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觀察二二八論述的改變歷程，檢視在不同歷史階段裡，台灣社會觀看二二八事件的方式及角度，以及社會文化中各種可能對論述造成影響的潛在因素，並且探討民進黨如何於二二八論述的翻轉之際乘勢而起，在政治及論述場域內取得發言位置及生存空間。 　　觀察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的論述，會發現民主運動的因子當時已在台灣社會種下，然而由於官方力量隨即全面壓制民間的發聲權，並且主導二二八論述的形構，提供一套截然不同的解釋，使得民間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直到進入八０年代末期，方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以及有心人士的推動下，得到重見天日的機會。 　　由於官方壟斷媒體近用權，致使民間的反對人士，必須仰賴黨外雜誌等另類媒體發聲，並透過運動的方式以發表理念。二二八論述的變形過程，遂經歷了運動化、論述化、制度化三個時期，終於在九０年代初期，迫使官方採取不同方式因應，並達成主流論述的改變。在論述上的反攻，同時也牽動了民間力量的湧現。於政治場域方面，導致在黨禁下強行成立的民進黨得以匯集民意的支持，伸張二二八事件之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民間意見，呼應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民主自治訴求。並由於擁有民意基礎，使得政府有所顧忌，未能如先前般全面打壓，致使民進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站穩腳步。 　　首章先行檢視歷史建構與歷史詮釋的意義，作為本文思考脈絡的起點。第二章從事件發生初期開始，探究二二八論述的起源，第三章側重官方的處理方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第四章則討論反對意見在二二八論述翻轉期的運作及其影響，而在第五章的結論部分，針對本研究進行整理回顧與反思。

在解嚴之前，「二二八事件」是個不能公開討論的禁忌。在政治氣氛逐漸開放後，要求公開討論「二二八」的呼聲浮現，媒體自不會外於解嚴後蔓延開來的二二八「討論熱」與「翻案風」，因此，探討解嚴後的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如何呈現「二二八」便有其價值。本研究以「敘事分析」的角度，探析大眾平面媒介對讀者「說什麼樣的二二入故事」，以及「如何述說」。採取這樣的研究角度，代表了研究者之觀點，認為新聞敘事對事件所提供的意義與其鋪陳意義的方式密不可分，互為表裡。本研究在樣本的取擇上，以「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1991年到1998年間，兩報對「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描述甚詳的10則新聞進行敘事分析。分析架構則從媒介「二二八」敘事的「核心情節」（說什麼故事）與「論述方式」（如何說故事）兩方面著手。本研究之發現如下： 一、媒介「二二八」故事的核心情節，乃是從「民眾」而非官方的角度出發，著重描述人民被政府方面莫名逮捕殺害的情節。本研究所分析的媒介內容大都呈現如此的核心情節，而媒介二二八敘事的摘要部分（標題與導言）也都明確指出此－核心情節，我們或可稱這種情節因果連結方式是媒介對「二二八」敘事的「優勢敘事模式」。而與媒介「二二八」優勢敘事模式在事件的因果連結或是觀察角度不同的故事版本，在媒介土要不是隱沒不彰，就是其敘事重點與角度會被轉移到民眾的那一方。 二、媒介敘事文本鋪陳故事主體的方式，乃是要致力配合、強化與彰顯「無辜人民被政府莫名逮捕殺害而受難」的故事核心，這又可從文本中的衛星行動、敘事者與媒介二二八敘事的真實表現等三方面分析： （一）、在衛星行動的描述上，強化「民眾是受害者，政府是加害者」的故事核心，包括：詳細描述當時民眾遭軍警無理暴虐對待甚至殺戮的過程與情景、指出當時政府態度的荒謬、蠻橫與無理、描述民眾作為受害者的善良無辜，以對比於政府態度的蠻橫；以及受雞者家屬在經過二二八之後家道陡落、處境淒涼，甚至禍遺子孫等，同時並以「在民眾被政府逮捕殺戮的情節上著墨甚多」、「在敘述時以『被動態』方式突顯受雞者、主要行動及行動者在二二八故事中的重要性」以及「事件的責任在政府，不能歸咎於省籍」三點深化故事核心與故事教訓。 （二）、在故事的敘事者角度上，著重民眾的角度，呈現民眾版本的二二八故事，讓民眾為故事定位，而不重視官方的解釋觀點。 （三）、在媒介的二二八敘事中，儘管記者未能親眼目睹，但一方面基於新聞必須報導事實的原則，另一方面又為了要配合故事核心，因此必須要以各種方式向讀者證明，媒介所呈現約二二八故事「是事實」。

台灣與韓國在近代歷史進程上，呈現高度的相似性：兩地經歷了中國清領時期、日本殖民體制時期，接著在二戰結束後接受新政權統治，接著走向長達近半世紀的極權政府型態。面對政治及歷史上的相似遭遇，兩地的文學發展也存在著許多值得對照與對話的學術價值。近年來，「轉型正義」從法學界開始發展，蔓延至歷史與社會的疆界，也讓社會開始追溯過往極權統治時期所發生的國家暴力事件，透過深省使真相再現，並期許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不再重演。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一九四七年，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發生於一九四八年，兩者時間只隔一年，且起因皆與當時對新政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美軍政託管——的不滿相關；此外，新政權之所以選擇採取大範圍武力鎮壓，亦皆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共產黨勢力滲透的恐懼。此兩起事件據此有了比較的基準點，在高度相似性下能看見當時列強勢力的延伸，是為不可忽視的歷史背景。 　　本文以兩起事件作為起始，探究文學界如何用小說呈現受難者的痛楚與倖存者的掙扎。所選取的文本一時間序分作兩種類型：事件發生當下的再現與事件結束後的創傷。前者具有紀錄與描述的史料意義，後者著重於個體心靈的傷痕與餘生，並結合集體記憶與心理創傷理論，盼能由內在意識重現大時代下文學兼具紀實與美學的價值。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問題、研究動機與研究意義。研究問題在探詢「二二八事件」當時台灣主要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呈現了什麼觀點、其言論立場的轉變的原因為何？此轉變對日後台灣媒體論述有什麼影響？研究動機主要想瞭解「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新生報》言論立場轉變之原因，進而反省當今媒體意識形態問題，藉以瞭解國民黨意識形態如何運用媒體形塑文化霸權論述。同時說明「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新生報》的研究意義與價值。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首先回顧「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並藉由與文獻對話的過程體現研究者對「二二八事件」的論述觀點。理論的部分則在檢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思索身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台灣新生報》在事件期間的角色與其報導論述之取向。 第三章觀察《台灣新生報》文本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論述立場、報導題材與版面處理的變化，瞭解在政府介入下該報霸權論述的形塑過程。 第四章進一步探究《台灣新生報》文本內容，指出該報在特定意識形態力量召喚下所呈現出的幾種霸權論述樣貌。 第五章為結論，說明《台灣新生報》霸權論述的意義，指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霸權對台灣媒體論述的影響，反思當前台灣媒體諸問題。 /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t starts, in “Introduction,”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uthor’s problem,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For a start, the problem is to find out what kinds of news were represented and why its remarks had transformed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hereafter TSSDN）, Taiwan’s major publicly-owned newspaper at that time, on its viewpoints of the Feb.28 Incident. In addition, questions are asked about how this change has made an impact on Taiwan media accounts and remarks. Secondly, the motivation is mainly to understand why TSSDN altered its statement and remarks during the Feb.28 Incident. In observing this change,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over how KMT ideology took advantage of the media and formed its hegemony as a reminder of present-day media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er manifest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is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deals with“literature review”and“theory probing.”To begin with, the author reviews studies regarding the Feb.28 Incident and makes clear his own view on the Incident by means of a dialogue with the literature. Moreover, by inspecting Gramsci’s hegemony theory, the author ponders on TSSDN’s role a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nd its accounts of the incident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scrutinizes TSSDN’s discourse to find out its perspective, accounts and layouts during the Feb.28 Incident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SSDN’s discursive hegemony built in the era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probes further into TSSDN’s discourse to identify several patterns under the summons of the specific ideology.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by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SSDN’s hegemony discus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of KMT’s ideological hegemony on Taiwan media remarks and introspects on current problems of Taiwan media.

本研究以權力為主軸，來探討權力在公共空間中的運作。在權力部分，以「文化霸權」及「權力三面向」為理論基礎，闡述權力最高面向是如何以「意識型態」來運作，其又如何透過公共空間來展現。案例部分以台北市都市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公園為分析對象。最後則總結前述研究成果，並提出公共空間規劃的省思。 首先，本研究以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及路克斯（Lukes）的權力第三面向來分析權力如何及為何透過意識型態來運作。指出權力以意識型態來展現時，會被視為一種比之武力較不殘忍的手段，能收編被統治者，使其成為一個無權力者。另外，在意識型態方面，則回顧台灣主流政治意識型態—「台灣意識」及「中國意識」，說明二種意識型態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進而表示政治認同時常以文化認同為基礎。 其次，回顧都市公園的發展，從都市公園的歷史中尋找都市公園的功能及意義。說明由私園到公園的演變及從改善都市環境衛生到強調美化再到強調市民參與的過程，其實就是貴族或政府權力慢慢下放的過程。 接著，本研究以政府特質將時間分為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解嚴後民主時期等三個時期，透過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的案例分析，來解析這些都市公園空間形式背後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及政治運作。在二二八和平公園案例中，不同時期分別擁有當時政治背景下的產物：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博物館、後藤新平銅像、廣播放送台；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的五座北方官式亭閣；解嚴後民主時期的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空間的變遷充滿濃厚的政治意識型態。在中正紀念堂案例中，從建堂過程到空間設計，都充滿「中國意識」，可謂中國意識型態下的產物。而大安森林公園案例中，從體育館與森林公園之爭及觀音像去留問題分析中發現：公園空間形塑過程裡，由政府所賦予的政治色彩不再那麼濃厚，市民已能透過動員來改變政府的既定決策。 最後，對於前述研究發現總結出：要體現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可透過系統的組織、公開的資訊及智識的提升，以讓反霸權的機制來制衡霸權、且從權力的第三面向回歸到權力的第一面向。而更具體的作法將有待制度上衡平的設計，以走向民主化的常軌。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聞媒介如何建構過去，二二八事件則為研究案例。所關心的問題有二二八事件在新聞上的集體記憶有哪些？如何分類？它們的變遷情形又如何？研究中所採取的方法，則為文本分析法。 在二二八的媒介記憶中，共計可分為三個階段十七種類型。第一階段為1947年的事件初始期，有合理改革等五種類型、第二階段則為1948年到1983年的社會失憶期，包括了偶發型、共黨叛國型與遺忘型等三種類型。第三階段的眾聲喧嘩期，由1984到2000年，共計有派系鬥爭型等九種類型。十七種類型的分類依據，是依照新聞論述所形成的文化景觀而來，它們先後出現在1947年至今的台灣社會之中，並累積形成四種傷痛記憶的理念型要素，分別是污名、壓抑、故事/戲劇，以及形式化等。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二二八新聞在事件初始、社會失憶期，以及眾聲喧嘩期等三階段的分佈數量有很大的落差。社會失憶期的新聞只有區區數則，這構成了台灣社會中的結構性健忘。而新聞在二二八事件的發展過程中也有了相應的變與不變。不變的部分，如新聞的本質是論述的，故新聞論述實比新聞報導為更適合的描述詞彙。變化者則有大眾傳媒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變遷，從最早的「宣傳者」、到後來的「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等，其執行的功能也有凝聚個體於社會、抒解集體情緒，以及文化實踐等不同作用。本文主張以「詮釋社群」的概念來理解新聞事業，以補傳統上「侍從報業」之不足，這是新聞儀式觀點的具體表現。

戰後在海外發展的台灣獨立運動，藉由抨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施政、質疑關於台灣地位歸屬中國的論述，對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構成雙重挑戰。雖然國民黨政府在公開場合中，總是強調所謂的「台獨運動」不過是「一小撮人」的「荒謬主張」，是「分裂祖國」的「險惡陰謀」，這些從事台獨的運動者甚至被稱為「叛國者」；然而，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在1960年代快速發展乃至1970年初，美國、日本、加拿大與歐洲等地台獨組織整合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將海外台獨運動帶入另一波新階段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此之發展自然非國民黨政府所樂見。在反對任何形式「台獨」的原則下，國民黨政府究竟採取怎樣的因應策略來「對付」此一情勢，便是值得深究的課題，而本文將集中探討美國台獨運動的案例。 本研究將利用各單位所典藏之「外交部檔案」，輔以海外台獨團體所發行的刊物、文宣、時人的回憶錄、口述訪談等資料，試圖以較系統性的方式探討國民黨政府如何從面對突發「海外台獨」案例後，開始摸索因應原則，進而在具體案件中實踐，事後檢討成效、修訂策略，又此歷程中反映出哪一些的侷限與挑戰，國民黨政府又是如何設法（或無法）克服或跨越，乃至確立一套因應機制，整合性地運用各種手法的過程。 本文透過分析一手史料並將視野置於「島外」，不僅為海外台獨運動的發展歷史提供一個「官方觀點」的面向，也為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機制提供一個更全面的觀點。 / By criticizing the KMT rule in Taiwan, questioning the claim about Taiwan being retroceded to China,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brings double challenges to the KMT government in Taiwan. In public, the KMT government always claims that the so-called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just an absurd proposition claimed by merely a handful of people as well as a malicious scheme to separate Taiwan from the motherland, and participants in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re labeled as“seditious elements’’. However,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grew rapidly in the 1960s. In the early 1970s,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anada and Europe worked together to establish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which brought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o a new stage, a fact the KMT government doesn’t want to face. The strategies the KMT government, opposing any type of“Taiwan independence”adopts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is a topic deserving in-depth study, and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hesis consults materials such as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s, oral materials, memoirs and reminiscences of those who were involved in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resorts to a more systematic methodology to explore how the KMT government faces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brings about. It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trategies the KMT government adopt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various actions launched by the activists. By analyzing the primary sources and focusing its perspective on events "outside the island ", this thesis not only gives an “offici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bu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point about the ruling mechanism of the KMT government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