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撰述之主旨乃意圖藉由弗蘭克（Viktor Frankl）意義治療理論（logotherapy）之研究與詮釋，觀照當前台灣教育場域之所是與所現，並期許為生命教育應然之轉化方向有所裨益與補充。有別於精神分析理論與個體心理學對本能驅力論及地位驅力論等心理動力觀點之強調，歷經納粹死亡集中營體驗之弗蘭克認為，人性應然面貌之基礎應為意義之獲尋與性靈之提升，生命意義感之定調方為支持存在邁向未來之核心動力。因此，不同於佛洛依德與阿德勒之本能化約論與社經成就化約論之論述傾向，意義治療理論著重人性於意志自由、意義意志與生命意義開展過程中所能獲致之精神穩定與自我超越。 意義治療理論建構之目的，在於探尋人性如何於極限環境之苦難與命運無可預期之斷裂中藉由生命意義之追尋以跨越於外並邁向生命之制高點；如何於絕境中克服深層之焦慮與恐懼使自我性靈得以提升至另一種更高之心境。重視人性精神維度的弗蘭克認為，探尋生命意義之解答為人性源初之指向，茫然於生命意義之存在將因「存在空虛」而墮入絕望泥沼，反之，生命意義得以確立之存在將稟其堅決信念橫度一切苦難，由是，主體跨越生命頓挫與精神危機之道以弗蘭克立場觀之即為藉由自由、抉擇能力與責任之覺察以獲致此生之價值與意義，然而弗蘭克作為一名心理治療之開業醫師，也為獲致人生意義之途徑建構其方向性之建議。意義治療理論指出，存在當能於創造性活動、真愛感受與轉化態度中實踐存在價值之唯一性與獨特性，要之，透過內在自由之指向與個人使命之肩負，存在應能於人性本有之創造性、感受性與轉化性精神活動中獲致生命之目標與意義。綜上所述，精神上之自由與抉擇能力為存在自我意識、尊嚴與良知之基礎，更為生命實存之核心，如何珍視並勇於開展其間所內蘊之意涵即為意義治療理論為生命教育所昭式之蘊義。 由弗蘭克思想出發，研究者認為生命教育能藉由意義治療理論而觀照之啟示應為： 1.生命教育應鼓勵學習者正視生命歷程中之無可預期性，接受生命有其無可規劃、無可控制之不確定因素。遭逢命運頓挫之存在應敢於面對無可改變之事實並以泰然之心境思考其間所內蘊之轉機。 2.生命教育應為一種喚醒存在自由意志之教育，鼓勵學習者於與外在世界之邂逅中展現其能動性、主動性，願以後設立場反思、批判自身所質疑之價值，且能於拒絕仰賴、依附外在判準之情境中敢於邁向自我抉擇的道路。 3.學習者於生命教育歷程中，應學習肩負責任之重要性，理解自由與責任間之辯證相關。鼓勵學習者願為自由意志展揚下所定位之抉擇負起全然之責任，並視實踐此一抉擇為此生無可旁貸之使命。 4.生命教育應為一種鼓勵學習者關懷外在世界之教育，學習者於生命教育歷程中應能理解自我完成之基礎係奠基於他者之整全，以真誠之心為他者無求回報之奉獻方為獲致終極價值之唯一途徑，以往過於強調零和競爭之教育模式易使生命內蘊之群性側傾並瓦解存在關懷生命、同理他者之天賦能力，由是，呈顯關懷、真愛、奉獻、犧牲等他者倫理之教育信念即為還原於過度競爭教育氛圍中扭曲人性之根本動力。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工作在現代社會中為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此，參與勞動市場是大多數人所共有的經驗，但勞動參與的行為在今日卻顯得益加複雜。一方面，各種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人們的勞動參與行為，一個人可能經歷多次的「進入」與「退出」勞動市場，在「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轉移；另一方面，臺灣在歷經數十年來快速且劇烈的社會變遷後，不同出生世代的人們，也都各自擁有相異的勞動參與經驗，而終其一生投入勞動市場的歲月，可能也會呈現相當不同的樣貌。其中，勞動者的勞動參與歷程，深受教育制度與退休制度之影響，因此當我們在檢視臺灣歷年來勞動者的勞動參與歷程變遷時，也必須了解教育制度與退休制度是如何影響其中的改變。 本研究企圖以鉅視模擬（macrosimulation）之途徑，在生命表方法的基礎上建立「工作生命表」（working life table），並以此探究臺灣歷年來工作餘命的變遷。工作生命表在方法論上係屬「多重遞增遞減生命表」（multiple increment-decrement life table），除了死亡的情形，所有成員皆可以在不同狀態間自由進出而改變其身份。在多重遞增遞減生命表中，由於事件轉移率的數據獲得不易，因此以古典之Sullivan盛行率法最廣泛被使用；但由於盛行率法所建構之生命表，可能不足以呈現現實中複雜且變化劇烈的勞動參與歷程實際樣貌，故本研究將使用1979年到2009年之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嘗試以間接估計事件轉移率之方法，以瞭解三十年間臺灣在勞動參與歷程的動態變遷過程，期望能找出在既有資料的限制之下，最能夠確實反應勞動者實際勞動參與歷程之變化情形的一套方式。最終，透過工作生命表的建立，並加入教育擴張與退休制度的效應分析，期能對歷年臺灣勞動者工作餘命的變遷，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代排灣族的藝術作品、文學作品都十分豐富多彩，尤其藝術作品更是異 常繁盛、絢爛，在十六族中顯得十分獨特。滋養了如此燦爛文化的排灣族擁有 怎樣的底層文化，族群的精神世界是由怎樣的宇宙觀、生命觀構成的？而傳統 宇宙觀、生命觀在當今時代又被賦予了怎樣新的意義？ 本文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回到排灣族傳統的口傳敘事中尋找答案，通過 文本分析釐清了族群傳統文化中對宇宙結構、人類生命起源、生命形式如何在 宇宙中轉化的看法。繼而，文章整理了四百年來排灣族文化中的神聖世界崩壞 的過程，並通過文學藝術作品整理了族人面臨此危機時的焦慮與憂心。最後， 討論了作家與藝術家是如何通過與神聖傳統對話而創作出優秀作品的，他們在 創作的同時也在重塑族群的神聖世界，傳統宇宙觀與生命觀在與當代社會結合 時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本研究旨在探討明興里參與志願服務的這群退休者是在怎樣的巧合下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以及投入志工生活後的退休調適生活為何？並將透過生命史的記錄方式學習這群樂天志工們的經驗，並透過這些志工的生命經驗提供新領悟。 文山區明興里自民國89年以來成立守望相助隊、生態防災志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環境保護志工等五大志願服務組織，而這些組織及社區鄰里內大大小小的活動，幾乎都是中高齡退休志工所辛勤付出才逐漸發揚光大。 明興里的一切均來自於前里長的創建與現任里長的發揚光大，而這群退休志工也正是明興里的核心，每位志工們於停止正職工作或是從家庭主要照顧者退居第二線後，均曾領過退休金甚或是老年給付等一筆基金，作為老年生活的薪酬，同時利用退休後的空閒時間從事自己喜歡的兼職工作或志願服務工作，藉以活絡社區感情也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最佳的調適，提高自己的退休生活滿意度，開創出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退休生活。同時透過和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發揮所長協助政府提供社會福利藉以發揮加乘效果，描繪出社區與志工間的悲歡喜樂故事及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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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接觸《女聲》網站，研究者得知兩位女性站長獨立經營網站五年多，從中理解站長強調各種女性的發聲權，並以書寫日常生活事件作為論述基調，以及鼓勵女性網友發言，引發研究者對兩位站長本身產生濃厚興趣，欲探討兩位女性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過程、參與女性運動的經歷，及其與網路科技的密切關係。 本論文採用生命故事研究取徑，透過接觸網站與親身訪談，理解兩位女性站長的生命內涵與故事。本研究發現兩位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與其個人婦運經驗，呈現彼此辯證的情形，具體顯現經驗與覺醒，或說實踐與意識，兩兩交互影響，以循環或螺旋方式持續進展，非線性走向，不斷歷經微妙或戲劇性轉折；此外，兩位站長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則呈現親近與親密的樣貌。換言之，兩位女性的個別經驗與感受，實則展現性別、科技與運動主體性交織的生命故事。

台灣在經濟起飛的六○、七○年代靠著傳統產業賺進大量的外匯，也奠定了如今繁榮的基礎，但曾幾何時，以往帶領台灣走向繁榮進步的企業卻變成了人們口中夕陽末路的「傳統產業」，當然，現今我們口中所謂的傳統產業，不是從開始就如此傳統的，任何新的產品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科技的進步、組織的老化、客戶的轉型等變化，從剛開始成立的新興產業，逐漸成長、成熟，慢慢變成現今的傳統產業，然而傳統產業並不一定代表獲利能力低落或是前途黯淡，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曾說：「台灣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公司」。傳統產業透過以往經驗、知識和資源的累積，透過轉型或新經營範圍、新產品的開發等方式，也可以找到新的起點，甚至是開創新的高峰。 本研究以中國砂輪為例，希望透過一個成功轉型的個案，去了解一個處於傳統產業的廠商，在進入新的經營範圍或開發新產品時，是如何因應不同產品生命週期，去改變其組織結構以配合其營運的需要。透過這個研究，希望能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提供有心進入新市場的台灣傳統產業，在如何配合產品生命週期進行組織調整的議題上做為參考的依據。

在過去社會中，女性的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就是步入婚姻之中，而照顧家庭、養兒育女就是女性最大的責任，但在社會的變遷之下，許多傳統價值規範亦不同於以往，家庭模式與婚姻型態開始有了改變。身處不同時代的台灣地區女性所經歷的生命歷程必定會有所差異，而身處同一時代中的台灣地區女性，其生命歷程也將產生異質性。 本研究藉由女性婚姻經驗實證資料做為基礎，模擬出台灣地區祖母、母親以及女兒三代女性的婚姻史。分析結果發現，隨著時代的推移，從祖母的世代到母親的世代，再到女兒的世代，台灣地區女性的初婚年齡延後許多，女性結婚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雖然女性步入中年後初婚的可能性提高，但整體看來初婚可能性仍然偏低。而女性的離婚可能性則大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女性離婚後再婚的可能性卻是先下降然後再次上升，處於中年階段之女性離婚的可能性雖然較高，但其離婚後經歷再婚的可能性卻是下降的。這些結果顯示出從祖母到母親再到女兒的世代，台灣地區的婚姻關係意涵漸漸產生了改變，婚姻中的家庭意義與陪伴意義的比重開始出現拉扯。 透過此次的研究，發現到女性的婚姻生命歷程變遷是循序漸進的，我們深入了解了祖母、母親與女兒這三個緊密結合卻又截然不同的世代，在進行生命與生活經驗的傳承中，漸漸產生的婚姻經驗與生命歷程的差異。

一套能使企業成長與股東期望之間達到最適當均衡的股利政策對企業內、外部而言均是攸關且重要的資訊。決策者必須全面考量企業特性、經營環境之變化及股東的期盼，以規劃其股利政策；所以了解企業所處之成長階段及經營環境，對制定適當且均衡的股利政策是相當重要的。 本研究以民國七十九年至民國八十八年間，我國化工業、紡織業及電子業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首先劃分企業生命週期，並將股利政策定義為股利發放水準、股利發放形式及股利發放水準平穩程度等三個構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了解企業在各個生命週期階段所顯現的不同特性對股利政策的可能影響，再針對我國企業的股利發放實務作一了解，以分析其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股利發放水準方面，除了化工業之外，紡織業與電子業上市公司考量所處之生命週期階段，進而規劃適當股利政策的情形並不普遍。就股利發放形式而言，由實證結果可知，無論身處成長期或成熟期，化工業、紡織業以及電子業上市公司均偏好發放股票股利。至於股利發放水準平穩程度，紡織業以及電子業上市公司於成熟期時，總股利發放水準較處於成長期時穩定。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隱喻企業管理當局可能並不瞭解其本身所處生命週期階段及相關經營背景；也可能是因為管理當局尚未能理解企業生命週期與股利政策間之關聯性及重要性，或者可能是管理當局必須遷就投資人之所好。由研究結果亦可得知，股利政策似與產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及營運架構有所關聯，企業之股利政策會因產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 A dividend policy that balanced the needs for firm growth and stockholders convey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both managements and inves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an organiz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its shareholders are critical determinants for developing such dividend policie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life-cycle stage a firm is currently at and its dividend policy planned accordingly is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future growth of a firm. Focused on companies listed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in chemical, text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of 1990 to 1999, this thesis empirically tes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s of the sample firms and their dividend policie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vidend policy in terms of level, form and stability of dividend payout levels. With respect to the level of dividend payou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ife-cycle stage and dividend policy is evid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As to the form of dividend payou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cross all stages of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all three industries, firms are found to have a preference for distributing stock dividends rather than cash dividends. Moreove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as compared to mature stages, firms in text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a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variance in total level of dividend payout at their growth stage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ross-stage difference in variance of dividend payout level found for firms in chemical industry. The overall empirical evidence implies that firms studied in this thesis may concern a stable dividend payout poli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an on-going operation. Exertion in making clear distinction about their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s is less essential. It is possible that management doesn’t realize a necessary linkage between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 and dividend policy. It is also likely that firms are simply satisfying the shareholders’preference for stock dividends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the cross-industry differences in dividend policy practices found may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confronted by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