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希望填補以往選舉制度研究文獻不對稱的情況。對選舉制度如何被選擇的上游研究給予適當重視，嘗試建構關於選舉制度改革的解釋架構，並以比較研究的觀點，分析日本與台灣選舉制度改革問題。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選舉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不是獨立存在，而是受到政治系統中早已經形成的制度限制及分岐情況所影響。九○年代選舉制度變革所呈現的兩點特徵：政黨體系優先於選舉制度、選制變遷乃是在各種已存選舉制度中作選擇。選舉制度的類型依其效果可以排列在一條光譜線上，兩端分別為重視穩定性及重視比例性，選擇則是光譜上的位移。政黨體系、選舉制度、以及社會議題分歧長期的不協調將會產生改革趨力，如果再與政治系統的效能低落連上關係，社會結構就具有啟動改革的可能性。當改革議題進入議程，行動者的偏好就受到結構性因素及理性因素的影響，最後在兩組因素交互作用下，決定制度在光譜上的落點。 就日本與台灣的比較而言，兩者的主要政黨對於選制改革的態度，基本上沿著席次增減的利益考量與相對實力認知及結盟可能性而定調或轉變。民主體系下，政黨基於理性而對於選制改革的偏好與表現出來的行為，其實有一定的脈絡可尋，但各國的結構性因素的差異卻可能間接地影響選擇結果。 以日本為例，1993年大選後，政黨重組及取得政府的執政權力做為重要的目標，改變了各黨對選制改革的偏好，進而促成改革談判的空間。新議題的進入使得政黨偏好短期改變並改變談判空間，在改變規則限制不大下逕行政治交易而通過改革方案。其新制度的落點則是朝野政黨折衝修正的結果。 使用同樣的解釋架構來看台灣的選制改革問題。結構因素使改革的提案範圍為各種不同組合的「混合制」，但高門檻的改變規則成為重要的阻礙。政黨體系日漸地分化，與改革成功必須組成3/4絕對多數的方向有基本地衝突，形成改革的困境。就行動者考量而言，國、民兩黨皆各有堅持，並互相握有否決權，使1997年的修憲擱置選制改革。2000年及2001年的大選雖然因政黨版圖改變，而改變政黨對選制改革的立場，但由於改變的高門檻，終將使得這一波改革前景堪慮。 相較於日本在九○年代發生數次重大的政治弊案，造成選民對政治系統失靈的認知，並以選票支持倡言改革的候選人，使改革問題與取得執政權產生關聯性。台灣彷彿尚缺乏一項重要的觸媒，使改革問題真正進入議程，民眾雖對於立法委員的表現普遍不滿，卻仍未與政治系統的失靈產生關係。 如果選舉制度改革是台灣政治改革的必經途徑之一，那麼，依本文的解釋架構來推測，今後有利的發展方式可以有幾個。首先是修正改變規則的高門檻或是引入公投機制，其次是期待政黨結構的改變，最後，一個具有觸媒效果的關鍵事件可能會戲劇化地加速改革的完成。

摘 要 根據1950年代的紡織政策，從美援的運用、全面管制、放寬管制、再度管制、推廣外銷等這些過程中，似乎可發現政府政策配合現實情況發展紡織業，而不具整體計畫性。 也就是說，政府因為美援解決台灣紡織原料的問題而確定對紡織業的扶植；而為了解決紡織業的資金與原料問題，採取代紡代織的管制方式，但卻造成價格上的無法控制，於是政府再進一步介入銷售管制；儘管加入層層的管制，但卻沒有真的解決紡織業的價格問題。甚至到了1953年政府判斷台灣紡織品已有基本的自足能力，因而逐步放寬管制，但卻無法解決放寬後的產銷問題，因而開始規劃外銷政策，但事實上台灣紡織品在當時尚不具競爭性，僅能仰賴政府的補助才能勉強外銷。爾後，更因為棉紗價格的不穩定問題，在1955年再度的採取配紗的方式，不過政府再度的配紗政策也並未使棉紗分配產生均衡，反到因為標準過高、產量大增，而導致滯銷的下場。 根據這樣的回顧，1950年代政府紡織政策的許多偶然性，表現出政府因應現實需要採取紡織相關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也令人反思過去一直以來官方對於台灣經濟的描述。 一直以來，對於台灣紡織業的描述，著重於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滙的歷程中財經官僚的先見政策，因其採取整套計畫才使得紡織業得以成功。但是從事實上的觀察，除了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匯的歷程，這樣的敘述方式是因為後設的見解所加諸的之外，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而僅是對現實狀況的回應。反就1950年代紡織政策的發展歷程，許多的偶然性與不成功的試驗，明顯的透露出對財經官僚神話的質疑。

本論文調查四個台灣南島語，包括巴宰語（Pazih）、阿美語（Amis）、排灣語（Paiwan）、邵語（Thao），記錄並分析在這些語言之中各種不同的重疊詞形式，並以當今的音韻理論來分析所採得的語料，特別是從優選理論的觀點來研究。 本文的調查發現，這四個語言的重疊詞形式非常的類似，它們都應用了Ca-重疊及右向重疊作為構詞的手段，只有在巴宰語及邵語可以觀察到其他不同的重疊形式。 就Ca-重疊而言，本文認為固定的元音[a]乃是由於「預先指明」（pre-specification）的結果，也就是其在底層形式就已經連結到重疊成分音節的韻母，本文並說明以「無標記浮現」（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來解釋固定音段（e.g. Chang 1998）的理論有其缺點。 右向重疊在不同的語言中，所呈現的型態並不完全相同。以重疊成分的形式來看，可以分成三類：-CV.CV-、-C.CV-與-CV-。巴則海語只呈現第一類的重疊成分，阿美語有第一及第二類的重疊成分，排灣語及邵語應用了三種的形式。本文認為右向重疊的功能既然相同，應當只有一套語法來支配。本文進而提出一組制約排序，順利分析了在不同語言中觀察到的右向重疊現象。 其他觀察到的重疊形式有：巴宰語的CV:-與CVCV-重疊及邵語的CV-重疊。巴宰語的CV:-重疊呈現了元音延長的現象，CVCV-重疊則是一種雙音節前綴重疊；邵語CV-重疊的重疊成分總是在詞基的倒數第二音節之前，此現象與其韻步結構有關。 本論文亦簡略描述分析四個語言所呈現的音韻現象，如音位系統、音節結構、重音、音變等。在音變方面，四個語言有許多相似處，如喉塞音增音、元音低降、滑音化等。本文利用優選理論來分析各語言的音韻系統。

我國基於市場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潮流，自1983年起逐步開放海外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市場，證期會自1990年12月28日起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投資我國股市，並且自1996年3月1日起，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我國股市。 吸引外資至我國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相當的助益，而維持股市與匯市的穩定亦是相當重要的目標，外資投入我國股市的金額與比重，預計逐年攀升，其交易策略與交易行為造成我國股市何種的衝擊與影響，是否與我國景氣循環有相關，引起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期間為1995年8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之日資料，主要以VAR模型及GARCH模型分析外資、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及其與股價指數日報酬率之關係，並且配合景氣循環指標判斷當繁榮或蕭條時，探討兩者之關聯性。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外資在股票市場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可能因為外資對於資訊的判斷與收集較國內法人精準且充足，所以國內法人有跟隨外資的現象。 2.前期外資買賣超對當期股票指數報酬率具有顯著的正向衝擊，可見外資進出股市的確具有資訊內涵，可作為投資時的參考指標。 3.在加入景氣循環變數進行討論時，可發現當景氣蕭條時外資買賣超對股市報酬率的衝擊比景氣繁榮時衝擊劇烈。 4.股票報酬率的波動性亦顯著受前期外資買賣超波動衝擊的影響，且為正向效果，但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對股票報酬率波動的影響並不顯著。 5.不論景氣的好壞，外資買賣超的波動度會增加我國股市報酬率的波動，且為正向的影響，由此可推論外資的買賣超行為會對台灣股市的短期走勢有助長或助跌的效果，增加股市報酬率波動度。

在過去的發展中，台灣的金融服務業，特別是證券業，逐漸浮上檯面，一旦能有龐大市場、客戶案件作後盾，當能更上層樓；隨著金融全球化浪潮，混業經營下，各國金融監理的一元化，跨境間的監理特別有其意義，尤其是一個與我們同文同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陸市場。 WTO、CEPA、APEC、東協加一等議題上，大陸始終扮演關鍵的一角，在這些協議、團體的背後，金融服務業的商機紛然呈現，對於以貿易起家的台灣，經歷過去的血淚成長，風光收割過的金融證券業，退縮、封閉只會縮小我們的未來，大陸可能是未來的市場，如果，要成為這池中的大魚，如果要變成這場中的要角，焉有在此市場中缺席的道理。 因此，台資證券業者，應拋下昔日短線操作，改以長治久安的態度，結合台灣經驗與歐美實務，細思兩岸三地證券市場的未來，深耕於業務培訓合作、理財諮詢、基金管理及跨國海外上市顧問等活動開始，逐步熟悉生態再伺機介入大陸市場，應有可為之處。

台灣手機市場在2003年前呈現摩托羅拉、諾基亞壟斷的情形，自2003年以後國內廠商市佔率大幅上升，拉近其與兩家國際大廠的差距。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1）台灣手機市場進入時機是否對市場表現有影響，（2）以及台灣手機後進廠商透過哪些策略縮小其與國際大廠的差距。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手機市場中，早期進入之手機品牌廠商的確取得較大的市佔率。這些廠商（如摩托羅拉與諾基亞）在製造上有其規模經濟與技術領先的優勢，並且透過早期進入投入龐大的行銷資源建立了品牌聲譽效果。此外，在同一類別手機，品牌的推出順序則與市場表現沒有一定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國內手機自有品牌廠商（如英華達、明□），雖進入台灣手機市場時間較國際大廠晚，但他們利用在地化策略、彈性定價拉近其與國際大廠的市佔率差距。本研究也發現，在台灣國產自有品牌手機廠商中，具有相關產業背景與製造經驗的廠商，較有能力拉近其與國際大廠間的市佔率差距。而國內自有品牌手機廠商若策略重心在自有品牌或採取複雜且創新多樣的產品與通路策略，則在市場表現會越好。

銀行業務儘管分為企業金融與消費金融兩大塊，但在亞洲，消費金融並未如同在歐美銀行中那般受到重視。然而，受到直接金融盛行、企業籌資管道多元化等因素影響，傳統的企業金融業務競爭日趨激烈，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及2000年美國景氣軟著路之後，由於企業倒閉頻傳，銀行壞帳快速上升，又導致原本獲利已經縮水的企業金融業務前景雪上加霜，迫使亞洲的銀行必須另覓賺錢的途徑。 相對於以公民營企業為主要對象的「企業金融」領域，「消費金融」領域就是以個人為主要來往對象的金融業務。這兩種業務除來往對象不同之外，主要差異在於相較於企業金融，消費金融業務金額較小、件數龐大、處理成本也較高，但其帶來的手續費、高利差的收益則較為吸引人。 台灣金融市場的逐漸開放，除了一般消費性貸款與信用卡預借現金外，現金卡儼然已成為時下流行的理財工具之一。現金卡利差大、市場潛力無窮加上風險分散，銀行業者紛紛加入戰場，外商銀競相加入搶食市場，一般預料，現金卡將成為目前金融市場上的當紅商品。過去的現金卡市場是處於一段衝刺的成長期(1999年開始)，而目前的市場(2004年)正處於百家爭鳴的階段，每一家業者進行如此激烈的競爭，自然著眼於誘人的豐碩獲利。 由於日本現金卡已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1964年開始)，相關的產品、制度與技術發展均已達一定的成熟階段，對於剛屬起步的台灣業者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借鏡，因此初期台灣業者多向日本取經。由於現金卡的貸款方式及授信和銀行傳統貸款的精神差距甚大，而國內目前推動現金卡的業者大部份仍不脫傳統思維，因此發卡量與放款餘額均不易衝高。George & Mary彩色繽紛、輕快活潑的調性得到年輕族群的喜愛，成功擺脫其他現金卡業者訴求於貸款成本的泥沼戰。 本研究將藉由日本現金卡市場來看台灣現金卡市場將來面臨的挑戰，主要目的即在探究台灣現金卡業務的競爭情況，並探討台灣現金卡業者如何來保持競爭的優勢，當這個市場的競爭已呈現白熱化之際，誰還能找到生存的利基、獲得致勝的公式？

本研究的主旨，係探討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政策，為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良好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以及未來20年，中國能否按照鄧小平制定的到2020年左右使國內經濟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國內生產毛額3,000美元的發展目標，建立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和平崛起。 本研究從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軌跡，探討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而其核心問題是中國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以及對台灣的影響。本研究先從文獻的探討中，理解了中國和平崛起論述的相關時代背景及其歷史意涵，並從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環境、亞太安全環境、所處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意涵及其崛起的「和」、「戰」抉擇等四個面向的研析，檢證了中國領導人所建構「與全球化相結合的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戰略思維，確實看到了中國在與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共同利益和合作機制，轉化為各類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後，已進而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平台。藉由此一脈絡性的探討，再從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其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領域所蓄積的能量，確實足以支撐其和平崛起。而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雖然瞭解現有國際格局是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但不認為需加以全盤否定，而是要積極融入改善之。面對區域安全，是要營造和平安全的外部環境，並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並積極化解其與主要大國的關係，建立中國在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為其和平崛起帶來助力。 本研究觀察到崛起壯大後的中國，為實現其21世紀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必堅決實現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因此，對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層面均無所不用其極，以徹底圍堵與制約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但也檢證了中國在未來20年，仍需面對內部結構與國際力量的挑戰，台灣身處美、中、台三邊關係中，仍有廣大的生存空間。因此，對推動兩岸經貿合作，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善用世貿組織平台，拓展兩岸直接三通；凝聚兩岸共識，推動和平發展；發展軟性國力，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等問題提出研究建議，期使政府各相關部門提出具體解決對策，以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

新文化衝擊下的成長--台灣學生赴美交換求學經驗 /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Taiwanese Exchang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jor Professor: Dr. Lienti Bei & Dr. Sharon A. DeVaney.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exchange programs among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that many student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Every year thousands of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aiwan select school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ir exchange destination in order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aiwan has been increasing annually, little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and reflections of exchange students in the host countri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take a first step in exploring the impacts on Taiwan exchang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socialization to the new culture that encountered during their study in the US.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the transi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cross-culture adjustment that took place from thei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refore,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was first generated to form the core of this study :1)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class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home universities and host universities? 2) What are the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home country and host country? 3) How did the participants adjust themselves to fit in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how do they feel about the adjustment?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and transi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was examined here with a phenomeng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exchan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acculturation experiences in the US, this study arrang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exchange student who had their exchange experiences in the US. Based on Hofestede’s four dimensions of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ratic learning and Confucian learning, the study structur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for the in-depth interviews. In addition, a questionnaire amended according to Hofestede’s four dimensions of culture was distributed to 26 former or prospective exchange students who selected for study at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US as a support data.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n American class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aiwanese classes. This came from not only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but also instructional arrangements of class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lower distance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encouragement to the in class interaction did promote the exchan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In addition, given that the exchange students’ higher inclination and preferences to American or western culture and learning method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grative or bicultural strategies to proceed their studies in the US. In sum, the study showed that exchange students rarely encounter problems of cultural adjustments, learning barriers or lac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at took place among students who pursue degrees in the US. Man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maintained their original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for expression in appropriate contests, such as collectivist relationship with classmates; however, they could also add a new behavioral repertoire to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culture. Therefore, the study anticipates that exchange students integrated both the Confucian and the Socratic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performed even better by American academic standards.

世界各證券市場對於放空交易都有放空限制，然而對於ETF則不作放空限制，此乃因為ETF透明度與流動性相較一般證券高，交易管理上可與指數期貨同。而ETF對於放空市場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它本身豁免於放空限制，使市場多頭空頭結構完整，投資人有管道可以充分反映對於該股所掌握的消息，一但價格偏離基金淨值，投資人也可以透過申購買回策略進行套利，最終結果為ETF價格貼近於基金淨值，股價維持合理價位。當市場股價都能充分反應多空消息，市場效率性將提升，對健全台灣證券市場並往金融自由化前進的一大步，而主要關鍵點便在於完善的賣空機制。 本文主要以台灣50ETF本身豁免平盤以下不能放空這特殊優勢出發，並以台灣五十指數及台灣50ETF實際日交易資料及日內交易資料，運用「事件研究法」，期間以「台灣50ETF上市」及「台灣五十個股豁免融券放空」兩事件為主，觀察存在放空限制與解除放空限制前後期，在價格高估與價格效率性變化情形，此外，也觀察解除放空限制期間對台灣50ETF的影響，以及推估該限制對台灣50ETF放空交易者的放空行為在前後期變動。最後，也針對台灣50ETF本身豁免平盤以下放空限制主要原因在於流動性與透明度足夠，監理機構控管容易，進一步探討如何增加台灣證券市場個股資訊透明度，且該透明度足夠讓個股同樣可從事放空交易，進而促使股價合理化，台灣證券市場的公正度與效率性平衡發展。 / 主要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1.台灣50ETF法人放空交易者在2005年台灣五十個股豁免放空限制時積極從事實物申購買回套利動作，信用交易量值減少，相對較不活絡。主要原因以往只有ETF可以放空，五十個股豁免後，投資人更有管道從事放空交易。 2.個股豁免放空限制實施對台灣50ETF報酬變動影響在短天期較為顯著。 3.台灣50ETF在兩階段放空限制實施後，價格高估可能性均下降，存在放空機制使ETF市場價格效率提升，在短期間(三個月期)效果較為顯著。 4.放空限制的進一步放寬(2005年)，台灣50ETF賣空交易張數比例(交易量)在事件過後沒有增加，表示放空交易者沒有增加對於交易的需求。此外，我們也沒有發現強而有利證據證明取消放空限制在尾盤會出現賣壓現象。 / To some extent, almost all stock markets locate short-sell constraints on the short selling transactions process; however, they never do so to ETF thanks to its higher transparency and liquidity making it an easy supervised equity. Further, ETF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good implication for the stock market simply owing to its exemption from short sell constraints that brings a strong demand and supply 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if the ETF price is not equal to its fund NAV (net asset value), investors could make profits by buying back or selling ETFs; in the long run, the price will reverse to its NAV and maintain on a reasonable level. As a result, we could infer that if the price could fully reflect investors’ diversified opinions, the market will be more efficient, and we could expect Taiwan stock market to forge ahead soon. Hence, the key issue lies in a healthy short sell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tries to figure out whether short sell constraints on Taiwan stock marke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tock price and price efficiency. We use Taiwan50 index and TW50 ETF daily and intraday data from TEJ database, employee Event Study Method, select two dates as our event date which are “the listed date for TW50 ETF,” and “Taiwan 50 stocks exemption from short selling regulations,” and try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date. Additionally,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trading frequency changes before or after the periods, we try to understand and estimate how the short sellers trading behavior would var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 /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1.Consistent with our assumptions,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creased their TW50 ETF purchasing or selling transactions rather than credit transactions after the date when appointed 50 stocks has been exempted from short selling regulations, in other words, investors could only sell short ETF to express their negative opinion toward those 50 stocks and get partially reaction. 2.The exemption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W50 ETF in short term. 3.The two stage of exemption policy has decreased the possibility of price overvaluation and increased the price efficiency of TW50ETF in the short term. 4. We find that the short sell transactions ratio (or the volume) decreased after the second stage of exemption, which means short sellers did not increase their transaction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