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發展與內部主要政策路線之爭，有三個重要的階段。 從一九二○年陳獨秀組黨到一九三○年李立三當權為所謂左傾機會與盲動主義時期。是第一階段。從一九三一年瞿秋白、李立三被批判犯錯誤，受莫斯科嚴厲批責，而改派王明等回國，領導中共中央，執行第三國際一切決議，為所謂主明路線時期，是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會議，以迄延安七次大會中批判了王明的的左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到毛澤東正式當權為第三階段。這三個階段，以反王明路線關係中共的歷史與毛澤東之崛起奪權，最為有關，也和共產黨內歷史清算斗爭問題，息息相關。 當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聯合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在這篇社論中，引用了林彪在中共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報告說：「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壽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斗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斗爭中，革固、發展、壯大起來的……」（註一）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下面幾個反毛的人： 一、陳獨秀；二、瞿秋白；三、李立三；四、王明；五、張國壽；六、彭德懷；七、高崗；八、饒漱石；九、劉少奇。 五十年來中共內部權力的傾軋、斗爭、屢出不窮、「紀念中國共產常五十週年」一文，著重於斗爭的歷史過程，並用以說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但是，在這篇文章內，對於所毛的內部敵人，儘量縮減，只舉出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等三人。 在上述九人名單中，其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高崗等四人已死，張國壽久已離中共，饒漱石多所前傳聞被下放到縣級要構勞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也無由知。九個人中，已有六個人等於和中共現狀完全無關了。剩下來的三人為：王明、彭德懷、劉少奇。 這篇文章對上列九個反毛者，批判最烈，用字最多，為對王明及劉少奇。責罵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文章中差一點沒說劉少奇是國民黨員，但行文措詞，把劉少奇說成站在國民黨一邊的。（註二）批判王明，用了冗長的篇幅，指出：「……特別是黨內統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危害極大，教訓極深。」（註三）最後說：「判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隱藏黨內幾十年終於被揭露出來，王明終於逃到外國當了『百分之百』的漢奸特務，就是例子。」（註四）於是，九個反毛者，實際上被痛貶者；只有二人。劉少奇和王明，劉生死不明，王明現在在蘇聯。 由上觀之，我們可得一個概念，毛澤東儘量在縮小打擊面，把一切反毛者大部集中到已死或已毫無作用的人身上，而主力僅集中於這兩個人。時至今日，毛澤東還如此地「重視」王明，還如此地「窮追窮打」，幾乎認定為「永久的敵人」，到底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以留俄學生為主體，限首的國際派到底幹了那些「禍國殃民」、「出賣民族」的勾當？中共當時據地為亂之祥情又是如何？這一連串的疑問，引發了筆者探討的興趣，撰定本文的動機在此。 從政治學及歷史的演變來看，任何黨派及其政治線，都不可能一天便形成，一天就掌握了領導機關，也不可能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即行結束，必有其一定的形成發展和沒落過程。王明路線（亦即國際路線）之形成，就遠溯至莫斯科之東主大學及孫逸仙大學的設立，因為中共初期領導者之不尊重國際代表，反共黨國際，莫斯科只得派遺其一手訓練培養的「子弟兵」，返國「奪權」。由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缺乏歷史淵源，經驗不足，無法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力派」「服氣」，因而在江西蘇區發展開了一連串的權利斗爭。而國民政府的五次圍剿，迫使中共突圍流竄。毛澤東伺機在遵義會議時翻身，開始打擊國際派，此時國際派也因派內爭權奪利而分裂，但國際派經過一段時間的掌權，自也培養了一批勢力，加上共產國際的撐腰，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展開之後，才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打擊國際派，到了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了四口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而國際派一聲不響，噤若寒蟬，才完全被打垮。王明本人則於一九五七年才藉治病為由，逃往莫斯科。國際派之瓦解，是在「七大」之後，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本文探討之標的偏重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國際派之全盛時期。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敘述王明路線的形成背景；其背景遠溯自一九二○年以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設立了東方大學及孫逸仙大學，以製造東方各國共產革命的幹部。 國際派以一群留俄學生，無任何政治參與的歷鍊，也無任何權力斗爭的經驗，只是把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些理論，要派上實際政治的用場，雖曾得至米夫為其監護人，也獲得史大林之支持，但還經過與李立三「冒險盲動主義」者，瞿秋白「調和主義」者等的一番斗爭，使得其破產、屈服。後來，趁機排斥了與其併肩作戰的何陣雄實力派以及孟獨秀取消派，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擴大的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共中央核心權力機構——政治局。 第二章王王明路線的內容；共分四節，第一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之指示；中共是共產國際一手卵翼而成的「螟蛉子」，在其「六大」黨章中標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因此「對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都應無條件地執行」。（駐五）共產國際實質上是蘇俄一手導演、控制的，而自一九三○年起，俄國進入了以史大林為中心的極權政治時代。因此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就成為該時期中共行動的指揮棒，本節敘述史大林的此一指示，並陳述奠定國際派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領導地位的根本文件——王明的「為中共更加佈爾什維克化而斗爭」。 第二節談到「中共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夏，破壞國民革命為國民黨所清除後，即四出暴動，通過所謂土地革命，裹脅農民，建立紅軍，竊據地盤，設立偽蘇維埃政權，復組織偽中央臨時政府，自非中國人民所能接受，而必須予以削平。因此，國軍在此一時期，發動了圍剿五次。中共面臨此一攻勢，乃只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在戰爭中求發展。軍事斗爭支撐著這一政權，反圍剿戰爭則是軍事斗爭的重心與目標。 第三節說明「白區」各地共黨機關之破獲；中共中央長期設於上海，因武漢的分共，中共將整個組織轉入地下，指揮暴動，國民黨為應付此一形勢，乃設組織部調查科，專事對付中共之地下工作，自一九三○至一九三四年，除「蘇區」外，中共各地組織幾乎破壞無遺，迫使將其黨中央遷入江西蘇區。 第四節說明中央蘇區建立的過程，其中敘述了史大林派與反對派之間，關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建立蘇維埃與否的論爭。以及，中共「六大」所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此一議案，乃是嗣後十餘年中共蘇維埃運動之行動依據及指針。 第三章紅軍與蘇區，此亦為王明路線之內容；說明紅軍武力之擴充及其沒落。第二節蘇區的黨務活動和政策；在這段時間裹，蘇區重要的黨務活動者有三：其一，成立蘇區中央局；其二，黨中央的遷入蘇區；其三，已開了六屆五中全會。蘇區中央局的成立，乃是為「加強管理各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各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註六）實質上則是國際派對毛澤東著手控制，也因此在其成立後的第一號通告中明白指出取消毛澤東的總前委職務，並將「全國各蘇區及紅軍中黨部」直接置於蘇區中央局指導之下。（註七）。五中全會召開時，正是國際派權勢達到顛峰狀態。五中全會對於中共中央人事的安排，也澈底為國際派所把持，毛澤東不只被排斥於政治局之外（註八），還清算了毛澤東的「游擊主義」、「退卻逃跑」、「三國誌式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也根據其在查田運動上兩面派的錯誤，給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第三節說明第一次全蘇大會；在一九三○年前後，中共建立幾個省級的蘇維埃組織，為了有全國統一的更高組織，乃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於瑞金召開「一蘇大會」，會中通過了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紅軍問題及經濟政策等議案，也選出了毛澤東為「中執會」及「人委會」之主席，就表面看，似乎是集行政大權於一身，但就中共內部而言，向以黨權至上，軍權次之，行政部門僅為執行機構。加上大會係在中共中央之策劃下進行的，鄂豫皖蘇區未派代表出席等等，更是證明了當時中共黨內，國際派與毛澤東之間、鄂豫皖蘇區之間，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第四節第二次全蘇大會；此次大會對於這段時期的中共政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共之有中央級政權，始自「一蘇」，但當時一切草創，顯得雜亂。及「二蘇」，其所通過之「憲法」、「組織法」，都比較成熟。在會上，從表面看，毛澤東和國際派在政策上，觀點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實際上，該時正是二者斗爭最尖銳化之時。「二蘇」結束後，人委會主席改由國際派的張聞天出任，毛澤東只剩「中執會主席」頭銜而已。因此，毛澤東到了延安之後大肆抨擊稱這一時期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顛峰時期」（註九） 第四章王明路線與毛澤東，自從四中全會之後，國際派挾持共產國際以自重，取得了黨中央實權，而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集團，則賴實力起家，這兩派就成為此一時期斗爭的主角，四中全會後的每一黨內活動皆顯露出兩派斗爭的痕跡。至於「游擊主義」之爭，「富農路線」之爭，乃爭議之重點，「羅明路線」斗爭，則尤為此一時期派系斗爭之最具體事例。 第五章王明路線的清算；關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以來，中共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有過多次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劉少奇第一個懷疑總路線的正確性，曾要盚以檢討。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河口會議，張國壽認為江西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單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錯誤的結果。一九三七所五月，蘇區黨代表大會，劉少奇再度批評過去黨在「白區」工作的錯誤路線。所有這些批評和檢討，都被毛澤東和國際派加以否定。等到六中全會，毛澤東同樣認為反五次圍剿所犯的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 六屆六中全會當時，毛澤東所還不敢判定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中央的總路線為錯誤路線，而且以江西蘇區時期的工作成績來維護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共產國際一直認定六屆四中全會為中國黨佈爾塞維克化的開始，而其規定的路線則炒國際路線，四中全會及其中央亦以執行國際路線為標榜；如果批判此為錯誤路線，無異是「兒子打老子」，當時以「兒子黨」自居的毛澤東，自然不敢觸怒「老子黨」了。第二、由共產國際所支持的國際派幹部，在中共黨內仍然佔有重要的力量，而且這批以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為首的國際派，就是藉四中全會和共產黨國際的支持起家的，毛澤東如果貿然和國際派對立，無異自陷孤立。 但是，等到毛澤東的地位日益穩固，他的態度也就跟著變了。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在延安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其目的，在打倒當時黨內勁敵的國際派，王明、秦邦憲之流，以及一切異己，以建立其個人迷信之地位。又在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路線。本節針對此一竄改史實，歪曲歷史的醜行，加以客觀的評議。」 毛澤東眼看「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琡上的一致」（註一○）時機業已成熟，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一片阿誤聲中召開「七大」，正式確立了其個人崇拜與獨裁地位。毛曾經說過至此，「國際派在中共黨內已經不復發生作用了」。（註一一） 最後一章是結論，乃撰寫本文後的認識和感想，分四點加以論述。 本文撰寫期間，恆感資料的置乏，承陳師建中悉心指導，從大綱的擬定，資料的搜集乃至全文之完成，得益頗多；吳師叔心在筆者決定論文題目時，給予提供方向，並時加督促；郭師華倫時予鼓勵，釋疑解惑，多方指導；陳師綏民提供寶貴的意見，並予初稿詳盡的修正；朱師文琳當筆者在國際關係研究所見習時，給予時間的方便，耳提面命訓勉有加，國際關係研究所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提供資料，使筆者受惠良多。惟銘鐘才疏學淺，又係初次嘗試論文寫作，難免有疏誤之處，尚祈師長先進，不吝賜教，有改正機會。

2008年以來，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照明已儼然成為大部分國家積極推展的新光源，蔚為未來照明市場主流相當明確。各大廠莫不加速步伐，積極切入爭取市場需求，期望在此新興高速成長市場上，有決定性的開始。但也因產業鏈上的巨大變化，如何在價值鏈上找出自己的定位，執行何種營運模式，做出差異化，成為勝敗關鍵之ㄧ。 個案公司為台灣LED產業之代表性企業，在台灣LED照明的發展也具指標性意義。本研究就以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經由訪談及資料蒐集，做內外的競爭生態和價值鏈上的分析，再用五力模型探討個案公司在價值鏈上的競合模型與策略發展。 經過研究結果顯示，因LED照明產業廠家數目倍增，使得既有廠商直接競爭激烈，個案公司在客戶關係、核心競爭力，以及供應商結構，皆有相當的開發優勢，個案公司避免流於一般在供應鏈上的營運模式，結合其既有的核心競爭力和合作夥伴，定義需要的競合模型及策略步驟，順利踏入對其為新領域的照明產業，並成功的踏出第一步。 LED照明產業在高投資環境，高競爭態勢，專利及新應用上的限制，除了在產品技術上和成本控管上之競爭力，如能在價值鏈上如何做出應有的價值定位，配合發展策略，使其生意模式在價值鏈上產生差異化，擴大上中下游合作機會，甚至轉競爭為合作，共同擴大出海口，更是創造營收與利潤的決勝關鍵。

「宋明儒學」是為人們所習焉而不察的名詞，但其中卻有極其博大精深的內容，待我們去探究。我們所熟知的「朱陸異同」或者「朱王異同」，都已經是思想史上的老題目了。就學界的研究來說，即使連相關領域的學者，也已經對這些所謂的「異同」興致缺缺。更遑論一般大眾，似乎再也沒有談的興趣了。 即使如此，宋明儒學是否已經完全沒有談的空間或價值？其實仍是一個有待探究的課題。1980年以來，所謂的「東亞」一詞開始被廣泛討論，一種屬於東亞的特殊價值，開始被許多海內外的學者所關注。這些關注的焦點，在在都指向了：「儒家」為東亞現代文明起了什麼作用？ 在此同時，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儒家的學問似乎有「死灰復燃」的趨勢。但這僅僅是一般人的俗見，在我看來，儒家的生命力一直在東方的社會起著支配性的作用，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得面對這個不爭的事實。但，儒家並不是「一言堂」，而是一個有機的活動的整體，其中蘊含著生生不息的力量，這個力量有時則表現為儒者之間的論爭，有時則表現為儒者為了「道」而犧牲自我的決心與實踐。 從整個宋明儒學的脈絡看下來，「良知／知覺」這一組概念，便是在宋代以至於明代的思想論爭中，最關鍵的名詞。在宋代，儒者們大多單題「知覺」，而對於「良知」一詞甚少著墨。因為我們知道，「良知」一詞是王陽明據《孟子》的文獻，所提出的功夫法門。由於陽明的名氣極大，他所提出的教法風行天下，今日我們對於「良知」一詞習焉而不察，良有以也。但，雖說如此，良知一詞的內容，並非到了明代才有，除了先秦的孟子以外，北宋的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南宋的胡五峰、張南軒等湖相學派及陸象山都有相似的提法。 但，我們不能忘了，宋代還有一個影響力極大的儒者：朱熹。他的學問路向，完全與前面所述的幾位不同，他自己就是一條道路，他自創一個法門。那麼，朱熹究竟怎麼看良知這個概念呢？他對知覺的看法又是如何？這都是我們在論文中所要進一步釐清的。 到了明代，王陽明扭轉朱熹的學問路向，回歸到了另一條心學的脈絡。他還有一個弟子叫歐陽德，他在陽明過世之後，開始與當代朱子學者羅欽順展開「良知／知覺」關係的論辯。由於他們的論辯，讓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不僅在宋代發生，一直延續到明代甚至到當代還方興未艾。由此可見，這個論題的確是一個「新」題目，而不是一個老題目，的確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參詳。

近人於詩、畫方面之理論，多分題研究，鮮有合而論之者。然上溯宋元，已有將詩畫 作類比之評論；及明，詩畫合論則更見盛行。但藝術各科之發展過程非一致，且區域 之間的差異性亦大，則其理論之衍生與發展之脈絡為何？以及明人如何釐析詩與畫之 共通性與差異性，乃引發筆者撰寫本文之動機。 本文以有明一代為研究範圍，但明人詩畫合論之開展乃在中葉之後，故討論重心多偏 重於中晚明。而所搜資料除明人詩畫理論之外，並廣求歷代相關資料及近人研究成果 ，再配合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之古畫，予以歸納分析，比較綜合，力求以謹慎、客觀 之態度，澄清其疑點，並評估其價值。 全文除前言外，共五章十七節，約二十萬字。正斗第一章分別以詩與畫之結合及詩畫 異通論探究「明以前詩畫合論之背景」；第三章「明人論詩與畫之共通性與差異性」 ，先就本質、法則、境界及風格四方面闡述詩與畫變換轉化之特性，再以詩畫媒介之 不同及個別之特殊限制與表現規律等方面，論析其差異性。第四章更進一步歸納分析 「明人詩畫合論之特殊方式」，以見其論爭之重心；第五章評估詩與畫結合之可行性 ，並總結明人詩畫合論之主要成果與影響。

當黃春明在六0年代初期踏上台灣文壇的時候，正是西方文化在台灣泛濫成災，現代主義非常盛行的時候，1966年之前，早期的創作是受到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1967年開始，黃春明的創作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的筆觸從尋求「自我」的狹小一角，轉到廣闊的社會環境中，作品大多以他生長的故鄉－宜蘭為背景，表現他所熟稔的人群，＜看海的日子＞是黃春明引起最多議論，也最受矚目的作品；且由於生活環境的變遷，創作的領域有了新的開拓，＜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等，小說的背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深刻地反應在外來的經濟和精神侵襲之下傳統的失落，呈現當時台灣社會相當重要的一個側面。 七0年代開始，台灣本土作家展現出的尋根熱潮，有其歷史的因緣，可歸根為五0年代已迄六0年代，甚至遠溯及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奠定的寫實文學基礎。台灣新文學運動推進到七0年代，台灣作家對本土現實的關懷，走在「鄉土文學運動」的口號之前，進入上山下海的的立體寫實時代，作家們分別從農村、工廠、漁村、山地包圍台灣文學，將文學的根深入民間、社會底層，走進下層民眾的生活圈。由於鄉土文學並非屬於社會某一特定階層的文字，所以它描寫的範圍頗廣，但佔大多數的民眾是勤奮的勞苦大眾，因此，它積極地寫農民、工人、漁民等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卑微人物。如王拓描寫八斗子的漁民，陳映真描寫城市性的小資產階級和跨國公司，王禎和的市井小人物，黃春明的妓女，楊青矗的工人和工廠，都是這種寫作的具體實踐。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後，由於複雜的政治風向、文學審美觀、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等諸多層面的結構性變遷，無論是現代派或是鄉土寫實作家，兩造人馬不約而同沉寂下來，但黃春明並沒有因此而消失，1998年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後，1999年可說是黃春明的豐收年，除了持續運作六年的的兒童劇場，九月在國家劇院又推出《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當年十月，再推出受藝文評論界矚目的短篇小說集《放生》，每一篇都以老年人為主角，是把目前台灣社會「人文矛盾」的老人問題顯現出來，可見黃春明的文學生命仍然源源不絕地活躍著。 邁入70歲的黃春明，從六○年代創作迄今，他的文學生命仍在不斷地成長，2005年5月，由黃大魚兒童劇團出版，《九彎十八拐》，一本培植宜蘭，呼喚老中青三代重拾創作與閱讀興味的文學雜誌創刊。黃春明認為自己以前是壞孩子，學生時代幾乎沒有學校收留他，從羅東初中念到屏東師專，沒有人相信他走得出來，是受到閱讀的感動才啟蒙；而眼見社會環境逐漸惡質，黃春明決定辦雜誌，為現在的年輕人營造良好的文學環境，鼓舞他們的熱情，激勵他們對生命的感動。兼任發行人和編輯的黃春明，只是雜誌的領航人，還有眾多宜蘭精英和草根文字工作者，開心地和黃春明在文字田間作夥，黃春明還在努力地為下一代做很多可以做的事，做應該做的事。

多明尼克共和國外交經貿事務處紐約分部組織變革計畫 / INTRODUCTION In September 2007 The Dominican Republic opened a Commercial Offic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to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economy and trade links betwee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e Office mentioned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an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lessons I learned from my experience in the IMBA, always search for way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I work for, I started analyzing how to get the best of this Office. That is why, I have prepared a proposal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office for the following year; this proposal is aiming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for the economy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irst of all, I will describe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Trade Office,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market, and then I proposed various strategies that can generate better results for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e following section is the finance section, which contains the operational budget neede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es proposed. Finally, I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risks involv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Office in the New York market. I am positive the economy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can gain a lot from a Trade Office in New York, as long as it is well managed. With this paper I am taking the first step to return to my country what Taiwan has given me through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n IMBA with an Asian perspective. My goal is to make the Office a model for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their search to strengthen the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本研究以民國94年至97年曾採私募增資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並以我國之資訊揭露評鑑結果作為衡量資訊透明度之變數，探討私募增資決策是否影響企業資訊透明度。 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上市或上櫃公司，在私募前皆會提昇其資訊透明度，顯示潛在應募人係以資訊透明度作為投資標的之參考依據，使得企業在進行私募增資之前，為降低私募過程之資訊不對稱性，會選擇提昇其資訊透明度，藉以吸引潛在應募人透過私募來投資。 此外，實證顯示上市公司在私募後會提昇其資訊透明度，顯示應募人在私募中投入大量資金後，受我國法規規範三年內不得任意轉售私募之有價證券，而有強烈的動機發揮其專業能力監督公司之經營，提昇公司之資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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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典」權威地位的質疑進而追溯其形成的歷史因素，是二十世紀後期文學評論的一個主要現象。本文的目的，即希望透過古代賦論史的回顧，審視現今習以為常的賦學知識中可能含有的偏見。 本文計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古代賦論」具有「文體批評」的特質，故建議以共同的「基源問題」───「賦該如何書寫」做為「古代賦論史」的解釋綱領，並提出「拒唐」與「學唐」實為元、明、清賦論中兩種對立的學習策略，可以此做為觀察線索來解釋這段期間的賦論演變。 第二章「律賦──唐人締造的書寫形態」，指出唐人已就文類結構上的差異，區分「律賦」及「古賦」兩種書寫形態，其中，「緝事比類」的「文本互涉性」取代「作者主體」，乃「律賦」有別於「古賦」的風格性分之殊。料場律賦題目取自重要典籍，則是國家基於權力的設計，目的在使讀書人為研習律賦而「驅使六籍」、「穿穴經史」的同時，接受國家預先遴選的政治、道德等價值觀。 第三章「『拒唐』」的形成──停試律賦與唐無賦」，敘述在元、明「尚經術」的選才理念下，律賦因為被歸為有害國家的「摛章繪句之學」，遂遭到罷黜。祝堯、徐師曾等人乃藉此建立「古賦╱律賦」等於「正統╱異端」的論述模式，並建構以掊擊唐人律賦為目標的賦史觀，李夢陽更宣稱「唐無賦」，以阻止後學接觸唐代所有賦篇。 第四章「『拒唐』的開展──元明的『古賦』論述」，探討元明時期在直接譴責唐人律賦書寫形態之外，另建構一套「古賦」論述以為矯正的情形。祝堯等人除了將賦定位為「詩」，以取得賦該「吟詠惰性」的「正當性」外，也確立了「辭」發於「情」的「麗則」觀，更據此重新遴選賦篇正典，建立一個不同於過去以「京殿苑獵」賦為主軸的「抒情賦傳統」。 第五章「『學唐』」的提出──清代的『效律者法唐』」，先從清代科舉試賦的背景，追索清代提出「律體宗唐」的原因，且發現清代已逐漸突破元、明「古賦╱律賦」壁壘分明的藩籬，以工律賦為學古賦的基礎。本章並就清代部分賦選及賦話進行分析，探究清代賦論家們心目中的唐律賦名家、傑作，及其所集中討論的律賦書寫技巧。 第六章「結論與討論」，除簡要說明本文的詮釋路徑，並就其得失稍做評估，更指出當代「重漢魏六朝賦而輕唐賦」的觀點，正是來自元明時期，而前人的「文學史」在為我們濾掉清代「賦莫盛於唐」的觀點時，其實也隔絕了我們公允對待唐賦及全面審視賦史的機會。因此，回顧「元明清賦論史」，將有助於我們檢驗賦學研究「先入為主」的偏見，拓展賦學研究的視界。

對於陽明學派的游學活動，筆者主要從四個層面：人的流動、社會關係的流動、思想的流動、書寫的流動來思考。游學基本上是一種人的流動，社會關係、思想以及書寫的流動，都是因為人的流動而來的。游學是一種個人的選擇，人為什麼游學，而陽明學派的游學又是屬於集體性的活動，如何進行流動，凝結出特定的組織、特定的社會價值。因此這一層面包括流動的目的與價值、流動的方式、流動的型態等問題。游學是走出家門的活動，人在游學的理想下，勢必會影響家庭生活的經營，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使得社會關係產生變化。這一層面的問題包括家庭生活的犧牲、友天下士的理想、友倫的強調，以及在利益的糾葛中，講學的意義與人際關係產生變質。思想的流動主要是在流動的過程，發展出跨地域的思想議題，如良知之辯、四句教之辯、三教之辯等。書寫的流動則是陽明學者記錄流動的書寫，主要有會語及遊記，而這些書寫又會隨著人的流動而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