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使命係營利，而隨著全球性的激烈競爭及資訊科技的發展，企業發現，必須能辨識目標客戶、計算顧客價值，並將有限的資源投注於目標顧客上，透過與顧客直接溝通並提供客製化的產品，才能真正提升企業獲利。 多數學術及實務研究均指出，對大多數企業而言，顧客利潤非常集中。基於收入來源、成本發生種類不同、通路選擇與所提供顧客服務層級及顧客使用資源之差異，均造成單位收入對於企業的利潤貢獻不同，進而導致顧客間利潤差異甚大。惟觀諸上述顧客利潤之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企業內部之作業及流程與企業外部之顧客屬性兩大構面，故首要之急，應先辨識顧客利潤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何，藉以掌握進而發揮管理意涵。惟基於資料可取得性及資訊科技發展之限制，雖然學術及實務界對於顧客利潤影響因素之看法很多，但實證性文獻相對稀少，且多半係透過問卷方式為之。本研究透過個與案公司之合作，預期係國內外少數針對此等議題，採取實地實證（Field Empirical）之研究方式，並以複迴歸分析驗證假說之研究。 就作業及流程之複雜性而言，作業之執行次數較多或標準作業時間較長時，所消耗之資源成本較高，進而降低顧客利潤。此形成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一，即在探討作業及流程之複雜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此外，就顧客屬性而言，包括：消費之產品售價、購買頻率、購買種類及購買數量均會影響顧客利潤，故深入探討顧客屬性之交易均額、產品種類及產品交叉銷售數等變數對顧客利潤之影響，此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二。 本研究採取實地實證之研究方式，透過文獻論述、訪談結論及實地觀察，形成四個主要研究假說： 1.作業及流程之複雜性會影響顧客利潤 當作業之執行次數或標準作業時間越長，表示作業及流程越複雜，顧客利潤越低。 2.交易均額會影響顧客利潤 當顧客每日交易均額越高，預期顧客利潤越高。 3.產品數量會影響顧客利潤 當顧客選購產品數量越多，預期顧客利潤越高。 4.產品交叉銷售數會影響顧客利潤 當顧客選購產品種類增加時，預期顧客利潤越高。 本研究採取實地實證（Field Empirical）之研究方式，俾為取得深入瞭解，筆者自2000年6月至2001年5月，每週花費2至3天的時間，利用實地觀察，閱讀個案公司的文書資料、電子資料檔，透過與相關人員之訪談方式，實地進行對個案公司所屬產業、作業流程、顧客特質及產品種類進行深入瞭解。接著以2000年5月至12月法人授信戶之相關資訊，採取橫斷面迴歸分析方式進行研究。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作業及流程之複雜性構面，支持作業及流程之複雜性對顧客利潤負相關，並進一步指出授後信管、案件維護及自動化服務係主要產生利潤之作業項目。而在顧客屬性構面，則指出交易均額及產品數量均與顧客利潤正相關，但產品交叉銷售數則與顧客利潤負相關。 分析本研究之隱含意義在於： 1.複雜性較高且會降低顧客利潤之作業項目，可藉由降低作業執行次數或縮短作業所需時間，以提高經營績效；而針對主要產生利潤之作業項目，則應透過積極的行銷策略，達成獲利成長之目標。 2.顧客交易均額與產品數量均與顧客利潤正相關，故可以採取建議顧客維持高交易均額及產品數量之策略，以提高獲利；而產品交叉銷售數，則指出既有顧客仍有潛在開發空間，值得進一步分析。

目前的薪資制度，逐漸由固定薪酬制度走向以績效為導向的分紅制或獎金制，冀望藉由激勵（incentive）措施，吸引高素質的優秀人才，提高勞動生產力，進而提升企業生產力。屬於團體薪酬制度的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係將績效與報酬的關聯性相互結合，促進勞資合作，員工不僅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並可藉由股權的取得，成為公司股東，參與公司經營決策，員工與公司的利益一致，共同為提升公司生產力而努力。然而團體薪酬制度搭便車（free rider）的行為，卻會降低生產力。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的生產力效果是否存在。 以往台灣對員工分紅入股制度與生產力關聯性之研究大都以電子產業為對象，而對於商品同質性高、產品差異程度小，亟需具有研發創新與技術能力之金融專業人才參與，方能提升競爭力的銀行業之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以1997年至2005年台灣本地銀行之非平衡追蹤資料（unbalanced panel data），搭配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進行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生產力效果的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以虛擬變數衡量時，對台灣本地全體銀行的影響並不顯著，但在α=10%的顯著水準下，對民營銀行的生產力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以平均每位員工現金分紅來衡量時，民營銀行的生產力效果亦為顯著正向，惟以現金分紅占全薪比率來衡量時，生產力效果則不顯著。第二、員工現金分紅對金融控股公司子銀行的生產力效果並不顯著。第三、平均每位員工股票分紅面值（市值）與股票分紅面值（市值）占全薪比率對台灣本地全體銀行生產力均有顯著的正向效果，顯示在台灣地區，股票紅利的激勵效果大於現金紅利的激勵效果，另股票分紅面值的生產力效果則大於股票分紅市值的生產力效果。 最後，台灣本地銀行所具有的固定（特質）效果，包括政府政策的扶植，集團文化、領導人風格，以及區域固定特質確實存在，並會對其歷年的生產力，產生長期的固定正向影響。

銀行為資金融通的中介，在經濟體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過去多使用Malmqusit 總生產力指數來衡量生產力的變化，然而Malmquist 總生產力指數雖易於分解，卻不具相乘完整性（multiplicatively complete），可能產生偏誤的情況，因此本文採用具有相乘完整性之Hicks-Moorsteen 總生產力指數，並根據O’Donnell所提出的分解方式，將生產力變動分解為技術變動、效率變動、規模效率變動與組合變動，同時總生產力指數與交易條件指數的乘積為利潤力指數，有助於了解在交易條件改變時會如何影響廠商的生產決策。 本文研究發現台灣銀行業在追求產出極大、投入極小，以提升經營績效時，卻因交易條件逐年惡化，導致利潤力呈現衰退，因此相對於總生產力，台灣銀行業的交易條件及利潤力還有待改善。生產力指數的各拆解項在2004-2005年交易條件指數大幅成長時呈現衰退，2008-2009年交易條件指數衰退時，產出技術效率指數、產出組合效率指數及殘餘組合效率指數為成長，其中產出組合效率、剩餘產出組合效率的變動與產出、投入數量有關，因此也與交易條件指數關係密切。最後根據統計檢定結果顯示Hicks-Moorsteen總生產力指數及Malmquist 總生產力指數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本文旨在探討受控外國公司規則對我國企業之影響。首先，本文對所得稅法第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與其相關配套措施之關聯性與適切性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兩者可能不具備有預期的高度密切關聯性，如果政府預期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能夠在近期開始實施，可先考慮讓兩岸租稅協議和共同申報及應行注意標準與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脫鉤；其次，根據本文的估算分析，顯示若開始實施受控外國公司規則，將對長年利用境外控股公司進行轉投資的我國企業增加頗大的稅負影響，可能嚴重影響企業資金的調度問題及對未來企業全球間的組織安排；再者，本文對於我國企業因受控外國公司規則所受之衝擊，予以提出因應措施，包括：對境外控股公司控股架構之調整及對境外控股公司獲利分配之調整，使其境外控股公司達到受控外國公司規則之豁免門檻要求或使其境外控股公司不符合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不必將其未分配盈餘計入台灣母公司課稅；最後。綜上的分析結果顯示，若開始實施所得稅法第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可能會對台灣經濟造成重大的損失，或許政府並不預期所得稅法第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在近期內開始實施。

公共工程之保險採購長期以來一直是產險經營工程險主要之保費來源，除例行性設施養護、治川防洪等項目外，中央政府主管單位為符合地方基礎建設之需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儘管工程險保費量佔產物保險市場整體規模並非顯著，但是觀察台灣歷歷可見各項重大公共建設的背後，影響所及的民生可以數百萬甚至千萬計，工程保險扮演的角色可說是沉默但卻重要。 政府機關之各項採購係以『政府採購法』為其根本大法，工程保險被歸屬為勞務類別，亦被納入採購法之規定辦理，然而因各機關所舉辦之工程性質、規模不同，使保險採購制度形成一綱多本的狀態，大體而言，採購方法可二分為『業主自辦統保』及『廠商自行投保』兩類，而『廠商自行投保』項下，又可中分為『單獨列項』、『合併列項』及『不另列項』三種保費編列方式，各方式之間長期以來並行不悖，但是持續存在著衝擊產物保險發展之諸多問題。本研究除探討政府工程保險採購制度之特點與差異外，並進一步分析採購方法及保費編列方式之執行缺失對產險經營之影響，建議摘要如下： 一.採用低損失率獎勵條款取代不合法退佣行為，鼓勵被保險人損害防阻以共 同分享核保利潤。 二.強化共保聯營組織『工程保險協進會』，結合市場自律與保險監理執行工 程險市場之外部查核機制。 三.建立工程險服務評鑑與工安紀錄資訊平台，使保險供需雙方資訊透明，使 保費反應公平合理之風險對價。 四.加強對風險分散之監理；特別是針對保險同業間『內共保』方式，宜將此 保險產業慣用風險分散機制訂立符合監理之規範。

台灣因本身自然資源並不豐富，屬於典型的開放性海島經濟，對國際貿易依存度高。匯率是重要的影響台灣總體經濟因素。因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導致台幣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本篇論文旨在探討，自民國86年7月始，新台幣大幅貶值，此項匯率的巨幅波動（波動期）與83年7月至86年6月間（平穩期），究竟對上市公司的營業績效及上市公司的股票報酬，是否造成不同之影響。利用營業利潤受匯率變動的影響，來解釋公司的外匯風險，進一步探討匯率變動與上市公司股票異常報酬的關係。 探討匯率變動對公司營業利潤的影響，可藉由契約，外匯換算或競爭效果表現出來。所謂契約效果是公司在國際貿易的環境下，有不可取消的外匯合約，造成營業利潤該增加而未增加，或應減少而未減少，立即反映出來對公司營業利潤的影響。外匯換算效果是指公司擁有國外子公司，當國外子公司匯寄外幣現金回母公司時，因受匯率變動而產生的風險，會在財務報表上反映出來．競爭效果是指因進出口貿易頻繁，匯率變動會影響公司的競爭情勢，通常不會立即直接的反映出來，而是間接的影響公司的銷貨收入和進貨成本，而延後反映在財務報表上。本研究試圖檢視匯率變動對公司利潤的影響是立即反映，還是延後反映，以瞭解哪一個效果較顯著。 此外，本研究也檢視匯率變動對公司股票異常報酬變動的影響是立即或延後反映，以瞭解投資者對於匯率變動對股價變動影響認知的反應程度。當企業受匯率變動而產生會計或經濟風險時，任何對公司價值之影響，在效率市場的情形下，應當會立即反映在股票價格上。 本研究實証結果發現，匯率平穩期，契約及競爭效果顯著。但在匯率波動期，契約及競爭效果不顯著。台灣股市，不論在匯率平穩期或波動期，匯率波動皆對公司當季股票異常報酬有顯著影響力，顯示台灣股市投資人十分重視匯率走向。平穩期或波動期，匯率變動會遞延影響公司股票異常報酬，間接驗証台灣股市非為效率市場。同時，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匯率變動對該產業的股票異常報酬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匯率變動、營業利潤、股票異常報酬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categories of exposure that are most likely to effect company's operating income and the observed associ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abcdrmal stock returns. The period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s July 1994 to December 1997. This period examined is divided .One is July 1994 to June 1997(Exchange rate changes wave is flat) and the other is July 1997 to December 1997(Exchange rate changes wave is inflection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associations among operating income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abcdrmal stock returns between July 1994 to June 1997 and July 1997 to December 1997.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ntractual effects and competitive effects are most likely to explain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unexpected operating income in July 1994 to June 199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abcdrmal stock returns is at relatively high significance levels between July 1994 to June 1997 and July 1997 to December 1997.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investors have more attention on exchange rate changes waves. The a-quarter lagged rel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abcdrmal stock returns are at relatively high significance levels in July 1994 to June 1997. The a-quarter and two-quarter lagged rel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abcdrmal stock return are at relatively high significance levels in July 1997 to December 1997. This result examines Taiwan stock market is inefficiency Keywords: operating income, exchange rate changes, abnormal stock returns

本文於Fujiwara (2007) 一文分別導入利潤稅制與逃漏稅，探討當產品存在差異性，利潤稅制與逃漏稅對長、短期釋股比例之影響。研究發現，在混合寡占市場的架構下，當政府於短期市場課徵利潤稅，利潤稅不具中立性。惟政府於長期市場課徵利潤稅，利潤稅對私營廠商具中立性。 　　當代表性消費者效用函數為 CES 形式，考量代表性消費者對差異性的喜好程度，得到長期和短期的最適釋股比例的結論與Fujiwara (2007) 大致相同，但課徵利潤稅會提高長期和短期的最適釋股比例。 　　逃漏稅部分，發現雖然廠商逃漏稅的決策與生產決策係獨立。惟廠商出現逃漏稅的行為時，利潤稅不具有中立性。異於Wang and Conant (1988)、Yaniv (1995，1996) 等文結論。又發現民營化會增加逃稅，惡化社會福利，異於Hood (1986) 民營化能改善逃漏稅，提升社會福利之結論。 　　加入逃漏稅後，課徵利潤稅對長、短期最適釋股比例的影響則不明確。惟廠商逃漏稅成本高時，課徵利潤稅對最適釋股比例的影響方向長、短期才皆為正。

本文建立模型，加入許多現實社會存在的現象，包括有限責任限制、景氣榮枯的不確定性以及將決策「階段化」，以探討廠商的產出與逃稅的行為。在逃漏稅行為方面，引入有限責任可能使廠商的逃稅決策呈現「兩極化」。在產出行為方面，未來景氣的不確定性將使利潤稅不具中立性。在無景氣考量下，不論有無有限責任，也不論決策是否具「階段性」，利潤稅對產出仍具中立性。當廠商必須面臨景氣的不確定性且為一風險趨避者的時候，在兩階段決策模型之下，不論有無有限責任的存在，利潤稅的中立性都不會成立。且若存在有限責任，其產量會比不存在有限責任的產量還多，在階段模型下，引入有限責任仍使廠商傾向採取風險較大的行為。

勞資關係中雙方存在合作與對立的態勢，主要的原因在於雙方利益具有衝突與一致之可能性。如何避免勞資間的衝突對立、強化勞資合作，是極為重要的課題。而另一方面，勞工意識抬頭，各種強調勞工權益之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促成勞動者力量之提升，企業─私人之經濟體，已不再是僅由資方專制之組織。故，在企業內，勞工參與制度已獲得相當之重視與實施，不僅在決策方面、經營方面有參與之權利外，在企業經營報酬與成果方面，更應讓全體勞工加以分享─亦即經濟民主之概念。 因此，本文乃以經濟民主之概念出發，探討勞工財務參與制度之本質與內涵。蓋勞工財務參與制度早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實施已久，其功能、類型、目的、法令規範等等之間，皆因各國之社會、歷史、文化、勞資關係等影響因素下出現相當分歧之現象，頗值得進一步研究與了解。故，本文主要分析英、法、德、美等四國之勞工財務參與制度，包含現況、類型、法令、勞資立場、功能等方面，並將四國之情況作一比較分析，以獲知該制度之演變與目前實務上之運作情形。此外，將國內之勞工財務參與計畫(包含年終獎金、現金分紅、員工分紅配股等)與先進國家作一比較後，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在法令上缺乏完善之規範外，普遍對於勞工財務參與概念尚停留在員工分紅配股之層級上，並用來作為圖利特定人員之工具。因此，我國如要解決現行制度之缺失，並達成財務參與制度之潛在功能，需從下列三點著手：一、法令規定排除高階經理人員(包含董監事)領取員工分紅配股權利，並限制不合理之領取條件(如差別待遇、不得賣出持有股份期限過長等)；二、加強企業內之勞工參與；三、制定完善之儲蓄投資薪資理財管道，讓勞工可依照本身情況，將薪資或分紅作為長期儲蓄投資之用，以促進勞動者財產形成與經濟生活保障。

傳統探討利潤移轉效果的租稅競爭文獻中，忽略廠商租稅規避效果對公共財的影響。然而，在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興盛的時代下，廠商對於國與國之間的租稅安排是複雜且不可避免，所以在探究租稅競爭時，租稅規避也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本文以Lai (2006) 一文為基礎，建構一個具有利潤移轉效果的國際租稅競爭模型，分別為Cournot數量競爭與Bertrand價格競爭，來探討廠商租稅規避效果對國際租稅競爭導致公共財提供量不足的影響問題。 本文章有幾點發現：Cournot 數量競爭下，避稅效果會強化稅基、稅收效果，和利潤移轉效果，加劇公共財提供數量不足的問題。而Bertrand價格競爭下，避稅效果同樣會使公共財提供量下降，但此模型下的利潤移轉效果對公共財影響為正向，使得公共財數量皆大於Cournot模型之下。此外，本文也探討眾多參數對政府最適決策的影響。 /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of tax competition, which include the rent shifting effect, ignore the impact of tax avoidance effect on public goods. However, the taxation arrangements between countries which firms face are complex and inevitable in this era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fore, when investigating tax competition, we should consider an important factor- tax avoidance. So,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ai (2006)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model containing rent shifting effect. We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ublic goods and how tax avoidance effect influence this question in Cournot competition and Bertrand competition. This conclusion shows that tax avoidance effect enhances tax-base effect, revenue effect and rent shifting effect in Cournot competition. In this condition, the issue of insufficient public goods will worsen. In Bertrand competition, tax avoidance effect will also make the quantity of public goods fall. But rent shifting effect in this model is so good for public goods that the quantity of public goods is larger than Cournot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uses software to test many parameters and finds the parameters how to influence government's optimal dec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