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企業處於高度競爭的經營環境，面對市場需求快速變動，企業需不斷的提昇核心競爭力以能推出創新性新產品、服務或新技術以能使企業持續成長。在知識經濟的環境裡，產品開發所需的技術與知識比重越來越高，但相對的知識越來越分散，以致企業開發新產品所需投入的研發比重持續上升。 Chesbrough (2003)認為，企業過去「封閉式創新」的作法已不符合競爭環境的需求，企業為提高競爭力，必須走向「開放性創新」。「開放性創新」的思維在軟體產業裡已是的創新來源，網路世界最基本的法則就是越多人用就越有價值，透過開放式原始碼與開放式軟體API，讓企業外部的開發者運用企業的資源，貢獻他的創意，才能快速滿足網路使用者需求，這也讓企業能吸收外部知識，進而更新企業的核心能力，提昇競爭力。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部份，以開放式創新、軟體開放式平台與動態能耐三部份為主，其中在探討軟體開放式平台，分為外部技術網路、虛擬社群創新與平台領導者三個子構面加以探討。個案分析選擇軟體產業的領導廠商-Google為個案分析公司，藉由專訪的初級資料與其他次級資料，歸納出個案公司採用開放式創新的思維，運用軟體開放式平台的經營，並因應外部環境更新企業核心能力的方式。 本研究的結論分為兩部份：一是在「開放式創新」的概念下，軟體企業建立開放性平台以連結與運用外部資源的做法包含︰定義企業經營的範疇、建立虛擬互動平台、建立與管理社群與創造平台價值。二是軟體公司透過開放式創新，建立企業動態能耐的做法有︰確認價值活動、強化專屬資產、建立知識管理機制與規劃扁平的組織結構。

縱觀世界各國基金發展的歷史，絕大多數最初都是以發展封閉型基金為主，待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後，逐漸過渡到封閉型基金和開放型基金並重，最終實現開放型基金占主導地位。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基金發展史就是從封閉型基金走向開放型基金的歷史。目前中國大陸基金產業正面臨著這樣的一個轉型問題，尤其是在2007年上半年，不少封閉型基金紛紛到期，「封轉開」程式也紛紛開始啟動，如何在這樣一個時程，以有效的轉型機制成功的帶動起中國大陸基金產業邁入更繁盛的景況？中國大陸是否可以從其他國家的轉型模式吸取經驗，從而應用在其基金市場上？以及，台灣基金產業是否也可以提供相關的經驗分享？本文對這些問題皆進行了相關的分析及探討，也希望能從中獲得有益於台灣基金產業發展的不同看法或結論。

能源價格的波動不僅與國際經濟情勢息息相關，也會影響到國內之民生必需。此外，在能源需求不斷增加，但供給卻日益減少之情況下，可以預期未來能源價格將不斷攀高。而傳統化石能源在生產時會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如何利用合理的能源價格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做出最適當的選擇，為當前最重要之課題。 台灣為自產能源貧乏、能源進口比例程度高之國家，但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成長，降低產業的生產成本，而長期壓低能源價格。與世界各國相較，我國之油電價是相對偏低的。然而，過低的能源價格會誤導消費者，造成過度浪費之情況。因此，能源價格在訂定時，除了反應生產成本外，也應將外部成本考量在內。政府可透過各種財政工具、法律規範，來引導資源達到最有效之配置。 本文彙整了美國、英國、德國與日本相關油價、電價、影響價格因素，以及統計資料，並探討各國能源市場發展歷程、能源政策與法規等議題，希望藉由國外之經驗，做為台灣未來在訂定能源價格政策時參考之依據，並檢視我國目前之能源市場、稅制、及價格管制之政策，透過國內外油價，電價及相關分析結果，以作為我國未來政策發展及改進方向。

現代的民主國家無不致力於深化民主的價值，政府運用人民所繳納的稅金進行相關施政，在政府運用國家資源的同時，也應該提供各項施政的統計資料以便說明及用來監督政府施政的成效，政府提供的資料所涵蓋的領域及格式非常多元，若要加以運用產生具有附加價值的資訊，往往單一來源的資料無法滿足需求，必須透過多方的合併參照才能凸顯在資料背後所隱含的價值，因此使用者在運用前必須先針對不同來源的統計資料進行多方的蒐集、參考及比對，最後才能彙整成為有用的資訊，而政府將各種的資料進行公開之後也會快速累積出龐大的資料量，若要透過人工的蒐集比對其困難度也越來越高，因此如何能動態地從不同來源中萃取出有意義的內容便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本研究運用語意網技術來解決此一困難，透過單一平台來進行多元資料的彙整查詢，在此平台上使用者可以依其需要選擇特定資料維度或計量單位作為整合條件，並針對特定或不特定的對象進行查詢，最後透過彙整後的結果來提高資料本身的價值，本研究最終目的為提供系統化的方法將政府公開統計資料進行有意義的萃取、彙整及再利用。 / For enhancement of the value of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s are expected to publish statistical data to explain and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y utilize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tax for the policies. The data provided by official departments usually contain multiple domain information with diverse formats, which cause the difficulty to generate value-added information from single source. The embedded values could be revealed only by cross-reference of multiple sources. Valued information must be collected, cross-referred, and compare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addition, after the government publishes the data, the database would be accelerated to accumulate. The difficulty of manual data collection and comparison would be enhanced consequently. Therefore, it is challenge to extract valued conten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dynamically.The study utilized semantic web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the inquiry of diverse data with single platform. Users can select specific data dimension or measurement unit based on their requirement as the condition and inquire on specific or unspecific objects. The value of data could be enhanced with the integrated result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systematized method to extract, integrate and reuse government's public statistical data.

中國大陸地區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迄今，儘管依舊是尚未能改變中國共產黨對於政治權力獨自壟斷的格局，然事實上，由各項改革措施所衍生的效應卻已持續地對中共產生反作用力的影響，並進而推動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轉變的結果產生。本文通過村民自治的角度，與權力危機研究途徑，並參酌由Robert Harmel與Kenneth Janda所共同提出之將外部環境、政黨目標與政黨變革相整合在一起的理論框架，以針對在生產關係的改變與基層民主機制的作用之下，所為中共帶來包括在合法性與代表性等的挑戰，及中共出於為鞏固其首要目標「堅持與維繫黨的領導權力」，而相應做出包括黨內民主的展延、思想主軸的調整，與加強黨的建設等調適性的作為。所以，綜觀中共到目前為止的轉化過程，由於絲毫未見黨有意修正其首要目標的內容，加以外部環境的挑戰不斷，因而造就出中共黨的轉變與調適係一種在經過衝撞與妥協之後，由「不變」促「變」，且變與不變俱存的結果，而變的成分與幅度亦正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持續地積累與擴大。

中國大陸近幾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當下衍生出許多新的需求，諸如價格的制定權及避險的需求，期貨市場即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在兩岸均加入WTO後要面對開放國際市場及廠商的競爭，如何能夠與國際性公司競爭而存活，對兩岸期貨業者均是重要考驗，對於主管機關而言，如何能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及公開的環境更是重要。 兩岸期貨市場的發展有各自的背景因素，基於歷史背景不同，經濟體制不同，是以彼此間的差異頗大，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比較兩岸期貨市場的環境及制度，可以了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針對其目前所遇到的問題給予建議，以提供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或對兩岸事務有興趣者來參考。 本研究首先由台灣期貨市場的歷史與發展現況進行探討，再針對中國期貨市場的現行體系、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交易結算制度等逐一分析，經上述探討後，最後針對台資期貨商進入中國期貨市場，在MOU、ECFA的架構下以及香港CEPA的經驗下，探討中國期貨市場的開放現況。

開放政府資料 (Open Government Data)現已成各國治理趨勢，政府盼藉開放所持資料，允許民間加值應用後，能夠促進公民參與、刺激創新發展、改善社會問題。聯合國2016年電子化政府報告指出透過政府開放資料可望實現永續發展指標，其中環境議題的永續發展為重點目標之一。我國政府開放資料表現亮眼，於2015年獲得全球開放資料普查(2015 Global Open Data Index)第一名的佳績，惟與世界各國的開放資料政策面臨相同的「缺乏使用者」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欲瞭解我國環保團體作為環境議題的主要倡議者，其應用環境開放資料推動永續發展情形。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法，以我國有/無使用環境開放資料的環保團體及資料處理專家為對象進行訪談，瞭解其使用或不使用開放資料推動永續發展訴求之因素。透過本研究訪談成果發現，主要因素有四：一為使用動機，若該環團訴求為改善整體環境政策，亟需精準環境資料佐證，才有動機使用開放資料，若其訴求為個案議題即沒有動機使用；二為環團內部數據分析人才，若環團內部有基本數據分析人才，將有助環團瞭解開放資料對其環境訴求助益，有利於後續推廣應用；三為環團對政府開放的資料正確性仍有不信任感，即便使用亦是抱持交叉查證心態使用；四為政府開放的環境資料專業門檻高，環團應有一定的環境專業才能夠解讀及應用開放資料。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為建構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之模式，所要解答的問題有五：第一，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可區分為哪幾種類型？第二，不同的關係類型與地方的經濟行為有何關連？第三，不同的關係類型，將使中央政府有何得失？第四，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有何影響？第五，在制度變遷過程裡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 壹、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可區分為哪幾種類型？ 本論文採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兩個變數，以建構出中央與地方之四種關係類型：分別是第一象限的開放且分權型、第二象限的封閉而分權型、第三象限的封閉且集權型，以及第四象限的開放而集權型。本研究發現：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政經關係均屬於封閉而分權型，亦即地方所佔政治利益少於中央，但經濟利益多於中央。不過各省與中央之關係類型就較多變化，總體而言，各省與中央關係類型之變化，具有四項特徵：第一，各省與中央之關係以封閉而分權型最眾，年平均有14.25個省；其次為封閉且集權型，年平均有10.5個省；再者為開放且分權型，年平均有4個省；最後則為開放而集權型，年平均有1.25個省。第二，各省分佈在此四種類型中的數量排序，均未曾改變。第三，四種關係類型的變化趨勢，除封閉且集權型呈現下降外，其他三種類型都為上升。第四，綜合前述兩點可知，各省與中央之關係類型呈現緩慢變化，主要是由封閉且集權型轉變為其他三種類型。 貳、不同的關係類型與地方的經濟行為有何關連？ 本文修正並合併五種地方政府行為方式成為三種，並分別賦予具體衡量指標如下：第一，以「各地區基本建設投資額佔全國之比例」代表「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更優惠的政策」的情形，因為中央政府以審批方式嚴加控制此類投資，故其比例越高，代表爭取到的政策越優惠。第二，以「各地區非國有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比例」代表「發展新的投資領域」的情形，比例越高，代表發展新投資領域越成功。第三，以「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佔全國的比例」代表「國際化」的程度，比例越高，國際化程度越高。本研究發現：若地方佔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比例越高，則其在上述三項指標之數值越高；反之則越低。換言之，在三種經濟行為的指標中，均為開放且分權型居冠，封閉而分權型居次，開放而集權型第三，封閉且集權型居末。 參、不同的關係類型，將使中央政府有何得失？ 本論文將四種中央地方關係類型的優缺點歸納如下：第一，開放且分權型的優點是可促進地方自治與經濟發展，缺點是是造成地方主義與地區差距的擴大。第二，封閉而分權型的優點是有利於國家政治上的統一與經濟上的發展，缺點為高壓統治與地區差距的擴大。第三封閉且集權型的優點是國家的統一與地區差距縮小，缺點為高壓統治與經濟衰退。第四，開放而集權型的優點為促進地方自治與地區差距縮小，缺點為造成地方主義與經濟衰退。本研究發現，自1982年「十二大」至2002年「十六大」，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均為封閉而分權型，其優缺點之意涵如下：在國家統一上，表現為中央規劃的省委書記與省長均能在換屆選舉中順利當選，且中央可透過頻繁的調動來掌控省委書記與省長。在高壓統治上，表現為以高壓手段處理「八六學潮」、「八九民運」、「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及法輪功事件。在經濟發展上，雖然有起有伏，但各時期都能將年均成長維持在7.8﹪以上。在地區差距上，有些時期僅是絕對差距的擴大，有些時期則伴隨相對差距的擴大。 肆、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有何影響？ 本論文將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的影響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趨中心化的變動；第二類是趨角落化的變動；第三類是順時針的變化；第四類是逆時針的變化。本研究發現，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1982年到1997年的變化，猶如順時針變化中的C2，中央的偏好明顯是為求經濟發展。1997∼2002的變化，猶如趨中心化的A2，顯示中央的偏好是以經濟發展與國家統一為前提，增加地方的政治參與及均衡地區發展。換言之，國家統一與經濟發展乃中共中央一貫的偏好，自1982年至2001年均未曾改變。中共中央用以保障國家統一的制度有三：第一，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制度，尤其是「四個服從」原則；第二。在決策機制，以「中央委員會」為名義上最高領導機關，但實質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第三，在選舉制度上，採行多層次的選舉，使其預先指定的人選成為「選舉人」與「被選舉人」。在經濟發展上，乃透過財政體制改革為動力。1980年的財政體制改革，即透過權力下放，承認地方財政收入的方式，希望達到加速經濟增長的目標，而1985年起的三次財政體制改革，其方向也都是財政分權，已形成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局面，故能使大陸繼續維持經濟的高成長。因此，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一直維持在封閉而分權型。預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仍將維持在此一類型中，之後則可能往開放且分權型轉變 伍、在制度變遷過程裡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 本文將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的過程，區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中央提出政策，要求地方實行。第二步是地方判斷此中央政策對其究竟有利或不利，以決定其所採行的對策，地方所能採取的對策有三，包括「先鋒」、「扈從」及「抗拒」。第三步則為中央根據地方所採行的對策而提出對應之道。中央的對應方式可概分為「調和」與「懲罰」兩種。經過此三個步驟，則有六種可能的結果：積極合作、消極合作、完全妥協、部分妥協、溫和衝突、激烈衝突。本論文以廣東省為例，分析在財政體制變遷過程中與中央的策略互動。研究發現：中央與廣東三次互動，結果都不同。在「定額上解」時期，互動結果為「完全妥協」。中央與廣東可說是各有所得，不分勝負。「上解額遞增包乾」時期的互動結果則為「消極合作」，中央與廣東可說仍是各有所得，不分勝負，不過中央對此結果的偏好程度高過廣東。「分稅制」時期的互動結果則為「部分妥協」，中央與廣東仍是各有所得，不過廣東之所得比中央還多，可說是廣東略勝一籌，且廣東對此結果的偏好高過中央。 / This paper conceives of two major indicators: the “Total Sum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the “Total Sum of Economic Interest”.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entral-local distribution, these can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relationship typologies: 1.”Open and Decentralized”, 2. “Closed and Decentralized”, 3. “Closed and Centralized” and 4. “Open and Centralized”.

現今產業環境變化加速，知識工作者高度流動、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以及研發成本不斷提高，「創新」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封閉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是「開放式經營模式」的時代，要掌握決勝未來的關鍵，就必須掌握與合作夥伴創新的能力。這個新模式，不只改變了企業的成長動能，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遊戲規則。「開放式經營模式」已經成為跨越地理疆界、打破速度、解決資源匱乏的新存亡關鍵。 / 企業向外尋找創新來源的過程中，必須積極地自外界搜尋、截取新的想法、資源，同時也要讓企業內部所研發創新的技術向外流出，讓外界運用。此外，企業必須進行經營模式的創新，與更多的供應商、顧客形成一新的產業生態系，企業主導其經營模式成為平台，與經營的夥伴共同承擔風險，同時共享其利潤，從中為整個產業生態系創造更大的價值，也為自己的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此即為「開放式經營模式」的典範。 / 本研究將分析探討究竟企業是如何逐漸從原先的經營模式逐漸演進為開放式經營模式，理解其演進發展的過程中關鍵的成功因素為何，企業需經歷哪些重大的變革，以及企業欲成為開放式經營模式之平台的主導廠商，需要哪些關鍵的能力及資源。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及個案研究法，以台積電作為個案之例進行研究，發現從企業的核心策略演進分析、策略性資源演進分析、顧客介面演進分析、價值網絡演進分析，分別找出了企業演進為開放式經營模式的關鍵因素，且發現這些關鍵之間彼此有著緊密地互動與連結，而「開放式經營平台」即扮演著此一重要的角色。 / 透過本研究的分析探討，提供業界企業經營模式的演進以成為開放式經營模式之模型參考，以及企業欲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實務上的作法，對於Chesbrough（2006）所提出之開放式經營模式的理論得到了實務上的驗證。此外，本研究亦提供了一結合Chesbrough（2006）開放式經營模式觀點以及Hamel（2000）經營模式理論之基礎架構，可作為研究探討企業開放式經營模式之演進歷程分析的理論基礎，且針對原先學者所提出的理論進行相關的討論與進一步的詮釋與修正。此外此一基礎架構也提供產學界對於未來開放式經營模式相關的管理議題，有更多後續的研究與發展。 / The environment of industry is rapidly changing and highly turnover rate of knowledge workers. Product lifecycle become shorter. R&D cost increases constantly. “Innovation” ha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Closing has already become the history. Now, it’s the era of “Open Business Model”. For controlling the key of succes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trol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with partners. This new model not only transforms the growth kinetic energy of the enterprise but also changes the game rule more importantly. “Open Business Model” have become the live or dead key of crossing over th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pac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eficient resources. /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finding innovative sources from the outwards, enterprise must search for the external world actively, acquire the new ideas and resources, and let the internal technology of R&D innovation flow to the outwa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xternal world at the same time. Besides, enterprises must proceed the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 and collaborated with mor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to sustain in the new eco system. Enterprises will lead and change business model in e-platform, undertake the risks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share the profits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not only it creates more values for the entire eco system, but also it creates much more values for itself. It’s the paradigm of “Open Business Model”. / The research analyzed and observed how the enterprise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business model to the open business model gradually. We realized what the critical successful factors are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evolution process, what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enterprise need to experience, and what the keys of capability and resources the enterprise need to become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the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The research adopt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method, and takes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 as a case study for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open business model perspectives, “core strategy”, “strategic resources”, “customer interface” and “value network”, the research find out the key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period. Moreover, the research observed the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ritical factors. / The research also provides enterprise the framework of how to evolve into open business model,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how to approach the open business model. The theory of open business model which Chesbrough (2006) proposed is verified in real busines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provides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Chesbrough (2006) open business model perspective and Hamel (2000) business model theory. It could be used as the foundamental theory of analyzing the open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fo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s the topics of the following open business model or other related managerial issues for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search.

開放原始碼軟體平台與互補性資產建構—以Google與 Intel 為例 / Open source software is Open Innovation only if it has a business model driving it (West and Gallagher 2006). Open Innovation is the paradigm describing the scenario in which firms use a broad range of external sources for innovation and seek a broad range of commercialization alternatives for internal innovation (Chesbrough 2003). The Platform Leader builds the platform and concentrates its efforts on promoting and directing innovation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in favor of its R&D direction (Cusumano and Gawer 2002). The author has chosen leaders in two distinctive industry sectors— Google, the leader in search engine industry, and Intel, the leader in the microprocessor business for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as the case study companies for this research. Both cases fit the definition of open innovation since both Google and Intel have specific business models for their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industry leaders exploit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s to realize their specific strategic intents. The research problems are: (1) how companies can incorporate exter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o maintain their own innovative momentum; (2) what are the key factors and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successful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and its ecosystem; (3) how can a company use an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as part of its strategy to enter new markets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to build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to analyze how leading firms design open source platform strategies: (1) analyze the firm’s core competencies; (2) analyze the firm’s strategic intent for their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3) analyze the firm’s strategies for desig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heir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4) analyze the firm’s strategies for designing the ecosystem around the plat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comparative cases, the author has been convinced of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1. Firms can use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to incorporate exter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s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to build or at least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competitors. 2. Instead of a purely open or purely proprietary platform strategy, platform owners can utilize a hybrid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open source and closed source to retain control and differentiation. 3. As opposed to a company-owned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a community-owned open source software platform will attract more communities’ involvements and stimulate more innovation. 4. When develop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firms should adopt an open innovation approach to incorporate exter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s; however, when building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firms should adopt a more closed innovation approach to maintain their distinc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5. One of the key determining factors of a successful open source platform strategy is the platform owner’s ability to create value and enable every partner within the ecosystem to share some portion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