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2004年至2009年共582家台灣企業為範圍，分析在金融海嘯發生前後，超額現金持有比率對於股價異常報酬是否有所影響。本論文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分為兩階段，在第一階段以複迴歸分析來評估企業在一般情況下之正常現金持有比率。第二階段，將企業分為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及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兩組，分別以複迴歸分析及獨立樣本T檢定來檢視超額現金持有比率對於股價異常報酬率的影響為何。本研究發現，在金融海嘯發生前，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在股價異常報酬率之表現較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佳。金融海嘯發生後，低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之股價異常報酬率呈現下降趨勢，但高超額現金持有比率企業之股價異常報酬率則呈現上升趨勢。此發現有別於過去文獻所認為的，高現金持有政策能夠使企業之績效表現較佳。

台灣近年來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等因素，使得目前加權股價指數仍在五千多點徘徊，股價的波動不禁令人思索究竟什麼因素最能解釋股票報酬？本研究擬從基本分析之評價過程出發，探討總體經濟因素與不同產業財務報表資訊對於不同產業股票報酬之影響，並了解總體經濟因素對於股票報酬是否有增額之資訊效果。 本研究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從因素分析出發將某些高度相關之財務比率加以整合，以同一財務屬性來代替彼此高度相關之財務比率，並以分類後之財務屬性因素分數對股票報酬建立複迴歸模型，此外也利用逐步迴歸法選擇出對股票報酬具一定程度解釋力之財務比率，對股票報酬建立複迴歸模型。第二階段再加入總體經濟變數以建立更完整之複迴歸模型，利用調整後判定係數來探討總體經濟變數的加入對產業之股票報酬是否具進一步之解釋力。 本研究之研究期間為民國84年至88年，以上市公司電子業和食品業為樣本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財務屬性之分類與證管會現行分類方式大致相同，較為不同的是電子業之收帳能力可從證管會規定之經營能力屬性中另外劃分出來。 2.電子業之股票報酬與獲利能力、資本結構＆償債能力、現金流量屬性有關，食品業財務屬性之複迴歸模式總檢定呈現不顯著的情況。 3.加入總體經濟變數後，電子業股票年報酬率之複迴歸模式以工業生產總指數年增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利率年變動率、匯率年變動率、貨幣供給MIB年增率和台灣股價指數年變動率具良好之解釋力，模式之解釋力因總體經濟變數之加入提高許多，可知總體經濟因素對於股票年報酬率有增額之資訊效果；年超額報酬率之複迴歸模式以利率年變動率、匯率年變動率、貨幣供給MIB年增率、台灣股價指數年變動率、個股之系統風險有良好之解釋力，但模式之解釋力仍不佳，可知總體經濟因素對於股票年超額報酬率仍有增額之資訊效果，但增額效果有限。 4.而食品業以工業生產總指數年增率、利率年變動率、匯率年變動率、貨幣供給MIB年增率和台灣股價指數年變動率具良好之解釋力，且模式之解釋力因總體經濟變數加入提高很多，總體經濟因素對於股票報酬有增額之資訊效果。

本文擬針對上市公司實行庫藏股的動機與成效作一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並從中找出影響其成效之因素。文中首先先以迴歸分析來測試剩餘資產假說、價值低估假說、最適槓桿率假說等是否成立，以了解在庫藏股制度剛開始實施的初期，影響公司宣告或購回庫藏股數量的原因為何。再者，我們用市場模式來求出公司購回股票是否能有超常報酬，且超常報酬在事件期分佈的情況為何，以做為實施庫藏股成效的依據。最後，則以超常報酬的迴歸模式來解釋影響公司購回庫藏股的超常報酬因素有哪些，並更進一步地指出哪一類公司較易產生超常報酬。以連結公司股票回購的動機，而對整體庫藏股實施初期的概況做一通盤而具體的了解。

投資人欲預測股票價格的走勢以賺取超額報酬一直是投資人的夢，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探討台灣股票市場中的超額報酬是否能用一些總體經濟因素預測其走勢，且類神經網路是近幾年來非常受歡迎的預測工具故我們也要比較類神經網路與迴歸分析對樣本外預測能力何者較佳。 結果發現超額報酬對總體經濟的關係經由無母數失敗檢定法檢定結果，顯示總體經濟對超額報酬具有可預測性。而在預測準確度方面，利用迴歸方式所選取出的獨立變數來當作輸入層的神經網路模型的預測能力是最佳的，迴歸分析次之，而依我們主觀判斷所決定變數的類神經網路其預測能力僅優於隨機漫步。

近年來信用交易市場規模擴大並且證券信用交易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革，因此本研究是希望透過對下列兩課題的實證分析，以為投資大眾所參考及運用。兩研究主題分別為：（一）停止融資買進與停止融券賣出對股票報酬率的影響。（二）融資融券餘額與股票報酬率之互動關係。 　　實證的進行乃蒐集民國八十年元月至民國八十二年元月的資料，以此期間符合得為融資券標準之所有股票為研究對象。 　　針對上述兩研究主題，實證過程主要可分為下列兩部份：（一）以介入分析模式來探討停止信用交易對股標報酬率的影響。（二）以VAR模型及ARCH模型來探討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股票報酬率間之動態互動關係。 　　所得結論如下： 　　(1)停止信用交易對股票報酬率的影響： 　　停止融資或停止融券對股價之影響效果多不顯著且是短暫的。因此若主管機關欲以此作為控制股價波動的工具，則可能並沒有預期之效果。 　　(2)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股票報酬率間之動態互動關係： 　　　(A)VAR模型分析結果： 　　　不論是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或股票報酬率皆受自己的前期所影響。此外，當期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亦受前期股票報酬率之影響，顯示股價的提昇將促使下一期融資買進的增加。但市場上技術分析若欲以前期之信用交易餘額來預測未來股價走勢，其有效性將令人存疑。 　　　(B)ARCH模型分析結果： 　　　　(a)當期的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當期的股票報酬率有同步之反應，因此股價對於公開資訊（凈融資融券餘額之變動）有立即之反應，但須注意的是此反應僅為暫時的，下期並不受影響，甚至有過度反應之現象。 　　　　(b)股票報酬率與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皆受其自己的前期所影響，只是影響大小不一。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組織中的各項報酬與工作意願的關係。在本研究中將工作意願分為兩種：(1)工作意願低落：即員工僅有一般的、基本的工作行為。(2)高工作意願：指員工除了基本的工作行為外，常有額外的工作行為。 　　作者認為，在多數的組織當中，如果多數員工都認為每天只要例行地達到工作最低標準即可的話，那麼這個組織一定無法運作的很好。因此，組織必須找出方法激勵員工，使其從事於額外的工作行為，而不只是達到工作的最低標準就好。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的目的有三：(1)各項報酬的滿足對於員工決定努力工作（高工作意願）的重要性為何？(2)各項報酬的不滿足對於員工決定不盡全力努力（工作意願低落）的重要性為何？(3)瞭解報酬與員工工作意願的關係，是否會因不同的人格特質、人口變項而有所差異。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行政院、考試院所屬機關人員，再經Sps sx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一）在影響高工作意願方面，受試者認為，各項報酬的滿足，對其決定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依次為：自我實現、升遷與薪水、工作本身、內在的尊榮、組織環境與制度、外在的尊榮。（二）在影響工作意願低落方面，受試者認為，各項報酬的不滿足對其決定不盡全力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依次為：考績與升遷、自我實現及工作本身、環境制度與薪水、內在的尊榮與進修機會、外在的尊榮。（三）人格特質、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位、薪資與〝報酬及工作意願關係〞間有關聯性存在。婚姻狀況、子女數目、工作性質、年資與〝報酬及工作意願關係〞間無關聯性存在。最後，綜合前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就理論與實務應用提出建議。

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雖有許多理論上的支持，但進行跨國比較時仍未有理論能夠分辨，因而提出三個問題進行研究，想探討的也就是常聽到的這兩句話「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是經濟的先行指標」是否成立。 　　針對所提出問題的理論基礎先做清楚的釐清，發現消費與投資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從制度面進行新的推論，找出「財產權保護」、「內部交易」兩變數做為分類的標準；將預計實證的結果分為「健全的股市制度」與「未成熟的股市制度」兩大類陳述。本文以股價指數(SI)代表金融面、工業生產(IP)代表實質面、財產權保護與內部交易兩制度變數做為分類的依據，針對二十四個國家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期間最早從1981年1月到2000年12月，在此採用最一般化的模型以進行跨國比較，採用 Granger Causality 之因果關係檢定，將實證結果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依序探討。 　　雖然並無直接的證據支持預計實證的結果，但經由三階段的分析仍可發現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強弱、領先程度應該和市場健全發展有直接關係，雖然內部交易與財產權保護兩制度變數無法捕捉健全市場的全貌，但仍扮演一定的角色。唯有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較強，才不容易形成泡沫危機；也唯有股價報酬領先經濟成長的時間較長，才有可能從政策面著手緩和景氣循環的波動，因此提供一個健全發展的金融環境非常重要。

本研究主要是在討論公司在興櫃期間，公司特徵的變動如何影響轉上市（櫃）後的績效。樣本期間取自民國94年3月1日至民國98年12月31日由興櫃轉上市（櫃）的公司，總計111間，特徵包括，資產總額、負債比率、內部人持股、本益比、創投持股、營收，以及其他公司特徵變數，績效的討論分為首日報酬與長期異常報酬。選擇此樣本期間的原因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佈自2005年3月1日起實施『初次上市（櫃）股票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措施，我們相信此制度之實施可使轉上市（櫃）普通股的市場價格迅速反應合理價值，故可視首日報酬等同折價幅度。 實證結果發現，興櫃期間公司各項特徵之變動幅度對轉上市（櫃）的首日報酬具有預測能力，興櫃市場確實具有資訊揭露的效果。其中，內部人持股比率與創投持股比率增加，新股上市的首日報酬會顯著越小；公司的本益比提高、銷貨成長率越高及興櫃期間越長，首日報酬越大； 而在公司長期績效方面，實證結果發現本研究變數對於公司的一年期長期報酬並無解釋能力；在二年期長期報酬的部分，內部人持股比率的增加以及興櫃期間越長，公司會有顯著較佳的長期報酬。其他特徵則與公司長期績效無顯著關聯，興櫃期間公司各項特徵之變動幅度並無法有效解釋公司長期績效。

每年各國都有許多報章雜誌以不同的績效指標來進行企業排名，檢視企業前一年度的經營成果，並就排名結果解析未來產業趨勢。一般認為排行榜中的企業可代表標竿企業，同時排行榜符合統計概念中的樣本，加上排行榜為利用前一年已知的財務資料，為落後指標，應可代表整體產業的發展，故有不少研究是直接使用排行榜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但少有直接就排行榜長期資料進行分析的研究。 　　而本研究旨在研究歷年排行榜的資料與產業變遷的關係，以及台灣產業的特性。研究範圍使用台灣經濟新報Top3000資料，研究1991~2008年製造業營收前五百大企業，並針對有企業家數有明顯變化，且為台灣重點發展之半導體、光電、紡織產業深入探討。 結果發現台灣前五百大企業的入榜變動率與美國前五百大企業的入榜變動率接近，每年約28家企業入榜；前一百大的入榜變動率16.59%比前五百大的入榜變動率5.53%還高出許多；半導體、光電、紡織產業的入榜變動率深受到總體環境變化影響。而我們也證實獲利率和入榜家數有正向的線性關係，表示當該產業的平均獲利率上升時，該產業的入榜家數也會增加。最後，在規模報酬的結果中看到，台灣製造業五百大企業和美國Fortune500大一樣呈現規模報酬遞減，也意味著大企業的生產效率不見得是最好，大不代表強，不代表有競爭力。在討論加入研發費用變數探討後，我們也看到研發費用變數對五百大企業的營收貢獻是正向顯著的，從係數的比重變化來看，資本密集的產業也逐漸的走向知識密集產業。 排行榜可說是個量化的產業史，也充份具備了資訊提供的價值。 / For every country, every year, there are lo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eport the achievements of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many different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making a ranking by examining the operating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year and analysis future industry trends. The enterprises in the ranking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benchmark enterprises, while the ranking conforms to the statistical concept sample. Owing to the ranking which uses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known to the previous year, as lagging indicators, should be possible to represent overal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many researches take the ranking directly for the object of study, but only few researches take the long-term ranking data as an analysis. 　　However, this research is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ng-term ranking data and the industrial vicissitude,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industries. The study using the Taiwan Economy Journal Top3000 financial data, tries to study the top 500 enterpris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year 1991 to 2008, and aims to thoroughly discus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electro-optic industry, the textile industry which are the focus industries and their entrepreneur numbers has obvious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y/exit change rate of Taiwan top 500 enterprise ranking is close to the change rate of U.S.A top500 enterprise ranking. The change rate shows that approximately 28 enterprises enter the top500 enterprises ranking every year. Besides, the change rate of top100 enterprises rank, 16.59%, is higher than the change rate of top500 enterprises rank 5.53%. The change rates of semiconductor, the electro-optic, the textile industry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Furthermore, we also confirm that the profit rate and the number of entry top500 ranking have the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It means that when the industrial average profit rate rises, the entry number of this industry increases as well. Finally, we can find out the return on scale of the top 500 enterprises in Taiw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ame as American Fortune500, presents the decreasing returns on scale, which also means that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large enterprise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Big corporate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stronger or more competitive. After adding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se variable into discussion, we also see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se variable for top500 enterprises’ revenu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ntribution. Looking from the change of coefficient proportion, the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ranking can be said a quantitative industrial history, but also fully equipped to provid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Key words: The ranking, the change rate, the profit rate, the return on scale

目前台灣地區電力市場係由一家國營綜合電業（台電公司）、九家民營發電業及超過90家自用發電設備業者（含汽電共生系統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組成，其中九家民營發電業裝置容量構成比已經達到台灣本島發電系統裝置容量之18.8%。民營發電廠當初在84年開放設立及88年起陸續商業運轉以來，民營電廠之投資報酬是如何決定、投資者預期報酬率是否能夠準確計算、簽約營運後業者可否有能力確保預期投資報酬之達成等問題實在值得探討。 同屬電力事業下，民營電廠間營運成效及經營為何表現差異很大，即使同家電廠每年的表現差異也是很大。而台電公司則是因為國際能源價格上漲而售電價格因政府政策影響無法反映其成本導致96至98年嚴重虧損，可見民營電業營運都會面臨著多項因素影響及挑戰。 本研究擬以民營電廠為個案研究對象，參考相關政府政策方向、相關單位研究資料、業者管理經驗及經營成效等進行投資報酬影響因素之研究分析，先從民營電廠獨特產業進行產業分析，再從建廠期及營運期兩個先後時段進行分析各項影響投資報酬因素，最後提出研究建議，期望能做為既有民營電業業者或日後新進業者在投資風險管理、企業管理方針及經營策略制定的參考。 / Currently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Taiwan consists of a state-owned integrated power company (Taiwan Power Company; TPC), 9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IPPs) and more than 90 small private firms that generate power using their own equipments (including cogener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IPPs share 18.8% of the installed capacity in total in Taiwan.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how IPPs determine the rate of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s, how the expected rate can be accurately calculated, and whether IPPs can be guaranteed the expected returns after signing the contracts, since 1998 where IPP was initially allowed to set up and subsequently 1999 where commercial operations formally started. IPPs appear to have been facing challenges. Though in the sam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each individual IPP varies much. Even for the same IPP, its performance quite differs from period to period.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analyze and identify various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rate of returns on Investments of IPPs, taking into account government policies, managerial points of view, as well as other available studies. An in-depth industry analysis concerning IPPs is offered, where both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tages are covered and discussed. More importantly,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 are given for the existing IPPs and new co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