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分析台灣各縣市的所得分配，同時檢驗1994年至2004年的社會福利支出決算審定數及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如何影響所得不均度。本研究利用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來計算各地區特定年度的吉尼係數，並進一步估計區域的所得不均度迴歸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社會福利支出及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皆確實改善台灣的所得不均度。然而，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的達成效率卻更優於整體社會福利支出。故本研究建議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的增加可能為降低台灣所得不均度的有效方法。最後，由實證分析亦可看出其他可供參考的改善所得分配政策制訂方向。例如：鼓勵並輔導傳統農業轉型，往精緻農業，甚至是工業及服務業轉型，以減少農業人口比例過高帶來的所得分配不均。再者，應提供人民更完善，更普及的教育，讓人口間的教育程度差異，不再持續擴大。並可對婦女提供完善的職前訓練及對其工作的補助或配套措施，使其能更快速且無後顧之憂的進入職場，縮小社會因其產生的所得惡化現象。而促進北、中、南、東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平衡，不使因地理區域造成的所得分配差距持續擴大，亦是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需加以考量的。

生物科技產業為台灣近幾年來相當重要的策略性產業，亦為政府輔導傳統產業升級的標的產業之一，對於現有的業者與企盼進入之業者，在市場需求持續成長的吸引下，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利用個案公司之營運策略與規劃，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有興趣業者的參考，同時俾利後續研究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本研究的主要架構係根據David A. Aaker的理論架構基礎來進行內在與外在分析，同時探討研擬策略規劃方向。整個研究架構分為四個階段：一、探討相關文獻，以作為研究的原則基礎。 二、進行內、外在分析，以界定外在環境中可能發生的機會與威脅，並界定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接著分析個案公司所擁有的優、劣勢。 三、綜合前述之分析，歸納出個案公司所面臨的問題。 四、提出可行的策略方向與目標，並擬定個案公司之競爭策略與營運策略。 研究分析結果呈現生物科技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為：擁有具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技術、具備創新研發的能力、具備國際行銷能力、擁有品牌形象。本研究建議個案公司採行市場擴張、產品擴張策略與多角化策略。而最佳的競爭策略方向是集中差異化策略，這是因為生物科技產業其持久的競爭優勢就是集中式的差異化，以創造公司在消費者心目中的獨特性。

隨著全球化的時代來臨，產業基於成本、市場、原物料供應以及追隨顧客等因素遂跨國經營，以追求利潤、提升競爭力或生存。銀行業也不例外，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討銀行國際化程度的高低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並就相關文獻整理與資料蒐集彙整，研究台灣本地銀行赴海外設立營運據點的過程、背景，以探討銀行國際化程度對其績效之影響。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針對2002年到2005年底全體本國銀行之國際化指標、廠商特性與其財務績效等變數進行研究，以多元迴歸模型計進行實證研究。國際化指標方面，以海外據點占總據點、海外營收佔總營收、海外資產占總資產及海外員工占總員工人數比等國際化變數加以衡量；廠商特性則以代表規模的資產與代表經驗的成立時間衡量；銀行績效則以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ROA）與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ROE）衡量。研究結果發現銀行海外據點比、海外資產比與國外員工比等國際化指標對銀行ROA、ROE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ROA較ROE更為顯著，顯示銀行的國際化程度對其經營績效的確有正向影響。本研究結果應可提供銀行業經營策略之擬定與政府訂定相關政策與法規之參考。

目前的薪資制度，逐漸由固定薪酬制度走向以績效為導向的分紅制或獎金制，冀望藉由激勵（incentive）措施，吸引高素質的優秀人才，提高勞動生產力，進而提升企業生產力。屬於團體薪酬制度的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係將績效與報酬的關聯性相互結合，促進勞資合作，員工不僅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並可藉由股權的取得，成為公司股東，參與公司經營決策，員工與公司的利益一致，共同為提升公司生產力而努力。然而團體薪酬制度搭便車（free rider）的行為，卻會降低生產力。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的生產力效果是否存在。 以往台灣對員工分紅入股制度與生產力關聯性之研究大都以電子產業為對象，而對於商品同質性高、產品差異程度小，亟需具有研發創新與技術能力之金融專業人才參與，方能提升競爭力的銀行業之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以1997年至2005年台灣本地銀行之非平衡追蹤資料（unbalanced panel data），搭配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進行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生產力效果的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以虛擬變數衡量時，對台灣本地全體銀行的影響並不顯著，但在α=10%的顯著水準下，對民營銀行的生產力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以平均每位員工現金分紅來衡量時，民營銀行的生產力效果亦為顯著正向，惟以現金分紅占全薪比率來衡量時，生產力效果則不顯著。第二、員工現金分紅對金融控股公司子銀行的生產力效果並不顯著。第三、平均每位員工股票分紅面值（市值）與股票分紅面值（市值）占全薪比率對台灣本地全體銀行生產力均有顯著的正向效果，顯示在台灣地區，股票紅利的激勵效果大於現金紅利的激勵效果，另股票分紅面值的生產力效果則大於股票分紅市值的生產力效果。 最後，台灣本地銀行所具有的固定（特質）效果，包括政府政策的扶植，集團文化、領導人風格，以及區域固定特質確實存在，並會對其歷年的生產力，產生長期的固定正向影響。

女性成長小說呈現「女孩」蛻變為「女人」的過程中種種權力的運作、傾斜的現實，女性在試圖釐析自身與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中，思索「我」存在的意義。個人的成長無法自外於集體時空的影響，因此本論文在分析架構方面，分從國族歷史、家與家庭倫理、女性情慾自覺三個議題逐步切入，由外而內，漸次歸返自身，分析九０年代以降從「女兒」身份出發，書寫成長歷程、進行女性自我追尋的書寫，探討晚近這一波女兒書寫的新趨勢，女作家如何針對這三個議題進行發聲，回溯成長記憶、歸返女性身體、重析母女關係，進而達到探索自我的目的，也開啟了台灣女性小說發展的新貌。 本論文之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指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整理，第三節則說明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四節為分析架構與內容綱要。 第二章「我是她們是我：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與國族歷史」，旨在梳理出晚近女性歷史書寫的新趨向，不但以女性成長歷程與國族歷史進程產生對話，更在自我成長的回憶之外，拉進歷史或者家族中的女性人物，以及女妖、女巫、女神等女性文化形象，讓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軸線彼此指涉、聚合，以此特殊的書寫模式，構成女性生命史或者家族史。從《自傳の小說》、《沃野之鹿》到《海神家族》，女作家以文字歸返身體，釋放過去歷史書寫中被消音的部分，並特重空間的感知，呈現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以及歷史推進的痕跡，在完成自我追尋的同時，也思索女性命運的共同意義，並且在既有的歷史書寫中，開創另一種歷史詮釋的方向。 第三章「無家‧尋家‧返家：女性成長與家的反思」，主要透過新世代女性作家書寫自身成長經歷的作品：包括陳雪《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鍾文音《女島紀行》、《在河左岸》，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等文本，梳理出時代轉折中新一代女性成長的困境：理想家園的失落、家庭倫理的崩解、母女關係的纏結，家成為這一些新世代女性成長的壓抑所在。她們透過感官知能的記憶方式重拾與重釋成長回憶，從童少時期「家園」的內外部空間建構，投射其理想失落的心境，並經由一連串的記憶梳洗，嘗試解決內心的焦慮，找到自身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青春戀曲的悲唱：同女成長與女性情慾自覺」，關注女同志成長書寫在此一時期的蓬勃發展。九０年代以後的女性小說，兩性關係不再是情愛的唯一模式，異性戀機制的反思成為這波女同志成長書寫探討的主題。本章選擇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與〈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陳雪的〈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蝴蝶的記號〉、〈夢遊一九九四〉、張亦絢的〈家族之始〉、〈幸福鬼屋〉、〈性愛故事〉……等作品。此類作品表現女性成長的困境，在於體制壓抑情慾的定義，少女被期待長成為異性戀女性，她們述說自身成長困境的特殊敘事模式，有著死亡與青春交疊的成長特質，文本呈現校園空間的權力運作與監控、規馴中、離校／返校的抉擇之間，以及自我／他者的關係呈現，成長的可能與挫敗，皆是本章企圖討論的主題。 第五章，歸納前述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具體指出九０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成長小說在敘事手法與文本內涵中呈現的特色、突破與價值，作為論文總結。

台灣期貨交易所主要收入來源為交易經手費及結算手續費，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此兩項收費偏高，且隨著期貨市場交易量日增，期交所保留盈餘已超越股本，費用似有調降的空間。 期交所為一獨占組織，收費須受政府管制訂定，又其為公司制，定價須考量股東合理之報酬及保留可供未來擴充內部之資金，但亦肩負盡可能降低費率，以活絡市場，提升我國價格競爭力，與國際接軌等政策任務，具有公益及營利雙重性質。本文根據台灣期貨交易所1997年至2004年的損益表及1999年至2005年的成交量，利用高低點法分析期交所成本特性，再使用目標利潤訂價法及成本加成定價法試算交易經手費及結算手續費之建議費率，然後與現行費率比較，評估期交所收費是否合理。結果顯示實際收取的交易經手費是建議費率的2.35倍，結算手續費則是2.26倍，建議費率遠低於實際定價，故收費標準應有調降空間。

突破貿易障礙,增進中美與台灣之間的貿易 / On the end of August 2003, Taiwan signed its historic first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t made so with the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 of Panama,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t of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pledge to increase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Since then, governments on both regions have been promoting Central America as Taiwan’s gateway to the Americas and Taiwan as Central America’s gateway to Asia,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question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accurate and if in fact, Central American companies can increase their presence in the Taiwanese or other Asian markets, with the optimum goal of generating at least some wealth for their own nations through private initiatives. The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after the analy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for the sake of objectivenes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most non-existent presence of Central American companies or their product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is not only due to the many barriers inher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such as distance, low competitiveness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ed with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Taiwan, or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local market and culture) but also due to a lack of interest of vision from business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in Central America. However, in the market exist enough conditions to make feasible a positive increase in the trade balance between Central America and Taiwan at the moment when new entrepreneurs dare to venture to capture a piece of the Taiwanese and other Asian markets. Moreover, the appearance in the market of some mechanisms such as electronic exchanges or other types of e-commerce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liferation of trading companies migh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de of good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d regions.

本研究之目的係從國際法與實務觀點探討台日東海漁權爭議中，日本立法權與行政權所構成之國家實踐，惟暫不討論司法權之態度，亦非討論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本研究共有以下四項具體結果： 一、 整理東海漁權爭議過程，並提出歷史性捕魚權證據。 台日東海漁權爭議中，所謂「傳統漁場」之爭議、「歷史性捕漁權」主張，實為日據時期及光復後等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本文提出歷史性證據，建議政府單位應基於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相關規範持續與日本政府談判。 二、彙整台日漁業會談歷程釐清爭議重點。 近期會談重點係在「北緯27度以南水域管理」、「北緯27度以北水域管理」及「漁船緊急避難」等議題，惟因涉及釣魚台主權、專屬經濟海域劃界及雙方立場差異等因素，台日漁業會談似仍有發展空間。 三、釐清日本立法權漁業取締之國家實踐。 （一）日本國會制訂《漁業法》與《外國人漁業限制法》規範日本領海內的漁業取締；而《排他性經濟水域及大陸礁層法》與《漁業主權法》則為專屬經濟海域內之漁業取締依據。 （二）日本立法權於專屬經濟水域內實施外國人漁業活動取締規制之設計、實踐與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關於沿海國於漁業取締上之相關規範並無二致。 四、探討日本行政權之國家實踐。 （一）釐清海上保安廳與水產廳漁業取締作為之異同，修正媒體錯誤報導，並發現行政權已朝合作取締方向發展之趨勢。 （二）相對於日本行政權依據中間線原則實施漁業取締，我國行政權係依據暫定執法線為漁業取締範圍。惟經整理相關案例可發現，該線似為我國單方作為，與日本漁業取締作為之範圍似無直接關連。

一、台海和平穩定，是國人共同的期望，而維持和平的方法很多，擁有堅強的國防實力，是重要的方法之一，有堅強的國防實力，才能預防或遏阻任何破壞 和平穩定的舉動。 二、國軍三項重大軍事採購案，係國防部於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七年間，先後向美國提出採購計畫，在美方同意供售後，國防部重新評估確認符合國軍未來 建軍需求。此次預定採購的三項武器系統為愛國者三型飛彈、P-3C長程定翼反潛機、新製造的柴電潛艦。 三、反潛作戰就是反潛艦作戰，潛艦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曾重創水面船艦。反潛作戰是立體的作戰，它是由空中、水面、水下與岸置監偵設備共同執行 的作戰，而以空中反潛作戰成效較佳。 四、我國目前使用中的定翼反潛機是美製S-2T機，該型反潛機服役已逾40年， 裝備與性能均無法滿足國軍當前與未來的反潛需求。P-3C長程定翼反潛機因具備速度快、留空時間長、偵搜範圍廣與攜彈量大等優異特性，P-3C長程定翼反潛機配合基隆級艦，可大幅提升國軍三度空間聯合制海戰力。 五、台海防衛作戰所需武器裝備眾多，P-3C機只其中之一，由台海防衛作戰研 究，我們可以瞭解P-3C機的重要性。武器裝備採購，所需預算非常龐大，國軍武器裝備中，能兼具平戰時功能的武器僅是少數，而P-3C機是正是兼具平戰時功能的武器之一，而且也是台灣周邊海域維護工作上，正缺少的一環工具。 六、我們所要購買的P-3C機並不是新的飛機，但卻是最新型別，且是美、日現 役同型機種，將來作戰時有機會與美、日資料鏈結分享，P-3C機是我們反潛作戰防衛所需的武器裝備。 七、潛艦是進行海上戰略封鎖的主要武器，中共對台灣的封鎖，將是以海面封鎖為第一步。中共在潛艦數量上的優勢，與我國海運線的脆弱性，構成台灣在 防禦上的難題，使得我國須大幅強化潛艦與反潛作戰能力。 八、依台澎防衛作戰設計需要，經多年來之作戰模擬與實兵驗證，復考量飛機必要之定期保養、維修及妥善率，共需12架P-3C機以滿足作戰需求。 九、中共潛艦數量已名列世界第三（92艘），我國防部亦研判，未來台海防衛作戰中，中共將用其潛艦封鎖台灣。參照二次世界大戰戰史，英國被潛艦封鎖 的戰例，我們的國際狀況與民心士氣，均不如當時的英國，中共僅使用潛艦這單一武器，就可讓我們窒息而戰敗。 十、綜觀世界各國各型反潛飛機，以P-3C機最符合我國所需，而且世界上仍有 16個國家，正在使用或再增購封存(或正除役)機改裝性能提昇中，為達成台海防衛作戰任務，建構P-3C長程反潛飛機部隊，以支持軍事戰略與國家戰略，這是我們正確的選擇。

我國長久以來公共設施建設最感困擾的事，即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而未能及時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若要解決此問題，可能必須尋求以非金錢的方式為之。以往的研究證實，以容積移轉方式來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可行的途徑之一，然經本研究發現，目前我國容積移轉交易市場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中，且相關配套制度並不完善，以致於市場存在著許多交易成本，造成市場交易不活絡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以交易成本理論為觀點，並以台北縣為空間研究範圍，探討國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過程中所產生之相關成本，以及了解形成這些成本之原因為何，並提出健全我國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之相關配套措施，以促進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的活絡。 本研究在相關理論與文獻的基礎上，透過個案分析及深入訪談方式，探討容積移轉問題與建立交易平台之可能性，本研究發現國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有以下的缺點：1.市場資訊不對稱；2.交易談判協商困難；3.執行契約成本過高；4.交易完成後之監督與管制措施困難。是以，本研究針對以上市場上存在的困難，試擬出以下運作之機制，藉以改善容積市場的交易情況，內容包括：1.建立交易平台提供交易者解決搜尋上的困難；2.由TDR銀行與仲介公司成立中介組織，並由政府部門加以協助與監督管制，以提供相關資訊予市場中之供需雙方，作為衡量降低本身成本的參考依據；3.建議建立一交易平台所需之相關配套措施供公私部門之參考。本研究建議公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相關容積移轉法源依據之整合與容積權利之法制化；2.適當的揭露容積移轉區位資訊與容積供給者資訊；3.訂定相關罰則以減少政府部門之監督成本。而建議私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設立容積銀行供容積憑證之存放；2.代理制度的引入；3.由仲介公司扮演資訊提供的角色。 關鍵詞：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交易成本、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