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時代來臨的競爭下，企業間生存競爭的挑戰越來越激烈，而企業的核心能力的提升則是取決於「人」，因此人才的培育與人力資源的提升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為了提高企業內人才之培育與訓練之成果與效率，訓練必須與組織之策略與目標作完整連結，因此職訓局於2007年起推動「台灣訓練品質管理系統」以確保訓練單位辦理訓練品質一致性，強化事業構及培訓單位的辦理訓練意願與能力，進而協助企業及國人有效提升職場競爭力。本文針對台灣訓練品質管理系統之相關內容做一介紹，並以台灣訓練品質管理系統標竿企業為對象，透過深度訪談瞭解企業導入台灣訓練品質管理系統之實務經驗，並於導入後對於組織績效有何提升加以分析，以供有意願導入台灣訓練品質管理系統之企業做為參考。

過去，玩線上遊戲被視為「非正當娛樂」，尤其是流連於網路咖啡店更被污名化為墮落的象徵，與健康正常的休閒娛樂完全劃不上等號。但是近年來，由於線上遊戲的內容的大幅擴展到各族群，如家庭婦女、一般上班族等。隨著大幅流行與被接受，線上遊戲已經去污名化。現在線上遊戲幾乎已經成為一般家庭中最普遍的休閒娛樂了。線上遊戲產業自2000年開始萌芽以來已經成為網際網路商業環境中主要的產業之一。 儘管自製線上遊戲產業的成長快速且具有吸引力。 經濟景氣循環是機會也是挑戰。世界經濟景氣是一個循環，在經歷不景氣後，必然會開始反轉，台灣市場的景氣也回暖。不景氣讓更多人接觸到線上遊戲，使整體玩家人數變多，因此線上遊戲產業之總體營收還是增加。 本研究是以自製線上遊戲市場為主體，以策略行銷4C理論為基礎，包括: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專屬陷入成本分析(邱志聖2006)，分析台灣自製線上遊戲業者(以A公司為例)，如何有效運用策略行銷4C理論以取得市場的優勢。

本文研究分析各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差異對台灣出口前十大高技術密集高科技產品出口值的影響。探討資料由1997-2008年期間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　採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MD) 所公布的智慧財產指標，並以適用追蹤資料的計量模型來做探討。並分別針對台灣出口前十大高技術高科技產品，藉此提供一個比較精確角度來觀察新興工業經濟體出口高技術密集高科技產品之情況。實證結果發現大多數國家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加強對於台灣出口前十大高技術密集高科技產品有著正向且顯著的關係，此結果支持市場擴張效果存在於台灣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上。此外，再經由區分不同國家的仿冒威脅程度之下，發現市場擴張效果的情形仍比較強勢，此結果特性與過去理論預測有不一致的情況。而顯著影響的高科技產品在投入要素密集度呈現大多是屬於中度資本密集，高度勞力密集。

迎接21世紀的來臨與世界各國之教改脈動，自1997年起，台灣政府致力教育改革，以期提升國民素質及國家競爭力。因此，教育部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進行國民教育階段課程與教學改革。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公佈，台灣正式開啟一連串的教育革新。而對岸的中國，也於2001年啟動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兩國教育改革的內容皆涉及到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堂教學、學生學習等各層面，因此教科書、教材教法皆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現有關於兩岸教育相關研究相當多，但兩岸課程的比較研究多停留在國小階段；且針對教科書的研究多半是以教科書的制度、審定為主，幾乎未有針對兩岸國中階段教科書的內容比較。 本研究先簡略介紹兩國教育背景並進行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目標的分析，再對台灣康軒版、中國人教版國中數學課本、習作、教師手冊做出比較，得出結果如下： 一、在課程目標方面，兩者都強調數學與生活、其他學科的連結，也強調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不同的是，中國人教版較強調數學各主題中的深耕，台灣康軒版則偏向各主題間的橫向連結；而中國人教版也較注重傳統的數學運算能力，台灣康軒版則較重視數學在生活中的運用。 二、在數學課本課程內容中，台灣課程偏向主題集中學習，而中國課程則偏向主題分散學習，每一學年課程都有代數、幾何、資料統計與機率。除此之外，中國人教版不論是代數或幾何，習題數約是台灣康軒版的三倍，但台灣康軒版在代數部份，課程較為流暢；中國人教版在幾何部份題目題材較多元。 三、在課本編輯方面，兩者架構都相當類似，皆具備章前圖、多元正文欄目、重點整理、補充知識等，但台灣康軒版部分章節，列中字數過多，且沒有數學名詞的中英文對照 四、在習作排版方面，中國人教版像是一本濃縮參考書，但台灣康軒版全版彩色，計算空間大，版面整齊，但中國人教版排版密集，閱讀上較為辛苦。 基於以上結論，針對台灣教科書提出以下建議： 1.幾何部份可以增加動手操作的機會，如折紙。 2.可以增加課本中的習題數，讓學生有多一點練習的機會。 3.增加數學史課程，適當說明前人在解決日常問題中的數學智慧。 4.增加統整課程的題型，題目的題材可以結合理化、美術等，增加多 元類型，提供學生思考的空間。 / To welcome the 21st century and catch up with other countries’ educational efforts,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has engaged itself to educational reform since 1997. The purpose i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its people and the ability to compete with other countries. He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tried to refor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ction Proposal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uthoriz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Taiwan has formally initiated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Similarly, Mainland China has started its eighth reform on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reforms in both countries include the curriculum target, the curriculum content,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They unavoidably exert a huge impact on the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education in both countries abound. However, the comparison of curriculum in both countries basically focuses on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Also, most researches on textbooks focus on the system or authorization. Seldom do we find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textbooks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is research will first briefly introduce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in both countries and then analyze the targe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Kang Xuan version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of China are taken as examples. We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after comparing their mathematics textbooks, workbooks, and teacher’s manuals. First, in terms of curriculum target, both versions emphas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thmatics and life or other subjects. Both aim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creativity, too. Differently,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goes deeper within one single topic, while Kang Xuan version focuses on the horizontal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opics.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traditional arithmetic, while Kang Xuan version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 in everyday lif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se two versions, when a new topic is introduced, the curriculum in Taiwan prefers concentrative learning, while the other version favors learning at different phases. Take People’s Education for example, every school year students have to learn algebra, geometry, data statics, and probability. Besides, in terms of algebra or geometry,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provides exercises three times than Kang Xuan version does. Kang Xuan version, however, has a smoother curriculum design in terms of algebra. As for geometry,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offers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s. Third, speaking of the editing, both versions have similar curriculum structure. We can find in both versions pictures before each chapter, multiple columns presenting the main idea, arrangements of important points, and appended knowledge. However, some chapters of Kang Xuan version have too many words in one line, and it lacks Chinese-English terminology of math. Fourth, in terms of the workbooks,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looks like a condensed reference book, while Kang Xuan version is bigger and more colorful. Kang Xuan version provides space for calculation and has neater arrangement, while People’s Education version is too wordy and takes more time to read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above, this study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ompilation of the Taiwanese mathematics textbooks: 1. For geometry, a good mathematics textbook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have hands on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by way of paper folding. 2. There should be more exercises in the textbook, hence giving the students more chances to practice. 3. History of mathmatics can be added. Students may have a better idea how ancient people used their wisdom to solve everyday mathmatics problems. 4. Exercises related to integrated curriculum should be added, too. Different subjects like science, art, etc…, can be combined together to provide multiple elements and a wider space for students’ ideas.

本論文之所以討論蘇偉貞小說與戰後台灣文學史建構的關係，是因為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評論已經不少了，這證明蘇偉貞小說有其重要性。但是目前就筆者所見到的台灣文學史，如果有談到一九八○年代左右興起的女作家作品，對於蘇偉貞小說幾乎只以一個名字帶過，可以說是忽略她的存在。這樣的落差是很大的，於是本論文便想探討，文學史對一個重要女作家小說的忽略，其中的原因何在，並進一步探求如何為蘇偉貞小說在文學史上定位，給予適當的評價。 但是一九八○年代以後興起的女作家小說受到忽略的不止蘇偉貞小說，而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之所以有討論的價值，有兩個原因：第一，蘇偉貞小說從一九七九年至今，多次獲得文學獎，創作品質得到肯定；第二，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討論已經不少，並且在同一議題上，評論者常有對立的兩派意見，這就挑戰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的定位與評價。例如談到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有些評論者認為蘇偉貞小說中相當缺乏女性意識。可是也有論者在承認蘇偉貞小說中有父權思想的同時，認為她的小說並不是全然沒有女性意識的。此外，有些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表達出的特色是和鄉土文學不同的，它們是從新的角度來觀看社會現實。但是也有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不能反映現實，反而像在〈陪他一段〉的小說中，傳達了少女心靈的純潔性與理想性，這是現實所沒有的，是讓少女在面對現實時能擁有暫時的迷醉。 本文所採用的方法，首先是找出筆者所能見到的戰後台灣文學史，找出它們的史觀。這是因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涉及作家作品會不會被納入文學史的問題，而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又與其建構文學史的史觀有關，因此找出史觀，就能找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然後才能找出蘇偉貞小說被忽略的原因。經過分析，本論文認為這些文學史的文學史觀，幾乎就代表了史家的政治史觀，因而作家作品的選取及詮釋，同時也要能為史家的政治立場發聲。而史家賴以建立文學史觀的政治史觀，又是在男性社會下形成的，也可以稱之為男性史觀，因而在選取女性作家作品時，作家作品能不能為男性史觀所用，便成為文學史在納入女性作家作品時的考慮因素。因此本論文得到的結論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往往有它的政治立場和性別立場。 在了解建構戰後台灣文學史的方式涉及史家的性別與政治立場之後，接下來便檢討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性別與政治立場，以探討其與文學史之間的關係。 談到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政治立場的部分，本論文認為小說表達了國族認同、土地認同和身分認同的態度。在國族認同方面，她出身眷村及曾為軍人，使她的小說中有軍人及其眷屬的出現，或以眷村為背景，甚至是帶有反共意識。而蘇偉貞與三三文學集團之所以發生關係，乃是他們站在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的立場，認同這樣的意識形態，往往也就意味著認同他們所塑造出來的國族認同意識。不過，張愛玲小說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細節敘事，這一點使小說將軍人的職業氣質表現在日常瑣事上，這種作法則使軍人做為鞏固國家領土之工具的英雄光環消解。此外，張愛玲反共小說從人性面來反共，也影響了蘇偉貞反共小說的寫法，而從人性面寫反共，便消解了國民政府反共所賦予的國家使命，因此，雖然蘇偉貞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意間使反共懷鄉之想失去其為國族而戰的神話性，也使蘇偉貞小說之政治立場漸與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悖離。 而蘇偉貞身為一個眷村出身的作家，小說也表達了一個第二代眷村子弟對台灣土地的認同過程，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到〈老爸關雲短〉，小說是逐步表現出對台灣的土地認同，〈使者〉持續這樣的看法，但是對第一代眷村居民，之所以懷鄉的心態，則進一步產生理解和同情。 在身分認同方面，蘇偉貞小說一直相當肯定身為眷村子弟及軍人的角色。 再說到蘇偉貞小說的性別立場，原本，蘇偉貞小說在興起之初是服膺國民黨意識形態，也就是由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雖然如此，性別意識原本不夠強烈的蘇偉貞小說，仍可說以其題材瑣碎、或大量以愛情為題材等被視為相當女性的特色，而在性別立場上與男性不同。然而它逐漸浮現的女性意識，仍使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漸漸與男性中心文學史觀衝突。在這一點上，本論文認為張愛玲仍然發揮了她的影響力。首先是使蘇偉貞小說中惡毒母親的形象重覆出現，並且使它們具細節敘事的色彩，這不但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政治立場，也影響其中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又因為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使小說後來對女性身體的關注漸漸多了起來。 綜合以上討論，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是由服膺男性中心思考逐漸轉移到具女性意識，在政治立場上則由服膺國民黨反共意識到不再書寫反共懷鄉，並且認同台灣土地對一個眷村子弟的重要性。 已經完成的、男性中心文學史觀下的戰後台灣文學史，很明顯的和蘇偉貞小說所呈現的東西對立，然而目前尚為主流文學史觀的後殖民文學史觀，要如何面對已經發現的這個現象？如果蘇偉貞小說有其被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後殖民文學史觀該從那個角度去把握蘇偉貞小說的價值，並且仍站穩後殖民的立場？其實，後殖民文學史觀標榜的去中心權力的宰制，並且建立主體意識，是後殖民文學史觀在面對作家作品時可供來者借鑑之處，蘇偉貞小說的呈現以及轉變，也是其主體意識的展現。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對蘇偉貞小說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史才能真正做到具後殖民的史觀。這也就是本論文在第四章所說的，要把握住文學史觀的後殖民立場，但是在思考作家作品的意義時，要有後結構的思考。 本論文認為後殖民史觀應當注意的是一個外省的、眷村的、軍人的、女性作家小說，如何在政治及性別立場上，呈現其從服膺殖民到具後殖民思考的歷程，這也是蘇偉貞小說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今日，將蘇偉貞小說納入文學史的考慮，富有其時代意義。過去，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和尹雪曼的《中國新文學史論》把戰後台灣文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文學的傳承，稱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枉顧本土發展出的台灣文學傳統。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和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便以對立於國民政府文藝政策的思考方式，加意強調台灣文學史的寫作，必須要有台灣意識。為了使台灣本土文學傳統不再受到壓抑，他們勢必要以這樣極端而對立的姿態來反抗。 如果能意識到，書寫台灣文學史時，以台灣意識對抗國民黨反共的中國意識是一種階段性任務，而現在台灣本土文學傳統因為這樣的努力也不再被漠視之後，文學史的下一步，除了繼續主體建立的過程，還應注意到主體內部不同構成因素的差異性。否則，文學史的建構仍然只是以一個中心取代另一個中心，甚至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這就是為後殖民文學史觀注入後結構思考的時代意義。我們檢視小說家如何在這樣多重邊緣的位置發聲，對她的政治與性別立場加以思考，以致其思考帶有後殖民的意味，這些相對於男性或本土意識論者是一個對照。而強調政治與性別立場的文學史觀，也可透過不同政治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呈現，豐富文學史的內容。

相對於西方之個人行道德律，中日都被認為是屬於關係性道德律的文化。然而中日的關係性應有其本土性的差異。本研究先以開放性的問卷收集中日大學生對父、母、手足、朋友與同事等關係性對象在日常生活中做了那些利他的行為及做這些行為的理由。經濃縮後編成正式的量表，施測於335位台灣大學生與284個日本學生，結果發現，兩個文化之受試者對不同的對象，其利他行為與利他動機的因素結果異同互見。不管是甚麼對象，日本受試者的利他行為項目普遍地少於台灣受試者。就幾個具特殊涵義的因素項目做中日比較，發現台灣表現有規範性的利父母行為，日本若有規範性利他行為，其對象是朋友或同事而非家人。中日的利他都以「內團體之親」為主要的利他動機，但中國的內團體之親以血緣為中心，日本的內團體之親則以共享生活空間與經驗的互動者為對象，朋友與同事為優先順位。就總量來看，兩文化的受試者表現最多利他行為的對象均是朋友，而非家人。這應與本研究所觀測的是成本低的日常利他行為而非緊急情境的利他行為有關。朋友之間的日常利他行為可以說是人情性的利他行為，是維持友誼的必要條件。

一般消費者常常會有「一分錢一分貨」的想法，但是價格是否真的能夠準確的反應出品質？本研究用使用民國79年11月至民國94年4月份的「中華民國消費者報導」中102種產品的產品測試結果，用以探討台灣市場上價格與品質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價格並不能準確的反應品質，台灣市場上的品質價格相關平均值為0.189，而且不同產品之間的品質價格相關性都有大幅的差異。本研究也發現價格品質相關性的變異原因之一為產品的特性 - 搜尋品的品質價格相關性高於經驗品的品質價格相關性。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其他三項解釋原因 – 產品耐久程度、價格變異、以及價格高低並不能顯著的解釋產品品質價格相關性的變異。此研究的結果顯示價格並不能代表品質，因此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前必須有更多的資訊，不能單以價格做為購買衡量標準。 / This paper uses 102 product category test results of the Chinese, Taipei Consumer Report from the period of November 1990 to April 2005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price as a signal of quality in the Taiwan market. In other words, does price accurately reflect quality, and do consumers really get what they pay fo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price is not a very good indication of quality in the Taiwan market, with an average correlation value of 0.189 and greatly varying levels of correlation across product categories. In terms of reasons for the varying correlation levels, product characteristic is a factor – search goods have a higher price-quality correlation than experience goods. Other factor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product durability and quality uncertainty (price range and price level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orrelation level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price is not a good indicator of quality and that consumers need to be informed on more than the price of products when making purchasing decisions.

國內的金融市場在1990年政府提倡開放金融自由化後，新銀行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台灣的金融體系面臨內部結構的改變，金融機構自由競爭化，而外部環境的惡化更衝擊台灣的金融體系，造成銀行業逾期放款比率屢創新高，損害銀行資產品質，轉銷呆帳損失或出售不良債權嚴重影響獲利與資本，因此金融業者與政府當局皆重視逾期放款比率的重要影響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影響國內銀行業逾期放款比率的因素，以1999年至2010年期間共16家本國銀行的資料，建立長期追蹤資料模型進行迴歸實證分析，以估計出影響逾期放款比率因素之具體效果，提供主管機關及金融業者在未來相關政策與策略上之參考。 經由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資產總額規模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負相關。資本適足率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負相關。存放比率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負相關。存放款利差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正相關。關係人放款比率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正相關。失業率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正相關。發生重大經濟事件與逾期放款比率呈顯著正相關。

無 / 無

台灣紡織業自1950年代開始發展，歷經多次轉型，至今以高機能性的科技布料及成衣技術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在台灣出口上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這些領導廠商在紡織產業鏈中皆位於中、上游位置，獨缺最下游的品牌零售。為探究原因，本研究選擇戶外休閒機能服飾作為探討對象，戶外休閒機能服飾與一般時裝不同，消費者選購時的考量因素主要為服飾本身的功能性，其次才是外觀設計，如此一來可以將「設計不足」這個大家已知的弱勢排除，從另外角度來檢視台灣服飾品牌的機會與挑戰。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台灣品牌TRAVELER，TRAVELER成立至今25年，期間曾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經營策略，企圖在市場上創造差異化並找出利基點。在個案公司分析上，運用邱志聖 (2001)提出的策略行銷分析架構，從四個成本角度來檢視個案公司的策略及背後的意涵。針對個案公司，本研究有幾點結論建議歸納如下： 1. 清楚的目標客群選擇是產品設計的基礎。廠商進行產品規劃設計時並不是越多越好，必須真正擊中目標客群的「痛點」才會有正面效益。 2. 行銷組合策略務必一致。以機能服飾為例，因其專業功能性較一般服飾複雜，若有一致且符合品牌形象的行銷策略可以降低消費者選購時的交易成本。 3. 透過制度建立，降低買者疑慮。降低消費者疑慮可以提升其再購的可能性。 4. 培養忠誠顧客。善用社群媒介進行口碑行銷，讓忠誠顧客為產品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