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大學生自我分化、壓力感受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主要想探討一、大學生自我分化、壓力感受與身心健康之狀態；二、大學生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三、壓力感受在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關係中的角色。 本研究為問卷調查法，採用「大學生自我分化量表」、「日常瑣事量表」與「一般健康量表」為研究工具，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北部地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為584名。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積差相關與階層迴歸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大學生自我分化量表是一具有信效度，可測量個人觀自我分化程度之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大學生自我分化量表，是參考Chabot情緒分化量表與自我分化量表修訂版中有關個人觀點自我分化的題目，運用極端組檢定、相關分析法、α係數與因素分析，進行選題與信效度考驗。本量表共有四個因素：「我位置」、「情緒為主」「受他人影響」、「理智為主」，共計27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大學生自我分化、壓力感受與身心健康之現況 整體而言，大學生具有中等程度之自我分化、較低之壓力感受與較佳之身心健康。 三、大學生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具有顯著負相關 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越高，擁有較佳的身心健康。此外，「情緒為主」、「受他人影響」較「我位置」、「理智為主」與身心健康有較高的相關性。 四、大學生壓力感受在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上具有有條件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全體樣本探討壓力感受在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中的調節效果時發現，壓力感受不具有調節效果。在刪除較低壓力感受50％之樣本再次進行分析，發現壓力感受之調節效果達顯著，而且在不同壓力組中，自我分化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有所不同。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對未來研究及實務工作提出具體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differentiation, stres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included:“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Hassles Scale”, and “General Health scale”. There were 584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nts from north district in Taiwan. Data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The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is designed to measure Bowen's intrapsychic aspect of differentiation consisting of “I-Position”, “emotion-based”, “affected by others”, and “intellectuality-based”were of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2.In the average,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have medium self-differentiation, lower stress, and better health. 3.In support of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greater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tte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health. 4.After removing the participants with scores of the Hassles Scales less than 50%,the daily hassles stress was the moderator betwee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health. In addition, the R square of self-differentiation predicting health was higher in high-stress group than in low-stress group. According to above findings, implications for guidance and parenting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ere proposed.

由於《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皆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的文化載體，作品本身即具有豐富的語義潛能，是故筆者在考察傳世文獻、建立文本流傳的途徑之外，深入研究文本的敘事藝術，進而探討中日文學的跨文化互動；希望能藉此了解當地文化與域外文學綰合、滲透、轉化、更新後，激盪出跨語際文學之美的過程。 論文首章敘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在確立研究範圍與方法後，回顧且檢討相關的學術文獻，以及說明研究綱要與架構。 第二章討論《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的成書與流傳，首先考察兩位作者的生平、著作、學思歷程之外，次則考察相關的文獻史料及作者序跋，以探析其成書年代和內容素材來源，最後聚焦於《伽婢子》對《剪燈新話》的翻案，及其對日本假名草子的影響。 第三章以「敘事視角與時空視域」的角度分析《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第一節從兩書作者使用的「敘事視角」討論其敘事策略，分析兩書中視角運用營造的美學效果。第二節藉由「歷史時間」、「時間幻設」與「時間預敘」析論《剪燈新話》與《伽婢子》在「敘事時間」中的文化展演。第三節探究「敘事空間」，針對「廟宇空間與妖魔力量」、「苑囿空間與宮女情懷」、「酒肆空間與商女夢契」和「閨閣空間與才女縱情」四個部分，討論人／妖／魔在其間的虛實遭遇以及空間的意義。 第四章探析的是「敘事意象與角色塑造」。第一節討論「敘事意象」，因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符號被編碼成文化意象，既能高度概括一個民族的文化品位，且反映出該民族的特點。第二節分析、比較之重點放在「角色塑造」，由於作者來自不同的文化脈絡，是故在展開故事時，塑造的人物形象不甚相同，造成了各異其趣的隱喻系統。 第五章為「小說互文與文化誤讀」。第一節著重於探析「和歌與漢詩」以及「情節互文」的情形。此外，社會心理和宗教信仰往往會藉由作者之筆投射到文本語境，是故第二節則具體討論兩個文本之間「文化誤讀」的情形。 第六章為結論。筆者總結上述五章對於《剪燈新話》和《伽婢子》的研究，統合出兩者接受和誤讀的過程，並評述二書在東亞文化圈流傳與創發的價值。

本研究以Davis (1986)的科技接受模型為基底架構，結合Ajzen (1985)的計畫行為理論，並加入Rogers (1983)之創新擴散理論，探討使用者對於「Orbi創新會展智慧服務平台系統」的使用意願以及使用者在使用Orbi時所在意的因素，分別探討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個人創新特質對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對態度、主觀規範對態度、知覺易用性對其態度、態度對其使用意願關係。 　　本研究選擇第36屆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TAITRONICS)做為個案展覽，此為一電子採購展，匯集國內外1,000家廠商展出年度新品，協助買主一次購足電子產業上中下游關鍵產品。在文獻探討以及與專家深度訪談後，進行問卷發展及樣本收集，總共回收118份有效問卷，並以Partial Least Square (PLS)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 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 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 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 個人創新特質對知覺易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 知覺有用性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 主觀規範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 知覺易用性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 態度對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 使用意願對實際系統使用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料量化後，本文再針對Orbi提出四點建議，提供Orbi作為後續發展參考。 / The study structure is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 In this research we used TAITRONICS as the target to study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 “Orbi Service Platform” through a survey on its users.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 includes the dimension of system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information quality, subjective norm, compatibility, perceived ease of use, attitude, and one’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above factors’ effect upon each other. The study chose the 36th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Show (TAITRONICS) as the target, which brings 1,000 international e-procurement exhibitiors and their new products together, to help buyers to buy anything they ne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questionnaire is developed and collected at the exhibition, TAITRONICS. A total amount of 118 valid questionnaires samples are analyzed via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wit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 System 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 Information 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 Subjective norm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 Compatibi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 Perceived ease of us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 Perceived usefulnes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 Subjective norm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 Perceived ease of us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 Attitud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summary, som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identified.

性別與家庭照顧議題在當今已越來越受到重視，現代化改變了傳統家庭照顧的模式與內容，家庭照顧如今已非理所當然能負荷之能力。照顧工作究竟該交由社會機構正式照顧或者是家庭非正式照顧，受限於資源缺乏和傳統觀念、社會壓力下，一直是照顧者左右為難的問題。許多與照顧議題相關之文獻也反映出，照顧工作會出現壓力與疲勞問題，就業與勞動形式是其中影響重大的變項，與多數針對照顧者所進行的研究調查相較，本文的研究對象係我國之受僱者，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對受僱者承擔照顧責任之疲勞與壓力狀況作一真實呈現。本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較非主要照顧者有工作壓力的機率較高、疲勞程度也較大；照顧對象的不同對主要照顧者而言，工作壓力和疲勞程度沒有顯著不同。最後本文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改善家庭照顧者工作壓力和疲勞的幾點建議。

我國日照權益的保障，迨至99年度最高行政法院判字第504號判決出現，方受到應有的重視，惟在現行法體制下仍有諸多問題有待補充，是以日照受到障害之居民難有妥適的救濟管道。申言之，首先須確立日照權之立論基礎何在？再者，即便建築開發者之規劃設計已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3條或第24條之規定，基本日照時數保護之密度是否足以與地區發展程度相互對應，亦容有疑義。又，日照時數之確保係委由建築法規作規範，然而由適法的建築行為所產生的日照障害應如何展開私人關係間之權利救濟？此外，由於日照權本質上具有濃厚之地域性，在進行利益衡量時，判斷優勢利益之準據為何？如何調和私權間之爭執？仍有待探究。 相對地，關於日照權保護議題法制面之探討，在日本則有數十年的發展：觀察其發展歷程，可知在歷經無數的衝突與磨合後，日照權益的保護方逐漸被確立、被具體化，並須藉由行政、立法、司法等實務上的持續檢討與修正，以及學術研究對於日照權議題的多方探討，始能克竟其功。 詳言之，日本日照權保護制度的發展係源於住民運動的積極爭取，使行政機關正視日照權保護的重要性，進而以行政指導、地方自治條例、建築協定等方式，展開以地域住民意識為核心的日照權保護機制。在立法方面，則委由建築基準法訂立適用於全國的統一基準，復授權地方自治團體依地域性制定適用於當地、更為細緻的日影規制條例，以建築物高度管制的方式保障住民的日照權。在司法救濟上，於日影規制訂立前，日照被害的鄰人提起建築確認的撤銷訴訟係屬原告不適格；而日影規制導入後，合法建物或已完工之建物所產生的日照阻害，亦無從以行政訴訟獲得救濟，從而日照紛爭主要是從民事訴訟的途徑解決之。在私權關係的調整上，是以忍受限度論為依據，衡量日照阻害是否構成違法侵害，以及衡量日照被害者應受的賠償範疇，以求公允。而日照權的禁止建築請求權依據則主要是立基於物權或者人格權的排除（預防）侵害請求權。 基於維護乾淨明亮的生活環境與居民的身心健康，日照權法制的確立有其必要，然而在我國法律規定尚未明確、法院意見紛歧的情況下，最後本文將嘗試應用日本日照權保護制度的發展經驗，重新檢視我國日照權之發展契機，並試圖提出修法、立法之建議；另依照我國社會與法律制度，思考如何開闢日照權私法上之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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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為解決預防接種受害者，透過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求償困難。爰參考先進國家經驗，創設了無過失補償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制度，俾使因接種受害者者，免於訴訟，即能迅速獲得解決後續問題之經費補償，以節省社會成本付出。另為使該制度順利進行，並依法設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加以運作。 本文依相關資料分析結果，該基金平均每年當期賸餘高達1,100餘萬元，收支失衡，不符政事型基金之收支平衡處理原則；支出方面，不論從核准金額或核准件數觀之，實際獲准與申請給付各項標準之比例，均屬偏低，致大部分受害者或家屬，均未獲得適足的補償，無法充分發揮救濟補償之政策目的；收入方面，以現金流量模擬未來10年收支狀況得知，按目前徵收基準以1劑1元方式徵收，未來每年均仍有當期賸餘產生，將造成社會資源的閒置浪費，資源使用未達最佳效率，而有調降徵收基準的空間。

本論文目的在於探索求助者面對多種求助情境下向「不同關係對象」求助的意願與求助感受。研究者選取大學生為樣本，研究問題為一、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的事件是否不同？二、一般大學生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所產生的感覺是否不同？三、影響「選擇特定求助對象」的因素是否不同？ 研究者於前置研究中以開放性問卷收集24名大學生對「重要關係對象」的求助事件與求助感受，並根據前置研究的資料編製量化問卷施測於266名大學生。 研究結果顯示，向重要關係他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自尊感受」與「負欠感」是求助者感受的重要面向。求助感受經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後顯示，一般大學生需要求助於五個重要關係對象時，在三個感受面向上的強度確有不同：向「家人」求助時「感恩與情感」和認為「負欠感」相較於向「家庭外關係對象」求助時要低，而面對「地位較尊」的關係對象，喚起的「自尊感受」比面對「地位較平等」的關係對象要高。 關係對象是否可提供適當資源或是生活場域的相關性初步決定了受試者可選擇的求助對象，而對「雙方交情的考量」僅影響受試者向「家庭外關係的好友和師長」求助的機率，也支持了華人因關係區分而影響互動法則的論點。 此外，同是向好友求助，不同事件所引起的感受強度亦有不同，求助事件是否涉及個人能力的評價和施助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區分求助事件性質的重要向度。 本研究亦支持林宜旻（2004）對負債感內涵的區分，但對於不同對象的負債感受，僅得到對於「家人」的負債感低於「非家人」的結果，「孝道規範」的影響在「家庭內」似乎使得對父母的負債感受更高於對手足，但在家庭外則看不到「地位尊卑」所造成的差異。

詩歌發展到了唐代，不論是體式、風格，或是音調等大都已經發展完備。在這樣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代詩人如何去接受、轉化，使自我詩歌轉入另一高峰，是其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宋代詩人之所以能夠自成一格，不為唐詩所限，絕大因素在於宋代詩人的能入又能出。宋代詩人進入唐詩，吸取唐詩，又轉出唐詩，變化唐詩，使自我詩歌能有豐富的泉源，又能有別於唐詩而自創新格，這正是宋詩能與唐詩並立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原因之一。 宋代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蘇軾。歷來關於蘇軾的生平、事蹟以及詩詞作品、文藝思想等的研究已經相當豐碩繁富，然而論及蘇軾如何接受前代詩人以及轉化前代詩人詩作的專著則相對不多，而這正是我們須要努力去開發的。基於此，論者希望能對這部分下一番心力研究，以期能從另一個視角探析蘇軾對前代詩人的接受方式與轉化內涵。 一個人的接受行為，多半受其接受心理的影響；而接受心理的養成，主要與身處環境和自我思想建構有關。基於此，本論文為研究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先探討了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文學思潮與權力網絡，從中理出三條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接受心理發展路線；其次探討蘇軾的思想建構歷程，再結合北宋前期詩文壇對其影響，綜合出蘇軾養成的三個接受心理。 本著三個接心理，蘇軾對唐代詩人有不同的接受內涵。蘇軾主要是本著他的三種接受心理來接受唐代詩人的，符合者則予以稱許，不合者則略有微言。不僅是前面所述五人，對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也是如此。而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大概可歸結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 蘇軾對唐代詩人詩作的接受內涵，主要可分為「對唐人詩作字詞的接受內涵」、「對唐人詩作詩意的接受內涵」與「對唐人故事的接受內涵」三個部分。這些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蘇軾接受唐代詩人而有所轉化而來，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蘇軾確實是有意使用唐代詩人用過的字詞，但這如此多的巧合，如果說蘇軾沒有學習唐代詩人之意，那也是難以令人置信。此外，在字詞接受的方面，蘇軾不僅是接受唐代詩人用詞，更進一步有欲超越、創新的意圖。

本研究旨在探討創新擴散模式對高級中學教師科技接受模式影響之研究，分析臺北市公私立高中教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下，知覺創新擴散與科技接受的差異情形，檢視創新擴散的五大認知屬性對科技接受模式的線性關係，並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50 所公私立高中教師為抽樣對象，共寄發問卷780 份，回收513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461 份，回收率65.7%。本研究採用以IBM SPSS Statistics 20.0 和 LISREL 8.8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高中教師知覺創新科技之創新擴散和科技接受現況為中高程度。 二、高中教師知覺創新擴散模式之認知屬性以相對優勢最具影響力。 三、高中教師知覺科技接受模式中以有用性最具影響力。 四、高中教師在創新擴散與科技接受的認知調查與實際行動仍有些落差。 五、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創新擴散及科技接受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擔任職務、研習時數、任教科目、使用創新科技比例及個人資訊素養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創新擴散及科技接受上，具有顯著差。 七、本研究建構之模式經過結構方程模式檢定獲得支持。 八、創新擴散模式中的相對優勢、複雜性及可觀察性對科技接受模式中的知覺易用性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複雜性、可觀察性及可試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最後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推動創新科技融入教學之具體建議，以做為高級中學行政參考運用。 /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y teachers in high schools, along with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two model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dels with different variables among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discussed the linearity among five cognitive attribute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s reference. To achieve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the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with the teachers of Taipei city’s high schools as the target population. A total of 78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61 effective samples were retriev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and LISREL 8.80.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levels of the subjects’ perception on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re both medium-high. 2.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hold that the attribute of relative advantag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3.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believe that usefulnes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4.There is a gap between teachers’ perceiving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ccepting technology and their action. 5.Gender, r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years of service in high school mak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6.Positions, hours of in-service training, courses they teach, proportions of u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he teachers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using innovation and accepting technology. 7.The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s testified and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st.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8.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complexity and observabilit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model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availability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he complexity, observability and triability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concrete suggestions on integrat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are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n high sch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