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發展到了唐代，不論是體式、風格，或是音調等大都已經發展完備。在這樣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代詩人如何去接受、轉化，使自我詩歌轉入另一高峰，是其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宋代詩人之所以能夠自成一格，不為唐詩所限，絕大因素在於宋代詩人的能入又能出。宋代詩人進入唐詩，吸取唐詩，又轉出唐詩，變化唐詩，使自我詩歌能有豐富的泉源，又能有別於唐詩而自創新格，這正是宋詩能與唐詩並立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原因之一。 宋代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蘇軾。歷來關於蘇軾的生平、事蹟以及詩詞作品、文藝思想等的研究已經相當豐碩繁富，然而論及蘇軾如何接受前代詩人以及轉化前代詩人詩作的專著則相對不多，而這正是我們須要努力去開發的。基於此，論者希望能對這部分下一番心力研究，以期能從另一個視角探析蘇軾對前代詩人的接受方式與轉化內涵。 一個人的接受行為，多半受其接受心理的影響；而接受心理的養成，主要與身處環境和自我思想建構有關。基於此，本論文為研究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先探討了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文學思潮與權力網絡，從中理出三條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接受心理發展路線；其次探討蘇軾的思想建構歷程，再結合北宋前期詩文壇對其影響，綜合出蘇軾養成的三個接受心理。 本著三個接心理，蘇軾對唐代詩人有不同的接受內涵。蘇軾主要是本著他的三種接受心理來接受唐代詩人的，符合者則予以稱許，不合者則略有微言。不僅是前面所述五人，對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也是如此。而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大概可歸結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 蘇軾對唐代詩人詩作的接受內涵，主要可分為「對唐人詩作字詞的接受內涵」、「對唐人詩作詩意的接受內涵」與「對唐人故事的接受內涵」三個部分。這些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蘇軾接受唐代詩人而有所轉化而來，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蘇軾確實是有意使用唐代詩人用過的字詞，但這如此多的巧合，如果說蘇軾沒有學習唐代詩人之意，那也是難以令人置信。此外，在字詞接受的方面，蘇軾不僅是接受唐代詩人用詞，更進一步有欲超越、創新的意圖。

非營利組織具有特定的成立宗旨與服務目標，吸引「認同者」及「贊助者」；但發展過程中也可能面臨資源短缺及捐款人流失等問題，如何以有效方式與既有捐款人保持長期的互動關係及溝通方式以強化與既有捐款人的關係，是非營利組織需要探討的課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成立於民國60年，為國內第一個醫療慈善基金會，社會大眾的熱心捐贈得以幫助四千兩百多個心臟病兒童獲得醫療補助，累計醫療補助金額達新臺幣壹億捌仟多萬元；從事小兒心臟學醫療的相關研究，治療成績不亞於其它歐美先進國家。 本研究擬以心臟病兒童基金會捐款人資料庫中民國92年3月1日至民國95年2月28日止捐款人資料庫以隨機抽樣方式，透過問卷探討捐款人的基本人口特徵、捐款動機、捐款行為及影響繼續捐款的因素。 研究發現地理及人口統計變數明顯的區隔出心臟病兒童基金會的捐助人市場,其中更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變數的區隔效益最大;而此結果與國內其它研究的結論大致相符，本研究結果將可提供國內其它從事兒童福利工作團體設計行銷活動時的參考。 /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specific established objectives and service destinations which attract both “identifiers” and “sponsors”. However, it is a subject of importance for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be into the issues of resource shortage and sponsor los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of how to retain long-term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donors by effective means and enhance it through communication. Founded in 1971, the Taiwan Cardiac Children’s Foundation Consortium was the first medical charity foundation in Taiwan ever. With warm-hearted donatio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its medical fund has accumulated over NT$180,000,000, and more than 4,200 children with cardiac problems have received its medical assistance. Keeping abreast of Western countries’ advances in treatment results, the Taiwan Cardiac Children’s Foundation Consortium has dedicated itself greatly to related research in pediatric cardiology. This study aimed to survey donors’ basic characteristics, donation motives and behavior,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ir continuous donation by random specimen method from the donor database of the Taiwan Cardiac Children’s Foundation Consortium dated March 1, 2003 through February 28, 2006.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geographical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distinguishingly discriminated the donor market of the Taiwan Cardiac Children’s Foundation Consortium,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the age and education variables. This result similarly corresponds to those of other research in Taiwan, and it provides a magnificent reference for the marketing activity preparation of other child welfare groups active in Taiwan.

所謂專屬保險公司（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係由非保險業之企業集團，為承保該企業集團本身之風險，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目的在於強化企業集團全球化的風險管理整合，建立有效損害防阻機制，以風險理財模式保障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危險損失，並能將企業集團之風險成本降到最低。隨著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專屬保險制度由1950年代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用之風險管理機制，運作於全球專屬保險註冊地。隨著經濟發展，企業也逐漸擴大經營之規模，當前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已邁入全球國際化經營，然而，其主要風險管理模式仍停留在比價、招標、採購的模式向國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傳統保險，為解決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與承保容量不足的窘境，本文建議採取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RT）發展經驗，將可協助國內企業集團尋求以非傳統保險方式來處理傳統的可保危險（insurable risk），應為可行的風險管理對策，以契合時代之脈動。以金融保險業之國際發展而言，一國之競爭力在於面對全球化競爭及永續發展之優勢能力。我國金融保險法制發展，攸關台灣金融保險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職是，推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應是台灣跨國企業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之重要課題。然而，目前國內保險法制對於專屬保險制度仍付之闕如，似有必要建構相關專屬保險法制，以協助產業進行整合風險管理之需求，開拓金融保險產業之新興市場領域。換言之，若台灣能推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一，除可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更可以提供境外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促進我國提供自由、開放、有效率之保險及交易環境，提昇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擴大金融保險業發展空間，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達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Asia Pacific Financial Service Centre）之金融政策目標。 本文係採取分析比較法、問題提出法及實務會議參與法等為主要研究方法，逐步探討、釐清環繞於本研究之相關議題，以整理、建構相應之法制與理論。在研究範圍之界定上，由於專屬保險制度所牽涉之議題眾多且複雜，遂將研究範圍限定於專屬保險法律架構、立法規範及監理法制等之重要議題。然為使本研究更形周延，論文架構安排上，於第一章為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二章專屬保險制度沿革之探討，說明專屬保險制度之發展背景，企業集團採用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其彰顯之經濟功能，進而闡述在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之實務發展現況、及國際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評估判斷標準。 第三章專屬保險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之探討，界定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分析專屬保險制度基本型態、運作模式及其法律關係，藉此能有效釐清專屬保險的法制架構，進而檢視其制度發展上所面臨之相關問題。 第四章則透過學理上「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之論證，分別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規範，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發展趨勢之辨證，據此為我國發展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提供寶貴經驗，從中分析我國值得借鑑參酌之處。 第五章建構專屬保險監理規範之探討，係以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即「公共利益說」、「私人利益說」、及「政治力量說」之主要論點，以此作為研究主軸，進行專屬保險監理之辯證。同時，參考IAIS於2008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告」，探討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保險核心原則的監理規範建議，包括：核發許可執照標準、人員之適任性規範、保險費率監理、企業風險管理要求、資本適足性規範、財務報告公開揭露、投資限制等，實為確立專屬保險業監理之最低共同標準。IAIS準則強調監理官應有效監督專屬保險業，防止監理規範差異所致註冊地監理套利（domicile arbitrage）之弊端，且不宜無限制地解除監理規範管制，以維持公平競爭，確保金融市場體系之健全發展。再者，透過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分析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透過比較法制度之借鏡，歸納整理監理法制規範。本文研究結果指出，百慕達保險法係採取「多層級執照制」（multi-class licensing system）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礎適用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原則，此亦獲得歐盟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肯認，原則上Solvency II指令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僅適用一般商業保險業（Class 4, 3B, 3A）而不及於專屬保險業（Class 1, 2, 3）。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係依據美國境內專屬保險業之特別屬性（如依美國1986年責任風險自留法設立之風險自留集團，或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制定特別法以適用於美國境內法域。新加坡之立法體例，除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就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透過部分豁免適用保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則加以規範，並適用低度監理。依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規定，納閩專屬保險業務，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並在專屬保險業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降低監理標準。誠然，透過外國比較法制度之借鏡，值得作為我國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參考。 第六章我國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嘗試透過分析IAIS最低監理標準規範，及參酌外國立法例之借鏡，提出相關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本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亦屬於保險業組織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參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137條之2規定，在第1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規範。同時，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2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再者，依國際金融業務之體系建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ffshore Banking Units, 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ffshore Security Units, 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ffshore Insurance Unit, OIU）三者可統稱為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Unit, OFU），按2015年1月22日我國立法通過並於同年2月4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修正案，增訂有關「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規定，開放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辦理在我國境外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業務、非屬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再保險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業務，旨在擴大保險市場規模及國際化，可望完整落實我國境外金融中心之版圖，有助臺灣建立亞太理財中心，實值肯定。然而，為完整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本文乃以新加坡及納閩境外保險法制作為參考借鏡，檢視我國現行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的法律規範，並具體提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希冀在OIU制度架構之下，順利推展我國專屬保險制度。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乃綜合前述六章之論述，提出本文研究成果之總結，作為專屬保險法制建構之基礎。同時，提出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本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為保險業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參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137條之2規定，在第1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規範。然而，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2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最後，基於完整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之理念，具體提出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期能成為立法者及主管機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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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訂名為「鶴與鷺鷥的飛行」的論文，是以李渝為研究中心，郭松棻為對照。以鶴與鷺鷥這兩種相像，又各自在兩人文本中具有象徵中國與台灣意味的鳥類代表兩位作家，除了精神上的高標意涵，更是因為兩位作家在生命、文學旅程、文本及生活中，具有極大的相關性、相同性，且兩人互相陪伴、觀摩、砥礪、頡頏的過程，正宛如兩隻鳥類在空中時高時低或快或慢地相伴飛行。因此本篇論文從兩位作家的生命史著手，採取傳記(歷史)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比較閱讀法，將兩人文本作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閱讀，旨在掌握作家創作的主題內涵，分析其文學技巧，梳理兩人作品隨生命歷程演變的軌跡，並比較兩人文本的「同中之異」及「異中之同」。 論文第二章筆者先回顧兩人的成長地及過程、同時代的重要大事和氛圍，藉以了解其創作的背景和源頭。接著論文的第三章主要在追溯兩人出國及釣運的介入退出，期間思想和創作的轉折，並探究藝術和哲學評論與兩人小說文本之間的關聯性。其中李渝提出的「多重渡引」手法和「心源」理念，以及郭松棻的哲學思考和兩人的小說創作關係密切，透過上述發現，有助於筆者釐清小說思想脈絡和內涵。第四章則探討兩人回歸文學的心路歷程、初期創作，並兼論影響兩人最鉅的兩位作家──魯迅和沈從文，除了藝術手法及主題意識相近，兩代之間也傳承著知識份子特有的龐大苦悶和使命感。第五章則是李渝和郭松棻的文本比較，藉由具代表性的篇章，分析兩人的異同。除了精深的現代主義美學技巧、歷史與家國的極大關懷等相似點之外，其中筆者以為最大的差異在於主題意識──桃花源的尋得與失落，追究其差異的形成則與李渝的「心源」理念息息相關。最後，第六章結論部分，筆者總結李渝與郭松棻生命和創作的研究為三點：一、作家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介入和退出的行動，正足以顯現其崇高深厚的人格底蘊。二、不論外在風格差異，兩位作家的文本內裡都具有寧靜溫柔而抒情的一致氣質。三、對書寫美學的極致追求，及其堅毅高潔的意志，不僅拔昇兩位作家的作品於時代、地域、民族意識和生命處境之上，進入世界藝術的領域，也使他們化身為鶴與鷺鷥，超越現實，真正成為李渝筆下永恆的「傳奇」。

本論文研究藉由朱天心作品的全面梳理，自1977年《方舟上的日子》至2010年《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先藉由梳理作品內容，整理出各時期作品的主題、人物，並歸納出相同指涉的部分。另參考朱天心在報刊雜誌所發表的文章，佐以報刊、書評和座談會的紀錄等等，以認識朱天心的信仰思想內容，呈現其信仰體系表現的主要特質，分析討論朱天心的創作觀與寫作歷程，本論文研究也透過文本分析，以記憶與悼祭兩方面的內涵探討其作品的本質，論述、梳理朱天心在近四十年的書寫歲月中，作品的敘事形式的變化與本質的一致性。 論述的同時，本研究也需探討整理朱天心的創作觀與寫作歷程，從其初扣文壇，三三時期，可視作起始，而朱天心在訪談或是座談會中也表述過自己的創作初衷與對文學的態度，藉由朱天心自己的發言以及對其創作生命的詮釋，也是本研究梳理驗證的過程不可或缺。除整理朱天心的作品以及相關評論、交涉議題和座談會之外，本研究也會加入西方理論的思考，包括文學與真實的體感經驗，記憶的建構與重構以及敘事模式的梳整。

近年，投資人對資訊反應不足與反應過度，是行為財務學側重的一塊。許多文獻與實證研究皆探討投資人的投資決策與其對資訊反應不足與反應過度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究竟投資人是否有設定投資定錨的傾向。而本研究為了實證台灣股市存在之反應不足或過度反應的現象，且投資人具有限注意力並有設定投資定錨的傾向，在博覽眾多相關文獻與研究後，決定依循Li and Yu（2012）的理論基礎，使用週價比與歷價作為反應不足與過度反應的代理變數，並將模型改建成適用於台灣股市的迴歸模型。 本研究以台灣股價加權指數作為主要迴歸樣本，將模型分為週資料迴歸模型與月資料迴歸模型，檢視兩個代理變數在控制景氣循環以及沒有台灣經濟泡沫樣本下可否用於台灣股市反映投資行為，並作為預測未來市場報酬的指標。最後，為實證投資人有限注意力與心理定錨設置之理論成立，本研究將台灣50指數與摩根台股指數作為樣本分別進行迴歸，以探討是否有比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更具顯著預測能力的指數存在。 研究結果顯示，假說一「週/歷價比與未來市場報酬成正/負相關」與假說二「選用能見度高的指數作為樣本應使週價比與歷價比更具顯著的預測能力」皆成立。即台灣股市確實存在反應不足或過度反應的現象，且投資人具有限注意力並有設定投資定錨的傾向，而台灣市場中最具顯著預測能力的指數為摩根台股指數。此外，週資料迴歸模型比月資料迴歸模型更適用於台灣股票市場。 / Currently, much academic research is concerned about investor underreaction & overreaction in behavioral finance.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underreaction & overreaction and whether investors have tendency to utilize investment anchor. This study determined to follow basis of Li and Yu（2012）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xistence of underreaction & overreaction, investor limited attention and the tendency to set anchor in Taiwan stock market. We use nearness to the 52-week high and nearness to the historical high as proxies capturing the degree of investor underreaction and overreaction to news. In this study, we adopt TAIEX as main data and ru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weekly and monthly data. Except under normal condition, we further examine these two proxies with controlling business cycle and without Taiwan economic bubble. Finally, we compar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to forecast future aggregate market returns among TAIEX, TW 50 and MSCI Taiwan index. Our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1, “nearness to the 52-week high positively predicts future market returns and nearness to the historical high negatively predicts future market returns” and hypothesis 2, “using index with higher visibility results in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ability for nearness to the 52-week high and nearness to the historical high,” while MSCI Taiwan Index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Besides, weekly regression is more suited to Taiwan stock market than monthly regression.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limited investor attention and anchoring research.

對家庭婚姻而言，外遇既不是夫妻雙方所能預期，更難以預防，事件發生了，除讓彼此有機會去檢視婚姻中發生的問題！任何一方外遇，對另一半的配偶總會造成傷害。而我國傳統社會文化對妻子的期待，偏重於「家庭」的成就，或稱有責任感，因為社會對妻子的肯定，是來自於其家庭的幸福、丈夫的成就，而較少妻子自我的表現，一旦又有了子女，更會因母職而常受制於家庭、婚姻，所以當丈夫外遇時，顯然妻子會遭遇許多心理、社會衝突與困境。因此，妻子面對丈夫外遇之心路歷程及生活調適所面臨的婚姻品質與家庭壓力情形，為值得探究的課題。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深入訪談法，選取的對象為30到50歲的已婚女性，並盡量尋求彼此差異質性較大之受訪者，共邀請12位丈夫外遇之已婚女性參與訪談，著重蒐集資訊的豐富內涵與深度，以探討妻子面對丈夫外遇時婚姻關係、困境與衝突，以期深入了解妻子所面臨的問題，並探究其心理調適、走出悲傷及面對人生的歷程。訪談資料經歸類、分析，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為保婚姻，妻子處境艱辛：因為妻子比較重視婚姻關係，且在父權婚姻處於相對的弱勢，所以才會在丈夫外遇後產生許多困境。 二、單方付出，丈夫依然故我：妻子甘之如飴在婚姻中不斷地為丈夫付出，為家庭犧牲，而卻没有關照自己。 三、付出較多，妻子婚姻弱勢：儘管妻子擁有工作、經濟獨立，但她們在心理上、情緒上都比較依賴丈夫，所以就容易使自己在婚姻關係中，屈從丈夫、處於次等地位。 四、價值內化，妻子以夫為貴：原生家庭父母親的教養，讓妻子甘心當個以夫為貴、為家庭犧牲奉獻的小女人。 五、妻子自責，承擔一切後果：妻子為了維繫關係、挽回丈夫，除了自責之外，也不敢找人傾訴，深怕事情公開，與丈夫關係無法回復，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一切。 六、浴火重生，重整生活方式：當妻子發現已經無法挽回丈夫時，為了早日解脫，重整生活，讓自己有個新的未來，就是此時期妻子浴火重生的關鍵。 七、心灰意冷，轉而愛護自己：當妻子對丈夫心灰意冷、對夫妻關係澈底絶望時，她才會開始闗照自己的需要。 八、尋求幫助，提供情緒支持：妻子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朋友、家人與團體，也因為獲得這些社會支持，才有辦法度過危機，朝向更積極的人生邁進。 另根據本研究發現做以下建議： 一、人生苦短，妻宜慎思。 二、原諒丈夫，放過自己。 三、正面思考，快樂生活。 四、延續性愛，維持親密。 五、放眼未來，謊言勿聽。 六、善用資源，勇於求助。 七、健全家庭，培育孩子。 八、丈夫收心，體恤妻子。 / The growing trend of extramarital affair is becoming a world-wide phenomenon. When an extramarital affair occurs, the impact can be felt not just by the spouses, but also their children, workplace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circles. The tradition that women should play their role in the family still exists in current society, thus it is often viewed as a natural duty of women to bear children and take full responsibilities to raise the family. This trend would give the wife a sense of security; however, it strengthens women's dependence on men and weakens their sens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case where the husband is having an extramarital affair, the wife often encounters a great deal of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dilemmas in deciding what is in her best interests to do, especially if there are children involved. This study adopts in-depth interview on 12 married women between 30~50 years old whose husbands have been indulged in extramarital affair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s, the dilemmas, and the emotional conflicts these women experienced in responding to extramarital affai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es where family structure is hierarchical, the husband generally has more authorities over the wife, which creates a variety of issues for the wife when the husband is having an extramarital affair. II. Many wives would sacrifice themselves by giving up their pursuit of careers for the good of their families. These women may find themselves later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 task of trying to begin or revive their lives III. Although many wives have full time jobs and ar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they are still emotion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s. VI.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views, many wives would simply concentrate on taking care of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and placing their hope fully on their husbands. V. In a case where the husband has an extramarital affair, the wife would question her own competence as a wife and force herself to keep the matter undisclosed to save her husband’s reputation and for the fear that her intolerance would threaten their marriage. VI. When the wife feels deeply disappointed about her marriage, she would start to realize her true values and fulfill her needs. VII. When the wife discovers that her marriage can not be saved, she would replace herself in the priority. VIII. Wives who suffered from extramarital affairs should seek help from other people. Proper psychological consultancy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way towards good mental health. Suggestions: I.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wife to understand that she is not alone and she is still a valuable person even though this has happened to her. II. The wife should learn through time to forgive the husband and do what is best for the family. III. The wife should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resentments caused by extramarital affair and replace the negative thinking with positive affirmations IV. Intimacy i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forces that binds the spouses together. Both spouse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making love is as important as love itself. V. Both spouse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divorce is not the only solution for extramarital affairs. The wife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o rework on the marriage and save it for a better tomorrow. VI. The wife should seek a counselor for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assistance. Once the trouble spots in the relationship are found, both can begin to take actions and try to resolve the issues. VII. Both spouse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ir children need both parents to develop at various stages of their lives. VIII. The husband should stop seeing the lover and understand that affection and companionship may b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motional supports the wife needs to recover from his affair.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對於教職人員之心理契約實踐之關係。研究目的有： 一、瞭解遴選制度實施後，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現況。 二、探討學校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教職人員及學校背景變項對校長領導行為覺知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學校教職人員之心理契約實踐現況。 四、探究教職人員背景對心理契約實踐覺知的差異。 五、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對於學校教職人員心理契約實踐之關係。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主，以臺北市59所公立國民中學的教職人員為對象，共抽取26所學校，512教職人員為受試者進行調查，並以改編之「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理契約量表」與「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量表」進行施測，共回收448份，有效問卷為386份，問卷回收率為87.5％，可用率為86.2％。資料以SPSS/PC1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ANOVA）、Pearson，s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與討論，所得主要結論如下： 一、臺北市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屬於「高」強度，在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建立願景」、「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個別關懷」各個層面都屬高強度的情形。 二、就兼任職務而言，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比沒有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所知覺到校長表現較多的轉型領導；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比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認為校長轉型領導實踐程度較高。 三、服務年資深者對於「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個別關懷」等層面高於服務年資較淺的教職人員，且在整體知覺校長轉型領導之實踐，亦顯現相同情形。 四、不同職務的教職人員在知覺整體心理契約實踐之差異情形，達顯著水準；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比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認為學校在整體心理契約實踐程度較高。 五、服務於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職人員，在整體知覺心理契約實踐之差異達顯著水準，服務於規模小的學校教職人員，在知覺心理契約實踐程度方面，高於服務於規模較大的學校教職人員。 六、校長轉型領導各層面「建立願景」、「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個別關懷」皆與學校教職人員的心理契約，有顯著的相關。 七、整體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心理契約各構面相關係數最高者為「體恤教職部屬」，而相關程度最低者為「建立人情關懷」。 八、校長轉型領導各層面「建立願景」、「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個別關懷」具有預測教職人員知覺心理契約實踐之功能。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fter the selecting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2.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various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 and the teaching staff’s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 on principal’s leading behavioral differences. 3. To research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 in junior high schools. 4. To study the influence that the teaching staff’s background has on the perceptive difference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5. To make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is study uses survey method. The survey instrument is revise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 in junior high schools scales」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junior high schools scales」. The survey samples are 512 teaching staffs from 26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There are 448 returns, and there are 386 valid responses which are analyzed by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r,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using SPSS/PC12.0 program.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principals’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belongs to high intensity. This situation display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prospect formation」,「idealized influence」,「inspirational motivation」,「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2. The administrators can perceive muc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an the teachers. And the directors consider that the principal has higher ex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an the teachers. 3. The seniority staffs sense higher extent in the aspect of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than the junior staffs, which also happens in the aspect of percep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4. There are obvious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in perception the imple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 directors consider higher imple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an the teachers. 5. There are obvious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affs in different school scale. The staffs in the small school consider higher imple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an the staffs in the big school. 6. There is obviously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s. 7.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s is 「showing consideration for staffs」. The low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building up consideration」 8. The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ve the function of predic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eaching staffs. ( Key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con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