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代之前的日本與臺灣，幼兒教育被認為是家庭教育；明治維新後，日本才出現幼稚園，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也模仿日本國內制度而開設幼稚園。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推動近代化，明治政府為了早日被承認為近代國家，加快近代化的腳步，除各種器械之外，開始引進歐美的制度、思想。為了產業、軍隊的近代化，需要具有基本學力的勞動者和軍人，於是積極推動新教育制度。 日本統治之前，臺灣沒有幼兒教育機關，幼稚園制度剛引進來時，不只民眾沒有需要，且對統治者有反感，排斥日本式教育。1897年，在臺南開設第一所幼稚園，但沒有得到當地臺灣人的理解，開設不久就變成專收日人幼兒的幼稚園，其後不得不關閉。日人官吏比較多的臺北，由於在臺日人的需要，國語學校校長和一些官員合辦私立幼稚園，但官員常調動，因此缺乏幼稚園管理者。1905年，私立臺北幼稚園轉為公立，臺灣總督府發佈針對公立臺北幼稚園法規，其內容引用日本國內的幼稚園法規，但鑑於1900年臺北幼稚園的失敗，於是放寬有關保姆的條件。 1921年發佈「臺灣公立幼稚園規則」之前，除了1905∼1907年臺北幼稚園轉為公立之外，其餘的幼稚園都是私立的。本文以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為界，分為前、後兩期，探討各地幼稚園設立者、普及概況、師資來源、經費來源、教學、設施等課題。 臺灣有關幼稚園的法規大部分是比照日本國內的法規，幼稚園的設立和廢除都是經過州知事或廳長的許可才能辦理，幼稚園以富裕家庭的子女作為招收對象，其目的是讓幼兒有良好的發育，以便銜接小、公學校的課程。 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的幼稚園設立目的始終是以普及日語為主，儼然是實行同化的機構之一，沒有改善合適臺灣本土化。所以幼稚園經費、人事設備等各方面均較幼稚園簡單的「國語（日語）保育園」、「國語（日語）講習所」所取代。但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沿用自日本幼兒教育機構的教材、師資、保育方式等，對戰後臺灣幼兒教育亦留下不小的影響。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首先開闢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定期航路，加強台日兩地之連繫，隨後推動台灣之交通建設，其中最要者即為興建縱貫鐵路與基隆、高雄兩港，鐵路南北兩端均緊連港口，構成殖民地商品進出口運輸的基本雛型。1916年，基隆、高雄兩港的倉庫完工，總督府以公辦民營之方式成立台灣倉庫株式會社，並以倉庫營業為主，運送及碼頭裝卸為輔，嘗試建立一個從火車站倉庫－鐵路運輸－港口倉庫－船舶裝載能一貫作業的體系。日後，此體系發揮現代化交通建設－鐵路與港口的效能，振興台灣出口貿易，從而確立倉庫在鐵路與港口、火車與輪船之間，扮演中間運轉的樞紐地位。 台灣倉庫株式會社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倉儲業，營業項目包括運送及碼頭裝卸，因此立即招致運送業之反彈。為此，總督府亟思改革運送業之弊病。為解決倉儲業兼營運送及碼頭裝卸適格與否問題，1924年起，總督府選派台灣倉庫株式會社擔任台灣運輸業組合之組合長，開啟倉儲業領導運送業的模式，並加強整頓運送業，促使運送業漸朝服務業發展，保障貨主權益，貨物得以物暢其流。台灣倉庫株式會社並藉此機會，成為海上貨物保險的最大代理商。 台灣倉庫株式會社創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糖業出口景氣繁榮之際，糖廠為重要股東，既擔任董監事又是實際使用者。1926年蓬萊米開拓日本市場成功，台灣出口貿易出現米糖並茂的榮景。台灣倉庫株式會社藉此良機致力於蓬萊米運送的發展，另一方面，米穀倉庫的適時興建，分擔蓬萊米倉儲工作，竟形成倉儲業與運送業競爭卻與米穀倉庫合作的奇特現象。 1939年，總督府實施出口米專賣制度，買收並獨占原由壟斷台灣米出口之三井物產等四大米商的經營權。倉庫轉為稻米產地收購據點，總督府為順利將台灣米輸送往日本，成立管理米輸送組合，並由台灣倉庫株式會社出任組合長，指揮協調稻米出口運輸作業。三井物產等四大米商，由總督府以迂迴維護的手段，轉而使其代理台灣米出口海上貨物保險，依然控制台灣米出口海上貨物保險代理市場。

中國傳統小說影響當時臺灣文人深遠，除了書房教育與報刊上轉載作品，蘭記圖書部大量引進、販賣，並在《三六九小報》上刊登廣告，宣傳中國通俗小說。傳統志怪小說的思維與寫作方式，在當時的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形成互文的關係，相關作品散見在日治時期的報刊之中。 筆者檢視日治初期臺灣報刊，發現部分小說創作仍根植於中國傳統小說的基礎上，以「續衍」或「續書」作為主要方式，進一步「再創作」。所謂文學「續衍」之作，通常載有前人的聲音，甚至進一步開發新的文化議題，日治時期臺灣報刊上的神怪小說，仍多符合傳統說部的志怪形式，不脫「繼承」與「創新」的文學規律。本論文探討小說題材、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話語的繼承與改寫、作品情節結構的類似性，或主題意識的相異性等議題，藉此觀察日治時期臺灣報刊神怪小說的「續衍」現象。續書作者透過小說「形塑」或「再現」現實世界，與當時的文化語境對話，以原著為基礎，衍生為屬於臺灣本土的時間、空間和情節，成為一種「續衍」的文學記憶。 除此之外，當時的有識之士，大力抨擊怪力亂神、迷信的陋習，並利用報刊上社論與小說的普及性，達到啟蒙社會的功用。反映當時臺灣社會複雜、多元並進的生活型態。傳統文人為了在新與舊的抗頡之中取得平衡，不僅批判舊習俗中的陋規，也反思太快的現代化，在臺灣造成的種種亂象。觀察在報刊上連載的文本，可以看出臺灣文人承襲中國小說的傳統，便使其產生變貌，成為一種在地的詮釋觀點，見證了當時臺灣的現代性與在地性。本論文找出上承中國志怪傳統的證據，更進一步以續書理論、時空的變遷、報刊特性等等觀點，釐清臺灣傳統文學與中國的延續關係，建構屬於臺灣本土的「神怪敍事」。

稅制改革乃是與時俱進，配合國家社會、經濟等情勢之演變而進行。本文旨在探討發生於1930年代臺灣所進行稅制改革之背景與內容，另其重點置於研究本次稅制改革所造成的結果，以對此次稅改有更全面性之認識。 第一、探討日治時期所得稅的引進與發展。本次稅制改革除順應戰前臺灣的租稅結構中，所得稅自創設以來明顯之成長趨勢外，更因所得稅具備戰時租稅、符合公平正義及具備彈性等特質，因此成為本次稅制改革所欲發展的重心。 第二、探討稅制改革後直接稅比重之變化。在國稅體系或國稅與地方稅體系合併考量下，直接稅佔稅收的比重皆於1937年稅制改革當年度超越間接稅比重。平均而言，本次稅制改革確實達到提高直接稅比重之目的。 第三、研究稅收增加對國家財政之改善情形。稅制改革後，稅收之成長皆對中央或地方政府之決算剩餘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幫助與改善。本次稅制改革雖以增稅為主要目標，然1937年至1941年間臺灣人民的租稅負擔仍不算沉重。至稅制改革後，稅收所得彈性大部分年度呈現大於1之情況，顯示國家租稅收入增加幅度超越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幅度的現象。

日治時期由於殖民者將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建設引進，使得臺灣的城市空間有了大幅度的改變。至三Ｏ年代仿歐建築的都市樣貌大致底定，當時筆直的街道充斥著洋樓、商店及自動車，公共空間如公園、音樂台、劇場、運動場等的開放，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建設，均帶給民眾不同以往的體驗。同時期，女性因現代性政策的執行（如放足及接受教育等），擺脫了傳統的規範與束縛得以進入公共領域，並從中獲取「行」及「知」的權利，此時，女性除自身主體價值觀念的轉變外，都市規模的興起與速度時代的到來，都讓整個城市空間運用的概念與距離不同以往，當然也衝擊著女性的身體經驗。而三Ｏ年代的白話通俗小說對於當時城市景觀的書寫常能見到異於傳統的刻畫，從溫泉、公園、動物園到咖啡廳、電影院及百貨公司等都市場景，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約會地點往往結合了都市男女的愛戀經驗，其中更有了擴展時代女性活動範圍的可能。及至戰爭爆發後，為配合動員政策，臺灣女性至戰地支援，於空間的移動上有了更大的躍進，而小說中對於女性身體移動至戰爭前線並化身為報效國家的志願士或看護婦的情節亦有諸多的描述。本文即就三Ｏ、四Ｏ年代白話通俗小說中女性活動空間擴展的線軸，從最原始的家屋出發，至城市的休閒去處、工作場域，乃至異國戰地，由近而遠、由小至大，談女性主體自我實踐的歷程與可能性，並從女性空間開展的過程中分析其中所帶來的多元樣貌。

這篇論文，先注目在日治台灣（或是台北）之台、日「雙層結構」之現實。但是，關於日治時期政治、經濟上兩者「對立」，很多先輩們已經提到過了。所以，筆者注目文化上之台、日對立，而解釋近代台北文化之雙層結構。 首先，筆者作為研究對象，選擇「台灣新美術運動」。這個運動是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20年間，在台灣都市部（尤其是台北市）展開的摩登主義運動。筆者之意圖，並不是撰寫「美術史」論文，而是以「社會史」的觀點考察「美術地理」的論文。筆者先調查「台北都市史」之後，探究它表現出來之美術現象。 美術理念之「受肉（incarnation）」（或具體化）形態是「美術地理」。換言之，在台北台、日人之對立現象，透過美術結構，換位而且具體化（就是「受肉」）以後之形態，是筆者說之「美術地理」，就是「大稻埕（台北台人街道）畫壇」與「城內（台北日人街道）畫壇」兩個社會對象。 筆者意圖，探究都市空間美術運動之具體性足跡。所以，論文中，特別講究（拘泥）「展覽場所」與「繪畫對象」等都市「地標」，就是美術運動之具體形象。這種形象等於地標，可說是美術之身體。而這種形象、地標之再度表現是美術上之台、日雙層結構。而且把握「台北都市」之作為「人類（或台、日兩個族群）生活」上之意思，是筆者小考之最後目的。 筆者撰這篇論文以後，再探究殖民地朝鮮之官展「鮮展」等其他日本殖民地美術地理，而闡明「美術與土地」之關係。 / This thesis takes the reality of “the Taiwanese-Japanese double-layer structure” in Taiwan (or Taipei)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the Japanese in this period,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Taiwanese-Japanese oppos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o give an explanation of the double-layer structure of Taipei urban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new fine arts movement in Taiwan”, a modernism movement developed in urban areas (especially in Taipei City) in the period of two decades from 1920s to 1940s. The topic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quire is not about “fine art history”, but “social history”: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d spatial phenomena of fine arts developed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Taipei City. The “fine arts geography” is the incarnation (or embodiment) form of the aesthetic ideas in social practices contexts: the Taiwanese-Japanese oppositions in Taipei City society were transformed in the aesthetic structure and incarnated (embodied) in the fine ar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social entities: the painting circle in “Dadaocheng – Taiwanese blocks” and that in “Inner City – Japanese block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concrete footprints of the fine arts movement in urban spaces. Therefore, the urban “landmarks” such as “exhibition places” and “the objects of painting”, in other words, the concrete forms of fine arts movement, are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highlighted) in this thesis. These concrete forms or landmark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ody” of fine arts which represents the “the Taiwanese-Japanese double-layer structure” in aesthetic fields. The final end of this thesis is to grasp what significance urban cultures (of Taipei City) have for the human lives (or for the lives of the two groups of the Taiwanese and the Japanese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thesis,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inquire into the fine arts geography in other Japan’s colonies like the official exhibition in Korea to expou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ne arts and the land.

日治時期是一個新舊並行，現代性與封建性的衝突時期。此時期引進西方文化與現代性。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上都對臺灣島民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其中文明思想、自由戀愛更是討論的焦點。更有許多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亟欲衝破傳統父權體制，堅持追求自由戀愛的自由。類似的事件在報刊與媒體批露後，更成為小說與戲劇的題材。有鑑於諸多討論多集中於菁英知識分子，本文思考以歌仔冊為討論載體，考察歌仔冊中所敘述的現代性，看自由戀愛與現代文明如何在歌仔冊中被書寫、記錄與傳播。更能貼近常民生活，了解常民的娛樂文化，尋找更貼近臺灣主體社會的「現代性」及其多元樣貌。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王詩琅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書寫風格與同時代左翼作家有所區隔的王詩琅，其早年參與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挫敗經驗，對其後來的文藝活動可能投射的影跡，進而體現台灣新文學於發展過程中與社會運動交互作用的時代意義。 本論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針對向來較少受到討論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歷程進行考察。首先概述自十九世紀初期以來起源於歐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內蘊，而後則凝縮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龐雜而曲折的發展過程，關注其中與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有所連結之概念、人物與組織，進而以范本梁之後、在台灣島內實際活動運作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為論述焦點，包括「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稻垣藤兵衛所發起的「孤魂聯盟」、張維賢與其所屬劇團以及「台灣勞動互助社」，探析其組織宗旨及活動歷程，並兼論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特質相關之《明日》雜誌。梳理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從而連繫其與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之間的往來聯繫與思想承繼，以呈顯王詩琅等運動從事者所曾受容的無政府主義理念與精神。 在具體掌握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展脈絡後，本論文的第二部分則著眼於日治時期王詩琅的文藝活動之再閱讀與詮釋。首先將王詩琅於戰後的回憶自述、訪談紀錄等生平記事與其戰前的生命經驗進行相互對照與整理，重探在王詩琅回顧其生命歷程時被遺落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經驗，再現與其早年文學閱讀密不可分的思想意識之形成。再就〈夜雨〉、〈沒落〉、〈十字路〉三篇小說而論，分析王詩琅小說獨有的見證歷史之特質。王詩琅藉由小說中不同的人物類型及「遠近凝視」、「今昔對照」等敘事手法，照見日治時期社會運動所具有的複雜指涉，而對於曾經歷運動挫敗的王詩琅來說，此一書寫行為則可能具有拋開運動敗北的束縛之特殊意涵。最後則針對王詩琅鮮少受到關注的文藝評論進行分析，觀照無政府主義的實踐經驗於其文藝評論中所留有的轉化再生之跡，以及王詩琅對於台灣新文學不同發展階段的關注視角之變移。 考察「黑色青年」王詩琅曾有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實踐，結合其於日治時期小我歷史的重構、小說書寫的指涉與文學意識的表述，在探究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之於作家個人的複雜意義之外，或能藉此重新觀照日治時期深受社會運動所羈絆的台灣新文學作家的一種典型，而有助於理解日治時期的社會精神內涵。

自從1928年（昭和3年）ビクター第一回發售的曲盤＜波浮の港＞，開啟了日本流行歌時代，首先掀起的是＜東京行進曲＞的旋風，接著是＜酒は淚か溜息か＞、＜島の娘＞，到了＜東京音頭＞，臺灣也陷入了「音頭」的風潮。盧溝橋事變後，軍歌當道，流行歌不得不迎合而產生了軍國調歌曲，另外「大陸旋律」的作品自成一格。日本流行歌主要藉由新大眾媒體蓄音器與曲盤、放送、映畫向臺灣傳播，同時也促成臺灣本地流行歌的發展。 日本流行歌傳播到臺灣來，首要途徑是蓄音器與曲盤的普及，整理《臺灣外國貿易年表》和《臺灣貿易年表》相關統計資料加以分析，1911年（明治44年）到1914年（大正3年）有一段成長期，正符合「日蓄」成立後蓄音器與曲盤的消費熱潮，接著從1929年（昭和4年）到1932年（昭和7年）急速成長，正符合流行歌產生的時期，在1937年（昭和12年）最高峰後滑落，則是受到中日全面開戰「自肅」情形下的結果。日本流行歌發展初期，臺灣的映畫館不多，到戰爭時期才有顯著成長，傳播功能需打折扣，到了戰爭時期才有所改觀。在臺灣雖然放送聽取加入者佔總人口比例很少，但是只要一台收音機，實際聽到的人數必多過聽取加入者，雖然流行歌在放送節目中佔的比例不高，但是有放送協會宣傳刊物、各地報紙的節目表，按圖索驥，對於聆聽日本流行歌多多少少有幫助。其中就在臺日人而言，接受程度較高，除了具有聆聽歌詞在語文上先天的優勢之外，反映在蓄音器與曲盤的擁有、放送的收聽、映畫的觀看的情形也可證明。就臺灣人而言，接受程度不如在臺日人，但是到過日本本土經驗者如留學生，生活在都市、懂日語、有一定教育程度或是各州郡部據經濟實力者接受程度較高，而這些人正是戰後在臺灣日本流行歌演變為「日曲臺詞」流行歌的潛在因子之一。

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學雜誌是日治初期抗日運動失利後，另一個對抗殖民統治的方式、文化啟蒙的工具，後來也發展出以通俗娛樂為主或社會寫實等路線的各類雜誌，使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呈現不同的樣貌，也讓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成為日治時期研究的重要史料。 2012年傳出《文訊》雜誌社辦公空間與文藝資料被迫搬遷，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讓我們必須思考在文藝資料與許多珍貴的文物、史料的徵集與保存之餘，面對日益豐富的典藏與文物，應該採取更適當的典藏方式，而因資訊科技發展而興起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也是面對大量館藏無法保存管理的解決之道。 本研究欲探討的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是否完整保存下來?圖書館作為重要的典藏機構，是否完整典藏這些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另一方面，文學文物保存問題也突顯出在資訊時代傳統典藏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實體館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的興起即是為這些問題提供另一種解決之道。而資訊科技的發展，資訊的快速傳播，數位資源的多樣化與各種應用，讓實體館藏數位化後有更多的可能，不再是傳統的徵集、典藏與使用關係。目前臺灣出現許多不同的數位典藏計畫，而這些數位典藏是否已完整典藏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則是本研究要探討的另一個主題。本研究獲致研究結果如下: (1)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與當時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具有時代意義;(2) 目前尚未有研究或典藏能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的完整面貌;(3)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典藏應建立聯合目錄;(4) 四、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化工作流程;(5)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典藏模式建議;(6) 著作權問題處理方式並不明確影響數位典藏發展。 本研究最後針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實體與數位典藏提出以下建議: (1)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目錄的建立應從學術單位擴及私人收藏家;(2) 各學術單位應積極合作，建立完整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目錄與整合查詢系統;(3)數位化工作應加速進行，並應用於學術研究、文學推廣、複刻本出版等方面;(4)應明確處理數位化成果的著作權處理問題;(5)數位典藏成果推廣應更為積極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