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從事醫療工作人員面臨醫療事故時，因為社會民情之關係，病家往往動輒以刑逼民，或抬棺抗議等劇烈手段，甚至濫用媒體直接或間接引發不正確的公眾輿論壓力，利用媒體審判醫療工作人員，試圖將醫師即斷定成為有過失的罪犯，其目的無非大多為要求醫療機構付出相當高額金錢做為賠償。然而，無罪推定已是為人身權力的一種保障 ，在未釐清責任之前即由媒體未審先判醫師有過失，這對不願造成醫療事故而竟然發生在己身的醫療工作人員，無非是強加另一種莫大的精神折磨與沉重壓力。當然，在醫療糾紛訴訟過程中，所耗費之時間、精力、及金錢，也已足夠讓醫師精疲力盡與頹喪。因此，尋求一個合理、適法之終止醫療紛爭方法，能夠兼顧法律上之安定性，又能符合個案正義之處理方案，正是我們要建立之要點。但是，要選擇有效以及合理之醫療糾紛解決方法，首先正是要瞭解醫療糾紛發生時，醫師所應負有之民事責任範圍。所以，本文探討醫療糾紛之醫師民事責任，就是要釐清當發生醫療事故時，醫療機構應負擔那些醫療責任，其中包括保護當事人利益之契約責任，以及法律規定不能侵害他人之侵權責任等。藉由讓醫師認知其在實行醫療業務中，應念茲在茲地要求自己履行的注意義務，以避免造成病人的傷害而發生醫療糾紛；而當面臨醫療事故時，醫師認知其所應負擔之民事責任，並做好應有之醫療責任保險，以承擔可能面臨之醫療風險，而能給予受害之病家合理之民事補償。 另外，在醫療過程中，原告通常處於不知醫療行為如何進行之情狀。不過，醫師對於醫療行為無法保證其結果成功，有些醫療事故也有可能係因活體組織之不可預測性而例外地僅能歸諸於命運。就此，如在醫療結果失敗之風險上，使醫師承擔過高之責任，則可能造成「防禦性醫療」，而阻礙醫學之進步。因此，由於醫師民事責任涉及醫師職業風險，及病人為憲法所保障之身體權、健康權、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之平衡問題，自然會有不同之價值衡量角度及討論結果。因此，在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下，我們對處理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之問題做一番探討，並建構一個大家共同期盼之適合法理基礎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首先我們先瞭解醫療行為的定義及類型，並探究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例如醫療行為具有多樣性、侵權性、協力性、專屬性與從屬性、專業性與裁量性、有限性與不確定性、及信賴性等特性。藉探討醫療行為之事實特性及限制，用來釐清當醫療糾紛時，在考量醫師與病患間的特殊信賴關係，固然法律要求醫師應需負有更多的注意義務；但是，我們也要考慮醫療行為具不確定與專業裁量等特性，因此在論斷醫療作為義務之有無與注意義務之程度時，應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而為區辨的必要。換句話說，了解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當有助於阻卻違法、因果關係等方面的探討；進而，可以適當建構醫師注意義務的程度與範圍，而對醫師民事責任的範圍做一個合理的規範。 其次，我們以醫療法明確規定的醫師民事責任應適用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來探究醫療行為適切的法律責任。接下來，我們探究目前醫療糾紛的現況，就醫療糾紛的成因及增加的理由加以分析，並尋求解決之道。 實務上如同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057號判決，上訴人朱○○因新○醫院因檢驗之疏失，致其未施行人工流產生下重度殘障之男嬰，侵害其權利。新○醫院就其債務履行輔助人給付方法之瑕疵，導致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之本旨，致朱○○受有損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因新○醫院等人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損害朱○○自由選擇之權利，產下非其所預期而患有唐氏症等多重重度障礙之男嬰張○○，使其現在及將來必須支出之費用損害，朱○○請求賠償者積極損害，而非消極損害，而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請求權競和之適用。由實務上的判決，醫院與病患間成立具委任性質之醫療契約，若可歸責任於醫院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致病患受損害，應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另依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依此，受僱人之行為若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成立侵權責任，則僱用人應依第184條第1項負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因此，為了尋求合理的解決醫療糾紛，我們更進一步釐清醫療本身的契約性質，及可能造成的侵權行為性質，對其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及相關的舉證責任分配，將一一提出說明。 最後，在論及醫療糾紛的醫師之民事責任時，不應忽略醫師之最終目的是在救人，如果醫師因怕負擔過高之注意義務而不敢做為，非但危及病人，亦可能阻礙醫學的進步。因此，對醫療事故之責任承擔與可容許之醫療風險應做合理的界定，方能兼顧病人的權益與醫學之發展，故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上，值得我們的學界與法界共同慎重思量，本論文第六章即朝此方向提出了結論與建議，俾供參酌。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745号 / 法博第176号 / 新制||法||151(附属図書館) / 31696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山本 敬三, 教授 松岡 久和, 教授 潮見 佳男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2941号 / 法博第261号 / 新制||法||17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山本 敬三, 教授 潮見 佳男, 教授 橋本 佳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於契約成立以後，債權人得按約定內容請求債務人依約履行其義務。若義務不能履行時，法律賦予債權人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之權限。然而損害賠償原則上僅用於填補財產上損害，無法擴及所有值得保護之非財產法益。縱然損害為財產上損害，損害數額之計算與證明經常為雙方當事人所爭執。因此，違約金經常成為當事人簡化損害計算及確保契約履行之工具。 惟自定型化契約條款廣泛使用以來，條款使用人經常濫用其形成契約內容之優勢地位以成就其絕對利益。在許多情況下，定型化違約金條款已然偏離其制度之初衷，成為條款使用人於對價關係外牟取不正利益之工具。如何杜絕定型化違約金條款之濫用，在現代契約法中業已成為不可忽視之重要議題。 本文先從違約金之法律性質出發，參酌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確定我國違約金制度之基本內涵，並澄清其相互間之關係。除瞭解國內外法制之內涵外，並藉此確定各種性質之違約金條款間之制度目的及法律規範之模範類型，探求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審查之基礎。隨後再分別針對在工程契約、消費者金融契約以及預售屋交易契約中所常見之違約金條款予以類型化分析，透過雙方當事人之利益衡量定性系爭條款之法律性質，並據以歸納出條款效力控制之標準。並期望透過本文之研究，能夠為法院實務與範本制訂提供具體可行之建議。

摘要 政府採購法72條第2項減價收受規定，可說是機關處理驗收之例外規定，關係機關採購後續使用情形及廠商權益甚鉅。本文以工程採購為研究對象，以工程採購著眼於工作之完成，來探討採購法驗收之法律效果，以釐清減價收受之效力。 依採購法72條第2項規定，明定減價收受之要件，包括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卻有困難、得於必要時，機關得採減價收受，因此機關驗收時，發現與規定不符，仍須滿足前開之要件，方得採減價收受，否則應依採購法72條第1項規定，請廠商限期改善。 從民法概念來看，減價收受無所謂過失責任，基本上肇因於廠商債務不履行，債務不履行可分為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二者區分實益在於給付是否可能，亦關係機關評估是否辦理減價收受及後續損害賠償問題。此外，減價收受亦關係工程承攬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保固責任，以及減價收受之額度與違約金等相關問題。本論文希望藉由理論探討，及法院判決、調解建議及仲裁等相關實務案例，以釐清減價收受所遭遇之相關問題。 / The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under Article 72, paragraph 2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could be said an exceptional part of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under the Act. It is regulated to the interests and duti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f governmental purchasement. This study intentioal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work”, which is used to focus on the completeness of definit work and to cope with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When it happens to be accepted with price reduction, what is the reason and what will be going on?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72, paragraph 2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where the result of inspection indicates any non-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ual requirements, but the non-conformity neither hinders the safety or use required nor decreases the general function or the function designated by the contract, an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may be conducted under conditions that the entit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or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replacement. Otherwise, the entity should require the suppliers make improvement within a time-limit 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1 of Article 72.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the Civil Code, the acceptance with the price-redu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responsibility for intentional or gross negligent acts. It is caused by the suppliers’ non-performance, when the performance becomes impossible or imcomplete. The governmental entity will also transfer to claim conpensation for the injury. This issue also involves the obligation of suppliers to repair the defects within the specified period, not only after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The reasonable amount of price-reduction and the penalties are also important to be disscussed. This study wants to clarify all the issu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acceptance with price-reduction through the theory discussion and the reviewing of juridical cases, mediations and arbit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