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西方經濟不振且中國經濟的起飛，跨國併購活動的版圖正在重新洗牌，中國企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跨國併購活動。本論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對2000年到2011年中國上市且有進行跨國併購的企業共47家做分析，藉由迴歸分析的結果去觀察政治連結與國外投資人對於併購績效的影響。本研究的立論在於，存在政治連結的企業受到中國政府的指示進行跨國併購活動，目的是滿足中國政府的自身考量而非投資人的利益，也因為跨國併購行為是由政府所主導、推動的，因此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與作為，很可能是這些政治連結企業跨國併購之成敗的最主要因素。 而本論文主要的結果分為兩部分。 a.主併公司的跨國併購宣告效果在所有本論文選用的事件窗口皆不顯著，也就是併購事件對於公司股價並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 b. 政治連結與國外投資人都會對併購績效帶來負面的影響，尤其是這兩個同時存在的時候併購的績效負面的效果最為強烈。此外，國外投資人對於併購即期效果就有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在事件窗口(-1,+1)就會馬上產生負向關係，然而，可能因為併購消息提前走漏或是市場還沒有反應，政治連結對跨國併購的即時宣告效果並未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一直到了事件窗口(-5,+5)時這兩個解釋變數會同時相當顯著的對於併購績效造成負面的影響，而這個效果會隨著時間而遞減，但持續到併購宣告之後15個交易日，最後在併購交易之後30個交易日，可能是受到市場上其他事件或是公司本身有其他重大事件的干擾，導致負向的影響效果不再顯著了。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社群網站如Facebook的加入，對於現存的「名人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和改變。借用觀展表演典範的概念，試圖描繪媒體、名人、粉絲崇拜三者間，從媒體景觀到媒介上身的轉變。 研究先以參與觀察的方式，直接面對社群網站的文本進行資料搜集，針對熱門名人社群專頁進行觀察歸納，以作為深度訪談的依據，並與受訪者的經驗觀察相互對照。再透過深度訪談，了解使用者對於此一文化現象的觀察、看法，以及實際參與的情形。 研究發現，在大眾媒體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名人文化」，在Facebook加入後，確實對名人文化產生攪動和改變，預示著在「名人文化」中，由絕對的大眾媒體走向個人媒體的趨勢。 研究發現新科技平台進入「名人文化」後，主要帶來四個層面的影響：第一，Facebook此一元素進入名人文化後，使用者會透過自身的使用經驗與需求，重新詮釋Facebook所扮演的角色。第二，Facebook進入名人文化後，相對削弱原本得以決定名人形象、面目，掌握訊息內容的大眾媒體權力，形成一種權力關係的重組。名人扮演主導的地位，得以為自己發聲、平反、形塑自己的新形象，引導使用者的關注行為。第三，Facebook造成名人形象與資訊更為完整，成為觀視與展演的重要資源，而名人頁面形象，也成為粉絲溝通的共享語言符碼和默契。第四，與在媒體景觀下提出的觀展表演典範進行對話，延伸「界線模糊」的特質，Facebook的進入，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混淆「公共」與「私人」領域訊息的手段，以達到表演的效果，使Facebook成為了名人與粉絲共享的「表演新舞台」。

我國證券交易所得稅制度之復徵，被市場視為一極度負面之影響，而2012年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開啟了復徵之路。過去皆有文獻討論資本利得稅稅制改變對於證券市場之影響。但是鮮少有文獻使用成長股和價值股的概念，與資本利得稅制修改作一連結。因此本論文擬用2012年3月28日，由當時財政部長劉憶如女士領軍的財政健全小組提出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為未來改革方向時，做為證所稅復徵宣告日。本論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對我國上市公司股票作實證分析與研究，並更進一步將上市公司區分成具有成長型特質股(高本益比、低股利支付率)和價值型特質股(低本益比、高股利支付率)，藉由累積異常報酬率的統計檢定和迴歸分析結果觀察，證所稅宣告效果對於不同風格的股票有無不同的影響。 本論文立論在於投資於成長型特質股的投資人，傾向賺取短期的資本利得；價值型特質股的投資人，傾向賺取長期資本利得或股利收入。因此，證所稅復徵會造成成長型特質股投資人預期投資成本增加，股價表現會相對劣於價值型特質股。另外，本論文亦推論證所稅宣告對於過去股價波動度高股影響，相似於成長型特質股；對股價波動低股影響，相似於價值型特質股。 本實證結果有四，一、證所稅復徵宣告對於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市場影響為顯著為負。二、證所稅復徵宣告，成長型特質股(高本益比、低股利支付率)股價累積異常報酬率顯著劣於價值型特質股(低本益比、高股利支付率)。三、證所稅復徵宣告，股價波動度高股股價異常報酬率顯著劣於波動度低股。四、藉由複迴歸實證分析，成長型特質股解釋變數對於股價累積異常報酬率的影響為負向。價值型特質股對於股價累積異常報酬率影響為正向。

自民國91年，國內法令准許私募，私募是指公司的內部人，透過協商，尋求願意投資公司的投資人，把公司的股票，售給少數的投資人，不需經過承銷商，揭露也比較少。 國外的文獻，有些學者實證的結果，私募宣告時有正的異常報酬，但有些學者實證的結果發現有負的異常報酬，本篇主要探討國內宣告私募時，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以及國內公司大多屬於家族企業，在這麼高的控制權之下，股權集中度對於私募發行公司的價值又有什麼影響？ 實證的結果發現，國內公司宣告私募時有正的異常報酬，除了資訊不對稱會影響公司價值之外，本文還發現，公司在私募時，家族集團的控股如果低於30%時，增加公司持股，可以增加公司的價值，但當家族集團的股權超過30%時，就不明顯了。 此外，當股權集中度在10%~30%時，公司價值的變化與股權集中度成反比，顯示國內股權集中度在10%~30%時，符合利益掠奪假（Entrenchment Hypothesis），增加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反而會減少公司的價值。

近幾年來隨著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的激烈變化，非營利組織為因應不同動機與需求，如雨後春筍呈現蓬勃發展。但是在資源極度競爭下，非營利組織要能因應環境的變化，獲取有利資源，發揮有效的服務，建立良性的發展運作，才能使組織永續經營；所以在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知識與技術中，以事件行銷方法，為達成使命與目標或是提昇服務品質的有效工具，最為非營利組織所採用。 本研究以法鼓山舉辦活動中一些較成功的事件行銷個案作為研究對象，選擇這些活動雖然是含有主觀因素，但考慮各種活動的差異及特色，故選出的活動案例也有特定的原因。「2005年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開山大典活動」是在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的情況下，運用大量專業執行人力，獲得社會大眾及全球媒體關注，成功地達成廣宣目的；「2004年WYPS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台北論壇活動」是跳脫兩岸政治籓籬，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權於台北舉辦的國際性論壇活動；「2002年隋代古石雕阿閦佛頭像復歸活動」是聯合國將2002年定為文化遺產年後，法鼓山適時透過具體行動，成功地推動古蹟文物保存工作，也開啟與連結兩岸宗教、學術與歷史文化交流的善門與契機；「2002年暑期心靈環保體驗營活動」是法鼓山知名度高的營隊，每年報名相當踴躍，活動深獲青少年朋友的歡迎，相關軟硬體規劃也獲得政府公部門認證與肯定。 針對法鼓山四個事件行銷個案，本研究依其企業組織構面、目標族群構面、傳遞訊息構面、傳遞媒介構面進行歸納分析探討，研究發現法鼓山這四個事件行銷個案都具有相當成效。這些成效主要是有良好的活動策劃，再加上有效的執行所致，除此之外，整體社會環境亦是很重要因素。而且法鼓山實證個案的行銷活動由於掌握Kotler社會行銷概念中「企業、消費者、媒體」的三構面，並擁有充分的成功要素，而能實際達成甚至超越組織初始設定的活動目標。茲提出以下九點研究發現，(一)顧問群的強力支援(二)彈性的活動專案組織設計.(三)功能完善、專業分工的義工支援系統(四)健全的管理風格與專業幕僚團隊(五)領導者的個人魅力及企圖心 (六)社會大眾（信眾）需求導向應用(七)淡化宗教色彩是吸引傳播媒體報導、民眾參與的主要因素(八)基本捐贈者維繫(九)專業化媒體策略運用。以作為其他非營利組織日後舉辦活動之參考建議。 /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witnessed drastic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nges, numer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 addressing different causes and needs have emerged. But in an extrem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NPOs must seek out beneficial resources, offer efficient services and establish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continuity. In the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of NPO operation, the approach of marketing events and activities have been proven to be effective tools in achieving goals or enhancing service qualities. And this is why it has been used most extensively by NPOs. This research has chosen specific successful marketing cases of Dharma Drum Mountain Organization (DDM)as research subjects. Though the selection of these events would imply a certain degree of subjectivity, give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ases, the choice for these case studies has been deemed to be justifiable. Regarding the four case studies of marketing from DDM, this paper has provided conclusive analyses on these cases on the aspects of corporate structure, targeted groups, information relay and its mediums. The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that all four case studies of marketing efforts by DDM produced desirable results due to well-thought-out activity planning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s. The entire social environment has been a critical factor in DDM’s successes. In addition, from these case studies, it is evident that DDM has a good grasp of Kotler’s social marketing concepts and the three sides of the concept: “enterprises, consumers and media”. With adequate elements for success, the DDM not only achieved the goals it had set for these events, but also received results beyond its expectations. The paper offers nine points of research findings as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other NPOs planning to organize events in the future: (1) powerful support and back-up of an advisory group, (2) flexible designs of activity project organization, (3) a full-functional and dedicated volunteer support system, (4) a sound management style and a crew of professional advisors (5) highly motivated leaders with charisma, (6) the orientation application of demand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ollowers), (7) mitigating religious touches to attract media courage and people’s participation, (8) keeping in touch with rudimentary donors and (9) deployment of professional media strategies

本論文目的在於探索求助者面對多種求助情境下向「不同關係對象」求助的意願與求助感受。研究者選取大學生為樣本，研究問題為一、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的事件是否不同？二、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所產生的感覺是否不同？三、影響「選擇特定求助對象」的因素是否不同？ 研究者於前置研究中以開放性問卷收集24名大學生對「重要關係對象」的求助事件與求助感受，並根據前置研究的資料編製量化問卷施測於266名大學生。 研究結果顯示，向重要關係他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自尊感受」與「負欠感」是求助者感受的重要面向。求助感受經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後顯示，一般大學生需要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在三個感受面向上的強度確有不同：向「家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和認為「負欠感」相較於向「家庭外關係對象」求助時要低，而面對「地位較尊」的關係對象，喚起的「自尊感受」比面對「地位較平等」的關係對象要高。 關係對象是否可提供適當資源或是生活場域的相關性初步決定了受試者可選擇的求助對象，而對「雙方交情的考量」僅影響受試者向「家庭外關係的好友和師長」求助的機率，也支持了華人因關係區分而影響互動法則的論點。 此外，同是向好友求助，不同事件所引起的感受強度亦有不同，求助事件是否涉及個人能力的評價和施助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區分求助事件性質的重要向度。 本研究亦支持林宜旻（2004）對負債感內涵的區分，但對於不同對象的負債感受，僅得到對於「家人」的負債感低於「非家人」的結果，「孝道規範」的影響在「家庭內」似乎使得對父母的負債感受更高於對手足，但在家庭外則看不到「地位尊卑」所造成的差異。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權力的競逐或文明的流動即從未停歇，其所造成的衝突與影響更是複雜無比。911事件是否為杭廷頓教授所言之文明衝突，抑或是源於美國霸權失衡的中東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俱為本論文欲試圖探索的中心命題。 911事件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對於本土以及國際安全環境的思維，全球安全環境亦因而隨之改變。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成就了美國難得的戰略機遇，美國除藉此確立其全球優勢地位外，更大幅擴張其國際活動的空間與戰略運用，相對於國際間反美勢力的聲浪，明顯地對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全球戰略造成威脅與諷刺。 尤以阿拉伯世界而言，巴勒斯坦問題的無解、美國霸權的過度介入、令人垂涎的石油與經濟等利益，造成中東國家反美反西方情緒高漲，甚而恐怖主義因此盛行。凡此種種，均無法簡單的以「文明衝突」之說，解釋東西方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長久以來複雜的歷史情仇。 而911事件，只是如同已發生在世界各地無數恐怖行動一樣，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暴行，而這些人類所無法容忍的罪行，不只是「凱達」組織，許多國家或組織事實上以正義之名，亦同樣行使過或正在行使這些人類的罪行，因而造成今日世界混亂與暴力循環的惡果。 人類歷史向來無法逃脫弱肉強食的宿命，然而，適者生存卻非強者獨占的道理卻也亙古不變。就遙望未來站在世界頂端的美國而言，當世人引頸企盼或虎視眈眈時，尤應深切牢記全球化的同時，許多國家及其人民因為過去的累積與錯誤，仍在與飢餓和死亡、憤怒與絕望中掙扎與茍活，欲真正消弭恐怖主義、面對中東問題，巴勒斯坦的爭議終必尋得解決之道。

小布希總統及其外交領導團隊執政後，在外交政策取向上，明顯呈現出單邊主義之傾向。小布希政府不僅全力推動彈道飛彈防禦計畫，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公開反對「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並退出「京都議定書」。自此之後，外界探討美國外交政策時，往往將焦點放在單邊主義。因此，單邊主義之定義為何？小布希政府行使單邊主義之動機？以及單邊主義為小布希政府帶來何種影響，為本論文之研究重點。此外，2001年突發的911事件，帶給美國多面向的重大衝擊。在外交政策方面，911事件之影響甚為廣泛且深遠，小布希政府之單邊主義傾向是否有所轉變？為本論文之研究核心。 　　為觀察美國外交政策中，有關單邊主義現象與911事件影響，本論文採「系統分析法」為研究途徑，以內外部因素與決策者個人因素為自變項、單邊主義為因變項、911事件為中介變項，逐一探討這些自變項在911事件影響下，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之傾向是否有所改變。此外，本論文亦分析哪些因素對單邊主義有增強或弱化效果？哪項因素則具有關鍵性影響？ 　　從本論文得知：選定之自變項中，屬內部因素之「美國例外論」、「新保守主義」與「官僚政治」具有強烈增強單邊主義之效果；至於「兩黨政治」與「國際體系」則具一般增強效果。另外，屬外部因素之「全球化」與「國際法」對單邊主義具有強烈抑制效果；而「國內民意」則具一般抑制效果。本論文認為影響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取向之關鍵因素，為小布希總統個人。 　　本論文獲致以下研究結果：一、為單邊、多邊與雙邊主義提供定義與優缺點分析。二、提供美國外交政策的單邊主義發展脈絡。三、分析影響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取向之來源。四、說明「布希主義」主要內涵。五、證明決策者個人因素對外交決策具關鍵性影響。

隨著損鄰事件日益增加，侵權行為賠償訴訟亦日趨複雜。本研究透過釐清侵權責任歸屬，探討定作人及承攬人侵權行為賠償責任適用法源。藉由定作人若有過失及違反協力義務、誠實信用原則時，來討論定作人及承攬人在損鄰事件中各自應分擔之賠償。 文中透過民法、建築法規、文獻及實務見解來說明損鄰事件賠償責任，並按承攬人全部負擔、定作人全部負擔及定作人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態樣來討論損鄰事件賠償責任。

本研究藉由案例的分析，針對廈門、漳州、大連、寧波四個事件進行比較， 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抗爭者」三層次的視角切入，探討在 PX 項目的建設上， 是何種關鍵因素會影響地方政府做出不同的決策。然而，西方社會運動研究過多 關注於「社會」而忽略「國家」，同時在分析層次上存有過分宏觀或微觀的缺憾。 此外，若以「國家─社會」關係出發則假定國家內部為「鐵板一塊」，皆難以生 搬硬套於中國。故本研究將國家此一行動者區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個層次， 再結合社會的行動者，形成三層次的分析視角。並將其發展為「民眾議價能力」、 「地方政府興建意志」以及「中央立場」三項概念，透過三者的交叉運用，解釋 影響事件的關鍵性因素為何。經由反覆的論證，得出中央政府之立場確實佔有關 鍵性決定地位，但並不可就此忽略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影響力之結論。「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抗爭者」三層次分析架構的提出，是對於既有研究視角不足之處的 補充，以期能夠做為未來社會抗爭研究的一個研究工具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