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bank custom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may be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i.e., the stage of the business cycle) rather th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本研究探討中華職棒球員薪資的決定因素。我們整理出2002~2007年間六支球隊的戰績、觀眾人數、個別球員表現紀錄、勝利貢獻指數以及球員薪資資料，利用計量方法得出決定球員薪資的解釋變數是否具有顯著性。本文依照投打屬性將球員整理成三個組別來探討，分別為投打整合部份、打者部份以及投手部分。我們並且利用分量迴歸方法，得知位處不同薪資分量百分比之球員表現對於球員薪資影響程度的差異性。實證結果顯示球員表現與球員薪資確實具有關聯性，解釋能力(R^2)可高達80.93%。舉凡球員表現以及反應產業景氣的運動產業經常性薪資，都會影響球團與球員之間的簽定薪資；此外，個人獎項個數以及是否入選過中華代表隊對於低薪球員的薪資決定有較顯著的影響。

本論文，一冊，約十萬字，分成六章：第一章，「學徒出身的革命實行家」，旨在 探討陳其美的早年，以及他如何由蟄居十三年的典當行中，走出而邁入革命洪流的 變化，這種自發自覺的轉變，是與一般知識份子因認知而革命有不同之處。第二章 ，「游學日本與投身革命」，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蕞爾小國躋登世界之強，成為 中國青年所欣羨與仿傚的，故日本成了革命份子聚會地，陳其美於一九○六年夏天 留學日本先就讀警監學校，一年後改入東斌學校就讀，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留日期間 加盟同盟今與結交革命志士經過。第三章，「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辛亥革命自 武昌首役後，陳其美於上海號召起義，一戰鷹揚，尤其策應江、浙、光復南京功不 可沒。光復後，任滬軍都督、規模、氣度大有可觀。第四章，「由反袁到二次革命 的歷鍊」，旨在分析陳其美反袁的動機孕育過程，最後終因宋案而爆發討袁的經過 ，以及他在二次革命前後，他偏向於擁黃、擁孫的心態歷程。第五章，「中華革命 黨時期的策組與討袁」，乃本文重點，陳其美任總務部長、及回國討袁，功業最彪 炳。第六章，「遇刺殉國」，旨在探討陳其美在肇和之役失敗後，仍鍥而不舍奮鬥 ，經遭袁世凱派人暗殺，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結語」──作一蓋棺論定之評判 ，對其美一生功過之總結。

微網誌是目前炙手可熱的新興網路應用之一，配合手機使用而發展出的140字字元限制，就字面定義上是小型的網誌，它即時性強、參與者多、互動性強，整合網際網路與行動網路，是具備web3.0概念之先趨應用。微網誌兼具了廣播與人際傳播的能力，提供個別使用者向世界發聲的簡便管道，是個人媒體、我群媒體的一類，同時也具備與他人聯繫情感、交換意見等社交功能。 為了解使用者如何認知微網誌，其使用動機、行為與相關影響因素為何，本研究以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發，援引部落格、網路相簿、網路影音分享等相關研究結果與討論，分就個人使用和社交使用兩方面對理論面上進行補充。　 本研究採取質化取徑，獲得使用行為的細部輪廓與背後思維，針對廣受亞洲使用者歡迎、也是台灣最多人使用的微網誌服務Plurk，進行使用者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本研究並訪問Plurk共同創辦人雲惟彬（Alvin Woon），了解Plurk發展的相關理念。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Plurk的動機，包括自我層面的──情緒抒發、自我記錄、自我展演，以及社交層面的──尋求陪伴、期待互動、拓展人脈，另包括社會面的──獲取新知／樂趣。研究結果也發現，無論一開始使用的動機為何，人際關係是多數受訪者持續使用Plurk的理由。 Plurk的成功在於重視對話的特色，並專注在這部分的相關功能開發，歸結它受歡迎的六項因素是1. 提供即時更新與回應的彈性；2. 使用型態輕鬆；3. 滿足對於互動（資訊交換與情感陪伴）的期待；4. 易於拓展人脈、維繫以及經營友誼；5. 對隱私權機制的重視：6. 介面特殊、語言可親。

一般來說，有關國際合資研究的文獻相當多，但大部分多在探討國際合資 的形成與動機、合資事業的績效或者是對於合資事業管理與合夥人選擇的 研究，而對於有關合資事業股權比率變動的各種影響因素，例如談判力（ bargaining power）、參與公司的特質、地主國的產業因素以及參與雙方 文化上的差異等，幾乎很少加以深入的探討；另外，參與雙方對於合資事 業不同型態的貢獻，也會改變彼此股權的持有比率，進而影響合資事業本 身的穩定性。在臺灣逐漸邁向已開發國家之林的過程中，需要由國外引進 各種資源來強化本身的實力，並且也需加強國內廠商間的合作以促進產業 升級，提高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目前臺灣企業面對外國企業 的激烈競爭，對內受限於市場的規模較小，對外又受限於關鍵技術或國際 行銷等方面的掌握能力，因此，和外國企業的合作（尤其是合資）益顯重 要。國際合資成立後的股權持有比率會受許多因素影響而改變，股權的穩 定與否又可能會影響合資事業的績效。因此，研究合資股權比率變動的影 響因素，來達成參與雙方間的進一步瞭解，以減少彼此的衝突是必需且非 常重要的。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以及研究步驟。 第二章，西突厥與中國、波斯及東羅馬之交往情形。分三節：一、西突厥地理位置之 重要性；二、西突厥與中國；三、西突厥與波斯、東羅馬。 第三章，中國文明之西傳及其貢獻。分五節：一、商貨之交易；二、科學之交流；三 、生物之移殖；四、藝術之影響；五、娛樂游戲之流傳。 第四章，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及其貢獻。分五節：一、科學之交漢；二、生物之移殖； 三、宗教之傳神；四、藝術之影響；五、娛樂游戲之流傳。 第五章，結論。總述中西文化交流之盛況，說明西突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地位之重要 及其偉大貢獻。

論文把國內十家公股銀行的放款違約資料進行合併，並且以合併後的資料，使用 CreditPortfolioView 模型建立整體公股銀行放款組合的損失分配，利用公股銀行的放款資料，探討曝險分組對於損失分配(loss distribution)的影響，並且使用重點抽樣(Importance Sampling)的方法估計風險貢獻(risk contribution, RC)，利用給定部份系統風險因子的模型，進行壓力測試(stress test)。 由本論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同一類放款產品曝險之中，若是個別曝險有極端的曝險額，將會增加此類產品的集中度風險。若曝險總額固定，但是曝險筆數較少，每筆曝險佔總曝險的比例較大，也會產生較大的集中度，而有較大的風險值(valut at risk, VaR)、預期短缺(expected shortfall, ES)及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 EC)，因此曝險額的設定愈粗略，將會估出較高的未預期損失。 本論文使用重點抽樣的方法，估算預期短缺的風險貢獻。並且由實證的結果， 觀察到同一類放款的經濟資本率和放款曝險額呈現正相關並且具有接近線性的關係，因此可以建立經濟資本率的線性估計式，對未來可能的放款，進行簡單的風險貢獻及經濟資本的估算。 要進行壓力測試，最大的問題是必須選擇適當的施壓變數及設定可能的逆境值(downturn values)。我們通常選擇具有經濟意含的總體因子，當作施壓變數。但是逆境值的設定，可能是主觀認定或者參考歷史資料，如果要設定多個總體因子逆境值，很容易忽略了總體變數之間的關係。本論文嘗試使用常態分配及條件常態分配的假設， 建立可能發生的壓力情境，並且利用給定部份系統風險因子的模型，進行壓力測試。

人口預期壽命的變化一直以來皆被視為是人類發展與進步的指標之一，其成長更為人們所樂見。當人類預期壽命普遍成長且達一定壽命水準時，兩性存活年數的差距仍為一常見的現象。假設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對同一社會中的兩性人口造成相異的衝擊，此種差異性會進一步透過兩者間壽命差距的狀況加以反映時，在追求兩性平等與均衡發展此社會目標之驅動下，對兩性壽命水準差距狀況的瞭解乃為提升兩性存活狀況、創造均衡之兩性社會並進而採取相關策略前重要的一步。 本研究利用內政府統計處所編列之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做為主要的分析資料，從透過對台灣地區兩性壽命差距於國民政府遷台後之1950起至2004年此55年間變化之關注做為出發點，發現兩性壽命於55年間其增長變化上雖然呈現相似的變動狀態，然而女性於各時期內優於男性之成長幅度則是造成日趨擴大之兩性壽命差距之由來。又兩性出生時平均餘命其變動上所呈現的階段性則與兩性壽命差距水準變化上所出現的四階段有其關聯性。此外，兩性於各年齡別平均餘命之增長，大致來說，主要發生在10-60歲組中，70歲以後之較高年齡組中，兩性存活餘命的成長則較不顯著，且兩性餘命差距隨著年齡別的增加而減少。兩性於各年齡別上餘命之差距，在研究觀察的55年間呈現穩定，只是，1960年以前兩性出生時平均餘命與其他較高年齡組上之平均餘命間呈現較為特殊的型態，此乃說明造成兩性壽命差距之年齡別死亡率有異。 本研究將Arriaga(1984)所提，用以分解兩相異之平均餘命，而以不同年齡別中兩性死亡率差異分別對兩性預期壽命差距所作之貢獻加以表示時，發現，兩性在40-79歲間死亡率的差異是造成兩性壽命差距最主要的貢獻年齡別，其中以60-69歲組為最。此外，面對0-9歲組中兩性死亡率差異狀況對該時期兩性預期壽命差距之貢獻型態於1960年前後所呈現之相異性時，一方面有對該時期兩性死亡率之資料加以檢定之必要性外，其所可能象徵之女性生存狀況受其地位改善之影響，抑或為男性存活狀況變化等推測的驗證雖不在本研究所觸及之範圍內，然而透過本研究分析結果中所掌握造成兩性壽命差距之年齡組別，則有助於日後在企圖釐清造成兩性壽命差距之因以進一步改善兩性存活狀況時一切入點。 / Life Expectancy of human beings, one of the indices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been generally grow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life span of human is also taken as the result of the improved medical techniques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both of the male and female popula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55 years, 1950-2004, the gender differential of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or at any other specific age still exited and even got expanding. The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betwee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was 2.64 years and in the year of 2004, it came to be 6.24 years. Suppose the growth of huma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or at any specific age in both female and male populations implies that soci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brought positive impacts not only on the female but also on the male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of 55 years. Obviously, the existing and expa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somewhat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weren’t comparable in qualities.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betwee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55 years, 1950-2004. Dismissing the discuss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al and real causes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the researcher intended to give the reason to the expanding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by comparing the way male and female life expectancies evolved. In addition, adopting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 developed by Arriaga(1984) originally for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expectation of life at birth, the researcher was using this method to decompose the gender differential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and evalu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ender differential in mortality within each specific age group to the ultimate differential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betwee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each year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nd the shifts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age groups in the past 55 years.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er separated a person’s life into several age groups,0-9,10-19,20-29,30-39,40-49,50-59,60-69,70-79 and 80 above, to symbolize the different stage of a person’s life.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experienced similar pattern in the changes of life expectancy.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female life expectancy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male’s in any specific period of the past 55 years , which caused the increasing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in Taiwan. The higher the age is, the less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at that specific age is. As the male is able to live long enough to a higher ag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overcome the survival predominance of the female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 expectancy at a specific age would diminish. In addition, as for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each specific age group,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of 55 years, gender differential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had been coming from the gender differential in death rates within 40 to 80 years old.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age group of 60-69 made had been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Mostly, the living ability of the female was much mor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male at any specific age even if the significance, each age groups held, somewhat had been shifting during the 55 years. Noticeably, the type of the contribution, age group of 0-9 made, was very different after 1960. Before 1960, men demonstrated a better survival ability than women did within this age group; however, after 1960, the superiority of men came into disappearance. As for the change of the contribution this age group of 0-9 made, we need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and data to gain the further ideas it might bring ab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