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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稅是政府對於出口產品於通關時所徵收的關稅，屬於一種出口限制。由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一直以來著重於解決進口關稅造成的貿易障礙，出口稅在 WTO 下尚未有明文規範，開發中國家故將其視為一種合法貿易政策工具。出口稅不僅可增加政府稅收，供應大國使用出口稅亦可引導出口原料內銷，使國內原料價格降低，造成變相補貼國內加工業者之效果，供應大國便可以出口成本較低廉的加工產品；相對地出口原料降低造成原料之國際價格提升，便會影響其他國家加工業者之權益。在進口關稅及數量限制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中已有所管制的情況下，進口國家開始憂心出口稅使用擴散、影響更多原料供給，故於杜哈回合之討論及 WTO 爭端解決皆引發相關爭議，惟皆未得到進一步管制出口稅之結果。本文參考杜哈回合提案及雙邊貿易談判下之成果，提出於 WTO 下以關稅減讓談判之規範模式，搭配其他考量因素，作為 WTO 下解決出口稅問題之建議。 / The export tax is the custom duty on the exports. It’s a kind of export restrictions as well.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e trade barriers caused by the import tariffs, the export tax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he W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gard it as a legitimate trade policy tool. The export tax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revenue, for major suppliers, the export tax can also guide the exports to be sold domestically, so that it can make the domestic supply increase and the internal price decrease, resulting in a disguised subsidy to the domestic consumers. If the export tax is imposed on the raw materials, major suppliers can export cheaper processing products, getting a bet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it will also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cessing industries in the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importing countries begin to worry about the use of export taxes.Through different rounds of discussion and the related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WTO,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export tax have not been further tackled. Based on the related proposal in the Doha round a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th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this article would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the tariff reduction negotiations under the WTO, with some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the feasi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the export tax issue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18840号 / 理博第4098号 / 新制||理||1589(附属図書館) / 31791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生物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青山 卓史, 教授 阿形 清和, 教授 高田 彰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992号 / 人博第1044号 / 新制||人||245(附属図書館) / 2022||人博||1044(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相関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市岡 孝朗, 教授 加藤 眞, 准教授 西川 完途, 教授 大園 享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晚明時期，為中國《楞嚴經》詮釋史上注疏數量最多的時期，同時，也是紛爭最為劇烈的時期。掀起這場紛爭的關鍵性人物，便是明萬曆年間的交光真鑑法師。真鑑因為不滿當時已流行二百餘年，由元代天如惟則會集唐、宋九家注疏而成的《楞嚴經會解》的詮釋，而另行撰作了《楞嚴經正脉疏》。其中最大的衝突點，便在於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的新詮釋。由這項詮釋上的衝突所引起的法義上的激烈爭論，自真鑑提出後，綿延至民國時期而未止。 本論文分別由「判科」與「釋義」兩大方面來詳加考察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之說，並藉由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來釐清真鑑新說的不同之處。 在「判科」方面，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的科判，相較於唐、宋注疏中的科判，或是《會解》中的「隱結構」，都顯得更為扼要清晰，並且突出了其「顯見」的主題。而對於「十番顯見」在其整體經文詮釋中的定位，除了以科判的方式來呈現外，更深入全經的義理結構，分別由「宗趣通別」與「入道方便」的角度來多方定位，可說是以多重結構的定位來豐富「十番顯見」的意涵。而其所以會有如此的研究成果，關鍵是在於其在方法學上的轉向與建立。由《會解》會集諸家之說並附以己意的詮釋方式，轉為有意識地將前人原本作為一般方法論的科判，提升為特殊方法論，並建立了有關科判的方法學。然而，這樣的作法，固然能得出超越前人的創見，卻也不免有結構優先於主體，以及共時性優先於貫時性的疑慮產生，關於這部分，本論文也嘗試提出反省。 在「釋意」方面，本論文指出，真鑑在有關「十番顯見」的詮釋進路上，一改《會解》以破妄為主的詮釋進路，以及破顯並存的詮釋方式，而是單提「正脉」，以顯真為主，並由其顯真的進路來辯破《會解》與彰顯己說。此外，除了揭示出「十番顯見」是以「顯見性」為核心要義外，真鑑還進一步指出了「十番顯見」是對於真心的正面揭露，證成了十番所言之見性通於後之如來藏性，為本經特重之「本修因」，可說是以一「根性」來貫通了全經之前悟與後修。而真鑑對於「十番顯見」最重要的發明，則在於提出了「捨識從根」之說。其大別於《會解》所主張的天台止觀的修法，而指出「捨識從根」而修才是本經所言之真性定——楞嚴大定，並獨家深入發明了「捨識從根」即為《法華經》所言之實教、佛知見，以及為禪宗所言之「直指人心」等主張，可說是大有功於《楞嚴》奧義之闡發。 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本論文還特別針對前人對於「捨識從根」說所提出的批評，來澄清其中對於真鑑之說的誤解，並深入考察真鑑對於由識修入圓通的看法。此外，還就破妄與顯真二者的緊張關係，嘗試尋找出一個可能對話的新詮釋空間。企圖透過這兩方面的努力，來減低真鑑之說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造成的衝突。 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確知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在「判科」與「釋意」兩大方面，皆有超邁《會解》的創見。而這些創見的核心要義，便在於真鑑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開創出的「根性法門」。

由兩國或兩國以上之君王、元首、政府首長或政治領袖所共同參與之會議，被稱之為 高峰會議。在高峰會議中，一國領袖親自折衝于談判桌上，使決策者和談判者兩種角 色合而為一，這種現象，讓大眾對高峰會議寄以厚望，總期盼會有決定性的成果在高 峰會議中出現。 美蘇兩國為互有敵意之超級強國，又各為東、西兩大集團的盟主，當美國總統和蘇聯 總書記願意會談時，在這「保證相互摧毀」的核子僵持時代里，實具有非常之意義。 因此，美蘇高峰會議一向為舉世所矚目。 高峰會議通常被認為是一國領袖「個人外交」的方式之一，但美蘇高峰會議已經超出 「個人外交」的範疇，而應從三個層次來探討：（一）由個人的層次來看，兩國領袖 在高峰會議中除宣傳、估量對方的意圖、表達自己的的意圖以及做成決定外，私人之 情誼也因而滋生。（二）由兩國關系之層次來看，美蘇高峰會議的召商，往往帶勸了 兩國官方以及民間各階層之互動和交流。（三）由全球之層次來看，高峰會議所討論 之議題，除雙邊關系外，還有人權問題，限武問題以及地區衝突問題，對東、西雙方 、第三世界，以至于全球的安全及和平，具有深遠的影響。本論文即嘗試透過雷根政 府時期美蘇高峰會議之研究，來探討美蘇高峰會議對雷、戈兩人、美蘇關系和全球之 安全及和平所產生的影響。 論文第一章為概論，介紹元首外交與高峰會議、美蘇高峰會議簡史，再由兩國的政治 體制看美蘇領袖的外交權限，以及過去美蘇高峰會議的利弊得失。第二章主要在探討 雷根總統第一任期為何沒有美蘇高峰會議的召開。第三、四、五、六章分別研究維也 納、冰島、華盛頓、莫斯科等四次高峰會議之始末及其影響。第七章對雷根政府時期 之美蘇高峰會議做一評估和總結。

本文旨在探索被「常識化」、「瑣碎化」的一般人的聆聽感受與詮釋，以十二位大學生對歌曲〈菊花夜行軍〉的聆聽論述為分析對象，希望從他們所敘說的「個人真實」中，探究「聆聽者對自身聆聽經驗賦予意義的歷程」。本文具體的研究問題有二：首先，聆聽者如何與一首歌曲文本進行「互動」，將「非語意」的音樂聲響與聆聽感受賦予意義？這些意義是透過哪些敘說類型表達出來？其次，形塑聆聽意義的關鍵因素為何？這些因素如何發生作用？ 研究結果發現，人們置身音樂聲響的環抱之初，感受到的是「渾沌」的情緒現身：一種「身處陌生的音樂聲響，意識不知該指向何方」的狀態。為了「領會/理解」自己所聽到的音樂文本「是什麼」，聆聽者朝向自身的「先前理解」尋求答案。在獲得「領會/理解」的歷程中，聆聽者以「分段呼應聲響線索」、「綜合聆聽感受為一意境」、「提出主觀評價」、「拼湊語意線索」、「參照已知歌詞做詮釋」等「意義建構模式」與文本進行互動，此時「先行具有」與「先行掌握」就像折射鏡，讓聆聽者看到當下自己所「先前見到」的聲響線索和語意線索，與自身過去的生命經驗有何牽連。同時間，聆聽感受也就在自身「先前理解」的映照下逐漸「語意化」、「邏輯化」，而獲得具體的意義。這些意義透過各種「意義建構類型」具體地轉化為言語，而以「聯想故事/意象/意境」、「共感性格」、「形式樣態」、「主觀評價」等「譬喻校正」的語彙，以及「提出形式術語」、「搜尋語意線索」、「參照歌詞詮釋」等相對明確的敘說方式給出。 簡言之，「音樂聆聽經驗的意義建構」就像是「究竟」與「認識」的歷程，在此之中，聆聽意義在辨證與給出的過程中與原初的「渾沌情緒」逐漸脫鈎。然而，儘管「音樂聆聽經驗的意義建構」不能充分表達聆聽者當下的體會，但這不表示聆聽者所敘說、分享的故事與感覺不夠「原真」而沒有價值；相反地，聆聽者以自身的意識與生命經驗與文本彼此呼應，從而給作品多采多姿的意義，不但豐富了音樂的價值，更讓聆聽者藉此了解到作品與自身的關係，並且從意義的映照當中，看見自己某個當下的處境、價值與慾求。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people’s listening experience, and to establish an interpretative grounded theory about the process of personal musical meaning construction, which is usually thought to be trivial.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are to be answered under the research purpose above: First, how do listeners interact with a piece of music and locate certain personal meanings in minds for the originally non-semantic acoustic sounds? Second, in which ways are these personal meanings given by oral narrations? Third, what’s the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listeners’ idea about their feelings? How does the factor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12 college students, asking them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views toward one musical text: Labor Exchange Band’s song titled “The Night March of the Chrysanthemums” before and after reading the lyrics. The collective narratives indicate that interviewees felt an ineffable “chaos” state, in which they tried to position their consciousness, once embraced in the sonorous envelop of the musical text. To understand what and why some feelings were aroused in their mind, interviewees searched for the “pre-understanding” themselves, and then the “pre-possession” and the “pre-grasp” in thei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let them make sense of certain “musical attributes” in the musical text, such as melody, harmony, rhythm, timber, language, linguistic meaning.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musical attributes and listeners’ pre-understanding invented some acoustic or semantic clues, and then produced vivid meanings for the previous chaos listening exper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onal musical meanings were given in three ways: First, the interviewees expressed their feelings by “metaphorical correc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kinds of narrative form: “Associated story, image, or one abstract artistic conception”, “synesthesia character”, “formal condition”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Second, they identified what they had heard by “formal jargons”, which are taken by generally musicological common consensus. Third, they elaborated their musical meanings by “semantic clues” identified by cultural system they aware of, as well as the lyric content they had just caught. In sum, the process of musical meaning construction is like a journey of making sense what the listener has heard within personal psychological history. In the process, the fluid meaning interpreted by the listener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the primitive moved arousal. However, it doesn’t indicate that the reflective discourses are not “authentic” enough or too trivial. On the contrary, the idiosyncratic narratives from private life experience not only bestow diverse values on the musical text, but also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stener and the music, mirroring the interpreter’s condition, value and desire at a particular moment.

我國綜合券商近年來因為整體家數過多、全球景氣持續衰退、金控時代來臨等因素影響下，使得整體產業經營出現困難，極待政府與民間共思一個解決方案。為此，財政部與證期會共同協助我國綜合券商的轉型升級，希望透過政府相關法令政策的開放解套，推動獨立綜合券商轉型為投資銀行，解決目前綜合券商在經營上所面臨之困境。 本研究針對我國綜合券商轉型投資銀行的相關政策，進行可行性研究與個案分析，並以國外知名投資銀行成功案例進行個案分析，從中探討投資銀行產業的成功關鍵因素，以做為我國綜合券商轉型投資銀行的策略擬定依據。 根據本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1.台灣綜合券商面臨生存與轉型之壓力 2.我國整體投資環境確實有發展投資銀行可能性存在 3.產品創新、資本規模、品牌知名度及全球佈局能力仍是關鍵 4.各券商必須依據自身核心優勢差異發展不同之轉型策略 5.政府法令開放程度影響投資銀行發展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對政府與相關主管單位建議：(1)法令開放持續推動；(2)建立有效監理機制；(3)大陸市場審慎評估。 2.對整體證券產業建議：(1)適度整合市場競爭狀況；(2)提供建議與政府合作。 3.對於個案公司建議：建議個案公司仔細思考目前所面臨轉型挑戰，以及相關解決辦法，透過本身核心優勢維持與發揮，逐步轉型投資銀行以因應我國金融產業轉型與升級。

本研究探討聯盟對組織在組織改變的影響，並分類為「直接改變」和「間接改變」，前者代表廠商參與策略聯盟，配合契約與任務而產生的改變；後者則是聯盟事件結束後，廠商著眼於內部長期發展所產生的自願改變行為。 針對這兩個現象分別進行驗證性個案與探索性的紮根分析，共訪問了十二家個案。首先從「資源依賴」與「制度同形」的角度觀察廠商形成聯盟的誘因觀點，發現除了要降低資源交換過程的依賴性及創造聯盟夥伴的互賴關係，組織還需要應付聯盟所帶來的強制和規範同形要求以達成與外部環境的配適。而聯盟事件中，雙方整合的「共同行動」和為延續合作的「關係承諾」，乃是具有依賴與同形特色的行為，因此「共同行動」（細分為契約性共同行動及持續性共同行動）和「關係承諾」（我方關係承諾）是組織產生「直接改變」的主因。 直接改變的過程與內容是漸進式的小規模調整，也是計畫性的命令式改變，牽涉到的單位與成員較少，是一種鑲嵌於既有營運架構的活動，主要改變項目為與人員和資源配置相關的人事、工作制度與實體流程等外顯構面。 此外聯盟可能提供了主事者參考的啟示，重新思考組織設計和營運邏輯，在維持直接改變成果（聯盟所帶來的績效水準、學習經驗和內化專屬性投資），透過內部流程的銜接性和業務的相似性，對於既有績效或功能有所缺失的單位進行「間接改變」。而本身具備「潛在轉型需求」、「制度化程度」較低且「決策集權化程度」較高的組織，才較可能透過主事者的推動產生「間接改變」。 「間接改變」代表組織對既有營運模式的大規模調整與轉型，是一種第二階的大規模改變行動，但實行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試誤，是一種漸進式的計畫性改變，不過改變的執行仍需取得相關成員的共識。其改變內容牽涉到內隱的「組織設計」、「組織文化」與「策略方向」。而「間接改變」在高階發動後，也需要培養全組織「行動能力」，改變「權力」狀態及「價值承諾」的「醞釀期」。 最後本研究也比較這兩種改變的型式與成因，並分別從成本和利益觀點來說明研究結果在文獻及實務上的相關回應與建議。

歐盟於2003年2月公佈的「電子電機設備限用有害物質」（RoHS）指令規定，2006年7月以後銷售至歐盟市場的電子與電機產品限用鉛、鎘、汞、六價鉻、多溴聯苯與多溴二苯醚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RoHS指令對以製造為主的台灣廠商造成重大影響，為確保廠商所生產的產品符合環境法令的規定，有必要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因此，引發本研究對此一議題的興趣，進而探討：電子業供應商基於中心廠的要求而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從供應商的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之因素為何？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中的紮根理論法，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以S公司為中心的供應鏈體系中的四家供應商，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後再謄寫成逐字稿。在整理與分析逐字稿，並經過開放、主軸編碼等過程，逐步地建構出一個從供應商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的因素模式。 本研究從個案訪談中發現，供應商在面對法規壓力、同儕壓力、與客戶壓力之下，會經過成本效益、認知風險與認知價值之考量後，決定是否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一旦決定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後，供應商須配合中心廠的諸多要求，而供應商是否達成中心廠之要求，則以供應商配合度來衡量，包括供應商傳遞資訊給中心廠時的資訊交換的及時性、資訊正確性、以及資訊完整性。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供應商配合度的因素有三類，第一類為供應商的技術與能力，此包括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及供應商與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第二類為聯絡人的特質，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同理心、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專業能力，此皆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第三類則為中心廠與供應商之間的溝通情況，此包括：溝通策略、溝通管道、溝通頻率、溝通內容等。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後，發現本研究之成果與現有人際溝通的理論文獻相呼應，部分文獻指出溝通時個人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在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本研究亦發現中心廠與供應商雙方聯絡人的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此外，本研究亦擴充了溝通理論，例如：雙方聯絡人的溝通頻繁未必會提高供應商配合度。另外，本研究所提出的配合度概念，未見於其他文獻，此一概念可用於衡量供應商在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其執行面的成效，在未來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不僅對理論上有所貢獻，更對廠商提出實務上的建議。 /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 which restricts the use of six hazardous materials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types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was adopted in February 2003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n took effect on July 1, 2006. The directive mak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which specializes in manufacturing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The firms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should implemen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 to avoid contraventions of RoH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text described abov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ufacturer’s requirements while they were required to implemente GSCM.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were proposed by the suppliers’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Grounded Theory was applied to develop a model expla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d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Besides, to collect the data needed, data triangulation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with suppliers’ and the collection of secondary data. The interviewees were the employees of the four suppliers of S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teps of Grounded Theory, the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as develop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sur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eer companies, and the customers,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after having take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perceived value and perceived risk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they ha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ir manufacturer. Whether suppliers met the requirement from their manufacture was measured by the indicator, suppliers’ compliance, which referred to the ability that suppliers timely exchanged the righ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manufacturer. Thus suppliers’ compliance wa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imeliness,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three categori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ere discovered. The first kind of factors was suppliers’ capability, including suppliers’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plliers’ capabili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The second category w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 spanners, including boundary spanners’ empathetic mind and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finding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imilar to the results mention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henomenon that a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did impact hi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GSCM was also discovered. The study mak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suppliers’ compliance.s. In addition, the finding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is not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The findings are also helpful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that usually dom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s in their supply chain me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