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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亞，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外省籍女作家，是臺灣文壇上重要的散文作家，她幾十年精彩的人生著作，以學院派的專業素養與對自然的熱忱愛好，與同輩作家渡海來台後，以精妙字句、想像豐富的美文受人矚目。而她的文章除眾家稱說的古典抒情韻味，還透露何種端倪？有學者提出張秀亞是來台第一代女作家中「翻譯文學與散文理論的先行者」 ，那麼張秀亞用翻譯帶來的新觀念與散文理論的提出，為台灣六○年代現代主義散文創作的興盛，奠下何種影響？現今台灣發展仍不完備的散文理論，在張秀亞手中已開啟何種思維？又張秀亞在五十年寫作歷程裡，如何漸次呈現台灣現代主義的美學風格？ 本論文開展的主軸在於：張秀亞的現代主義寫作風格、畢生創作作品與自身提出之散文理論是否符應？作品與理論間隨個人經歷成長的牽引與變動關係、其它文類有無呼應散文創作理論、寫作風格對女性散文的影響等等。著眼於文學的演進，本就無所謂迸發式的潮流，台灣現代主義潮流的興盛也是如此，必然有著前人的蘊育與鋪墊──本論文試圖透過詳密而全盤的作品分析，以表格全幅呈現，再歸因出張秀亞創作生涯中極具價值的散文理論，如何在台灣五○年代的文壇播種現代主義文學苗種；並探索作品中的藝術技巧、空間語境和文體的跨界書寫，如何呈現女性生命省思和覺察，在不同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外，另闢一畦看似結盟，卻又分立的感性天地。

以往台商所採取的「中國製造、外銷歐美」模式，在近年中國勞動成本持續攀升下，成長未見持續力道。此時，以中國內需市場為主的台商便額外容易受到外界重視，營運表現成為眾所矚目之亮點，然而成功在中國打響知名度的台籍廠商在面對國際化浪潮下又將選擇哪一個國家作為其國際化步驟的前哨站?這樣的選擇是否存在特殊意義?且其在展店策略上是否存在特殊考量及因應之道?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及深入訪談方式，以達芙妮國際有限公司為例。探究台籍廠商在中國市場成功建立自我品牌後，選擇台灣作為中國以外的第一個市場的策略意義及達芙妮在台展店模式的應用分析。藉由台灣零售產業、女鞋產業及展店理論的相關文獻整理，本文從中國展店策略的轉變出發，將達芙妮在中國發展時期整理為摸著石頭過河；廣布網點、多管齊下；積極拓展三大階段。 隨後縮小研究焦點於達芙妮選擇台灣女鞋市場的策略意義及其在台展店策略之轉變與分析。透過外部公開資訊、受訪者描述以及達芙妮的內部資料提供，本文將達芙妮台灣展店時期依序劃分為：複現大陸展店規劃階段、配合行銷活動增加及產品改良的展店重啓階段、品牌穩定階段與品牌提升四大階段。利用各時期展店、閉店之量化數據與各門市據點資料，對達芙妮各時期展店策略做進一步的資料整理與分析。 歸納重點如下：一、達芙妮選擇台灣作為中國以外的第一個市場，主要有賴台灣與中國大陸市場的相似性、可獲利性及方便性(成本)；二、達芙妮在台發展時期所遭受的進入困難與學習經驗大致可區分為市場產品需求面、展店規劃面、以及市場行銷規劃等三大面向；三、達芙妮展店規則主要考量城市、商圈、位址三大面向。最終本文針對達芙妮在國際化與展店部分各自給予相關建議並提供後續研究方向以供參考。

Taiwan has had a strong OEM electronics industry for over 20 years now, but in a time of narrowing profit margins Taiwan has been trying to move to a more OBM oriented strategy. In this study I have shown that even though Taiwan has been able to create several globally recognizable and –in the eyes of consumers- high quality consumer electronics brands its worldwide image as a country has not improved among consumers. Taiwanese products are viewed as being only slightly superior to Chinese brands. This means that new and established Taiwanese brands don’t have the advantage that Japanese brands have just by coming from a country with a good reputation. Consumer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ave less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of origin when it comes to Taiwanese brands compared to Japanese and Korean brands. Because of the bad reputation of Taiwanese products brands are hesitant to associate themselves with Taiwan creation a vicious circle. Taiwan’s rival Korea however has been making progress, it’s brands are more recognizable as Korean and the image of Korean products is also better even though the individual brands are not necessarily rated more favourably by consumers. It’s not recommended for individual Taiwanese brand owners to associate itself with the country as this would in most cases negatively affect its brand value. It’s also found that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brands with a high perceived quality are often mistaken as Japanese. It may therefore be helpful to for Asian brands to try to associate themselves more with Japan or East-Asia in general. As for improving the country image of Taiwa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redouble it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image to a level it d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made in Taiwan in the past decades.

在資訊爆炸與電腦網路發達的時代下，面對近年來台灣社會中層出不窮的青少年問題，政府針對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學子們，除了應擬定更為完善的教育法律與政策之外，也應重視其內在倫理操守的提升與道德意識的涵養。基於預防重於治療，因此政府若能透過國民教育中有系統、有組織的教學來全面推動生命教育，預期將能對學童品德的提升有著相當實質上的助益。 在現前台灣實際教育環境中，實不難察覺若干宗教團體直接進入到公立國民中小學從事生命教育教學之身影，該現象顯示現前雖然我們一方面承認了宗教團體積極致力於教育教學所發揮的正面作用，但一方面卻也產生了宗教團體是否適合進入公立校園中之疑慮。 現今社會中，家庭教育之功能已逐漸衰微而孩童的自我意識又日益高漲，若政府能正視逐年嚴重之青少年問題並透過結合民間團體之力量，以教育的方式對莘莘學子們進行健全生命價值觀的引導，預期將能使得國家之希望工程獲得良好的發展。 本研究以國內三大民間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所施行之生命教育為例，分別是基督教得勝者課程、慈濟靜思語教學與一貫道讀經班，經參與、訪談與觀察此三個宗教團體實際從事教育工作之現況，並以「政教分立」中之諸項原則，就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中，實施生命教育之「經費來源與自主性」、「師資之招募與培育」與「課程屬性」此三部分進行檢視、分析與比較，期能發現問題並提供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法，使政府能在符合「政教分立」的合理制度化條件下，順利並有效地藉民間團體之力量全面推動生命品德教育。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因應遠東國際局勢的變遷，為了防堵中國勢力，才轉而提供台灣援助。這些援助多數用於軍事防衛與經濟建設發展，後來才慢慢用於衛生實務上。在瘧疾防治方面，台灣獲得美援充裕資金，奠定穩固的基礎。只是，更不可忽視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之專業技能與全球撲瘧計畫在台灣的落實。 1950年，台灣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幸賴該組織沒有嚴格的退會規定，以及劉瑞恆、顏春輝與西太平洋區署署長方頤積的私人情誼，得以於1951年簽下《瘧疾防治協定》，與世界衛生組織開啟四年撲滅瘧蚊的合作。儘管在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試驗DDT之效能，1952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三位瘧疾專家來到台灣，仍然從瘧疾、昆蟲學、衛生工程的專業知識，予以全盤的考察，終以矮小黑蚊為傳染媒介，掌握矮小瘧蚊習性與活動範圍，從家屋環境歸納DDT噴射效能，以及針對交通狀況、DDT噴射器具、各項人力進行評估等等。這些考察與評估，在7月「先驅計畫」試行，漸次歸納噴射區較未噴射區瘧蚊數量銳減、全部噴射與重點噴射效果相當，噴射隊組織以1-4-2模式能夠發揮最佳效能等。1953年起，瘧疾研究所同仁與國際瘧疾專家共同擴大訓練全島人員DDT噴射技術訓練，以及傳授地方人士瘧疾與瘧蚊知識等，在各界的配合下，大規模DDT家屋噴射作業得以順利啟動。1954年、1955年，台灣大抵也是在這種國際衛生合作的形式上，擴大家屋噴射的規模。其間，瘧疾研究所也適時調整方法，動員全省各界撲瘧人員，加上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協助，撲滅瘧蚊的成果豐碩。1953年，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供一個亞洲瘧疾知識能夠交流的平台，在曼谷召開的首屆亞洲撲瘧會議。台灣派員參加，也讓會員國掌握台灣撲瘧動態。翌年，台灣原本主辦第二屆亞洲瘧疾會議，卻因九三砲戰引發第一次台海危機，致使第二屆亞洲會議改在菲律賓召開。會後，各國瘧疾專家與世界衛生組織顧問也蒞臨台灣實地考察，讚賞台灣撲瘧工作之努力，更欽羨高雄化學廠已能夠生產出符合國際水準的DDT。從此時開始，台灣更成為亞洲地區防瘧作業的前哨站，許多亞洲會員國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紛紛將撲瘧人員送至台灣接受訓練、考察。往後，這些來到台灣的受訓人員，必定將台灣經驗移植本國。 1955年，原本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四年防瘧合作將屆，轉因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瘧疾根除計畫，使得兩者間之瘧疾防治工作，得以延續。從1955年起，台灣瘧疾防治工作目標，不再是簡單的將瘧疾壓低至某種程度，而是順應著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範本，必須歷經「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以完成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1955年，當全球50多個國家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開始準備進行防瘧工作時，台灣在先前的努力與累積的成果上，未從頭執行所謂的「準備期」，而是延展二年DDT家屋噴射工作，進入「攻擊期」的尾段。必須要釐清的是，以往公共衛生專著中所論及之戰後台灣對抗瘧疾奮鬥歷程中，經歷過所謂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其實這是移植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瘧疾根除計畫而來的，並非台灣獨有的特徵。換言之，每一個參與瘧疾根除計畫的會員國，必須按照這一套標準作業流程，歷經諸多考驗，根除瘧疾，免於苦痛。只是，當瘧疾防治的目標，從控制走向根除時，在工作層面上似乎更趨複雜了。原本，瘧疾控制只需要將瘧蚊撲滅到最低的程度，切斷傳染途徑，避免大規模感染即可。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掌握瘧蚊是無法全數撲滅的，因此瘧疾根除必須透過「肅清期」將瘧蚊削減至最低程度，接下來必須進行「肅清期」，也就是透過衛生行政機構之監視方法，找尋瘧疾患者，投藥治療，殲滅瘧原蟲。一旦傳染源被消滅了，瘧蚊對人類即無所威脅。 當初，世界衛生組織對這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瘧疾根除計畫深具信心，只要會員國按照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這套標準化流程循序漸進，那麼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指日可待。惟會員國社會經濟條件不一，或因DDT噴射工作未完全執行，或缺乏有效領導撲滅瘧疾之工作單位，更甚者，或疏忽了瘧患監視作業，以及瘧蚊出現抗藥性等等，導致許多國家瘧疾復發，日益嚴重。這些情況，迫使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於1969年對外宣告全球瘧疾根除計畫的失敗，修正防治的方法，改以控制瘧疾為主。至今，世界衛生組織仍試圖歸納最佳的防瘧方法，持續為全球瘧疾防治而努力，這種推展國際衛生合作之精神，深值敬佩。 1965年，台灣根除瘧疾的背後，始於全國團結一致與國際力量的援助，得以順利進行DDT噴射作業，可以說，台灣能夠成功對抗瘧疾，實奠基於「攻擊期」的努力。不過，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許多會員國中，完成DDT噴射作業的國家很多，雖奠定良好的防瘧根基，卻始終無法達到瘧疾根除的境界，錫蘭便是最明顯的例子。錫蘭之所以失敗，便是輕忽「肅清期」的監視作業。其實，台灣在「肅清期」、「保全期」中，也如錫蘭與其他國家般遭遇許多困難與挫折，實非外界想像般的平順。台灣也曾忽視瘧疾的監控，導致爆發小型群體感染病例，掀起瘧疾傳染危機。幸運的是，台灣每逢危機，便能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強化各項監視方法，同時觀察其他國家的經驗而有警覺性，得以化險為夷，成為全球瘧疾根除的模範。 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之一，除了依照《四年防瘧協定》援助台灣本島開展防瘧實務外，也因應聯合國國際合作的精神，提供台灣獎補金讓瘧疾研究所的同仁們赴外進修學業，前往全球聞名醫學中心研究，以及遠赴各國考察瘧疾流行情況，以茲與台灣比較。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升各國瘧疾知識和防瘧技能，更多次召開亞洲瘧疾會議，讓與會的國家代表透過會議了解各國撲瘧實況，並且進行知識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台灣出席這些會議的代表回國之後，能將全球最前沿的知識分享國內，提升整體知識水平。世界衛生組織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國際瘧疾訓練中心，台灣與周邊國家瘧疾人才紛紛前往接受訓練，裨益各國瘧疾防治工作的推展。難能可貴的是，台灣在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之餘，協助其他國家訓練撲瘧人力，甚至提供防瘧物資、器材給與他國，另外，台灣在瘧疾防治過程中，並未獨善其身。台灣瘧疾研究所很多專門人員奮鬥有成，前後應邀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顧問，前往世界各地協助很多國家抵禦瘧疾，實質的開拓台灣醫療外交之路。可惜，隨著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翌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後，也漸漸的中斷台灣瘧疾專家開拓醫療外交實業。直至2000年，曾經服務瘧疾研究所的連日清先生，多次前往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協助該國防治瘧疾有成，成功為台灣開拓「蚊子外交」，不僅贏得該國的讚賞，更因此獲得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發聲，爭取拓展國際關係的機會。

由相關數據可知，台灣民眾涉入股市甚深，故股市的榮枯將直接影響到財富高低，也直接的影響消費與勞動參與的變化。當股市大幅上漲，理論上會出現三種效果。第一種為財富效果，當股市上漲，投資股票的勞動者之財富大幅增加，將會產生財富效果，進而使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不再工作，導致勞動參與率之下降。第二種效果則為正向之替代效果，當股市上漲，將會使大眾預期未來工資上漲，而使得未來休閒之機會成本上升，而決定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中工作，導致勞動參與率上升。第三種效果則為負向之替代效果，因股市上漲，部分民眾會認為投資股市將可在短期內獲取高額報酬，而退出勞動市場以專心買賣股票，此舉將導致勞動參與率之下降。 綜合上述，股票市場之榮枯將反映在總體勞動參與的變化上。故本文研究目的即為探究台灣股票市場的榮枯對勞動參與之影響為何。本研究使用1978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時間序列資料，並以加權股價指數、勞動參與率、經濟成長率與一般生育率為內生變數，以Pesaran and Shin（1998）與 Pesaran et al.（2001）所提出來自我迴歸分配落後加共整合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ARDL + cointegration），來檢驗上述的關係。 主要的發現分為長期與短期兩部分。先就長期而言，當股票市場上漲時，不論對男性或女性的影響皆為正向關係，且影響的程度隨年齡增加而上升。再就短期而言，當股票呈現多頭格局時，可發現股票上漲對男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為正，但其效果非常小，幾乎為零。但股票上漲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則是負向關係。除此之外，股票市場榮枯對男性與女性勞動參與之影響效果隨年齡上升而增加，亦即對越接近退休年齡層的勞動力影響越大。最後，為了降低實證模型發生錯誤的機會，並使研究過程更為嚴謹，於是對本文模型和估計結果使用更多的方法加以檢定。 / The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adopts official time series data of monthly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weighted stock index, general fertility rate, real GDP growth rate from 1978 to 2004, and 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proposed by Pesaran and Shin (1998) and Pesaran et al. (2001).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stock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aiwa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in the long run. In the short run, stock market has a slightly positive effec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le, but negative effec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 The result is reasonable but not similar with the finding in America provided by Chen and French (2000).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stock marke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creases by age. Final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mistakes occurred in positive models and enable the study more rigorous, then uses more methods to test the models and the result.

自1987年7月15日台灣宣佈解除戒嚴後，開放黨禁與報禁，民主開始蓬勃發展，人民也有充分表達意見自由的機會，而2000年3月總統大選後，台灣第一次發生政黨輪替，並首次出現少數政府，自此之後，執政黨與在野黨即經常性的發生衝突情形。2001年，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2.17%的經濟成長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18名，較2005年退步了7個名次，其中在全球61個評比的經濟體中，「政治不穩定風險」評比為第58名，實在有檢討的空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1990 至2005台灣的選舉結果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的時間序列季資料（quarterly time-series data），搭配計量模型的估計，探討台灣政治勢力的衝突（以泛藍與泛綠得票比率差距表示）對於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有何影響？最後，藉由研究政治衝突對立之程度對總體經濟成長之影響，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及建議。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政治衝突將顯著影響台灣經濟成長。換言之，當台灣政治衝突情形越激烈（即藍綠兩陣營支持度差距越小時），經濟成長率將會越低。此外，政府支出成長、投資成長與出口成長，也是影響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文利用2001年的時間虛擬變數，探討一般認為2001年可能因結構性變動之關係，而造成當年度經濟成長率的下降。結果顯示在本估計式中支持這樣的假說，也就是在2001年確實有其它因素導致當年度經濟成長相對低於其他各年度之情形。 / Taiwan’s democracy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and its people have gotten opportunities to freely express themselves since the KMT（Kuo Min To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from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anting of newspaper licenses on July 15, 1987. Authority rests with a minority government since the DPP came into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opposition and ruling par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rch, 2000. For the first time Taiwan’s economy growth declined about 2.17% in 2001. In 2006, Taiwan’s economy was ranked as the 18th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Switzerland (IMD), degraded 7 positions in 2005. In addition, Taiwan’s political stability ranked 58th among the 61 countries in the above research study. As a result, the author is attempting to research how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nfluence the economy. This research uses a model that estimates the election’s economic impact by combining Taiwanese election results with quarterly time-series ratios from Taiwan’s 1990 to 2005 GDP.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political conflicts impact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The survey u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votes for two political groups—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Conclusions from the data found a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s of intense political conflict. Moreover, economic growth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over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Since the 2001 economic decline was so precipitous, this analysis adopted a time variable and used 2001’s data for comparison. Of course, various factors might have caused 2001’s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but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was supported by the reckon estimating type.

王文興，一個精雕細琢的作家，秉持苦修精神從事文學創作。閱讀是他最大的興趣，寫作則是他一生的職志，速度之緩慢或許堪稱台灣文學之冠，然五十年來從未輟筆，堅持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使他的小說備受爭議，無論題材或語言體製，都為閱讀者帶來震撼，構成個人獨特的小說面貌。 走過政治社會上的思想箝制與獨裁統治，王文興希望藉由小說中形式與內容的自由，以掙脫現實的枷鎖。極端尊崇西方文學的王文興，也相對映照出對中國文學的憂心，透過編輯《現代文學》雜誌積極引進西方技巧並加以改造革新，發展出最適合書寫他時代的語言。王文興的小說，強調隱微內心的探究，善於描寫青少年成長的陰鬱，勾勒命運的無奈與沉重，刻畫強烈的衝突性，展現與體制抗衡的極致力量，尤其擅長捕捉那生命中的不圓滿，如同宗教的超脫精神帶領讀者由苦難、覺悟進而獲致人生的成長。語言的獨特與激進，藉視覺與聲音的結合以豐富字義、創新字詞，並以現代主義文學藝術技巧融入小說形式，來進行小說的立體化工程，一新讀者耳目。透過王文興非小說及散見報章雜誌的創作，可見其強調文學藝術功能的文學觀，展現宗教情懷與人道關懷，探悉架構於現代主義思考下的小說創作觀。 王文興勇於挑戰傳統，融合中西文學之勝，雜揉鄉土與現代的特殊寫作形式，著重書寫個體生命及生存困境，發揮更積極的小說意義與價值，已然為台灣文學開闢新道路。

檔案法的產生，是我國檔案事業重要的里程碑，一個法律的出現，並非孤立存在，必須將其與社會、政治或歷史發展的脈絡一同對照，賦予時代的生命力，才能彰顯法律制定的意義，以及其中蘊含的強烈歷史意識。本研究內容主要為我國檔案法制定的過程，運用歷史研究法及訪談法，暸解我國檔案法制定的過程與階段、檔案法草案版本的內容、理念意涵與制定精神、檔案法制定與政治、社會或歷史背景的關連性，以及檔案管理檔案法制定後的修正情形。 檔案法的制定始於民國76年，至民國88年制定完成，期間經歷國史館、行政院及立法院階段，共費時12年時間，制定過程產生的草案版本，主要有國史館版、行政院版、林濁水版、曹爾忠版及李慶雄版，影響檔案法制定的因素包含：始於重視歷史紀錄的保存、奠定行政制度的基礎、反映我國民主時代的變遷經過；檔案管理局對於檔案法制定後的修正重點為解決業務瓶頸問題，紓解集中管理的沉重業務量，包含機關自行管理定型化書表、檔案目錄公布機制、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分及審查機制等。 本研究提出八點建議，包含：蒐集檔案法制定過程所產生之文件、整合檔案相關資源、提升檔案主管機關的位階、積極推動國家檔案館設立，並研擬明確法源依據、建立分級管理機制、擴大檔案的定義與範圍、加強私文書的蒐集及人員經費制度化。 /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process and phrase of Archives Act establishment in Taiwan. By applying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the version of Archives Act draft, the essence of legisl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society and history. Last, the text tells the situation in revising Archives Act after its legislation. The legislation of Archives Act was started from 1987 and finished in 1999 through the phrase of Academic Historica, Executive Yuan and Legislative Yuan, total 12 year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the draft is mainly from Academic Historica, Executive Yuan, Lin,Cho-Shui , Tsao,Erh-Chang and Lee,Ching-Hsiung. When formulating the Archives Act, it considers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reflection of Taiwan democracy transi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operation bottleneck, release heavy loading of mass management,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revised the Archives Act in some ways like autonomic management of table by each institution, publishing mechanism of archives catalog and examining mechanism of institute archive destroying catalog, etc. This research raises 8 points as suggestion, collecting the document which was generated during establishment of Archives Act, raising level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setting up National Archive institute, drawing up definite authority of law, making mechanism of classified management,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and range of archives, improving the collection of private edition and institutionalizing member and f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