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是多種服務行業中，性質較為特殊的服務供給者。他們的工作成效直接就顯現在顧客（病患）身上，萬一有瑕疵缺失也難退還補救，除了本身的專業知識及醫術足夠外，尚得面對一般工作少有的人性尊嚴及道德問題。社經結構和消費價值觀的轉變，並沒有改變醫師特有的專業權威性，但醫病關係卻愈來愈像商品交易，醫師過去享有的良好評價及社會地位也不復見。資源和市場的有限與惡質，使得今日的醫師大多進入有組織型態的醫院內工作，雖然專業自主性和醫院的管理體系不一定起衝突，但其工作態度卻可能因組織（醫院）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 　　 Blau (1987)認為一個投入於工作的人，他會十分在乎且關心他的工作，而就醫師來說，他的工作對象及內容，比一般職業更需要他的投入、在乎與關心，因此，醫師對工作的主觀感受，即工作投入程度如何，應是值得實務管理人員及學者去探究。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及醫師異於常人的職業特性和倫理道德要求，引發本人對醫師群體的興趣，而有本文的研究。本文的內容主要是研究醫師對工作投入的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本文共有六章十九節，各章要旨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計分三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相關理論及文獻探討」，計分四節，包括工作投入理論、形成工作投入的動機理論、影響工作投入的相關概念、工作投入的形成過程及相關因素。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設計」，計分四節，包括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及衡量、研究設計、研究限制。 　　第四章「工作投入與其相關因素的描述性說明」，計分二節，包括個人屬性變項之整體性描述、工作投入與其相關因素之整體性描述。 　　第五章「工作投入與其相關因素之關聯性分析」，計有四節，包括工作投入與工作價值、工作因素、醫院環境、工作滿足之關聯性分析，工作投入與個人屬性的關聯性研究，公平敏感度、成長需求對醫院環境、工作特性與工作投入的相關影響分析，工作投入的預測因素。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計分二節，包括研究發現及建議。

自從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兩岸經貿交流愈來愈密集，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比重逐年增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研究利用Akita所發展出之擴展的成長因素分解公式來探討1997-2002年兩岸產業關聯效果及經貿效果，並進行二項政策模擬，一為當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同時增減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二為當中國大陸產值增加或減少1%和2%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Akita模型經濟成長因素分解效果之探討，從台灣國內最終需求、其他出口擴張、中國大陸對我國之最終需求、進口替代、台灣投入係數等五個效果以看，可以發現電機及電子產品對台灣經濟發展最為重要，其次是商業及餐飲旅館業。 政策模擬估計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開放中國大陸進口和對中國大陸出口，對台灣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尤其是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但仍有不獲利的產業，其中受害最大的是礦產業。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產值增加，台灣整體的產值成長率有遞減的現象。受挑戰的產業為其他製品業、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與電機及電子產品業。因此針對產業的特性，考慮兩岸產業結構以及比較利益前提下，採取適度之產業政策及兩岸對策對台灣經濟發展是必要的。

論文目的在探討金融業服務人員的一般工作滿止與工作投入情況，及其相互間關係。 第一章 緒論，包含研究目的、問題及假設，名詞操作性定義，研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包含工作滿足、工作投入及與各變項間之理論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包含研究樣本，衡量工具，施測過程及統計方法。 第四章 結果及討論，內含基本資料分析，一般滿足、投入情況分析及各變項間相關 分析。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就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於聚集現象的討論，在1980年代以後，有了不同於早期區域經濟中對聚集的陳述。產業群聚即為此波對於中小企業空間聚集現象的解讀中，被廣泛討論的概念之一，相較於經濟地理學界的「工業地域」理論以特殊地域的經驗研究為導向的研究方式，九０年代以後，產業群聚在強調區域或國家層級的政策操作可行性上，逐漸發展出更能一般化的研究概念，即特定地域上產業群聚的辨識與培育。為了更全面性地了解產業在地理空間的集散分布，是否受到廠商之間生產關係強弱的影響，本研究選擇產業群聚理論作為分析依據，以電子產業為分析對象，採用Ellison與Glaeser兩位教授於1994年發表的新指標，衡量個別及上下游產業間的地理集中程度，並利用產業關聯表的投入產出流量作為產業間生產關係強弱的依據以進行研究。茲將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不同類別電子產業的地理集中程度不同，以資訊類元件最為集中，在分佈區位上，此兩類電子產業都集中分佈於北部區域的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市，或高雄縣的楠梓區。 (二)不同類別電子產業與上下游廠商地理集中程度亦不相同，僅有部分資訊類元件及部分資訊類成品可以達到高度集中門檻。 (三)在「地理鄰近性」與「強烈的購買/銷售關係」之前提條件下，本研究界定出兩組電子產業群聚：半導體產業群聚與資訊電子產業群聚，並展現出前者以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為核心、以及後者以桃園縣龜山鄉、蘆竹鄉、中壢市、平鎮市為核心，分別延伸出之地理空間輪廓。 (四)上下游產業的連結關係強弱不能完全解釋產業間彼此靠近及形成群聚的必要性。 (五)「與國外生產網絡的聯結」以及「政府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將是「強烈的購買銷售聯繫關係」之外，促成群聚成形的其他原因。

長久以來，廣告投入一直佔廠商行銷資源的大宗，同時也被認為對最終銷售量及市場佔有率的提升有具體的貢獻。在2003年國內的廣告投資達600億的金額，而由國外文獻也可看出對廣告的效果有各種不同的論述。到底廣告的功效是在於知名度的建立呢？還是偏好度的建立呢？還是品牌資產的建立呢？廣告與銷售及市場佔有率的關連性又是如何呢？過往研究較多集中於廣告投入與品牌知名度或品牌資產的衡量。本研究則針對同期間之銷售結果做一比較，試圖驗證廣告投入與銷售量是否有正向關連。 廣告創意策略與表現手法更是變化多端；簡單的看，創意表現有感性與理性二種大分類方式。較常被使用的則有證言式、名人推薦式、問題解決式、促銷式等等。各種不同創意手法的運用與最終的銷售結果是否有關連也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希望瞭解上述問題當面臨不同品類的商品時，是否會有相同或不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之命題為廣告投入、電視媒體、創意手法與銷售及市場佔有率的影響為何，以及跨不同品類時前述變數是否產生不同效果。 在品類的選擇上本研究使用洗髮精與衛生棉，原因為二者皆為成熟的一般消費性產品，市場規模大且廣告投資亦相當持續。在創意表現上則將觀測期間內上述品類中各品牌的廣告影片予以分析並歸類後，再與銷售量做一分析。由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可發現洗髮精與衛生棉整體廣告投入與銷售量影響有正向相關。然而，在同時亦發現各單獨品牌在進行分析時，大部分銷售量皆呈現低度相關。此一現象可能肇因於所選擇品類及品牌的消費與市場特性，也可能是觀測期間的限制。而相對的前期銷售量的影響則是最為顯著的，說明了在領導品牌現有的市場規模下單一行銷變數改變的影響是有限的。 在創意表現手法與銷售量的分析上，則除了一個持續成長的品牌外，其他各個品牌的銷售量皆未受到不同廣告創意表現手法所影響。此一結果，指引出在廣告與傳播策略的擬定到創意策略及手法的運用上，廠商應仍有很大的空間來創造本身獨特的記憶點與形象來影響消費者，同時與競爭者做出明顯區隔。 在分析中亦發現不同品類在前述效果研究中呈現不同的結果。整體而言，廣告在一般消費品的銷售上仍有其效果；產品所屬的生命週期階段對廣告效果有不同的影響。廣告及創意表現手法則應對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及品牌偏好度產生正面效果，並在消費者心中留下良好印象而於購買決策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世界博覽會始自於1851年英國倫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由於世界博覽會具有展示國力、教育民眾與文化交流等多項功能，不僅歐美各國頻頻舉辦，近年來地處亞洲的日本、中國及南韓也興起舉辦世界博覽會的風潮，主要不僅是吸引各國相關產業進行經濟、科技、人文等之交流外，也是著眼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程度助益，其中包括對主辦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最受到重視。鑒於世界各國利用舉辦大規模博覽會的機會帶動區域與產業之發展潮流，國內開始有構想順此潮流比擬日本模式舉辦一個大規模的博覽會，希望對國內經濟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效益，藉此帶動國家整體發展機會，因此假設台灣果真要舉辦世界博覽會，能有多少經濟效益影響就成為值得做一研究探討的主題。 本文首先針對過去世界舉辦博覽會之發展情形做一彙整，並同時從文獻回顧以參考曾舉辦過世界博覽會的國家設定參觀人潮目標之經驗，作為本研究假設情境模擬推算方式，以模擬國內外參觀人潮之情境，分別是情境一的505萬人次與情境二的744萬人次。利用國內歷年所做國內外旅客消費動向調查結果之資料，並由二種模擬情境下，推估在舉辦博覽會期間國內外參觀人潮的各項觀光消費支出，然後將各項消費支出分配對應至所屬最終需求部門，計算推估最終需求變動量。再來將情境一及二模擬推估計算而得之各部門最終需求變動向量，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求得各產業部門與整體的產出、所得及就業效果。 首先，從各國舉辦博覽會的前置規劃中可以發現，博覽會活動期間所帶來的人潮會創造觀光方面經濟效益，所以人潮預估的分析變成重點。基於國內沒有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經驗，因此以日本舉辦愛知博覽會成功達成參觀人潮目標作評估基礎，建立本研究二種情境計算參觀人潮方式，亦可作為國內未來在舉辦類似世界博覽會在預測人潮的參考依據。其次，經過投入產出分析，所帶來國內外參觀人潮推估產出、所得及就業之經濟效果顯示，主要受益產業是以旅館餐飲服務業，其次是交通運輸服務。從各情境總所得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之經濟成長率貢獻，情境一是0.12﹪，情境二是0.18﹪；總就業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就業率的貢獻，情境一是0.19﹪，情境二是0.28﹪。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瞭解，若國內舉辦類似世界性規模的博覽會其所帶來參觀人潮中，國外參觀人潮越多對整體經濟效果影響助益較大，但匯率是一個影響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值得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深入探討，藉以參考。

本文透過文獻回顧與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銀行理財顧問對壽險商品之銷售行為和工作投入程度。在研究方法上，以台北、桃園地區銀行之理財顧問為研究對象，共發放300份問卷，有效回收樣本203份，利用敘述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Pearson相關分析來檢驗本文六項假設，結果發現：（一）不同個人變項對顧客導向有部份顯著的差異，其中，學歷較高、年齡較小與理財顧問年資較短者，顧客導向程度較高；（二）婚姻對工作績效有顯著的差異，未婚者工作績效高於已婚者；（三）顧客導向與工作績效呈正向相關；（四）工作投入之關係投入構面與工作績效之業務績效構面與呈現顯著正相關；（五）顧客導向之符合需求構面與工作投入之關係投入構面呈現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旨在瞭解基隆市國民小學校長願景領導與教師工作投入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知覺校長願景領導與教師工作投入之差異情形，以及探討兩者之相關情形，最後藉由校長願景領導對教師工作投入進行預測。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基隆市34所公立國民小學，共計513位教師，有效問卷502份，可用率達97.86％，問卷回收後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基隆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願景領導為中高程度，以「願景的共識與轉化」知覺程度最高，其次由高至低依序為「願景的建構與發展」、「願景實踐與推廣」、「願景的回饋與修正」。 二、基隆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工作投入為中高程度，以「工作樂趣」知覺程度最高，其次由高至低依序為「工作評價」、「工作專注」、「工作認同」、「工作參與」。 三、基隆市國民小學以男性、31-40歲、擔任主任職務與學校規模在12班（含）以下及13-23班之教師知覺「校長願景領導」的程度較高。 四、基隆市國民小學以服務年資11-20年、擔任主任職務與學校規模在12班（含）以下及24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教師工作投入」的程度較高。 五、校長願景領導與教師工作投入有顯著正相關，校長願景領導行為愈高，教師工作投入情形也愈高。 六、校長願景領導對教師工作投入具有預測力，以「願景的共識與轉化」對教師工作投入最有預測力。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學校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teachers about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wo variables. At last, predict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by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samples are teachers of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including 513 teachers from 34 elementary schools. There were 502 valid questionnaires finally used in the statistic analysis, and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97.86%.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Perceptions about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Keelung City is mid-high level.Among all, the sense to the “consensus and internalization of vision” is relatively the highest, and then the orders from high to low a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sion”, “practice and promotion of vision” and “feedback and correction of vision”. 2. Perceptions about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Keelung City is mid-high level. Among all, the sense to the “job enjoyment” is relatively the highest, and then the orders from high to low are “job self-evaluation”, “job concentration”, “job identification” and “job participation”. 3.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are male, 41 to 50 years old, the chief of department, and from school which has 12 or 13-23 classes show higher perception about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4.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serve 11-20 years in school, work as the chief of department, and from school which has less than 12 or more than 24 classes school show higher perception about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5.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The higher the behaviors of principals’ visionary leadership are, the scores of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are also higher. 6. Principles’ visionary leadership has predictability on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and “consensus and internalization of vision”has the highest predictive effec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are provided.

隨著勞動彈性化運用的日益頻繁，勞動市場的形式開始邁向多元化發展，因應競爭，國內企業開始大量採用彈性化的雇用模式，在此情形下愈來愈多的受雇者開始被迫接受非典型勞動雇用型態以作為就業選擇的選項。然而，非典型態勞動受雇者的工作保障與典型勞動受雇者對比相形薄弱，在企業不均等對待與歧視心理下，這些潛在的缺失造成員工工作態度的不穩定與流動率的上升，是否會影響受雇者的工作投入，即為本篇論文的研究重點。 本篇研究的研究方法為次級資料分析，使用「96年度受雇者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表」的調查數據，檢視受雇者在不同勞動契約下，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投入。本篇選定的指標有工作保障，透過控制個人特性、職業相關因素，來瞭解不同勞動形式在工作投入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樣本中台灣的受雇者而言，就算控制住個人與職業相關因素，不同的勞動形式仍會有工作投入的差異。雖然本篇研究無法推斷勞動形式與工作投入的絕對因果關係，但結果顯示非典型勞動受雇者在工作投入都有較為積極的表現。原因可能為台灣就業市場大環境的不良，勞動法規與執行面的不完善，以致於非典型勞動的受雇者不得不更加工作投入，來穩定其個人的工作。希望未來在勞動彈性化與工作投入的領域中，能夠有更精確、深入的調查，進一步瞭解造成工作投入的差異因素為何?並且提出策略方案來縮短不同工作型態之間工作投入的差異與均等對待員工，希冀能讓員工滿足，以增進其組織承諾，轉化成工作投入。

本研究探討「工作意義」與「工作投入」之關聯性，並討論工作人員對於工作意義與工作投入是否受個人特質因素所影響。本研究問卷設計採用 Lee (1996) 修正的 Rokeach 價值項目為基礎，用來定義工作意義，個人特質部份以工作人員之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位類別、業務類別、教育程度、工作與所學相關、工作年資，共計8項變項來驗證其工作意義是否會影響工作投入。 研究對象以新北市區公所之工作人員進行實證調查，調查所得資料採用SPSS統計套裝軟體對263份有效問卷統計分析，研究發現： 一、 個人特質中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業務類別」、「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對工作意義有顯著差異。 二、 個人特質中的「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與所學相關」、「工作年資」對工作投入有顯著差異。 三、 「工作意義」與「工作投入」存在顯著正相關，顯示人們對工作的投入程度受到工作能幫助達成個人價值觀的程度所影響。 希望根據上述研究發現，使區公所工作人員瞭解對現任工作之工作意義為何，並清楚自己所重視之工作價值項目與目前工作投入之情況，進而可以依據所重視之工作價值，來找尋適合的工作內容與環境。同時，提供政府部門瞭解目前工作人員之工作意義與工作投入情況與其工作上之需求，於人力資源管理上作改善，增加工作人員工作投入程度，提升行政效能，亦可做為遴選新聘人員時之參考。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work meaning" and "job involvement", analyzing how employees’ personal characters influence their " work meaning" and "job involvement". The questionnaire takes Rokeach value items modified by Lee(1996) as the basement to define work meanings. Personal characters include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position, the category of occupation, level of educa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udying background and work, and seniority, totally eight variables are tested in the survey to know whether work meaning influences job involvement. Research objects are servants of district offic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and the 263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1. Personal characters include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the category of occupation, level of education, seniority are more likely to effect one’s work meaning. 2. Personal characters include age, marital status, level of educa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udying background and work ,and seniority are more likely to effect one’s job involvement. 3.Work meaning i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job involvement. It shows that the more work can achieve one’s personal values the more he or she would like to involve. We hope the above findings can help the servants of district office to realize the work meaning of the present job,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they place importance on. It can finally help them to meet suitable occupation and work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ith what the employees’ real need, improv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creases job involvement of civil servants. When the governments recruit, the study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find the satisfying employ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