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為：(一)從人格特質及環境交互論的觀點，探討排除同理心的影響之後， 處於不同熟識度、酬勞（情境變項）的情況下，不同自我肯定度的大學生（個人特質 ）在答應請託行為上的差異。(二)修訂同理心量表與編製人情事件量表。(三)瞭解此 二種量表與自我肯定量表的相關。 本研究採 2×2×2 三因子實驗設計， 問卷研究對象為二百二十三位大學女生，其中 的一百零四位再要求參與實驗。研究者先行訓練四個實驗同謀，再於實驗室內設計自 然的請託情境一研究者隨機操弄受試者與同謀者熟識情形的高低、有無酬勞一以了解 不同自我肯定者在不同情境下，答應請託行為是否不同。統計方法除採變異數分析外 ，還有積差相關、因素分析及 t檢定。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在雙方越熟識的情況下，越會答應對方的請託。(二)是否參與實 驗的大學生，在自我肯定量表與同理心量表上沒有差異。(三)自我肯定量表得分越高 的受試者，在人情事件量表上的得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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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金融市場全面朝向自由化、國際化之發展聲浪中，因應經濟情勢與金融環境之快速轉變，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及歐洲地區之金融機構合併風氣均十分盛行。而台灣地區在90年代初期開放設立新銀行後，經過十餘年來之激烈價格競爭，金融機構之存放款利差及總體獲利能力不斷下滑，市場結構更暴露出過度競爭下的劣質經營現象，導致銀行產業面臨嚴峻的考驗。 我國政府為因應金融多元化之發展需求、強化金融產業規模、提升金融機構經營效能，同時為鼓勵金融機構合併，提供良好法律環境，於2000、2001年間陸續通過銀行法修正案、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相關配套之法令修正案等，為金融業跨業經營及組織再造等需求建立一個有利的環境。 台灣過去出現的金融機構合併案例，大多為政府為貽平當時基層金融機構出現問題後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而出面以「政策指導」手段援引其他合適金融機構接手之「概括承受」行為。至於純粹由金融機構本身自發性為擴張事業版圖或提升經營績效而出現的合併案例，則是近幾年的事。 本研究以台新銀行與大安銀行之合併案為研究個案，並著重於其合併後之整合過程所衍生的各項問題及其解決方法。主要係因該個案為台灣銀行間良質合併之首例，且其整合工作已全數完成，可藉由事後之記錄作深入分析，作為日後其他銀行合併整合時之參考，以事前防範，並避免不必要之問題產生，俾利於整合工作之加速進行。 本研究詳細說明二家個案銀行之發展背景、合併整合過程、整合作業之規劃特色、預期之合併綜效及整合過程所面臨之重大問題等。二家銀行合併後以台新銀行為存續銀行，大安銀行為消滅銀行，本研究發現本個案二家銀行在整合過程會所面臨之重大問題為企業文化及人力資源整合困難、拒絕留用員工抗議衍生之重大勞資爭議、資訊系統整合不易及客戶資料轉換之複雜、合併初期業務流失危機、忽略客戶權益之保障等方面。所幸在高階主管不斷信心喊話，及時化解各項問題後，以一年左右之時間，即完成所有資訊系統轉換及客戶資料轉籍等作業，達到真正以「一家銀行」之模式服務其全省客戶。 合併後之台新銀行，2002年因合併而產生之總合綜效為新台幣11.6億元，除營收提升綜效未達目標外，成本節省綜效及資金成本降低綜效均已超越預算目標，台新銀行經由本次合併，已成功脫離新銀行族群，晉升為中型銀行之列。整體而言，本個案二家銀行合併之整合過程尚稱圓滿順利，相較於其他國際間之銀行合併案例，本個案之整合速度來得快速許多。

誠如馬克思(Karl Marx) 所言，人力磨坊造就了封建地主社會，蒸汽工廠造就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在歷史的演變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發現，當經濟產生本質上之改變時，每每造成社會結構劇烈地改變。從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觀察，特別是從由原始資本累積至自由競爭階段，再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企業併購始終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也深深影響著社會結構之變動。觀諸企業併購原屬市場經濟成熟，及資本市場發達國家或地區之產物，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其政經本質之中國，應與市場經濟之屬性杆格不入；但在西元二００一年以後，全球併購市場發生板塊遷移之重大變化，傳統上居於併購重鎮之美國及歐洲均呈現大幅萎縮現象，而日本除外的亞洲則成為新興的市場，其中以號稱「世界工廠」亦儼然成為「世界市場」之中國大陸，以後來居上之勢，持續受到矚目。 企業併購一個顯為法律上饒富興味之課題，這不只是因為併購具有多種的形態，更因為併購涉及企業間複雜之權利義務關係，使得多種面向法律領域都與之產生牽連。其中「企業併購勞動保護議題」，更為思考勞動法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之觀察窗口。過去那些把世界從政治上分為一塊一塊、從法律上分為一國一國邊界之主權劃分方式，正被日益興起之全球化力量所穿透，進而使得經營組織、法人格等人為的資源配置限制範疇，由封閉走向開放，帶來勞動關係的變動。從各國法制比較分析可知，關於企業併購對勞動契約產生之影響，實牽涉一國經濟發展政策與勞工權益衡平之考量，該等考量之結果則體現在該國之勞動法制上；因此，不同國家之勞動法制在企業併購時，對勞動契約產生之影響，也有不同之樣貌。前述議題之於中國，在其特殊的政經體制發展下，更值得研究。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企業併購對勞動契約產生之影響，在二００八年一月一日《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後，展現不同樣貌。在該法實施前，企業併購過程中勞動關係之處置，從理論到實踐、從政策依據到操作方法，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之問題。該等問題在《勞動合同法》公佈施行後，是否戛然而止；除有待觀察外，透過本論文之探討，或可預見端倪。 / History clearly tells us that a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an economy always brings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When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especially from the stages of ancien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o free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corporate mergers have always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have always contributed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Corporate mergers are the products of a mature 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a socialist common ownership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se, China should not have anyth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arket economy. However, the global merger market developed a huge change in the landscape after 2001, when we started to see a large decrease in the original major merger regions, US and Europe. Asia, except Japan, has become the newly emerged market. The “world's factory", China, has turned into the “world’s market” and fast advanced to lead the crowd, captur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ince then. Corporate mergers are a very interesting legal topic because of their multiple forms and multiple links to different legal aspects as mergers are related to the complicat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corporations. One of the aspects, “Labour Protection in Corporate Merger”, is the observation window for the Labour Law in globalization. In the past, the world was divided by means of politics and jurisdiction, with clear boarders and independent countries. These are now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by the force of globalization. The once closed resources allocation scopes of operating organizations and legal entities have started to open up,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 of labour relationships. It can be seen from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aw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mergers on labour contracts is related to the balanced 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labour rights. This balance consideration results in the labour law of the individual country. Different labour regula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labour contracts in corporate mergers. As mentioned above, China is especially worth studying because of its spe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effects on labour contracts from corporate mergers in Mainland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ur Contract Law" on 1st January, 2008. Before the Law was implemented, there were a lot of unsolved issues on labour relationships in a corporate merger, from theoretical to practical levels and from the policy basis to actual operation.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yet to wait and see whether the launch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Law” will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but we might still be able to get some clu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is study.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論 文 摘 要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隨著勞動彈性化運用的日益頻繁，勞動市場的勞動形式邁向多元化，在台灣已有愈來愈多的受雇者從事部分工時、派遣、約聘僱等雇用型態。然而，非傳統雇用方式的受雇者，在法規與社會保護、福利措施上未必如傳統的長期雇用、白天班與全職的受雇者完善，這些潛在缺失造成的「工作不穩定」(job insecurity)特質是否會影響受雇者的身心健康，即為本篇論文的研究重點。 本篇研究的研究方法為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使用『96年度受雇者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表』的調查數據，檢視受雇者在不同「契約關係」、「工作班別」與「工作時間」下，是否有不同的健康結果。本篇選定的健康指標有「健康自評」、「無法工作天」(因身體不適)、「身體痠痛」與「疲勞」四種，透過控制各種個人特性、工作特性與個人生活習慣，瞭解不同勞動形式在各健康指標中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樣本中台灣的受雇者而言，就算控制住個人與職業特性，不同勞動形式之間仍會有健康差異存在。雖然本篇研究無法推斷勞動形式與健康結果的因果關係，但顯示非長期雇用、非白天班與非全職的受雇者在各種健康指標中都有較差的健康表現。希望未來在勞動彈性化與受雇者健康的領域中，能夠有更精確、深入的調查、研究，進一步瞭解造成健康差異的因素為何，並且提出方案縮短不同勞動形式受雇者之間的健康差異。

本研究試圖以社會智能之觀點切入，初探記者採訪、報導創傷受害者所運用的社會認知、知識及行為技巧，聚焦於記者如何運用社會智能去平衡人際、工作任務及情境等面向，以順利和創傷受害者互動、同時完成工作任務。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視角，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訪談 15 位國內記者，對象同時包含電子/平面、文字/攝影、都會/駐地記者等。研究結果發現，在工作過程中，記者確實運用社會智能去解決採訪、報導創傷受害者所遭遇到的問題；且其社會認知及技巧的展現是相當豐富且細緻的，這是傳統的新聞學說(如：客觀的專業意理)難以詮釋及涵蓋的。此外，由於創傷情境之特殊性，因此記者於工作過程中會產生許多複雜的情緒感受，如無力感、挫折感等，且為了順利完成工作任務，記者還必須加以管理、運用自己的情緒感受，如：隔離自我的情緒感受，但仍運用同理心去理解創傷受害者。最終，在記者社會智能的職涯變化方面，訪談資料顯示，記者的社會智能實為一不斷修正、演化的能力，會隨著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或工作經驗的刺激而不斷學習、演進。

市地重劃後土地價值上漲，可讓原土地所有權人享受土地開發利益，因此，若從「受益」與「付費」的關係上來加以探討，似可將重劃負擔之內涵歸屬於「受益者付費原則」之範疇。受益者付費原則可說是建立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之上，而為達成公平原則的理想手段。本研究以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率做為受益程度之指標，在受益者付費的公平原則之下，受益程度愈大的土地所有權人，應承受愈高的重劃負擔，受益程度較小的土地所有權人，則僅須承受較低的重劃負擔，藉此以達市地重劃負擔與受益的對稱與均衡。 本研究認為，現行市地重劃負擔計算公式仍有其公平性，在可以確實反映地價之前提下，依現行重劃負擔計算公式，已可達到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較輕之效果，不必再另行減輕重劃負擔，即可符合受益大者負擔重，受益小者負擔較輕的受益者付費公平原則。故現行市地重劃制度中，對於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得依其受益程度比例再另予核減其重劃負擔之規定，並不符合公平原則。 但因現行市地重劃地價評定方式多採區段價法，造成低估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之重劃前地價，以致常常會發生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之重劃負擔率與其受益程度不相當（即實際之重劃負擔面積較其所應負擔面積為高）之不公平情形，故有必要對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依其實際受益情形，酌減其重劃負擔，以為救濟。 然而，現行重劃負擔減輕原則的訂定，迄今仍缺乏通案客觀之標準，易受到人為因素之影響，而可能造成重劃負擔減輕的程度無法反映其實際應予酌減之程度，產生另一型態的不公平，故重劃負擔減輕原則僅能當做一項暫時性、短期性的權宜救濟措施，且應建立合理減輕程度的衡量準據，俾求符合受益者付費的公平原則。而為求重劃負擔之公平合理，長遠之計仍應回歸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問題的改善，健全估價制度，加強估價技術，才是徹底有效的解決之道。

本文首先將推導最適肥料量問題在二次模型參數受限條件時的參數估計及最適肥料量估計的演算法.其次,在一般線性模型下,我們將討論最適謀略估計,參數估計和最佳目標函數估計的評估準則,並且探討如何偵測出對最適謀略估計,參數估計以及最佳目標函數估計有影響力的資料點.同時,我們也將在二次模型下再次考慮前述的問題.最後,我們將引用"北卡羅來納州試驗資料 ",作實例分析,加以說明.

自明治時代開始，日本政府為了晉身近代化國家之行列，積極地引進西方文化，而西洋蔬菜之品種及栽培技術的引進亦是西方文化導入政策中的一環。然而，即便是同樣於明治維新期為了近代化而從西方引進的食物，融入日本生活之過程則各有不同。因此，筆者欲以西洋蔬菜之洋蔥為例，加以探討日本飲食文化中受容之樣態。 本稿以洋蔥為例是因為，洋蔥是明治初期所引進之西洋蔬菜中，最早融入於日本飲食生活中之蔬菜。然而，洋蔥不如馬鈴薯般可作為主食食用，且味道較其他蔬菜刺鼻，於是要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以新蔬菜的身分融入日本飲食生活中勢必有其難度。因此，筆者欲在本稿中針對洋蔥是如何融入日本之飲食生活，及其融入之過程加以闡述說明。 研究方法方面，首先，藉由蔬菜栽培史闡明官方及民間之洋蔥的導入、生產過程。接著，從宮廷中之菜單、西洋料理之食譜、西洋料理餐廳之菜單等史料中，考察日本之西洋料理中調理洋蔥的方法。再者，從軍隊之菜單、料理學校及女子學校所進行之料理課程的教科書、洋食餐廳之菜單等史料中，考察日本之洋食中調理洋蔥的方法。然後，從軍隊之菜單、料理學校及女子學校所進行之料理課程的教科書、新聞之料理資訊等史料中，考察日本之和食中調理洋蔥的方法。最後，比較洋蔥於西洋料理、洋食、和食中之使用方法異同，以闡明洋蔥是如何融入日本固有之飲食生活的體系中。藉由以前述方法所得到之結果，便可得知洋蔥之具體的受容樣態。 / Starting from the Meiji era (1868),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ggressively imported elements of western culture in order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 One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was to import western vegetables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Even though different foods were imported from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acceptance was different for each kind.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onio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western vegetables were adopted into Japanese cuisine. The onion was chosen in this paper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western vegetable that had taken a firm hold on Japanese cuisine. However, the onion can’t be a staple starch like the potato, and it has a special flavor. So it was not easy to be accepted.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how the onion was accepted in Japanese cuisine. In this research, the import process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onion was examined in the vegetable history of Japan. The cooking method of the onion of the Western food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menu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recipe of the western food cookbook, and the menu of the western food restaurant. Then the cooking method of the onion of the Yousyoku (洋食)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menu of the army food, the textbook of the cooking school, the girls’ school, and the menu of the Yousyoku (洋食) restaurant. And then the cooking method of the onion of the Japanese food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menu of the army food, the textbook of the cooking school, the girls’ school, and the recipe columns of the newspaper. In conclusion, the cooking methods of the onion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Western food, Yousyoku (洋食), and Japanese food to clearly show how the onion was accepted in the historical Japan and in Moder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