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全面戰爭及冷戰前期中共與日本的對峙造成了「中」日之間戰爭處理問題的懸而未決，也是當前「中」日間歷史問題的根源。歷史記憶引發中共與日本之間的互不信任及錯誤認知的發生，儘管有著共同合作的需求及意願，但隨著對外在安全環境評估以及安全戰略的轉變，中共與日本開始將對方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競相發展更快速、更大範圍的反擊能力嚇阻對方，意圖逼使對方讓步成為「懦夫」以保障國家利益，從而進一步相互刺激，形成了「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美國的介入及美日安全同盟關係的加強，一方面造成了「中」日間歷史問題的形成以及安全困境的難以緩和，但美國的強大嚇阻力也發揮了令中共投鼠忌器、甚至讓中共有意藉助美國之力穩定現狀的效果，使得安全困境仍處於可控制的程度，中共與日本間的安全戰略關係也呈現出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競合」局面，一方面推動了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但雙方對領導地位的競爭卻也阻礙了合作程度的進一步提升。

本論文的主要論點是日本對中共的雙邊政府開發援助（ODA），從對外政策觀點和經濟外交的觀點進行分析。即日本如何實施對中共雙邊ODA，包括其理念、制度、政策過程、行動者等。由於既存的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研究大都偏向於整理統計資料、推論式的分析。因此筆者嘗試修正既存的理論模式，進行日本對中共雙邊ODA的分析。 透過這篇論文的研究，筆者嚐試探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修正既有的對外政策決定理論模式，分析日本對中共ODA政策的妥當性、適當性和比較三個ODA類型(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第二，參與ODA決策過程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扮演的角色。第三，從經濟外交的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共ODA是否達成哪些政治、外交目標？ 本論文的理論架構：首先探討經濟外交的相關理論的研究後，描述艾立森的三個模式加上認知模式以外，整理其他學者對艾立森模式的評估。再者，考慮到日美兩國制度上的差異，例如提到日本的内閣制度、官僚機構的特性以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因此必須對艾立森模式加以修正。之後，借用艾立森模式的日本修正版進行日本對中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個案分析。主要分析焦點是分析日本國內各行動者的角色，並研判各理論模式的適當性、妥當性。同時從經濟外交角度探討日本對中共ODA的成敗。 筆者在論文中的發現，第一，因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形態不同，因而各個理論模式(修正理性抉擇模式、修正組織過程模式、修正政府政治模式、認知模式、經濟行動者、非正式行動者的角色)的適用妥當性也有所不同。其中，修正組織過程模式皆可以適用三個援助形態，修正政府政治模式在緊急時、極重要的政策決定時能夠適用，而修正理性抉擇模式幾乎不能適用。 第二，日本透過對中共雙邊ODA達成哪些政策目標？發現加強友好關係、促進兩國的互相依賴關係等的軟性目標比較容易達成，反之改變中共的軍擴路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路線、促進民主化等比較硬性目標無法達成。

本文全篇的架構將採用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吉田茂的對華政策分期加以研究，亦即從三個時期分章加以探討，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章是探討吉田茂戰前對華政策形成的過程。第一節將探討日本帝國主義形成後，吉田茂到中國的滿洲出任外交官後，如何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體制服務，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尤其關於中國問題的華盛頓體制建立後，吉田茂對華政策發展的歷程；第二節將探討吉田茂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為英美日天下三分的對華政策之後，吉田茂對滿洲與中國本土的不同看法，同時基於英美協調的概念開始與軍部帝國主義分道揚鏢的過程；第三節則是吉田茂非主流對華政策遭遇推折的時期，由於日本國內逐漸由軍部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吉田茂的理念與軍部有所不同，因此其對華政策並未獲得重視，不過吉田茂並未放棄宣揚其個人的理念，是以本節將探討滿洲事變後其透過國際聯盟改造中國的主張，以及出任駐英大使之後努力重建英日同盟政策的過程。 第三章是戰後吉田茂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體制，開始與美、英、蘇、中共、國府交涉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列強的勢力有了新的重組，共產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立逐漸形成，而日本身為戰敗國只能在美國的佔領之下進行重建日本的工作，其中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是戰後開始掌握政治權力的吉田茂必須面臨的課題之一，此時吉田茂如何面對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對戰後處於內戰局勢的中國，抱有怎樣的基本態度與立場，同時對於重建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吉田茂又如何因應中國對日的經濟政策，將是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四章是吉田茂參加舊金山和會，與國府簽定中日和約確立日本和國共關係的時期。日本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分裂使得吉田茂不得不面對兩個自稱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舊金山和會將所謂的兩個中國排除在外，卻加速了吉田茂面臨在兩個中國間選擇和談對象的難題，因此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吉田茂如何解決國內輿論的壓力，先參加舊金山和會取得國家獨立的地位，之後又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發表〈吉田書簡〉選擇國民政府為和談的對象的過程；第二節將進一分析吉田茂如何在不得不的抉擇下，於中日和談的過程中以限定承認的方式，表達日本政府的立場，同時保留了將來與中共進行經濟交流的期待，並也將從吉田茂如何分析中蘇共的關係，及其對英美中國政策的看法，探討中國分裂後其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形成。第三節則將分析1954年吉田茂結束首相的工作之後，隔年日本史上所謂的1955年體制形成，在這個體制之下首先在鳩山一郎內閣時期，開始試圖調整吉田茂的對華政策，此後日本與中共之間又不斷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如為了與中共進行貿易的四次民間通商協定，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1962年的LT貿易協定，1963的維尼龍資匪案以及周鴻慶事件 ，這個問題都在在挑戰吉田茂所立下與台灣國民政府建交的官方關係，因此1964年吉田茂再度出馬親自訪問台灣，並且發表了二次吉田書簡，以其大老的身份暫時穩住其吉田學校子弟兵池田勇人內閣的對華政策，才使得日本與國民政策間的外交關係得以延續，吉田茂此時如何再度發揮影響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將是本節探討的焦點。

「台灣問題」是中共和日本之間一直存在關鍵問題，例如：中日無邦交時期它阻礙了雙方實務關係的發展，在建交後的雙方關係裡也是一直存在的潛在的爭論點。進入冷戰後時期，隨著中華民國台灣「寧靜革命」以及務實外交的開展等的成就結果，「台灣問題」不但成為中日間的重大問題之一，而且成為全世界關注問題之一。本文回顧「中」日間的「台灣問題」的源起以及演變，同時探討「台灣問題」的內涵、日本與中共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最後展望未來日本如何處理，對待這問題。

本論文基本上係在對冷戰後中日兩國關係演變上的中日兩國對對方國家政策取向之具體探討 根據實際資料分析研判 歸納現有問題與窒礙之處 並且探究可能之改進之道與發展趨勢其主要內容第一 回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之中日關係 而歸結其政治關係趨向 經濟關係趨向及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 第二 加以分析臺灣的對日政策之各因素 和日本對台政策的各項因素 如國際體系國際關係 社會 政府及個人等因素 第三 綜合上述分析 究明如所前述的因素之間的關係 及結構性質 最後根據這些分析展望未來的中日關係

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於資本的累積及技術進步。經濟學家熊彼得 (J. A. Schumpeter) 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梭羅 ( Robert M. Solow)指出：一國的經濟成長，「質」的增加比「量」更重要，而質的增 加便需依賴技術水準的提高。一般而言，技術發展為一國經濟發展最重要 的因素。而新技術的獲取與創新之間的聯繫可分成兩類，一者是透過本國 研究發展活動，由「內部」實現創新；另一類為透過技術移轉，由「外部 」實現創新 臺灣在缺乏自然資源的情況下，技術的引進及自行開發有其 絕對的必要性。近年來我國企業面對國際競爭的衝擊下，對技術的需求更 加迫切，有限的自行研究開發，在時效上不足以應付市場的需求，而依據 先進國家經驗，在高經濟成長期，技術引進可補開發之不足，不僅減少不 必要的人力、財力浪費，更能加速提昇技術層次，分享先進國家的成果。 為突破技術瓶頸，技術移轉之問題顯得日益重要。 就學理言，一般對 技術移轉所探討的主題，包括：一. 技術移轉對特殊產業所作貢獻之實證 研究。二. 技術移轉契約之制定、研究。三. 多國籍企業之技術移轉策略 。四. 國際技術移轉方式的探討。 其中對本國政府在技術移轉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技術移轉體制很少探討，因此本文嚐試以政府在技術移轉 中所扮演的角色、本國技術移轉之過程、相關法規加以探討，，研究目的 如下：一．嚐試著對我國現行有關技術移轉法規及週邊制度做一探討。二 ．討論我國現今法規之適用性及相關建議。三．針對日本技術移轉的過程 及經驗作一介紹。四．以日本成功之經驗，針對國內技術移轉的限制，及 技術移轉的過程中之瑕庛，提出改進之道及建議。經由本文的整理，可對 我國現行體制有一了解，同時藉由日本的經驗對我國提出建議。

自1990年代以後，受到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進程的刺激以及WTO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的影響，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愈見明朗。但是東亞國家的速度是相對較為緩慢的。在2002年以前，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等均未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簽署FTA。 受到國際間其他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速度加速的刺激下，亞洲國家開始正視RTA的重要性。尤其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亞各國更深切體會到在東亞區域內建立一套經濟合作協調機制的必要性。而自2000年中國提出「中國—東協FTA」的倡議後，更直接刺激了同屬東北亞區域的日韓，展開更為積極的FTA戰略，同時中日韓共同締結FTA的可行性評估，也由中日韓三國的官方智庫進行當中。 由於台灣對外貿易中，有相當大的比重係直接與中日韓三國來往。據統計，2005台灣對中日韓三國的貿易額達1,726.26億美元，占我整體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至46.5﹪；因此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則台灣對外經貿所受之衝擊恐怕遠比現行國際間任何一個RTA來得嚴重，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對CJKFTA的進程有更深的關注及掌握，並及早採取因應對策。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可行性，並探討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後對台灣經濟的可能影響。首先將簡要回顧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經濟評估，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對於成員國以及非成員國的福利影響研究，以及檢驗RTA/FTA與多邊經貿體制的關係等。藉由此等領域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此波經濟整合趨勢對國際經貿活動的可能影響。 其次將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源起及發展；中國、日本及韓國有關FTA的策略觀點，以掌握亞洲鄰近國家經濟結盟之動態情勢，俾提供我國政府在釐訂FTA策略時之參考。 經濟整合雖然是國家間經貿關係的結盟，但是RTA的形成絕對不是單純經濟因素可以解釋。因此本文亦將分別自經濟及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日本及韓國之間的政經關係，以舖陳出中日韓貿易區的可行性分析。 最後本論文也將就台灣與中日韓三國間貿易依存度的關係，來分析一旦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成立對台灣之可能影響，並就我國應如何因應區域經濟結盟等節提出策略建議。 綜合而言，本論文的研究發現，雖然中日韓間存在著相當緊密的經貿互賴關係，但是中日韓合組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在短期內似乎仍有相當的阻礙，其中有經濟上因素的干擾，例如敏感部門的開放問題；經濟結構差異性是否會造成更嚴峻的貿易失衡問題，也是三國政府所憂慮者；而中日韓三國就洽簽FTA的對象國的優先順序不盡一致，也為此一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增加變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政治、外交等非經濟因素更是制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最重要關鍵。諸如三國政府間的互信不足、中日競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主導權問題、以及美國的態度也將影響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台灣由於國際因素的干擾，在此波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中，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機，而中日韓占我對外貿易的比重幾達五成，中國更是我對外投資最大的地區，因此台灣若被排除於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極大。針對此點，本論文亦嚐試提出因應策略，包括持續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積極地參與，進而爭取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其中爭取與美國洽簽FTA，並藉以鼓勵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或日本願意和台灣洽簽FTA，更應是工作重點；此外，亦可採部門別的方式，就若干較具共同利益的領域，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尋求建立雙邊合作機制的可能性；而利用既有的區域合作組織，並在WTO架構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亦可減輕FTA或其他型式區域貿易協定所造成對非會員的歧視效果。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仍在於兩岸的政經情勢。台灣如欲順利與重要經貿夥伴洽簽FTA或是建立部門別的經濟合作機制，均需要有一個和緩的兩岸關係，只有排除了中國的惡意干擾，台灣的FTA之路才會更為順暢。

2012年9月，安倍晉三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在12月率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獲勝並重奪政權。二度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在對中政策上一改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執政時期的友好溫和的積極姿態，表現出頗為強硬的態度。 針對引起中日間巨大爭端的領土問題，安倍表示日本擁有釣魚臺主權是毫無爭議可言的；在靖國神社參拜的議題上，他一反首次執政時期模糊不明的態度甚至親自前去參拜；在歷史問題上，他針對「侵略」一詞的意涵與界線提出質疑。除此之外，安倍還與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在內的東南亞諸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外交關鍵詞，並將其納入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等，這不僅是安倍為改變日本戰後負面形象、使日本民眾重新建立對日本以及日本政治信心的表現，同時也是間接防備與制衡中國的表現。 根據美國國際關係學者Allison所提出的國家對外決策理論，可知外交決策的結果隨三個因素而變。這三個因素分別為理性行為者模式、組織過程模式、政府政治模式。為探討與追究安倍兩次政權中究竟在對中外交上究竟做出了怎樣的決策，這些決策有何特徵以及為何會出現不同的特徵，本文將借用該分析模式來分析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之轉變。

本文是以琉球問題為中心，探究李鴻章這個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這次外 交事件中扮演何種角色。內容分五章，共約七萬五千字。 第一章追溯中日琉以往的關係，並引出琉球問題的序曲--台灣問題。 第二章敘述琉球問題的發生以及中日之間對此問題的交涉經過及結果。 第三章由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知及他所認為妥善的處理方式窺其意識型態及其衡 量、裁斷的標準。 第四章探討身兼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之外交職權如何？以明瞭他的意見在外 交決策中的地位。 第五章結論--在知識上：李鴻章對日本、琉球的認識不夠充份，但比諸時人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在外交行政上；李鴻章是一個與議者、執行者而非決策者。

第一次中日戰爭戰敗的刺激，使中國知識份子深深覺醒亡國減種的危機迫在眉睫，他 們意識到中國人民的「愚昧無識」才是中國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問題，而每個人都有 強國的責任，因此開民智實為當務之急！本論文即在探討開民智運動在湖南的發展， 共分六章，約十萬字： 第一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背景」。從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五)以前湖南傳統教 育狀況，得知湖南的民智欠普及，亟須開啟。再從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及知識份子的 救國言論，探討湖南開民智運動興起的動力。 第二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展開」。就湖南第一次中日戰後至戊戌政變期間 (一八 九五--一八九八) ，湖南知識份子成立新式學堂、改革書院；組織學會，創辦學報刊 物三方面探討湖南如何展開開民智運動及其特質. 第三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繼起」(上)。義和團事變後，由於溥清廷的改革，加以 改革與立憲思潮的推動，湖南開民智運動乃能繼起。本章先就湖南官紳開辦各式學堂 以開民智方面論述之。 第四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繼起」(下)。以庚子至辛亥年 (一九0二--一九一一)間 ，湖南學會、學報刊物兩方面為主題探討湖南開民智狀況。 第五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影響」。就其對湖南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探討之 。 第六章：結論。對湖南兩個時期的開民智運動作一比較及總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