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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6319号 / 工博第3447号 / 新制||工||1521(附属図書館) / 28936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原子核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福山 淳, 教授 功刀 資彰, 准教授 村上 定義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政治精英是政治體系中革命性變遷的指標。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 發生鉅變，在此變遷中，政治領導階層所發生的變化，值得重視。 一八九五年展開的開民智運動是近代中國首度的社會文化改革運動，它的基本精神元 素是危機感、愛國心與救亡意識，立憲運動即是承續此種時代精神所蘊生的政治改革 運動，它是晚清政治潮流的主導勢力，而立憲團體則是當時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團 體，它的組成分子是政治社會各界的領導精英。本篇論文即是以浙江立憲團體作為研 究的主體，旨在探討其成員的組成內涵，分析其政治態度方面的變化，並評估其政治 影響力的消長情形。希望透過這種研究，考察清末民初的政治領導階層。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計分三章。第章：政治人物的組成分析，第二章：政治活動的 傾向，第三章：政治活動的實效評估。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敘述新運組織的發展情形，以及研究動機，研究方法 和研究範圍。第二章新生活運動的緣由，分別由國際，國內政治局勢，以以國內社會 的情況分析為何要發起新生活運動。第三章，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分析，探討的重點在 於新生活運動與道德的關係，以及新運理論中政治的關係為何，最後是由晚清以來的 思潮觀點，審視新運理論的沿承。第四章討論新運實行的情形，並由視察團的資料， 分析新運的成效。第五章，結論，討論新運的性質，新運和力行社關係，及新運在現 代史上的地位。全書約十萬字。

台灣的職業棒球運動在經過2001年世界盃棒球賽與2003年亞洲盃棒球錦標賽之後，已經逐漸尋回成立初期的榮景。企業感染此一氛圍，便紛紛投入各式各樣的行銷與贊助活動，希望能藉由精彩的職棒賽事，以不同的方式與其目標消費者接觸。然而，實際的贊助效益到底如何？是否能如企業所規劃的達到其行銷目的？筆者在回顧了國內運動贊助相關文獻後，發覺有關職業運動的贊助效益研究成果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選擇由消費者的觀點出發，以目前台灣最火熱的職業棒球運動作為主題，來探討企業運動贊助之效益，期望能藉由研究結果，讓企業得知具體的贊助效益，以提供未來規劃此類活動時的參考。 本研究針對995份有效問卷，使用SPSS 11.0版的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所得之研究結果如下： (1) 消費者變項中的「性別」、「年齡」、「是否有支持的球隊」、「平均每年至球場觀看比賽的次數」、「收看職業棒球比賽轉播的頻率」與「是否有╱曾參與棒壘球相關運動」在消費者對職業棒球運動的態度上具有顯著影響力。 (2) 消費者變項中的「每月可支配零用錢」、「是否已╱曾加入球隊或球員的後援會組織」、「平均每年至球場觀看比賽的次數」、「收看職業棒球比賽轉播的頻率」與「是否有╱曾參與棒壘球相關運動」在消費者對贊助企業的態度上具有顯著影響力。 (3) 消費者變項在運動贊助的知名度效益上之差異達顯著；「每月可支配零用錢」、「是否已╱曾加入球隊或球員的後援會組織」、「平均每年至球場觀看比賽的次數」、「收看職業棒球比賽轉播的頻率」與「是否有╱曾參與棒壘球相關運動」對形象效益具有顯著影響力；「是否已╱曾加入球隊或球員的後援會組織」、「平均每年至球場觀看比賽的次數」、「收看職業棒球比賽轉播的頻率」與「是否有╱曾參與棒壘球相關運動」對促購度效益具有顯著影響力。 (4) 消費者對職業棒球運動的態度愈正面，則運動贊助的效益會愈顯著。 (5) 消費者對贊助企業的態度愈正面，大體上運動贊助的效益會愈顯著，僅消費者的「商業態度」在促購度效益上未達顯著。 綜合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對於贊助職業棒球運動的企業之建議如下： (1) 以年輕女性為目標市場的企業可以考慮透過贊助職業棒球運動與之接觸；此外，企業在贊助期間應盡量增加媒體的曝光率，才能將相關訊息傳達給更多消費者。 (2) 長期性的贊助搭配「贊助活化策略」的運用，才能擴大宣傳效果，使贊助活動超越原有的格局，以獲得最高的投資報酬率。 (3) 企業贊助策略的規劃應以公益的角度出發，才能達到企業所希冀的商業效益。 (4) 企業在投入贊助之前，應先考慮企業形象與職業棒球運動的形象是否一致，如此贊助效益才得以充分發揮。 (5) 消費者認為娛樂業最需要參與職業棒球運動的贊助。事實上，娛樂業與職業棒球運動同樣都是以表演來與社會大眾互動，相信彼此的結合能夠激發出更多的火花與魅力。 關鍵字：職業棒球運動、運動贊助、消費者的態度、贊助效益。

1924年至1927年的農民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政黨動員農民群眾最初的階段。此期間的農民運動，約略可以1926年年中左右北伐運動的開始分為兩個階段。北伐之前，以廣東地區為主要的活動範圍，農民運動主要的訴求在農民經濟生活的改良，以減租運動為其最重要的議題，旁及廢除各種苛捐雜稅以及預徵錢糧等事項；到了1926年年底，國民黨的勢力涵蓋長江流域大部分的區域，農民協會的擴張與軍事的勝利幾乎同步快速的膨脹起來，尤其以兩湖及江西地區，農民運動更呈現出會員數量的急速增長與運動本質的根本變化。 在農運經濟的議題上，左派國民黨的政策繼承廣東農運的成果，把減租運動的訴求具體化，定出「二五減租」的政綱；更具有時代進步的意義為提出了土地重新分配的問題，讓土地革命成為兩湖地區農運的重要進程。武漢國民黨中央在對農民宣言中出現極左的論調，幾乎與共產黨的主張一致。宣稱：中國的農民問題，即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國民黨本著幫助解決農民問題、扶持農運進行之理念，「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鬥爭，至於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後止。」這種宣示，已經偏離國民黨總理孫文「耕者有其田」之想法－用和平的政治和法律手段解決土地分配不均的現象的堅持，反倒提出以「鬥爭」「封建地主階級」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隱約迎合了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將農民運動的進程推向土地革命的階段。 除了土地革命的議題外，兩湖和江西地區的農運的最重要特色是在政治鬥爭方面，亦即激進地進行打倒土豪劣紳的運動。在法律的操作層面，執政當局的國民黨黨部，開始組織所謂的「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跳開一般正常法庭的審理程序，而以這種特殊的法庭機關專門辦理有關土豪劣紳的案件；而為了配合此種特殊法庭的運作與辦案，懲治土豪劣紳的專門法律也就應運而生。兩湖地區和江西省國民黨省黨部分別都制定了＜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的特殊法條。這樣的特別法律是為特定的政治立場服務的，專以政黨的利益與意識型態為考量論刑的唯一依據，完全以黨派之私操控法庭扭曲法律的常規運作，用嚴刑峻罰打擊、壓迫、控制所有的反對者，並潛在性地恐嚇全體公民；它如同當時另一種政黨惡法－「反革命罪條例」一般，對清末以來法界人士所提倡的司法西化或現代化的歷程是一種嚴重的斲傷與斷裂，但對近代中國黨國威權體制的形成起了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司法之外，在實際的打擊土豪劣紳的行動之中，又興起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方式，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攻擊手法。這種新的文化鬥爭，就是要全面性地把鄉村原有的當權派和富貴階級完全抹黑醜化為土豪劣紳，成為道德和法律上的潛在罪犯，這樣一來，任何攻擊土豪劣紳的恐怖暴力的行動也就取得適法性與道德性。毛澤東就從此民間流行的話題中凝聚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一句簡單的標語口號，透過他的文章定型化並加速擴大宣傳和滲透，更進一步擴散了這種文化鬥爭的理念，把以往鄉野村民尊崇的紳士與地主階級，全部予以妖魔化、污名化，以摧毀它們在社會中的道德基礎，顛覆翻轉了傳統道德觀念上既定的尊卑貴賤的僵固想法，讓傳統上社會的底層大眾取得文化道德上的優越地位，敢於大膽進攻這些卑劣的「土豪劣紳」。 武漢國民黨政府激烈過火的群眾路線引起內部革命軍官的強烈反彈，最後爆發兩起嚴重的軍人兵變：一為駐守鄂西宜昌夏斗寅獨立第十四師的兵變，一為留守湖南長沙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所發動的長沙事變（亦稱馬日事變）。這兩起兵變都以反共為旗幟，並與當地的農工團體發生軍事衝突，造成大量的死傷。軍人的叛變迫使武漢國民黨中央改弦更張，放棄原本的聯共和群眾路線，採取了分共政策與管制群眾組織團體的新措施，武漢國民黨所支持的農民運動也就劃下句點逐漸消退了。

本文旨在探討一九八九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試 透過對一九八九年大陸學生運動的 深入探討，藉以瞭解學生運動的原因，並評估其影響，最後對未來大陸學生運動的展 望也作一預測。 全文分為六章，約十二萬言，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在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範圍以及資料來源與限制。 第二章：本章首先探討學生運動之意義，其中包括學生運動的定義、形成因素、類型 ，以及特色與功能分析。其次，說明中共當局與大陸學生對民主觀念之差異。最後， 為了掌握歷次學運的脈絡及其意義，對大陸學生運動之淵源和中共政權建立以後學生 運動之演變概括性的論述。 第三章：本章在於分析「八九學運」的原因與背景，即針對大陸知識份子的覺醒與在 「八九學運」中的角色、當前大陸大學生之心態、「現代化建設」的併發症（改革開 放政策的影響），以及客觀環境因素（蘇聯與東歐改革之衝擊及臺灣經驗的啟示）， 分別作進一步的分析，以瞭解這次學運的產生原因與背景。 第四章：本章的重點在於探討「八九學運」的導因與發展過程、與學運相關之政治因 素，以及中共對學運的處理方式。 第五章：旨在探討「八九學運」對中共意識形態、中共政治權力結構變動、中共經濟 及對外關係之影響。最後則對學運的海外發展作一討論。 第六章：結論。則為對以上各章的分析作一總結，並試以預測大陸學生運動未來可能 發展之方向。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灣運動節目性別偏差之成因，從運動產業複合體運作過程的角度切入，了解運動產業中資本流動對於節目性別偏差的影響為何。本論文主要有兩個研究問題：（一）了解台灣的運動產業複合體的運作情況；（二）台灣的運動產業複合體架構對運動節目性別偏差之影響。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來了解運動產業複合體三者（運動組織－媒體組織－企業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針對性別偏差的部分則是以文本分析為主、深度訪談為輔。 　本論文以SBL及WSBL為研究案例。研究結果發現，台灣運動產業複合體的運作邏輯，大致符合西方文獻中所述的運動與資本的關係，三者間的資金流動造成其相互依賴；而性別偏差的部分，從量與質兩大面向的分析結果，發現台灣運動轉播節目確實有性別偏差的現象，且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因為運動產業三者間存有「群眾≒利潤」的思考邏輯，使得運動組織、媒體組織、企業組織皆以男籃為主、忽視女籃，而形成了節目偏異的結果。 / This paper purpose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of the gender disproportion of the sports programs in Taiwan.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sport/industry complex, and this paper tri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capital circulating in the complex effects the gender disproportion of sports programs.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clude: (1) How the Taiwan sport/industry complex works? (2) How the framework of Taiwan sport/industry complex influences the gender disproportion of sports programs? I used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ing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three parts of sport/industry complex (sport organizations-media organizations-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Text analysis is the major method to analyze the gender deviation, and the secondary method is in-depth interviewing. 　The study cases are SBL and WSBL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logic of working sport/industry complex approximately conforms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sport and capital described in the west literature. From two direction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observ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gender disproportion in Taiwan sport programs. More important, the logic “audience≒profit” within the three kinds of organizations is the reason of gender deviation. It also makes the sport, media,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put their resources on the male basketball games and ignore the female basketball games. Therefore, the gender disproportion in the Taiwan sport programs forms.

西元2008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全球暫緩死刑的決議案，希望各會員國可以暫緩國內的死刑執行，廢除死刑已是世界趨勢。而陳水扁總統也曾於2000年當選後，公開宣示將在任內推行死刑的廢除，作為司法改革的一環。2001年時，法務部長陳定南也表示將在三年內廢除死刑，確立了我國廢除死刑的政策目標並延續至今，正逐步朝無死刑的社會邁進，以符合世界趨勢。然而一個政策的形成，往往受到民眾、相關利益團體和政府等各方行動者的影響，而在我國逐步廢除死刑的過程中，民間人權團體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希望瞭解我國在解嚴後，以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分析廢除死刑運動的發展和其對我國死刑政策所造成的轉變。 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廢除死刑運動的興起，與過去曾發生過的許多冤錯案有關。民間團體經由對冤錯案的救援，得以深入瞭解我國司法以及死刑制度的的缺失，因此認為必須廢除死刑。而廢死運動雖然難以獲得一般社運最需要的金錢與人力等資源，但民間團體所具備的專業能力、政治人脈和國際間對此議題的重視，都是我國廢死運動能夠興起並持續的原因。而廢死聯盟成立之後，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目前我國絕對死刑的規定已經全部消失， 且停止執行死刑已達三年，並在可預見的未來，使我國的死刑政策繼續朝逐步廢除的方向來邁進。

近年來，台灣運動商品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儼然成為一個新興且醒目的文化與經濟活動。本文希冀經由資料的蒐集整理，並佐以對相關業者的訪談，勾勒大眾傳播媒體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首先，透過針對社會、運動與媒體等方面理論的探討，說明本文為何採取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分析此一問題；同時也嘗試與國內相關論述展開對話，指出本文認為有所不足之處。其次，藉著對於英、美經驗的初步剖析，歸納資本主義社會中媒體╱運動產製複合體的運作邏輯，大體來說不過是為了創造更多的利潤。媒體依靠運動轉播與報導，增加本身的發行量與廣告收入；運動組織則仰賴媒體增進其三種主要收入來源（門票、贊助商、轉播權利金），擴大本身的利基。另外，媒體以掌握運動組織經濟來源的方式，逐漸發揮對運動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本文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探究分析一九九○年代台灣本土職業運動產業草創以來，傳播媒體所發揮各項推波助瀾的功能，並描述媒體╱運動複合體的概況。由於市場結構的改變（尤其是廣電媒體），使得台灣的媒體與職業運動的結合，基於二者的利潤追求而愈發緊密。最後，本文提出一些關於媒體╱運動複合體利潤產生的觀點，以及限於時間與篇幅未能碰觸的相關面向，希望能作為將來進一步探討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