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台灣少年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我國近年來少年犯罪率逐漸上升，犯罪型態也不斷出新，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國人富裕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人文素養並未相對的提高，加上社會組織結構急遽改變，傳統的道德觀念淪喪，新的社會價值體系又尚未建立，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尤其是潛藏這各類犯罪之源的少年犯罪問題。社會新聞不斷的報導著少年犯罪事件，殺人、搶劫、強姦、集體械鬥等等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其犯罪手段兇殘冷酷，簡直已達駭人聽聞的地步。我們的社會病了，而少年團體更是病得最徹底的一群，而痛定思痛，在驚駭之餘，我們不禁要好好思考，要怎麼才能挽救這些沈淪的輕狂少年呢？本論文從社區的角度出發，希望能從傳統的思維跳脫出來而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看待少年問題。 壹、研究動機 每十七分二十三秒就有一名少年犯罪！根據法務部的統計，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確定觸犯刑罰法令的少年與兒童總計有兩萬三千零九十六人，這兩項統計數字足以顯示出台灣地區少年犯罪的嚴重性(台灣日報，民87)。 今日的少年犯，如果處理不當，極可能成為明日的成年犯，而今日非常嚴重的不良少年幫派問題，如不作適當的輔導處理，則易形成為未來黑社會幫派的一部份，危害社會治安。大多數的犯罪少年是由多次微小過錯或偏差行為的累積，逐漸演變形成。因此，當這些問題青少年在還未成為犯罪者之前，如加以輔導，阻止其偏差行為惡化，是防治機構極其重要的工作。因此防治少年犯罪的工作，具備兩個層次：第一是未犯罪前之預防工作，例如由社會機構，警告行為偏差而尚未犯罪的青少年，例如家庭與學校中的問題兒童及青少年，以各種方法加以適當的輔導。第二是對犯罪後之再犯預防，由司法的機構或其他社會團體組織、社區等，對青少年犯做適當的矯治處遇工作，預防他們再次犯罪的可能(蔡德輝，民74)。 而根據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所做的少年犯案空間分佈概況調查發現，青少年犯案與空間有明顯密集的關係，犯案少年的居住地與發生地距離一公里以內者高達四成比例，所以青少年犯罪常常是在家附近(中國時報，民87)。本研究基於這個調查發現，及許多少年犯罪防治專家的建議，認為如果以社區為了解少年犯罪的基本單元，對青少年犯罪預防工作會有正面的效果。國外也有一些實證的經驗，如當時推行的芝加哥區域計劃(Chicago Area Project)即是全美第一個以社區為主的(community- based)少年犯罪防治計劃 (Shaw & McKay,1969)。 本研究選定五常社區，該區塊之社區機能充足，有區域性國中、小學校一，區內大、小型市場林立，居民多以市場攤販或自營生意者居多。人口結構，在地人約佔六、七成，其餘多為外來人口；區塊內的單親家庭比率佔百分之十八以上。社區內之社區性組織缺乏，或功能無發揮，社區的意識疏離。該社區在台北在中山區屬居住地犯罪較密集之區塊，本研究之所以選定這個社區，乃是因為筆者大學由於參加服務性社團常常在該社區帶領青少年的活動，所以對該區的少年問題非常有興趣。同時這個這個社區從八十三年開始就有著許多開創性的活動，使得社區非常活躍，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少年犯罪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大家莫不擔心和關心這項議題，筆者欲從社區著手，重點放在社區非營利組織，研究其組織的運作對少年犯罪防治的貢獻及功能。希望能在今日較注重個案及團體方式的少年輔導工作提供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能先從一些有關社區公益組織的理論與功能進行探討，同時對其少年犯罪防治理論與功能進行分析研究，以檢視當前社區防治少年犯罪之作法及其困境。本計劃研究目的條列如下: 1、探討社區相關理論，包括非營利組織理論、鄰里組織、社區參與理論等；並探討少年犯罪防治理論，內容如犯罪區位學理論、社會控制理論、 差別連結、標籤理論、社會疏離理論。 2、探究社區組織與少年犯罪防治之關聯性。包括對少年犯罪之社區因素，包括社區環境因素及社區結構因素等；少年犯罪社區防治之作法；社區組織在少年犯罪防治之運用等問題的探究。 3、進行個案探訪以了解五常社區之社區組織從事少年犯罪防治相關活動及運作情形，並就其這幾來的防治工作經驗、方法彙集歸納分析為完整的行動之報告，就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在具體方案、技巧、成效部分，彙整為實錄報告等，以供其他社區之組織欲從事少年犯罪防治工作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本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份針對本論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作詳細的介紹；第二部分對於本研究之個案地區概況作清楚之描述。如下所述。 本研究除了對社區相關文獻理論進行探討，尚選定台北市中山區五常社區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實地進行觀察研究。希望能藉由對該社區的深入研究，探討社區組織少年犯罪防治相關行動策略及功能。筆者認為除了基本的文獻分析法外，尚包括深度訪談法、實地觀察法。本研究採用下列方法: 1.文獻分析法： 本文所做的文獻分析方面，理論部分先探討社區相關文獻，包括如社區、組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等。再介紹與社區相關的少年犯罪防治理論作深入的介紹。主要資料來自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報章資訊、中外期刊、及論文等，對其加以蒐集羅列和分析。 2.個案研究法： 筆者將與中山區五常社區內兩個重要的社區組織:「榮星婦女協會」和「五常社區發展協會」進行深入的研究，對其負責人、組織成員及以及與少年非常相關的「學校」和「中山少輔組」兩單位作訪談，以了解該社區有關少年犯罪防治的議題。 3.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 筆者除親赴社區內相關單位作實地深度訪談外(in-depth interview)，在研究期間還要參與該社區與少年犯罪防治有關之活動，以進行實地參與(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觀察。希望蒐集更多資料以利能更深入地了解。 肆、研究範圍 五常社區，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範圍上以四個里為區域，包括行政里、行孝里、行仁里、下埤里；道路以松江路、民族東路、民權東路、復興北路四大幹線，圍構成一個社區總人口數約三萬五千人左右，社區內有恩主公廟、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濱江果菜批發市場、魚產批發公司、榮星花園、五常國小、五常國中、建國派出所、鄰近松山機場，從以上地標型建築物或知名景點，已經很快的將五常社區生活共同的結構顯示出來，共同的大菜市場、共同的學區、共同的大型公園、共同的派出所、幾乎將所有生活內涵。 目 錄 圖目錄 表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三節 名詞界定 第二章 理論探討 第一節 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相關理論 第二節 犯罪理論 第三章 社區非營利組織與少年犯罪防治 第一節 少年犯罪之社區因素 第二節 少年犯罪防治之作法 第三節 社區非營利組織在少年犯罪防治之運用 第四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社區非營利組織概況 第二節 研究過程及編碼類別 第三節 社區問題分析 第四節 組織層面分析 第五節 工作策略分析 第六節 成果評估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建議 參考書目 附錄(一)訪問題綱(一) 附錄(二)訪問題綱(二) 附錄(三)少年問卷 附錄(四)訪談資料(一) 附錄(五)訪談資料(二) 附錄(六)訪談資料(三) 附錄(七)訪談資料(四) 附錄(八)訪談資料(五) 附錄(九)組織圖(一) 附錄(十)組織圖(二) 附錄(十一)認輔須知 附錄(十二)地圖(一) 附錄(十三)地圖(二) 附錄(十四)地圖(三) 附錄(十五)地圖(四) 附錄(十六)活動照片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signing " the Agreement on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crime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t intends to explore motivation and necessity of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legal issues and operational process of this agreement, the history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of fighting against crime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There are three major parts in this thesis. First, this study defines cross-Strait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of cross-Strait crime, confirms its meaning and scope, and then introduces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oth sides. It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trend of cross-Strait crimes, history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crimes, the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difficulties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Secondl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es the provisions, the actual operation, the laws related to it, the impact, and follow-up legislation as well as negative criticism. Finally,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understands the real benefits and find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make evaluations on this agreement.

有鑑於重大金融犯罪近年漸增，是證券交易法於2004 年修法時，除就第171 條第1 項加重刑度外，更增訂第2 項之規定：以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加重處罰條款。然而第171 條第2 項規定生效以來，均處於「雷聲大，雨聲小」的狀態，直至2006 年台開內線交易案爆發後，由於所涉交易金額龐大，始引發探討「是否適用及如何解釋第171 條第2 項規定」之聲。 內線交易規範既在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加重處罰規定自應適用在對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有嚴重侵害之狀況，「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是否足以檢驗出上開經濟法益受重大損害，頗值再為研議。因此，本文係從內線交易規範之保護法益、經濟刑法基本立法原則等面向，重新檢視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 且由近年內線交易判決之分析研究，亦可發現實務上運用內線交易加重處罰條款之個案甚少，而據以為論罪科刑的判決中，縱為審理同一案件之歷審間，解讀法條文字之見解亦多有分歧之處，重大爭議案件之被告更乘此百家爭鳴的年代高喊對判決結果及論據之不服，故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在實務運作上迭生爭議，該規定當中所具之爭執點不亞於同法第157 條之1 之內線交易基本犯罪類型構成要件之探討。就此，本文試圖整理出系爭規定中各具爭議之處，歸納、分析目前實務與學說所提出之看法，並試提出己見。而在研擬現行法適用方式之同時，亦彰顯現行加重處罰規定與內線交易規範本旨出現二致之怪象。

當前企業於激烈之商業競爭環境下，為期生存發展，經營運作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甚或甘冒觸法風險，導致企業之經濟犯罪（Economic Crimes）、金融犯罪（Finance Crime）案件層出不窮；其中尤以金融投資信託公司之金融犯罪行為，造成之傷害牽連更為廣泛，影響所及，不僅在於投資大眾之財務損失，更嚴重戕害及腐蝕國家整體力量，影響民眾對私人企業及對政府之信任至鉅。 加之為期因應高齡化課題，政府業以龐大的「退休基金」建構完整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各項政府基金不僅對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在人口普遍老化的趨勢下，對個人未來生涯之規劃影響程度亦更為深遠。為達有效之財務經營管理及靈活運用之目地，政府基金均依據法令由各所屬機關依各投信業者操作績效，每年自行接洽投信業者代為操作，此一政策雖均訂有監理、查核、監管機制，可稱極為嚴謹，惟仍有2011～2013年之安○投信基金案及2012～2013年之日○投信等案發生，本研究針對當前金控投信公司漠視企業倫理、罔顧企業社會責任之金融犯罪行為，希能經由文獻之探討、學理之分析，並透過專業人員（政府官員及受託代操勞動基金之金融投信業者）之深度訪談，彙整分析前述委外代操機制，以期發掘運作流程有無發生貪腐之可能環節及原因，並提出具體防範對策，以供政府主管機關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自民國76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邁入新的里程碑，之後雖受李登輝、陳水扁兩任總統不同的大陸政策影響，雙方縱然在軍事、外交層面歷經緊張情勢時期，但在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合作議題上，卻不曾停下腳步，民國79年簽訂之「金門協議書」，作為兩岸遣返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民、刑事犯及嫌疑犯之用，開啟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及刑事司法互助之門，接著第三次江陳會正式簽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據此建立雙方在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不致因法律問題致執法過程中產生灰色模糊地帶，而予犯罪者僥倖心理從事不法活動。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兩岸犯罪者因雙邊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日趨成熟，犯案的空間受到壓縮，開始轉往第三地發展，此時法制基礎不建全、地廣人稀、政府行政效能不彰、貪瀆情形嚴重及與華人素有歷史淵源之東南亞諸國即成為首選之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固守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某部分穩定了亞洲的金融秩序，對於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安定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幫助，這被視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轉捩點，東協在該年年底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召開首次「東協加三」會議，正式開啟了其在東南亞區域居於領袖地位的時代。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的交流層面是既深且廣，合作的議題除了傳統軍事外交，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提供東協國家各項協助。反觀臺灣在東協支持「一中政策」的影響下，始終無法突破與該地區各項交流合作關係。如今兩岸關係趨穩，雙方均認知到除了經濟議題外，在打擊跨國犯罪方面，同樣悠關人民切身利益及社會安定，亦屬可以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的優先工作，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希望了解兩岸在東南亞地區跨國犯罪現況、雙方偵辦情形、面臨的困難，以及建立兩岸與第三國司法互助合作機制可行方案。 / Since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permit the public to visit relatives in Mainland China in 1987,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 new milestone. Although both sides still confront and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spects, they never stoppe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on the issue of jointly fighting cross-border crime. The execution of the Kinmen Agreement in 1990 and the Agreement on Joint Cross-Strait Crime-Fighting and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executed during the third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has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both sides in fights against cross-border crimes. Cross-strait criminals began to move their bases to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bilateral cross-border crime fighting has grown mature and the place for crime has been limi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deep and extensive in many facets.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unable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 in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hat area. A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come stable, both sides acknowledg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issues, the fight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is equally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could be the priority to establish the consensus between both side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cross-strait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outheast Asian area, th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both sides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m, and to establish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among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a third country.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6501号 / 工博第3494号 / 新制||工||1529(附属図書館) / 29158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加藤 直樹, 教授 門内 輝行, 教授 髙田 光雄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先行研究は高いリスク認知が犯罪不安の原因になるとしてきたが、因果関係は確かめられてこなかった。本研究はそうした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実験的手法を用いて犯罪不安の生起過程を検討した。研究1では、階層的クラスター分析によって犯罪を分類し、測定に使用する罪種を決定する基準とした。研究2では被害に遭う確率の推定が、研究3では被害に遭った際のダメージの大きさの推定が犯罪不安の原因となるか検討した。研究4では防犯対策の告知が犯罪不安を高めるか検討した。 / 博士(心理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sych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近年來，經濟犯罪問題日益嚴重，其中，詐欺案件發生頻仍，諸如刮刮樂、手機中獎、退稅等詐欺集團作案範圍涵蓋全臺，受害民眾遍及各階層，個人財物損失甚至高達數千萬元以上，此類犯罪已嚴重危害社會經濟秩序及治安，並引起社會大眾及立法、行政部門高度重視與關切。 詐欺犯罪是透過對受害社會民眾或客戶的不便，產生機會成本、非必要的過高價格，而由詐欺犯罪活動中，取得不法利得。並且將此成本，轉嫁社會大眾身上。根據「臺閩刑案統計」80年（1991）詐欺案件發生725件，惟至91年（2002）詐欺案件發生高達23628件，至於破獲率則由80年94.07%下降至91年11.52%。由於詐欺犯罪集團結合高科技，助長發生，擴大社會民眾的傷害與層面，導致民眾惶惶不安。就臺灣地區整體犯罪情勢言，詐欺犯罪問題非止於臺北市一偶，且因獲利高、風險低、刑度輕、及受害層面廣等特性，已改變近十年台灣地區犯罪型態，目前其發生數僅次於竊盜犯罪，為嚴重危害當前社會安全之犯罪，此一犯罪問題，誠值深入研究。 探究當前詐欺犯罪猖獗成因固屬多元，惟刑警人員職司犯罪偵防責任，卻責無旁貸。因此，本研究係以刑警人員角度切入，復因如何提升破獲率及降低發生，學說上嚇阻理論、激勵理論、破窗理論及詐欺管理生命週期理論頗值借鏡與探討；因遏阻乃藉由提升破獲能力達成遏制犯罪發生；至激勵則係藉由警察機關內部之領導、鼓勵及工作環境改善等面向，提升員警偵辦詐欺犯罪案件之意願，有效嚇阻犯罪衍生；而破窗理論乃藉由處處關懷、不以小惡而縱容，俾遏阻犯罪之蔓延與惡化；另詐欺管理生命週期理論，則屬系統化分析詐欺犯罪防制策略之理論。上開四種學說理論，對防制詐欺犯罪均有相當正面作用，故於本研究中加以研析討論，另彙製問卷運用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等，藉以瞭解、分析基本變項、偵辦各類刑案成就感、困難度、對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對詐欺犯罪成因之相關認知與差異，俾供政府機關或警政單位從事規劃偵防詐欺犯罪時之參考。

台灣立法者對於多數人犯罪，所採取的解決方式是訂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檢肅流氓條例」加以因應。組織犯罪防制法於1996年訂立以來，迄今已逾10年，從未見任何文獻探討該立法之成效如何。本文參照聯合國打擊組織性犯罪公約、德國與日本對於多數人犯罪的立法模式，並檢驗我國立法院公報及檢索相關司法判決後，逐步歸納上述各國的立法模式並檢討其利弊。最後提出兩種立法模式，以期為未來修法之參考。 / When Legislators facing multiple crimes/group crimes, their approach to resolve this matter is to enforce the“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and “Gangster Prevention Act”. 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has been enacted since 1996, but for the past years, no one has examined whether the effects of the Acts correspond with the legislative purposes. In this Article, by referring to“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s well as German and Japanese legislation mode on multiple crimes/group crimes, also examining “The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levant judgments of the judicial organ, the author takes steps to categorize the above-mentioned legislatio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reof. Finally the author reproduces two suggestions on legislative models, which hopefully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future legislation amendmen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