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法，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皆標誌著中國對外貿易進入法制化的重要意涵，更和中國加入WTO的進程與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嘗試透過2004年《對外貿易法》新修正的版本探究以下重點： 第一：制度性的回顧梳理。從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推動外貿體制改革的角度出發，藉由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觀察中國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的演變進展，並對其建立與變遷的過程作整體的分析與探討，尤其著重其加入WTO及其以後相關政策調整背後深刻而豐富的意涵。 第二：新舊法相互評析比較。意欲透過採取傳統之法學研究方法，來比較《新版對外貿易法》和《一九九四年版對外貿易法》。透過參照立法修法的背景、修訂議定過程、重要條文的內容、與WTO相關重要原則及承諾之聯繫強度、甚且與台灣之相關法律對照等等諸多面向的比較，來觀察在此「經濟力驅動」（economic drive）之事件作用過程之下，所形塑出的新舊法轉換及利弊得失。 第三：探究新法修訂及實施過程中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可能性。從中國中央政府的角度出發，以新版的法律規定與延伸之政策為中心，歸結出若干重要外部環境變因，例如中央與地方權力與利益的糾葛等，分析這些因素與《新版貿易法》相互影響所呈現的動態發展。 研究發現，《對外貿易法》之修訂，除為配合WTO之入會承諾，亦兼有統一法律及行政法規，乃至於中央及地方法規之目的。本法修訂後，是否合於WTO之規範要求，觀察重點似不在於規範本身，而在於實踐，可說是一「力」與「法」，「內」與「外」角力互動的過程。是以，國務院、商務部隨之所頒佈行政法規及規章是否不違反母法；執行法規在實質上有無抵觸WTO之規章；地方政府是否甘心就此束手；經濟特區、保稅區等特別經濟區之法規及執行在實質上是否抵觸WTO規章；各層級法規變動後，能否如入會議定書所規範，於一定期間內盡通知之義務等問題，均有待吾人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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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與產業的影響，即對外投資是否會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並減少國內就業機會，抑或對外投資只會造成廠商生產型態的重新配置，反而會加速國內產業的升級？本文利用1980至2002之間台灣製造業各類員工雇用的資料為研究對象，專注於產業內就業結構的變化與影響因素。 從製造業的勞力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的指標來看，國內製造業生產結構逐漸朝向低勞力密集、高資本密集及高技術密集發展，顯示過去國內產業並沒有空洞化的現象。從國際產業分工的觀點來看，廠商如能透過對外投資來充分運用國際資源，將使本身營運更有彈性，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此對外投資廠商會適度調整國內的生產型態，不但不會有產業空洞化的疑慮，反而能促使產業升級。 本文首先將勞動變動拆解成產業間結構調整的變動和產業內生產型態的變動，結果發現台灣製造業在1987年後，產業內生產型態調整的影響越來越大，且朝向高技術人力密集為主，顯示1987年之後廠商雖然大量進行對外投資，但同時在生產型態也有大幅度的改變。但是單純從勞動結構變動的解析，並不能因此確定對外投資是造成產業內生產型態改變的原因。因此為了進一步了解何種因素造使了產業內生產型態的調整，我們利用成本函數推求出勞動需求函數、勞動比例函數和工資份額函數，首先利用Kmenta-Parks方法來解決迴歸分析所產生自我迴歸與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最後以SUR法進行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廠商到海外投資後，雖然使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的就業機會流失，但對大陸投資也增加了事務工作人員及工程師的就業機會，而對非大陸地區投資更是增加了主管及監督人員、事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及技術員的就業機會。顯示海外投資雖然出口就業，但也創造新的就業。因此我們發現廠商到海外投資非但沒有使產業空洞化，反而使廠商更重視研究發展及自我品牌的建立，顯示廠商到海外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另外技術進步也使產業的生產型態改善，造成低技術員工的失業增加，因此將國內低技術員工的失業全歸咎於廠商的對外投資並不正確。所以，討論該不該放行廠商赴海外投資，倒不如應思考如何協助低技術員工能提升技能及順利轉業來得有意義。

戰國時期秦國的對外關係，可見於戰爭、朝見、聯姻、會盟等。其中最為頻繁的當屬戰爭。秦國在對外戰爭中，由最初的被動攻擊，轉而為主動進攻，最後成為七國間最有實力達成統一者。本文旨在討論秦國勝出六國的關鍵原因。 本文由內政、對外關係兩方面進行探討。秦簡公以來的改革、秦孝公商鞅變法後沿襲的制度，為秦國內政奠下穩定的基礎。此外，秦孝公開啟了任用外來賢能客卿的大門，以及秦國徹底實施的將相分離，也使秦國在政治上較其他國家更為開放、進步。最特別的是，秦國能善用「相」的對外交涉功能，對他國的政治進行影響，從而取得有利於本國的利益與優勢。 對外關係方面，在戰國中期以後的史料記載中，秦是很少打敗仗的。在公孫鞅變法後，單一國家對秦國的勝利戰爭只有兩次，一次在西元前320年秦攻齊、敗於匡章的那一役；另一次，是西元前269年，秦敗給趙奢的閼與之役。後來即使秦國有敗績，實則十之八九都是敗在東方各國的聯合進攻下。另外，在文獻記載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國朝見秦君的紀錄。從戰爭、朝見等紀錄中，彷彿早就可以看出秦勝出六國的實力。 秦國於內政改革與對外攻略上，皆採取積極的態度，不論是在國勢衰弱抑或是強盛之時，其一貫的作法即是不間斷地對外發展，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這就是秦由邊陲的弱勢國家，逐步擁有勝出六國的軍事實力之原因。

香港和澳門為非國家行為者，在英國和葡萄牙的統治下都享有部分的對外事務權限。兩地分別確定在1997年和1999年重新回到中國的統治下，然在過渡期間，中英、中葡都瞭解到國際聯繫對香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在「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中明確規範在回歸中國統治下的對外事務權限。整體而言，香港、澳門特區的國際地位在過渡期間有所提昇，但日後應會在框架內穩定發展。 /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空間本質上不同於香港、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但都有深深受北京影響這個共通處，特別是在馬英九政府主張和對岸談判解決國際空間的情況下，香港、澳門的對外事務權限對我國有其參考價值。本文試著去分析和北京協商解決我國國際空間的利弊得失和預測將來可能的發展，期望能為這領域帶來一點建樹。 / Being non-state actors, Hong Kong and Macau enjoyed some degree of external autonomy under British rule and Portuguese rule respectively. The PRC Government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in 1997 and over Macau in 1999.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RC along with Great Britain and Portugal realized the international links were crucial to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both “Joint Declarations” and “ Basic Laws” provided that the 2 SARS ‘will enjoy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except in foreign and defense affairs which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verall,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2 SARS expanded amid this process and would be stabilized in the future. / ROC (Taiwa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s and Macau’s external affairs. However, they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that they are all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PRC. Ma administration advocates expanding ROC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via compromising with the PRC on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is case, I think we can learn a lesson from the 2 SARS’s experience. In this thesis, I managed to analyze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negotiation with Beijing and predict the likely development of ROC (Taiwa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I hoped I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is field of research.

為了進一步瞭解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與國內產品品質選擇行為，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內之產品品質是否會因為對外投資而提升，由於研究樣本為縱橫資料形式，故本文採用panel data迴歸模型，計量分析軟體則採用STATA，透過Hauseman Test後，以隨機效果模型作為計量分析的模型。另為瞭解各項解釋變數是否有高度相關，先將偵測各項解釋變數是否具有共線性，並嘗試將過去研究沒有採用的因素納入衡量指標，再針對實證分析的流程與結果作解釋。 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後有否提升其在國內所生產之產品品質之面向來探討，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後產業升級之影響因素，從實證結果得知，當台灣製造業廠商決定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倘廠商為建立上下游產業鏈，並選擇的投資區域為較強調技術優勢，適合發展高新產品，且以產品差異化為主要發展方向之區域，且海外事業為專屬母公司優勢經營，廠商對外投資將有助於其國內產品品質的提升。

本研究利用經濟部統計處於2007年所作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分析我國製造業廠商在廠商規模、組織型態、行業類別、投資動機、對外投資年數、獲利情形、盈餘處理方式及稅率差異等不同因素下，影響其固定資產投資之因素。本研究將被解釋變數設定為「增購固定資產」及「未增購固定資產」二種，採用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產業類別」、「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利用當地價廉充沛勞工」、「對外投資年數」、「子公司獲利情形」及「盈餘處理方式」等皆為影響廠商固定資產投資之決定因素。

本研究以經濟部2006年度「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為研究資料，利用Probit Model針對上述調查結果進行迴歸實證分析，探討廠商特質及投資動機對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之關係，並進一步分析台商廠商特質及投資動機在不同技術取得模式下，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就「技術來源」單一因素，對於大陸子公司經營績效無重要影響，但經由「廠商規模」、「國際化深度」及「市場導向」技術來源由非母國提供技術時，對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較經由母國提供具有正向且重要影響。就廠商特質而言，「廠商規模」、「國際化深度」及「研發密集度」為影響大陸子公司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當不考慮「國際化深度」的影響因素時，「投資時間」亦會成為影響大陸子公司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就投資動機而言，「市場導向」、「勞動力導向」及「網絡因素」為影響大陸子公司經營績效的決定因素。

在國際化的潮流之下，廠商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將面臨更多的競爭與挑戰，只有不斷的從事研發活動，創新技術，才能在追求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中持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因此，近年來許多對外投資廠商之研發活動不再侷限母公司，亦會因應海外子公司當地需求、區位選擇或其他因素設立研發部門自行開發技術或提高海外研發單位之投資比重，即提高海外研發單位之研發支出。近年來有關對外投資廠商研發投入之相關研究文獻已有廣泛討論，但未進一步探討母公司及海外子公司之研發支出配置關係。本研究以經濟部統計處於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問卷資料為分析基礎，並進一步以台商赴大陸投資之廠商為研究對象，運用OLS多元迴歸進行實證研究，從資本密集度、資訊電子工業、組織型態、國際化深度、技術來源、出口傾向、投資動機等面向，分析影響赴大陸對外投資廠商國內外研發支出配置之決定因素，並依據實證結果提出建議。

隨著企業全球化發展，以及國內外經濟環境快速變遷，國內製造業廠商紛紛至海外投資，對外投資廠商在快速擴展海外市場時，後續投資最常面對的難題，增購固定資產與營業額比重之投資密集度問題。因此，廠商再投資將成為對外投資成功與否的關鍵？然而哪些因素會影響廠商的再投資，成為廠商投資密集度的決定因素。 本研究將我國製造業對外投資廠商的公司規模、生產方式、組織型態、獲利情形、當地市場潛力大、價廉充沛的勞動力、投資年數及租稅差異等因素，探討那些因素是會影響廠商對外投資密集度之決定。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將針對我國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研究，藉由我國經濟部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問卷數據，分析對外投資廠商在海外投資不同解釋變數情況下，對外投資活動之投資密集度的影響，再利用上述解釋變數以Tobit進行模型推估，試圖找出影響對外投資廠商投資密集度影響之關鍵因素，依據實證結果發現：對外投資廠商之「廠商規模」、「生產方式」及「對外投資年數」通過顯著水準檢定，為影響我國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密集度的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