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應用Weiner之成敗歸因及相關理論，以瞭解高職教師教學成敗歸因及其歸因後情緒反應、教學效能信念與教學信諾感等實際情形，藉供教學實際、行政措施、師資培育等興革之參考。 本研究採比例分層隨機取樣法，抽取1700名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專任教師為研究樣本，施以研究者自編之「高級職業學校教師教學生涯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藉以蒐集資料，並運用SPSS/PC+套裝程式，經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處理分析資料。 本研究結果有下列數項主要發現： 一、公立高職教師比私立高職教師傾向於將教學成功歸因於外在環境，而私立高職教師較傾向學生因素歸因；在教師失敗歸因後情緒反應上，公立高職教師較趨於內在歸因情緒反應，而其教學信諾感高於私立高職教師；另外，公私立高職教師之教學效能信念並無差異。 二、不同類別高職教師之教學成敗歸因、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亦無差異；在教學效能信念上，商業高職教師高於工商業高職教師，而在教學信諾感方面，工家及工商業高職教師較低。 三、院轄市高職教師較傾向於教學成敗歸因於教師個人因素，而縣鄉鎮高職教師則偏於外在環境因素、激勵教學因素、學生因素之歸因。院轄市高職教師比縣鄉鎮高職教師在教學成功歸因後情緒反應上趨於內在歸因情緒反應；省轄市高職教師之教學效能信念較高，而院轄市高職教師之教學信諾感偏低。 四、女性高職教師較傾向將教學成敗歸因於教師個人因素，男性教師則偏向激勵教學因素歸因。在教學信諾感上，男性教師較女性為高，至於在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教學效能信念上則男女性教師並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學歷之高職教師在教學成敗歸因及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上並無差異；在教學效能信念上，師範院校及研究所學歷者較高，而一般大學及師範院校畢業者之教學信諾感較低。 六、年齡愈大之高職教師愈傾向於將教學失敗歸因於教師個人因素，而年齡愈輕者則傾向於激勵教學因素歸因。在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上，年齡較大者傾向於內在歸因情緒反應，年齡較小者趨於外在歸因情緒反應。在教學效能信念及教學信諾感上，年齡較大者均高於年紀愈輕者。 七、教學年資愈長者愈傾向將教學失鉃歸諸教師個人因素，而年資愈短者則趨向激勵教學因素歸因；在教學成功歸因後情緒反應上，教學年資在五年以上者傾向內在歸因情緒反應，而五年以下者偏於外在歸因情緒反應；另外，教學年資愈長者，其教學效能信念、教學信諾感均較高。 八、擔任農、海事、水產科教學之高職教師在教學失敗歸因上，比任教家事科者傾向於外在環境因素歸因；在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上，任教不同科目者並無差異。任教家事科教師之教學效能信念高於任教醫護科者；在教學信諾感上，任教普通科目者偏低。 九、教學成敗判斷標準愈高之教師，其教學成敗愈傾向教師個人因素歸因，反之，則偏向激勵教學、外在環境及學生等因素之歸；教學成敗判斷標準愈高者，其教學成敗歸後情緒反應愈趨於內在歸因情緒反應。教學成敗判斷標準愈高者，其教學效能信念及教學信諾感亦愈高。 十、高職教師人格特質較自信自強自立者，較傾向於將教學成敗歸因於教師個人因素，其情緒反應較趨內在歸因情緒反應，而其教學效能信念亦高；另外，獨立性愈高者，其教學信諾感亦愈高。 十一、高職教師將教學成功歸諾外在相關因素者，其教學信諾感低，而將教學失敗歸因於外在相關因素者教學信諾感高。在教學成功歸因後情緒反應趨於外在歸因情緒反應者，教學信諾感偏低，反之，教學失敗歸因後情緒反應傾向外在歸因情緒反應者，教學信諾感高，反之，教學失敗歸因後情緒反應傾向外在歸因情緒反應者，教學信諾感高；此外，教學效能信念愈高者也愈有較高之教學信諾感。 十二、教學成敗歸因、教學成敗歸因後情緒反應與教學效能信念相互間，及前兩者聯合與後者之間皆有顯著的典型相關。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從行政措施、教學實際、輔導配合、師資培訓及進一步研究等方面提出二十四項相關之建議。

動畫，具有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魅力，也能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本研究著重於台灣原創動畫如何在全球市場發展，動畫產業發展到世界的意義，不只是擴展動畫產業本身的市場，同時也讓全球的許多國家聽到台灣人的故事、看到台灣人的創意。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 經營原創動畫有哪些挑戰？ 二、 個案兩個台灣原創動畫的設計元素是什麼？ 三、 台灣動畫廠商組織內部文化與能量如何過度到動畫？ 四、 企業主推動電視動畫至全球通路時，會面對哪些不確定性？ 五、 國際合作有哪幾種作法？如何克服主流國家的勢力？ 本研究指出，台灣廠商要發展動畫品牌首先遇到四個困境：(1)主流國家的壟斷；(2)市場限制；(3)國際形象；(4)有限的財務通路資源。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台灣目前最具全球知名度的兩部卡通「卡滋幫」、「水火108」為研究個案。本研究發現，台灣廠商要將動畫品牌推向全球，需透過國際合作，進入主流市場。台灣廠商透過不同的國際合作模式，克服高風險，將自己的原創動畫品牌推向全球，同時也藉由國際合作學到許多知識與主流市場創新的力量。

有鑑於重大金融犯罪近年漸增，是證券交易法於2004 年修法時，除就第171 條第1 項加重刑度外，更增訂第2 項之規定：以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加重處罰條款。然而第171 條第2 項規定生效以來，均處於「雷聲大，雨聲小」的狀態，直至2006 年台開內線交易案爆發後，由於所涉交易金額龐大，始引發探討「是否適用及如何解釋第171 條第2 項規定」之聲。 內線交易規範既在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加重處罰規定自應適用在對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有嚴重侵害之狀況，「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是否足以檢驗出上開經濟法益受重大損害，頗值再為研議。因此，本文係從內線交易規範之保護法益、經濟刑法基本立法原則等面向，重新檢視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 且由近年內線交易判決之分析研究，亦可發現實務上運用內線交易加重處罰條款之個案甚少，而據以為論罪科刑的判決中，縱為審理同一案件之歷審間，解讀法條文字之見解亦多有分歧之處，重大爭議案件之被告更乘此百家爭鳴的年代高喊對判決結果及論據之不服，故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在實務運作上迭生爭議，該規定當中所具之爭執點不亞於同法第157 條之1 之內線交易基本犯罪類型構成要件之探討。就此，本文試圖整理出系爭規定中各具爭議之處，歸納、分析目前實務與學說所提出之看法，並試提出己見。而在研擬現行法適用方式之同時，亦彰顯現行加重處罰規定與內線交易規範本旨出現二致之怪象。

長期以來的報導文學研究傾向將「台灣報導文學」視為一個統一的完整文類來進行歷史源流上的討論，卻不免忽略「台灣報導文學」這集合名詞下的多樣異質性，因此僅單純從線性時間做發展史的斷代切割並不足夠，更需要從各個時間點切入，來釐清台灣報導文學文類內涵的不停變動，進一步解釋為何直至今日我們仍無法對「什麼是報導文學」做出確切的答案。而報導文學作為一個與社會緊密連結的實用型文類，顯然必須被放置在更複雜、多重的文學傳播網絡之中，從「影響」與「被影響」的文學社會學模式著手，方能看出其千絲萬縷的發展脈絡。本論文以台灣報導文學獎為線索，分析台灣報導文學在不同時期、不同勢力的介入之下，從繼承中國報告文學傳統的宏篇巨製、主題明確的軍中報導文學，進展到副刊推動時期較為輕薄短小的議題設定模式，再到兩大報文學獎時期以結構完整的散文形式書寫台灣風土歷史與民情，乃至傳媒發達後由專門性雜誌如《人間》充滿圖文搭配的專題模式，最終進展到地方性、社區性的各地文學獎與在地文史書寫──台灣報導文學的內涵意義隨著四十年的時間遷移以及文學場域內部的權力轉移隨時發生著質變，並不斷在文學的場域中變換其位置，持續地發聲。

海角七號在台灣上映之後，重新喚起了台灣觀眾對於國片的興趣。對於台灣的電影產業來說，海角七號象徵著該產業經歷一段長時間幽暗歲月後所出現的第一道曙光。回顧近二十年的台灣電影概況，雖然在1980年代，有一波新台灣電影浪潮，這時許多台灣導演試圖在國際舞台上角逐一席之地，著名的代表導演有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李安等。其中侯孝賢和蔡明亮的作品深受法國觀眾的歡迎，並且大獲輿論好評，這也讓他們更容易爭取到一些國際的合作資源。不過，後來在2000年以降崛起的新銳導演，他們的作品所面臨的，又是怎麼樣的環境呢? 本論文針對台灣電影在法國的推廣來做為研究的主題，並且配合在世界著名的坎城影展所作的田野調查以及對於法國電影批發商的深度訪談來回答研究問題。本論文首先探討台灣新電影浪潮的背景以了解為何侯孝賢和蔡明亮兩位導演的電影能夠在法國受到推崇。而文獻資料也顯示，近期像是海角七號這類在台灣大受好評的電影，並沒有在法國獲得對等的口碑。事實上，在2008年以後以及海角七號所開創的票房以來，如果非蔡明亮或是侯孝賢兩位導演的作品，在法國只有引進兩部台灣電影：《停車》和《不能沒有你》。觀察台灣片商和坎城影展台北電影委員會可以發現，台灣其實並沒有花很多精力在歐洲推廣台灣的電影。除此之外，台灣與亞洲的電影在法國的市場，正面臨來自南美與非洲大陸等新興電影的強烈衝擊。另外，根據訪談的結果，法國片商普遍表達，在選擇要進口的台灣電影時，會偏好刻劃台灣社會議題的藝術類型電影，而不會去選擇商業類型，雖然就是這些電影在2008年之後重新受到了台灣觀眾的矚目。也就是說，即使台灣電影在一些小型的影展相當受歡迎，在歐洲這塊舊大陸的市場競爭力依舊是相當脆弱的。 / Since Cape No.7 was released in theaters in Taiwan, a new interest in local cinema was witnessed among Taiwanese audience. This movie represents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for Taiwan New Cinema after enduring a long period of “sadness”. When New Taiwan Cinema began in the 1980s, a few directors managed to be under the spotligh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such as Edward Yang, Hou Hsiao-hsien, Tsai Ming-liang and Ang Lee. Hou Hsiao-hsien and Tsai Ming-liang have been particularly well received by the French public and the good reviews movie professionals and critics there gave them, probably helped their films to the point of enjoying some privileged collaboration. However, how is the situation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newer directors’ productions, directors from the 2000s?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promotion of Taiwan Cinema in France firstly, through a field study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Marché du Film de Cannes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the prestigious Film Festival of the same name and, secondly, by lead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rench films distributors. After reviewing Taiwan New Cinema background and understanding how Hou Hsiao-hsien and Tsai Ming-liang are still highly welcomed and respected in France,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aiwan Cinema that started to regain local attention doesn’t really attract French distributors’ anymore. Indeed, since 2008 and after the success of Cape No.7 in Taiwan, only two Taiwanese films that were not made by either Hou or Tsai have been distributed in France: Parking and No Puedo Vivir sin Ti. Observations of Taiwanese distributors and Taipei Film Commission at Le Marché du Film de Cannes revealed a lack of efforts to attract French or European buyers. Besides, Taiwan and Asian Cinema in general are facing a great opponent as French distributors are now being attracted to more emergent cinemas coming from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Furthermore, interviews with French distributors showed that the type of films French distribu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buy was a art house type of cinema that related to social issues in Taiwan as opposed to the rather commercial type of cinema that regain Taiwanese audience attention since 2008. Even though Taiwan New Cinema is still welcomed in some smaller scale film festivals, its future on the old continent seems fragile.

台北艋舺青山宮每年農曆十月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三日一連四天舉行靈安尊王聖誕祭典活動又稱「迎青山王祭」，在萬華地區是盛大的宗教活動，在民俗界享有「台北三大廟會」及「台北三大暗訪活動」之稱。青山宮主祀神靈安尊王是惠安先民自大陸福建惠安青山宮祖廟分靈過來的祖籍神，本文認為其在台北艋舺的建立，源於臺灣漢人傳統民間宗教信仰的特色—即以神明為核心，透過廟宇的建立使其成為信仰中心的代表。此一宗教特色與宗教邏輯被百姓習以為常，內化並融於日常社會生活制度與風俗習慣當中，也就是說，「廟宇」是民間信仰之具象存在物，展現了信眾的宗教情感與宗教經驗，台北艋舺青山宮所展現的即是在此種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民間宗教型態。 本文認為此一具體象徵背後包含著「信仰靈驗性」及「凝聚地方社會的力量」二個核心，本研究即是從此種相關的概念出發，並在歷史脈絡的框架下，檢視艋舺地區青山宮的建立與發展。 本文指出，其信仰的靈驗性奠基於主神靈安尊王「驅逐瘟疫」的超凡與神聖經驗上。這樣的靈驗傳說經驗始自清咸豐年間穰除瘟疫，後有鎮壓當地蟾蜍精傳說故事，乃至於近年台灣發生SARS事件流行疾病疫情，至今仍被認為對地方有其影響力。透過青山王的傳說故事，其顯靈救難、禳除瘟疫等神聖事蹟幫助信徒度過重重難關，因此深受地方百姓崇拜與敬畏，成為一精神情感的寄託方式。除了傳說主神靈安尊王對驅逐瘟疫相當靈驗之外，也因靈安尊王的顯聖救難穿梭在不同歷史時間中彰顯其神力依然，此種靈驗經驗不限於信徒的親身經驗，也有信徒間彼此口耳相傳，甚至是過去耆老講述過去的靈驗事蹟，使得萬華百姓至今仍然相信靈安尊王能夠繼續護佑當地。 本研究認為，此種靈驗事蹟繼續流傳於當地社會，深受當地信徒推崇與景仰並深植於百姓心中，因此產生出信仰的凝聚力與認同感，表現於經由共同崇奉的信徒所組織而成的地方社會力量，即信徒組織，他們極富熱心並參與地方公共事務。這與臺灣早年的拓墾社會有關，當時先民渡海來台又面臨不同族群間利益上的衝突及社會治安上的問題，因此轉而尋由宗教上的歸屬感，並發展出以同祖籍及同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教組織，也是地方上的社會組織，如艋舺青山宮的子弟團即具代表性。青山宮子弟團的組成，緣於過去農村社會同一社區內居民的集體遊藝活動，也擔負著維護地方上治安以達自治、自衛之效的社會功能，同時也與宗教活動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子弟團結合了地緣、社會與宗教功能的特性。 艋舺當地社會文化所孕育的子弟團是一種擁有共同地緣關係的民間宗教團體，具有濃厚的傳統鄉土文化色彩。他們是一群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信徒組成的信仰組織，對該宗教信仰有強烈的認同與使命感，即使現在行政上以「里」作為劃分單位，他們實際上仍延續清朝保甲制度下所劃分出來的區域，保有「角頭」這樣的民間特色，並在每年青山宮舉辦迎「靈安尊王祭」時表露無遺。筆者發現角頭是民間廟會活動的要角之一，活動期間各角頭人馬集結、整夜不停歇的用炮陣擋駕，是主宰整場廟會的核心。筆者認為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角頭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此種角色卻在官方文獻資料甚少提到，因此本研究冀望能夠初步一窺角頭在民間信仰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台灣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已對於服務業市場進行逐步開放，然面對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之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結構面臨調整轉型之際，政府欲藉由服務業之發展，帶動經濟成長，使服務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由2004年行政院所提出「十二大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至2009年推動的「服務業發展方案」，未來持續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細部措施，可看出政府近年來對於服務業的國內發展和對外拓展重視程度不斷增加，期望能將整體服務業的附加價值提升，創造就業機會，增進整體經濟與生活品質。 台灣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開放承諾項目共計119項，惟對中國大陸並未按照入會承諾履行開放義務，直到2010年6月29日，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以下簡稱ECFA），開啟兩岸經貿自由化之契機，依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第4條規定，雙方後續將推動服務貿易協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未來我國將面臨服務業對中國大陸履行入會承諾之壓力。 本研究將分析兩岸服務業發展現況、相互開放情形及我國對中國大陸開放服務業之原則，探討未來ECFA服務貿易協議我國於協商時可能面臨之挑戰及市場開放議題可能涉及問題，並提出政策建議。 / Sinc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ts services market has been stepping up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However, confronting the trend of global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hange of industry structure, Taiwan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boost its economic growth by developing services industry. The policies “A guiding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2004)” and “The program of servi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2009)”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six rising industries and the ten key services. Taiwan government focuses on not only its domestic but also foreign services markets in these years, hoping to increase the value add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n 2002 and opened 119 services sectors in GATS. But it didn’t fulfill its commitment of opening its services market to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signing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on June 29, 2010,both governments have formally started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According to ECFA Article 4, Both parties will enter into negotiation of an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market. By the time, Taiwan will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liberalizing its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pressure of fulfilling its commitments in GATS. The study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liberalization status of cross-straits services market, the principle of Taiwan market liberalization to Mainland China, the difficulties of negotiation on trade in services, the issues regarding market access and suggestions.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探討三星電子、宏達電和台積電，除了可能因產品面、營運面的操作影響公司價值外，在面臨外匯波動的競爭環境時，是否有做好足夠的避險措施來抵銷外匯風險，採取的實證方法為，曝險彈性模型、現金流量迴歸模型和股價迴歸模型等，資料時間由2003年至2012年。 從實證結果來看，三星電子在營運避險和財務避險的操作都相當合適，都能有效的降低外匯風險。而台灣的主要企業-宏達電和台積電均有相似的避險問題，融資現金流量過度的曝險，推測為外幣負債操作的不足，造成財務避險不足，無法有效降低外匯風險，這部分相較於主要競爭對手-三星電子而言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必須盡快改善財務避險策略，以防止公司在外匯波動上承受匯兌損失。 而在台幣是否該貶值以刺激出口的論點裡，可以發現不同時間點，公司對於台幣貶值的反應不同，時間點若是近十年來，則台幣貶值對於公司的幫助並不大，故不應該支持台幣貶值以刺激出口。但若把時間點分成金融海嘯前後，兩間公司對於台幣貶值的反應則有反轉的現象，在金融海嘯後，台幣貶值對於這兩間公司均是有利的結果，故由此應該支持台幣該大幅貶值以刺激出口。

農林水産研究情報センターで作成したPDFファイルを使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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