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成立的確切時間，說法莫衷一是，大致上學界目前肯定道教大約形成於東漢晚期，然而在此之前「神仙」信仰早已在戰國中晚期便已萌發，甚至西漢時期，無論官方帝王求僊，或是民間喪葬帛畫、銅鏡等等，都顯示神仙思想盛極一時。而早期道教的成形基本上是源自於秦漢時代的信仰體系上，帶有濃厚的民間性格與巫風色彩，然而道教作為一制度化的宗教，有意識地將原本屬於民間宗教的要素加以改造，雖然有時候要區分道教、民間宗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四至六世紀時，人們由民間宗教的信徒轉換身份成為道教徒，乃是因為他們在道教那裡找到他們所習慣的諸種要素，而這些要素被昇華，納入了一個更牢固，且組織更嚴密的框架之中，神仙信仰正是其中的一環。 我們主要藉由幾個面向來觀察神仙形象的變遷，得道的方式、外在的形貌、山林隱逸的形象、社會形象等等，透過一些問題的釐清，我們最終的論題是著重在整體的神仙形象之上，試圖在時間序列中，視中國宗教為一個整體，以神仙為中心，來觀察神聖、世俗世界彼此間的相互作用、影響，並且試圖找出其中是否有任何隨時變遷的現象。 上古至中古的神仙整體形象上的變遷來看，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雖然神仙一直都是代表著對於此世的超脫，然而在神仙形象的建構上卻出現一種重大的轉變，學習、道德、外貌、階級，乃至於社會關係上，神仙都顯得越來越與凡人無異，他們非但要汲汲於學習、積善，甚至對於衣服穿著也有一定的限制，且也受限於其他地位更高的仙人，甚至還有各自負責的工作，乃至於為人解決問題，事實上這種對神仙形象的想像，都凸顯出神仙的「人化」問題，雖然原本人們便設想神仙是由人而成的，但是人之所以追求成仙，正是在於其無拘無束，長生逍遙之上，是人們對於塵世秩序的一種反抗，也是企圖將人生美好的享樂永遠留存的希望之上，正是這種祈求能夠脫離各種痛苦、拘束的現實，企求一個更美好的生命形式，才使得人們汲汲於成仙，然而實際上對於神仙形象的建構，實際上呈現出另一種「人」的姿態，所不同的似乎只有所存在的地方不同，或是特殊能力的擁有與否罷了，其他方面人與神仙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也許這正印證了一句「並非神造人，而是人造神」吧！

嚴復(1854~1921)思想由早年到晚年轉變的情形，一直是研究嚴復的學者所注意的問題。嚴復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說：「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又說：「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為此。」但在進入民國後，嚴復卻說：「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作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過去學者多將此解釋為嚴復的思想是由「激進」轉變為「保守」，是由早年的「全盤西化」轉變為晚年的「返本復古」，認為嚴復在晚年時變得保守、頑固、反動。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解釋並未能呈現出嚴復思想轉變的真相。筆者認為，要了解嚴復思想轉變的真相，就必須由嚴復鼓吹西學、鼓吹西方富強之道，希望中國經由學習西學而變成像西方一樣富強的期望，以及他對中國官吏、士子、政客、軍閥自私自利、不顧國家、道德敗壞行為的批評這兩條線索的起伏來看嚴復思想的轉變，如此才能真正看出他思想轉變的真相。 筆者認為嚴復自1895年到1921年，嚴復自始至終一直都對鼓吹西學、鼓吹西方富強之道，及中國官吏、士子、政客、軍閥自私自利、不顧國家、道德敗壞的情形這二件事很關心。但在1895年到1912年間，他對鼓吹西學、鼓吹西方富強之道的關懷超越了對中國官吏、士子、一般人民自私自利、不顧國家、道德敗壞行為的關心，他的思想因此顯現出「批評傳統與鼓吹西學」的特點；而在1912年至1921年間，他對中國政客、軍閥自私自利、不顧國家、道德敗壞行為的關懷：超越了對鼓吹西學、鼓吹西方富強之道的關心，其思想因此顯現出「批評西學與肯定傳統」的態度。 筆者個人希望，筆者這篇論文對嚴復思想轉變的說明，能夠呈現出嚴復思想轉變的真相。

「八○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之轉變」這個題目,在性質上是關於中共行政管理體制與政府機構改革的一個關鍵的環節,其中主要是針對中共中央政府(專指狹羲的中央政府,國務院而言)的組織與職能,這兩個重要面向的轉換與變遷進行相關的分析。雖然在論文的內容中並不完全排除其他如幹部人事制度與人員編制等行政管理體制相關問題的討論,但只是一種補充性質的內容。簡而言之,本論文的內容就是圍繞、緊扣著組織與職能的轉變,來討論中共中央政府機構政革的問題。論文的內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在論文的開始首先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內容、方法，與限制,透過導論的說明,讀者可以對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包括中共行政管理體制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性、九十年政府機構改革的展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概念、新制度主義典範的研究途徑。 第二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背景。本章首先對中共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輿職權力能作基本的說明與介紹，然後針對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到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泱定進行改革開放之間的毛澤東時期,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過程作概要的歷史回顧。最後,並加以探討制約整個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體制性因素,同時是分析中共中央政府符政官僚體系的生長環境背景。 第三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內容。本章將對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八個重要主題進行分析與說明,分則是組織與職能轉變形成的思路過程、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意義內涵、促使組職與職能轉變的表層原因、組織輿職能轉變所要達到的目的、組職與職能轉變的發展方向、組織與職能轉變的方法與步驟、組織與職能轉變成功的主要關鍵要素、組織與職能轉變成功的次要條件。 第四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過程。本章所要討論的是,/\0年代以後到九七年之間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並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發展為背景,搭配著機構改革的進行來說明的。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七九年到八五年,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九八五年到九二年,第三個階段是從一九九二年到九七年。最後,針對三個階段中歷次政府機構改革的特徵、成效,以及部門機構的變動情形作一統計與分析。 第五章、組織與職能轉變的評估。本章首先總結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實踐經驗,並指出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與次要的因素。其次,討論組織與職能轉變的影響層面的兩個重要的議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兩者都是關係到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和命運的關鍵所在。最後,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討論九八年政府機構改革的內容與評估成功的可能性與關鍵何在,並且提供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 第六章、結論。在本論文的最後一章主要是將論文中的各個章節所討論與分析的成果,作一個簡單的概括摘要,以方便閱讀者能夠快速的掌握本文的重點所在。

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曾經對政府機構進行過三次改革，但是效果不彰，形成『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八十年代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機構改革工作的經驗教訓中，中共認為必須首先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包括八二年的機構改革，基本上是在職能為轉變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於政府主要仍然適用行政手段直接來管理本來屬於基層與企業的事情，因此，並未下放權力與機構改革，在職能為轉變情況下，放權只是形式上放權，精簡機構之後，由於管理方式內容還是沿用舊的一套，久而久之機構又自然膨脹，弊端再現。 中共國務院之機構改革其目的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及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不斷的提出各種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以及精簡機構員額之相關配套措施，而中共自建國之初，為了深入鞏固其革命政權，而將政府職能廣泛，觸及社會各個角落，而造成了機構龐大的後果。 有鑑於此，中共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唯有在『職能轉變』的前提下，根據新的政府職能，建構新的政府組織形式，新的政府機構的設置，只有政府職能的轉變，人員配置才能科學合理，也才能根據職能要求新的工作方式與管理辦法，從而真正建構一個合理的政府架構與人員配置，並且在新的觀念下暢銷運作，使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能真正落實，以促進經濟體制改革之配套措施，提昇行政效率及建構法制化的政府組織體系。

在提出不可共量這個觀點的初期，孔恩陳述其論點的方式引來了許多的批評與爭辯；然而，究竟是因孔恩語意不明，所以才引發了許多的討論﹖或者是，這個觀點本身的確蘊涵了孔恩所不願意承認的命題﹖關於這一點，本文意圖處理的問題是─「理論不可共量」是否蘊含「理論不可比較」這個結論﹖對於這個問題，孔恩的立場是「理論不可共量」這個命題並未蘊涵「理論不可比較」；而他所採取的論證方式則是─理論不可共量意指「兩個理論間部份的同型異義字無法互相翻譯」，但卻可以透過詮釋的方式重構或了解一個過時的理論；就此而言，理論不可翻譯的情況並未蘊涵理論不可比較。多數人對孔恩所提出之「不可共量」的理解是：「理論不可共量」蘊涵理論不可比較。論者所採取的論證途徑大致有兩種：ぇ以否定「不可翻譯」來否定「不可比較」；え直接否定「理論不可比較」。二種途徑才可能對孔恩的論點做一有效的反駁。我反駁孔恩論點的做法是以否定「指涉固定」為出發點。我的基本主張是：字詞，特別是高階抽象的理論性字詞，其指涉對象在理論改變以後很難確認其指涉的同一與否；因此，宣稱「其依舊指涉同一個對象」是很難獲得支持的。本文討論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先將孔恩對「不可共量」的論述做一釐清，並架構出一個可能的論證形式；接著，檢視該論證形式所依賴的前提之合理性；最後則是論證：如果我所提出的「理論不可共量」之論證形式是有效的，並且其前提是合理的，那麼，「理論不可共量」的確蘊涵「理論不可比較」這個結論。在關於「理論比較」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孔恩所宣稱的可比較無論如何無法滿足一般論者所主張的「比較理論」的要求；況且，孔恩所承諾的「理論可以比較」的程度，根本上已經超過了「理論不可共量」這個論點所能承諾的範圍。而歸根究底的說，孔恩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允諾，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其立場上的搖擺不定─究竟要成為一個實在論者或者反實在論者﹖儘管孔恩宣稱自己是個「堅貞的實在論者」，但許多實在論者所共同接受的命題，卻唯孔恩所堅持反對；而這樣的反對立場使得孔恩更接近反實在論者，但是他將「理論轉變過程中之指涉對象的確定」這個問題過度簡化的態度，又使得該立場與其反實在論的傾向互相衝突。因此，在孔恩的理論內部存有其難以化解的矛盾。

家用遊戲主機在1972年首台主機發售之後，至今已超過四十年，雖然現在家機遊戲已非全球遊戲產業中規模最大的遊戲平台，但仍在遊戲產業中佔有舉無輕重的地位。然而相較於家機遊戲在全球遊戲市場的規模，以日文、英文為主要原生語言的家機遊戲，在台灣似乎就沒有那麼受歡迎。台灣雖一直都有死忠於家機遊戲的玩家，卻無法因此吸引家機廠商在台灣進行投資，無論市場關注度還是市場規模都十分不足。 在這種情形下，SIE在台灣成立中文化遊戲中心為策略核心，搭配其他行銷與通路策略，加上自家優異的產品與服務，率先投入台灣家機遊戲市場，帶領其他遊戲廠商投資台灣市場，可以說是打破了以往的狀況。 本研究以2011年為分水嶺，2011年以前為背景與脈絡的研究，了解SIE轉變策略之背景，整理、歸納其因素，從中探討SIE改變過往在台灣市場行銷策略之因素。2011年後為商業模式與市場發展的研究，探討策略轉變後的商業模式與什麼樣的合作模式發展，跟過往在日本國內的經營方式有何不同，而對台灣市場又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本研究發現，SIE策略轉換之背景主要則是因大環境中日本家機遊戲產業所面臨的困境、台灣市場條件的成熟，以及攸關SIE自身經營優勢等原因。而經營策略上則可以說是過去SIE開放政策的延伸，與此同時也發展出了遊戲平台商與遊戲開發商新的合作模式，也讓中文化遊戲的發行成為家機遊戲產業的基準，成功營造了主機平台商、軟體開發商、遊戲消費者三者皆贏的局面。 關鍵字：家用遊戲主機、SIE、策略轉變、中文化遊戲、台灣市場

本論文是針對日本學界之宇井伯壽、上田義文所提及的識轉變及三性 概念所做之分析。論文中以安慧、真諦、玄奘三人在唯識三十頌的不同文 為基底，對唯識無境此概念進行考察。 論文中發現唯識無境此一語詞 在使用中並非如同真諦在轉識論中所宣稱的一般--為一修行之中間階位， 而是一種對外境非如實有的說法而已。在真諦的系統中，因為此語詞的誤 解所帶來的結果，使得其以為識為能緣，境為所緣，識即為依他性，境即 為分別性，這本來僅是世親以外境非實有，識為依他性的敘述。真諦的詮 釋使得凡夫位在識的性格也可為依他性。而這也是成唯識論中強調位次修 行所不能允許的。 論文末並展示成唯識論之五位修行與真諦在攝大 乘論及轉識論的對比。

轉折型時間序列在現實生活中常常可見，例如因戰爭、政策改變、罷工或自然界的條件劇變等，而使時間序列的走勢發生明顯的轉變。傳統上，對這種轉折型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轉折點的偵測時，大部分均從事後的觀點，主觀上先行認定結構轉變發生的時點，而後再以檢定加以確認。但此種方法過於主觀，而且轉型並非一蹴可幾，若以單一的轉折點來解釋轉型的現象，似乎不太恰當。 　　有鑑於此，本文利用模糊轉折區間統計認定法，以事前的觀點，對具有平均數或變異數改變的轉折型時間序列進行轉折區間的認定。並以匯率及貿易餘額的實際例子，利用我們所提出的方法進行單變數及雙變數的模糊分類，進而求出個別及聯合的轉折區間。 / Structure-changing time series are often seen in daily life. For example, war, change of policy, labor strike, or change of natural phenomena result in obvious change of time series. Most of detection of change points for structure-changing time series take place afterward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change periods detection method for trend time series using the concept of fuzzy logic. Empirical example about exchange rate and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s illustrated with detailed analysis.

全球化發展及產業結構轉型，造成都市計畫工業土地需求降低，導致工業土地閒置。再者，因都市地區快速發展，都會區住宅需求增加，房價高漲，致引發開發商對取得成本相對較低之都市計畫工業土地開發動機。土地開發過程中，自土地取得、規劃、興建等一連串交易行為所衍生之交易成本不容小覷。當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財產權得被清楚界定，故賦予財產權予任何人，資源分配結果均不會受影響，此時透過私下協商即可達最有效率之使用，無需政府干預。然在現實生活中，交易成本大於零，使得財產權界定困難度增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界定了土地財產權，致開發商為尋求更大租利，而藉由尋租行為改變土地使用管制環境，進而影響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與財產權結構。 　　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探討開發商就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藉由就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與交易成本分析，瞭解開發商就該等土地進行開發時，採取合法或違規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及其交易成本暨交易特性。再自土地開發過程、財產權界定、尋租及交易成本理論等相關文獻回顧及所蒐集之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建案資料中，選取適當變數，建立Logistic迴歸模型。經實證測試結果，影響開發商就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因素為建案規模之戶數、總樓地板面積、交易特性中資產特殊性之開發時機及時間之存續時間。最後，依據本研究成果，提供政府機關於管制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之參考。 /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e demand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decreased, leaving the industrial land unused.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 the housing requirements in metropolis increased and the price rose highly, triggering off the motive for developers exploiting relatively low cost urban industrial l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transaction cost deriving from a series of trade behaviors including the acquisition of land, planning, construction is high. When the transaction cost turned zero, the property right should be defined obviously; therefore, the property right endued with anyone and the resource-allocation consequence won’t be influence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it can reach the most efficient using via private negotiation, without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 transaction cost is greater than zero in the real life, leading th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 too difficultly. Zoning define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benefits, the developers chang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land use by rent seeking and then affect the decision of zo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evelopers’ choices for convers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land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ccording to the New Taipei City conversing use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land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 we could analyzed the developers adopted legal or illegal choices for conversing the exploitative structure and its transaction cost of trade characteristic. Furthermore, the study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variables to establish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from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property right definition, rent seeking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collected data of the New Taipei City. After actual proof, the factors influence developers’ choices for conversing th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cluding the household scale of building project, total floor areas, the development timing and durations of asset specificity for trade characteristic. Lastly, this study will be a reference to provide government in controlling conversion th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檢定近二十年來生產因素秉賦與台灣製造業的貿易形態及其結構性 的變化。過去文獻中，有關台灣對外貿易形態的實證研究，大都應用生產因素的「投 入產出分析法」與「迥歸分析法」二種，而且皆是單一年的橫斷面資料之分析，然而 卻缺乏長期性的觀察。本文研究之目的的即在於融合橫斷面與時間序列資料，對台灣 自民國55年至75年製造業對外貿易形態的轉變作一分析。 本文可分格為三大部分。首先，依據民國55.60.65.70.與75各年度「工商普查報告」 ，配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分別以製造業細分類與中分類之資料作「迥歸分析 」。其次，再以上述資料應用「機率模型」之 Probit(或Logit)分析則是由「質」的 觀點來衡量。 第三，根據「勞工統計月報」、「工業生產統計月報」與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之逐年製 造產業別固定資本存量，配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融合了民國55年至75年製造 業橫斷面與時間序列之合併資料，應用Multivariate Cusum Test,來檢定台灣地區貿 易型態的結構性變化，並測量個別生產因素對結構轉變的影響程度。 根據橫斷面資料可瞭解生產因素秉賦和貿易比較利益型態，而由橫斷面與時間序列合 併資料分析，能瞭解長期性各產業貿易結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