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傳統評價方法的缺失，Sterm & Stewart 於1990 年提出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 ，簡稱EVA），此方法可說是衡量企業價值的革命。EVA除考慮到企業的盈餘外，還考慮到企業所使用企業資源之成本，包含股東所投入之資金成本，而此成本是最高的。企業必須在所賺得的實際利潤下扣除所使用之資金成本，若有盈餘才能認定企業有為股東創造出經濟附加價值。 而在Young & Byrne（2001） 的著作中【EVA and Value-Based Management】更提出應將此方法建制在企業的領導團隊中，作為經理人績效考核及獎酬的標準。在許多國際企業有所謂矩陣式管理，因此若將此方法落實於組織中，為達到股東的要求，經理人一定要設法增加資產週轉率，提高獲利率，並且著重在有獲利之交易上。 既然已知道EVA可計算出企業所創造之附加價值，更可將之建制在企業績效衡量的制度中。本人對於是否可針對企業內部，業務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業部，透過集團內部所始用之修正之EVA公式，如何計算出各別事業投資額下所產生之超額報酬。 SGS 集團為能更有效的衡量11 核心業務及個分公司營運之績效，以EVA之觀念建制一套修正之EVA 架構，註冊登記稱CerTIVVA，用來衡量各事業部及各分公司績效。 本研究是根據此架構繼續探討同一公司內資源配置決策對各別事業部超額報酬的影響。主要衡量主要的4個事業部所創造出之超額報酬為何，是否與其資產投入相符，所創造之ROIC是否真正大於Captial Cost。由於Capital Cost 內含應收帳款成本，因此，DSO 越長、 Captial Cost 越高、ROIC則越小。 本研究目的： 一﹑利用個案公司所建制之CerTIVVA來評估個事業單位的超額報酬，其結果符合目前個案公司之投資決策 二﹑透過此制度，可清楚知道公司資源使用的效率，用來作為調整投資策略的依據 本研究建議： 一、對會計科目需定義更清楚及一致 二、管理者之營運責任須劃分及定義 二、將CerTIVVA與績效與獎酬制度結合，更可說服個事業經理人對資產管理更有效率 三、使用CerTIVVA作為投資決策時，須針對產業之特性做相關性分析，避免因現金流入之時間差異，造成超額報酬的誤導，而做出錯誤之資本投資決策

國內新上市公司擁有長度不一的「蜜月期」，這個現象經由許多相關文獻證實。而造成此種現象之成因可能為承銷價低估或理性預期。 　　本研究嘗試以訊息傳遞、理性預期及動態策略等理論為架構，推測超額報酬之可能成因，並針對研究假設以複迴歸方法檢定自民國七十九年四月至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止九十一家新上市公司股票之超額報酬，以便得出可能之解釋。 　　國內外學者解釋超額報酬之成因相當多，本研究之自變數如下： 　　1.內部人持股比例 　　2.承銷商聲譽 　　3.負債比率 　　4.承銷價格 　　5.公司股本 　　6.公司年齡 　　7.同期市場報酬 　　8.上市後一年內是否辦理現金增資 　　由實證結果得知：內部人持股比例高，超額報酬高。此結果和Leland & Pyle (1977)結果相同。而承銷價格及公司股本則與超額報酬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承銷價格與公司價值之關係與Allen & Faulhaber (1989)結果一致；而小型股效應（規模效應）與Reinganum (1991)結果一致。同期市場報酬與超額報酬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胡致仁君(1988)結果不一致，推測可能係因大盤下跌時，公司之內部人（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可能基於面子問題不願股價下跌，而有護盤逆勢操作之行為，若於大盤上漲時，公司之內部人反而較不在意股價表現，甚至可能利用盤面較佳的時機出貨，造成超額報酬與同期市場報酬呈反向關係。 　　經由上述研究之探討，可以予投資人作出更佳之投資決策，並提供相關主管機關、發行公司及承銷商訂定承銷價格時有更合理之依據。

本論文研究台灣股市的超額連動性.超額連動性乃資產報酬間非能用市場因子所解釋的部份.本論文建立一個衡量超額連動性的指標,並以該指標對台灣股市及其歷史事件,可能成因做出研究

本文考慮一家既存廠商面對一家潛在參進者時，是否會建置超額產能以提高利潤；尤其，是否會刻意擴大產能，迫使潛在參進者放棄參進市場的企圖。既存廠商會善用超額產能，提高自身的產量與利潤；潛在參進者在超額產能存在成本之下，也會建置超額產能。潛在參進者也希望藉由產能的宣示，造成既成事實，讓既存廠商得知，既然有意參進就有十足的決心，不容輕易被擊退；然而，在既存廠商已率先建置超額產能之下，為避免產業整體產能過大，產量過多，造成價格大幅下跌的窘境，只能限縮自己的產能，在居於後行動者的劣勢下，仍舊無法超越既存廠商之超額產能及產能超額率。在產能較小之下，意味潛在參進者的邊際生產成本會小於既存廠商，當雙方同時且互相獨立決定產量時，如果不考慮產能，潛在參進者在產品市場，其實是擁有相對優勢，但終究還是產能決定產量，潛在參進者只能生產較少的產量，獲得較低的利潤。在潛在參進者可以造成生產時不存在固定成本的前提下，既存廠商只能以無超額產能的邊際成本訂定價格，才能刻意將參進者阻卻在市場之外；然而，由於該產量下，仍必須建置超額產能，使得生產時的邊際成本會大於價格，造成既存廠商的虧損。換言之，既存廠商無法透過刻意的作為將參進者阻卻在市場之外。既存廠商在擁有先行動者優勢之下，其產能、產量及產能超額率皆會大於雙方同時決定產能時，最終也會獲得較高的利潤；同時，會造成參進者的利潤損失。同於Stackelberg 與 Cournot 競爭的相對關係，會使得產業利潤小於同時決定產能之情況。不過，由於雙方都擁有超額產能，使得產量增加，消費者剩餘會大幅提升，同時其增加足以彌補產業利潤之下降，經濟福利將因超額產能之擴大而提升。設若如此，就建置超額產能是否足以構成不當行為，可以透過簡單的方式加以檢視。即既存廠商建置超額產能後，是否仍有參進者進入市場，倘若參進者仍得以進入市場，則超額產能之建置不宜視為既存廠商之不當行為。 / 摘要............................I 目錄............................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4 第二章 文獻探討................5 第三章 模型設定................10 第一節 產品市場之競爭..........10 第二節 潛在參進者之產能建置....11 第三節 既存廠商之產能建置......11 第四章 均衡分析................13 第五章 延伸分析................21 第一節 產量之決定..........21 第二節 產能之建置.........21 第六章 結論....................25 參考文獻 .......................26

本論文主要係以超額盈餘法針對商業銀行股東權益價值作評估，再以杜邦模式拆解價值因子，並對其中經營管理階層可控制之各價值因子作敏感度分析。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商業銀行ROE之預測與該銀行獲利能力與呆帳提存方式有密切關係，需要對銀行歷年之會計資訊作解析與研判。而呆帳之預測更因不同銀行對呆帳提存之處理態度不一，致使呆帳預測存有主觀判斷。若要能更準確預測，則需掌握該銀行授信政策、擔保情形、企業融資與消費融資之比重等更細部的資訊。 商業銀行之業務內容受法令嚴格約束。相關法令的開放與緊縮均將影響銀行日後之獲利能力與創造超額盈餘能力之預測，從而影響評價結果。 透過評價過程，銀行經營者可以理解商業銀行創造價值之關鍵因子，有助於引導其經營策略，促使其日常之經營結果確能為股東創造價值﹔對併購活動之主併者而言，也可以透過評價過程，對被併者之價值有所了解，有助於雙方制定合併價格。而敏感度分析則有助於經營者明確感受到其經營策略對銀行價值之影響，在多種不同情境下也有助於釐清其策略之優先順序。

多角化經常是許多企業追求持續成長、價值創造所採取的策略之一，然而，大多數的實證結果均發現多角化策略減損了公司價值，而且企業的總價值顯著低於各部門獨立經營應有之價值，存在折價現象，顯示出多角化策略不僅無法創造價值，反而有損於公司價值。如此一來，「多角化」似乎背離了管理者理應採行提昇股東財富之策略。 為何多角化企業會存在折價現象呢？從實證上觀察到多角化企業的財務槓桿程度愈高，價值減損的幅度愈大，似乎兩者存在某種關係。因此，本研究將驗證財務槓桿與多角化企業價值之關係，探究多角化企業折價幅度是否與財務槓桿有關，以瞭解實務中多角化企業普偏負債比率較高的現象是否合理。本研究以美國公開交易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96年至2001年，利用Berger & Ofek（1995）所提出的超額價值作為公司價值的衡量指標，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 一. 不同多角化策略階段下，財富移轉效果之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二. 不同多角化策略階段下，多角化策略與財務槓桿的交互作用效果與公 司價值之關係存在顯著差異 三. 多角化策略確能帶來舉債利益，但隨著多角化程度增加而遞減。 在實證的過程中發現，若以靜態觀察多角化公司價值與財務槓桿間的關係，兩者的確存在顯著負向關係；然而，若捕捉策略調整下的動態過程，發現多角化策略價值變動數與財務槓桿之間為正向關係，意即財務槓桿愈高之企業，進行多角化策略後，價值增加的幅度愈大抑或價值減損的幅度愈小。換言之，財務槓桿並非導致多角化公司折價之因素，反而有利於價值創造。

本文提出了租稅邊際超額負擔的概念及重要性，並進一步衡量之，計算出台灣民國七十四年薪資所得稅的邊際超額負擔為 0.1 元。然而，文中更著重的是制度變遷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的影響及含意。由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變遷理論的角度視之，唯有能清楚且完整的詮釋所有制度變遷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影響的機制，再輔以計算出的數值，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問題的探究才有實質的貢獻。也就是說，除了數量分析外，質的分析才是經濟學家更應努力的方向。此外，由文中亦可發現，當租稅邊際超額負擔數值很大時，並非表示此時提升租稅即為不可行，因為此舉可能為其他社會層面帶來更大的正面效益，換個角度視之，亦即它可能是由一進化型制度變遷所驅動。

投資人欲預測股票價格的走勢以賺取超額報酬一直是投資人的夢，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探討台灣股票市場中的超額報酬是否能用一些總體經濟因素預測其走勢，且類神經網路是近幾年來非常受歡迎的預測工具故我們也要比較類神經網路與迴歸分析對樣本外預測能力何者較佳。 結果發現超額報酬對總體經濟的關係經由無母數失敗檢定法檢定結果，顯示總體經濟對超額報酬具有可預測性。而在預測準確度方面，利用迴歸方式所選取出的獨立變數來當作輸入層的神經網路模型的預測能力是最佳的，迴歸分析次之，而依我們主觀判斷所決定變數的類神經網路其預測能力僅優於隨機漫步。

根據過去文獻公司經常以管理階層之薪酬契約來解決代理問題，激勵經理人做出股東財富極大化之決策。而過去企業衡量經理人績效時，大多使用財務性指標，然而知識時代來臨，傳統財務性指標已不足衡量獎酬制度，尤其當公司策略重視創新及品質導向時，若獎酬只與傳統財務績效指標做連結，可能會導致經理人做出不當的決策，故亦應加入非財務性指標來決定獎酬。本文主要探討專利權對高階經理人超額薪酬之影響，由於專利權對於獲利存在遞延效果，本文推論董事會可能依據外部人無法觀察到的當期非財務性績效指標，給予相對應之超額薪酬。 由於專利權對於高科技業更為重要，因此本研究以高科技產業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公司專利權申請數、核准數及被引證次數愈多，高階經理人超額薪酬愈高。 / Traditionally, firms u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o reward managers and thus align managerial incentives with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However, recent evidence shows that firms are increasing using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o evaluate CEO performance, especially when firms emphasize on innovation and qu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tents information and CEO excess compensation for high-tech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EO excess compensa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atent counts and patent citat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Over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provide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about CEO efforts over financial measures and thus compensation committees adjust CEO compensation for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超額準備的波動性差異，以及比較超額準備之影響因素在上述兩類銀行中所造成的效果差異，分別以理論及實證方法進行分析。第三章藉由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發現外商銀行超額準備之波動性大於本國銀行。利用Agénor與El Aynaoui (2010)的超額準備金模型及CRRA效用函數，以存款波動性的差異來解釋兩類銀行超額準備的波動性差異。在外商銀行存戶之相對風險趨避係數平均而言小於本國銀行存戶，以及外商銀行存戶投資於風險性資產比例大於本國銀行存戶的前提下，本研究推導出外商銀行存款波動性大於本國銀行，從而促使外商銀行超額準備有更大的波動性。 第四章分別建立兩類銀行之VAR模型，由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發現當各項影響因素有正向衝擊時，對兩類銀行的超額準備有下列的影響：(1)就資金來源而言，本國銀行以定期性存款對超額準備影響較大，且效果為負，而外商銀行則以活期性存款影響較大，效果為正。(2)銀行資本額對兩類銀行超額準備有負向影響，且外商銀行減少超額準備的幅度大於本國銀行。(3)十年期政府公債利率對本國及外商銀行之超額準備分別有負向及正向影響，對外商銀行之效果不符預期，原因可能為公債利率無法作為外商銀行持有超額準備之機會成本。(4)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對超額準備呈正負向震盪影響，外商銀行有顯著大於本國銀行之效果，顯示外商銀行較依賴隔夜拆款市場來調節超額準備金。(5)加權法定準備率對兩類銀行超額準備皆有負向影響，而本國銀行之效果較為顯著。(6)央行重貼現率對兩類銀行主要皆為正向影響，效果並不顯著但持續期間較長。(7)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對本國銀行超額準備有顯著負向影響，對外商銀行則在初期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後轉為負向影響，且對外商銀行之效果大於本國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