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大學生知覺之家庭界限與其自我分化之關係。 研究結果如下： 1.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家庭界限知覺上有差異 2.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程度上無差異 3.大學生與各雙親次系統間不同程度之親密、侵犯、相安對其自我分化的 影響有差異，且男生對於親子關係的「耐受度」較女生為高 4.家庭親子界限可有效預測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且異性親子次系統關 係界限對子女自我分化有影響。 5.家庭界限可有效預測大學生的分化行為 6.家庭界限中親子次系統關係的「親密」對於子女自我分化的影響力較不 明顯 7.親子關係類型中的相安與侵犯對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是一重要指標

摘 要 目前金融市場上有許多金融工具提供投資人獲利的途徑，其中封閉型國家基金為一般投資人所忽略。此基金為近十年新興的金融商品，其特色為能反應當地國經濟的情勢，可作為國際投資者獲取投資多樣化利益的工具，也可以提供國內投資者配置投資組合的參考指標。 本文利用VAR模型中的因果檢定、衝擊反應分析和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等方法探討影響基金市價報酬因素間的互動關係。發現基金市價報酬受當地國股市報酬影響較為顯著，證明封閉型國家基金可作為獲取投資多樣化利益的工具。此外，由於封閉型國家基金市價報酬能反映當地國股市報酬的表現，故可提供國內投資者進行投資策略的參考指標。 經由本文驗證封閉型國家基金其能反應當地國經濟情勢，作為國際投資者投資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及國內投資者參考的投資指標。對欲投資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人而言又多了一項獲利的投資利器。 關鍵詞：CECF、封閉型國家基金、VAR、投資多樣化

90年代初，中亞地區情勢的改變，對鄰近的中國而言難免會對安全環境產 生影響。新興的五個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 吉克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及土庫曼斯坦將在中國安全環境上 扮演何種角色，亦受關注。 本文研究目的主探討中國與中亞國家於安全合作上的展望。文中以現實主 義性質的地緣政治為研究途徑，分項說明彼此安全合作實踐情形、檢視實 踐成果，了解其間中國的優勢與限制。 促成彼此安全合作的原因是謀求國家安全，這其中包含新疆民族問題，而 對中國而言，由於中國與中亞地區相鄰，因此還需防範各強權在中亞地區 的勢力佈署，其中，中國特別關注美國的影響力。 基於安全考量，中國與中亞國家展開軍事、政治、經濟等近乎全面的合作 交流，其中，中共又將上海合作組織視為彼此安全合作的代表。軍事上， 建立信心建立措施，希望取得互信基礎；政治上，各部門領導人互訪頻繁 ，期營造互動良好的氣氛；經濟上，中共更力促展開包括能源開採、投資 在內的各項經貿合作，期藉由經貿交流，穩固與中亞國家的各項安全合作 關係。至於中共大力推動、且企圖朝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則 被中共視為是彼此合作的代表。 然而，中國與中亞國家雖有交流之實，但實際成果經檢視後卻未盡如人意 ，無論於軍事、政治、經濟，甚至是中共引以為傲的上海合作組織均存有 限制，箇中原因則與各國勢力介入、中國實力尚不足、彼此發展存有差異 相關。 總體而言，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關係，有兩項較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雖安全合作頻仍，但實質效果卻有限；二、在有限的實質效果中，企 圖轉以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經優劣勢分析後，或許是彼此未 來合作較可期待的機會點。亦即至目前為止，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吸引力仍 有限，未來彼此安全合作展望如何，則有賴中國能否成為中亞國家對外關 係中不可或缺的國家。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上扮演優越主導之地位，其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作為，深深牽動與影響全球國家。2001年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其現實主義的理念與強勢獨斷的行事風格，將美國帶向一個單邊主義取向的國家，引發各方之質疑與反彈。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打破美國堅不可摧的神話，改變了國際安全的環境，也讓美國體認到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恐怖活動對於美國國土的嚴重威脅，以及恐怖主義對於世界安全與和平構成嚴峻的挑戰。因此小布希大幅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思維，追求積極主動與絕對安全的戰略作為。在此架構之下，小布希發動阿富汗戰爭討伐塔利班政權與剿除基地組織的巢穴，不顧國際反對執意「先發制人」攻打伊拉克，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即針對小布希團隊的決策風格理念，分析其在安全、外交等方面之政策作為，並深入探討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面對新的安全威脅所採取之本土防禦、國防戰略與核武戰略轉變的意涵，進行全球反恐戰爭與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特點分析，處理北韓、伊拉克問題所面臨的癥結與阻力，以及美國相關政策作為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

本文利用民國89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與家戶收支調查報告等資料來分析影響台灣單親家戶住宅租擁選擇之因素。我們先以家戶收支調查報告資料中之經濟戶長年齡、教育年限、性別與職業別等因素估算出恆常所得方程式，然後再將它與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結合，去估計普查資料中各家戶的恆常所得水準。我們發現恆常所得對單親男性家戶及女性家戶擁屋傾向的影響係數分別大約為0.048及0.026。且恆常所得對單親男性與女性家戶的影響會隨著所得級距的提高而愈顯著。在單親男性家戶樣本裡，中所得級距的單親男性擁屋傾向是最高的；但在所得級距最高的單親女性樣本中，恆常所得才是影響住宅租擁的顯著變數。亦即，單親女性的所得必須要高於某個程度時，所得的增加才會提高其擁屋的傾向。另外，戶內人口數愈多選擇租屋的機率反而會愈高；家計單位流動性愈高者租屋的傾向也愈高。單親家戶擁屋的機率隨著房屋住宅的房間數、廳數、總樓層數及總樓地板面積而增加，但隨著住宅的屋齡而減少。相較於非都會區，都會區租屋的機率會較高。

本研究採用美國國家不動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NAR）編制的房屋購買力指數（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簡稱HAI）來衡量近年來台灣地區房屋購買力變化的情況。 實證結果顯示，在各縣市中，92年度桃園區之民眾的HAI指數可望突破1，為各區購屋能力首先達到標準的縣市。但預期未來房地產回溫以及房貸利率在93年初觸底回升之後，各區將面臨到購屋能力惡化的情形。此外，在所得差距持續拉大的情況下，位於不同所得級距之民眾購屋能力的差距已拉大為四至六倍之間，其中又以高雄區與台南區貧富之間的購屋力指數差距最大。 在敏感性分析分析方面，房貸利率與房價的變動和HAI指數是呈反向變動的關係，而所得則與HAI呈正向變動，與過去各實證結果一致。而在三個變數之中，房價的下降與所得的增加，對HAI指數的提昇最為明顯。但近年來因為利率變動的幅度遠超過於房價與所得變動的幅度，因此近幾年HAI指數的提昇，主要是反映房貸利率的下降。 此外，本研究透過Logit模型來研究家戶特徵對於購屋能力的影響為何。實證結果方面，若以總括來看或分區討論之結果有相當大之差異，例如在本研究中，除就業人口數、經濟戶長性別、教育程度與從業身分以外，其餘變數像是層別、家庭組織型態、經濟戶長婚姻狀態以及所從事之行業，台灣區實證結果與各區有相當大的出入。 在各區呈現顯著正向關係的變數有戶內人口數（新竹區除外）、就業人口數、經濟戶長年齡（除新竹區、台中區近年與台南區89年以前之外）、教育程度、經濟戶長是否為雇主。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戶長為雇主此一變數之係數在85年或86年有大幅下降的情況(台南區除外)，近年則因利率不斷調降而使雇主與非雇主間的購屋能力差距下降。 而大致呈現不顯著的變數有層別（鄉村相較於城鎮）、家庭組織型態、經濟戶長性別、經濟戶長已婚與否、經濟戶長行業（除台北市與高雄區無業之經濟戶長）。其中在家庭組織型態方面，各區近年來有單親家庭或單人家庭之購屋能力較普通家庭差的現象產生。 其餘變數則因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實證結果。在都市化層別方面，新竹區、台中區、台南區居住在城市的家戶相較於居住在城鎮的家戶，其較有能力負擔該區中價位的房子，而台北縣、桃園區、高雄區則無差別；居住在城鎮或鄉村之家戶，除以台灣區來觀察有差別以外，各區皆家戶購屋能力皆無顯著之差別。 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區有自用住宅之家戶較無自用住宅之家戶有能力負擔該區中價位之房子；桃園區、新竹區、台中區為不顯著之正相關；台南區歷年則呈現負的不顯著，有可能暗示台南區家戶即使擁有自用住宅，也面臨著房貸本息負擔過重之問題。

電視是家庭娛樂最重要的設備，五十年前彩色電視取代黑白電視稱為第一次電視革命，近來數位電視開播，整個收視環境已起了很大的變化，稱為第二次電視革命。電視不再是過去單向的電視，而是一個雙向的、可以上網的gateway，讓家庭的娛樂走向更多元化，稱之為客廳革命。 這場革命裡，充滿了許多商機，相關三產業硬體產業、網路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所有的業者都投入最大的資源在開發這新的商機，台灣的業者也不例外。不僅企業界投入，政府也以政策及法令來促成這三個產業的發展，各國政府希望透過公權力，讓國家的資訊實力提升，從而提升國力。 三C匯流的技術，讓家庭娛樂變得更多元化，也更有趣。因為internet將進入客廳，而多媒體將在internet上面呈現，Contents Provider將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揮灑，將改變人類與多媒體之間的互動模式，也衍生出更多的商業機會。台灣過去在消費電子產業、PC產業的成果輝煌，以OEM/ODM取勝，並培養出精良的製造技術與快速的反應能力。在新的一波產業更替的同時，台灣的產業跟的上這樣的變化，以接續PC產業走入天花板效應之窘狀嗎？政府是否有好的對策來協助台灣產業進入新的產業生命週期嗎？產業在變，營運模式也在改變，並牽動許多新的行業出現，同時也會有些行業將消失。有商機但同時有威脅，業者必須掌握商機摒除風險。何時切入市場或退出市場，要掌握精準，才能使資源獲致最大的效用，成功是用功的人的回報。

近年來，面臨我國加入WTO，國內經貿市場門戶洞開，外國產業大舉競銷國內，商場上競爭愈形激烈，新次級文化嚴重衝擊職場與家庭，在工作上，各種壓力讓人不堪負荷，社會組織結構發生重大變遷，隨處可見偏差次文化，影響社會秩序，總讓人有股動盪不安的感覺，我們沒辦法改變外界紛擾，充滿競爭、壓力的環境，要能適存於現代社會，唯有改變自己，而改變自己，唯有從內心著手，因為心，是一切做人、做事的根本，把心安住，自然就不會遭煩惱干擾，更不會被萬花筒般的世間萬象所纏縛，透過參與禪修活動，修這念心，享受心歇下來的清涼自在，得到最究竟快樂，讓每個人有效解決心靈空虛問題，同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事事用心、處處作主。 茲以禪修具有多重之功能，謹就其在社會和諧認知、職場與家人關係影響等三大面向予以探討、分析，以期了解其實益，至研究對象的選取透過立意抽樣，採問卷調查法，分別抽樣調查財政部及所屬機關(構)員工，共發出700份問卷，回收650份，扣除無效問卷36份，有效問卷計614份，有效回收率為87.71%，研究資料之統計分析，係採SPSS套裝軟體，而所用之統計方法，採次數分配、百分比、因素分析、T檢定、變異數分析及雪費多重比較檢定等。 本研究發現敘述如下： 一、個人特質不同，在社會和諧認知五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在單純正直、犧牲奉獻及信任不疑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及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2.婚姻不同，在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單純正直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達到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3.年齡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及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單純正直及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及信任不疑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犧牲奉獻及信任不疑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犧牲奉獻、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均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二、個人特質不同，在職場關係四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在上司關係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及部屬關係均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2.婚姻不同，在工作態度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上司關係達到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3.年齡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技能達極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態度及部屬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上司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技能及部屬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三、個人特質不同，在家人關係五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教育子女及尊重子女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兄弟姊妹對待達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2.婚姻不同，在尊重子女達極顯著的差異，在教育子女達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兄弟姊妹對待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3.年齡不同，在奉養父母、教育子女及兄弟姊妹對待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及積極學佛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奉養父母、教育子女及尊重子女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兄弟姊妹對待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兄弟姊妹對待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及教育子女達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奉養父母、兄弟姊妹對待及積極學佛達極顯著的差異，在教育子女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另外，本研究除了了解禪修對社會和諧認知、職場與家人關係外，並就個人學佛薰修重點及機關單位舉辦禪修活動提出諸多建議，同時陳述今後研究課題，作為後續研究相關領域的參考。

警察因具有執法者的特殊角色，一直都被認為是一個富有挑戰性，且具高度危險與壓力的職業；另因背負太多的社會期待與情感包袱，易發生工作與家庭生活間多種角色的衝突。當個人表現不如預期或遭受挫折時，無法承擔壓力的員警便可能產生厭世的念頭。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三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最近十年來，警察自殺人數高達六十九人，官階從一線三星至二線四星分局長皆有，遠比緝捕匪徒因公殉職者之人數還多；而警察自殺不僅僅造成其個人家庭的破碎，更是社會、國家的一大損失。 基此，本研究旨在瞭解警察人員工作壓力與家庭生活間之相互影響因素與程度，冀能提供警察紓壓方法，以增加渠等「內控能力」及外控社會支持，創造個人、家庭與組織的三贏。 除文獻回顧外，本研究採取了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等資料收集方法，經由次數分配、卡方檢定等分析方法，發現警察普遍認為績效的要求是最主要的工作壓力源；其次為主管領導風格以及工作時間過長。不同工作類型之警察，工作壓力的感受程度也不同；其中以刑事警察的工作壓力最大、交通警察次之，行政警察再次之。在生活壓力源中，家人相處時間太少，最普遍困擾著員警。當警察人員處於高工作壓力時，其對家庭造成之衝擊也愈大。整體而言，婦幼警察、少年警察對工作及家庭兩方面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較高；刑事警察與交通警察之滿意度則較低。至於不同世代之警察，對工作及家庭壓力之感受並無明顯差異，唯在績效要求方面則呈現出年齡愈高的警察，有感受工作危險情境也愈高、擔心自己的健康、認為主管以授權型領導型態居多、工作上如遇到關說請託則交給上級長官來處理之差異外，不同官階的警察在工作與家庭之總體生活滿意度方面，一線四星以下的基層警察不滿意的比率明顯有高於二線一星以上警官之態勢，顯示科層式的警察體系結構仍有許多待改進之處。 為減輕員警工作與家庭雙方面的壓力，本研究建議採取：（一）、強化警察養成教育，施予壓力紓解的教育與訓練，增加「內控能力」。（二）、合理調配員警工作時間，使其有充分的休息與休閒。（三）、常態合理化治安績效要求。（四）、簡化警察業務，並以治安及交通二大工作為主。（五）、推動「員警協助方案」等諸項措施，俾減輕工作與家庭帶給彼等的雙重壓力。 / The policemen, assuming a special role of legal execution, have been expected to practice relatively formidable challenging tasks, thus carrying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heavy work load. As such, they often confront with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personal benefits, struggle against proper roles in society and at home. Under unbearable pressures, some police, would therefore even think about committing suicide. Statistics released from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2004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olicemen who have committed suicide within the last decade has reached that of 69 (ranking from one-stripe three-star to two-stripe four-star officers), outnumbering those who were killed during the fights with bandits. Their suicide has brought tremendous loss not only to their own families, but also to the society and nation as a whole. It is in this vein that this study, intends to firstly understand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at police’s work pressure and family life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and secondly tries to find ways and means to reduce the police pressure both from work and family.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policemen personal adjustment capability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 from the society, triple wins for individual, family and organization can be reach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focus group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boss’ leadership style and extreme long working hours compose the three major work pressures for policemen. Besides, Work pressures do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e; in general, criminal police experiences the highest work pressure, followed by traffic poli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e. As to life pressures, too little time that could spare to their family is sensed as the major source for pressure. In addition, the higher work pressure the police suffer, the greater impact on their family. Police in charge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juvenile affairs find comparatively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job and family. Contrarily, criminal police and traffic police find quite low satisfaction. Though there exists no obvious different feelings toward work pressure and family pressure among policemen of different ages; the elder police, nevertheless, tend to be more sensitive about the danger of their work and worried more about their own health. With regard to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he elder policemen have commented that most supervisors have exercised their authoritative power on their subordinates. Moreover, the grass root policemen below one-stripe four-star seem to be least satisfied than those police officers above the two-stripe one-star. It implies that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as to the polic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licemen’s pressure from both work and family, the following measures have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study: （1）. Provide the policemen with intensive training of how to relieve pres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self-control capability; （2）. Properly readjust policemen working modul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time to rest and recreate; （3）. Develop reasonabl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4）. Simplify policemen’s work responsibilities, with focus on the two tasks -- public security and traffic mainly; （5）. Promote “mutual assistance program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and prevent potential problems.

由於印度的經濟力量持續擴大、軍備武力極力擴張，目前在南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印度主要「國家戰略」目標是「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大國」；以上三項目標的實現都與印度海軍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目標上，在「沿海防禦一區域控制一遠洋進攻」的戰略原則指導下，印度海軍已相當程度地擴大了影響力。在手段上，印度提出要建立一支具有足夠嚇阻能力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必須不斷加強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發展航空母艦、核子潛艦、新式傳統動力潛艇、飛彈驅逐艦、飛彈巡防艦、遠程反潛偵察飛機等攻擊型武器裝備，致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觸犯印度的勢力範圍。 90年代後，在印度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及國際環境優勢的良好機緣下，印度海軍在武器裝備引進「多管道」的政策指導下，印度國防科技研發有了長足進步，現正針對世界尖端軍事科技，加強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重點研製，以符合軍事戰略之需求。 印度為了實現其戰略構想，印度海軍裝備不斷向大型化、遠洋化發展，把海軍活動範圍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這將不僅對周遭各國構成威脅，也會改變這一地區的權力均衡。 印軍實力的急速擴張大規模的裝備更新，自然與國家政策、國內經濟成長與軍事戰略的發展有關。可以預見的是，21世紀印度軍事力量的躍升使得印度對於未來成為「大國」的夢想充滿著無限的憧憬。 但印度國內的政治角力、經濟貧富不均、種姓制度的社會階級、人口成長的壓力、世界級大國利益的分配及周邊國家的反應等因素均制約著印度成為政治或軍事大國的夢想。 然而目前印度畢竟是南亞的大國，也是事實上的核國家，目前印度海軍雖不能完全掌控印度洋，但未來的發展卻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