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姆雖然沒有提出系統的教育理論，但其理論以人的全面發展、充分誕生為目標，以建立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理想，冀望人人覺悟異化的實相，努力克服非理性的熱情與性格，發展生產性格，以解決生存的矛盾，而能夠健全的生活，實具有教育理論的內涵。本文所嘗試為其建立的教育理論，奠基於其人性論、異化論與歷史唯物論，既重視人本身人性力量的發揮，也重視社會整體結構對人發展的影響，有別於先前對其教育理論探討者之忽視社會結構的分析。 其人性論承繼馬克思的人性論，以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的社會存有為人的本質，同時又根據其心理分析實踐的反思，以內在於人生存處境的矛盾為人的本質。人要獲得自由，必須擴大對自己無意識的覺察，從無意識的壓抑中解放出來。在最深的無意識中，人可以覺察到普遍的人性，而體驗到與所有人類為一體。一般人無法意識到如此深的無意識，但如能意識到其性格結構、社會性格、社會無意識、社會的意識形態等，則能覺察到諸種壓抑其自由發展的內、外在障礙。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促使人發展非生產性的市場性格、接受性格等異化的性格，又發展出產業與人工頭腦時代的宗教，來強化這些性格。人由這些非生產性格發展出貪婪、自戀、亂倫固著、威權性格、破壞性等非理性熱情，又屈從於匿名權威，成為自動機器人，遂不得自由發展。人由生產性的工作、工作社群、產業民主、健全消費、全民參與式民主、集體藝術、人本主義的宗教與教育，可以發展生產性格結構，發展生產性的愛與理性的力量，以克服與自我、他人、自然異化的生存矛盾，而達到與世界合一的真我，真正得到自由的發展。生產性格者能夠帶動產生更多的生產性格者，一個社會若有許多生產性格者，就能逐漸轉變社會盛行的價值與觀念，進而逐漸轉變社會性格與社會的生產方式。 佛洛姆以生產性的愛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格物致知的修養功夫相似，必須格除私欲，克服自戀等非理性熱情，以無我的愛與世界關聯，心清淨無染，才能看清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展愛與理性的能力，及其他的人性潛能。故學為聖人，放下自我，從自我的牢籠中脫離出來，乃人得以自由發展的重要關鍵。以「存有」情態學習人類導師與人本宗教的教誨，知行合一的實踐博愛，能夠克服自戀，發展生產性格。能相當程度的發展生產性格，解決生存矛盾之後，才能健全的生活，發展各種人性潛能。生產性格的教育者與領導人「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將家庭、學校、公司等小團體，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學習社會，可以促進所有成員生產性格的發展。這種學習社會可以漸次擴大，而將整個社會、國家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團體。經由教育者的愛與人格典範、童蒙養正、教勞結合、內在自我實現動機的啟發、落實所教內容、對受教者的信心，可以幫助人發展生產性格，克服異化。教育學的理論與實踐，應更重視整體社會結構與歷史對人的影響，應更重視德育對人整體發展的影響，避免將自私、異化的人視為常態，而應以幫助人發展成生產性格者為目標去進行研究與實踐。 / Although Erich Fromm didn’t develop a systematic theory of education, his theorie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educat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I aim to construct a theory of education by exploiting Fromm’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emphasizes the power of human n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which have so far been neglected in existing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Fromm, a man’s full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he has a productive character. The cultivation of a productive character is therefore an essential issue for education theory. Capitalistic mode of production tends to induce in man unproductive marketing, receptive, and other alienated characters, which are further enforced by the ensuing industrial and cybernetic religions. By means of work community, sane consumption, participant democracy, collective art, humanistic religion and education, Fromm wished to build a socialist society which can help its people develop a productive character: For instance, an educator or leader can establish a learning community orientated toward biophilia in his family, school, or company, and help its members develop productive character through his love for them. If such community could pervade the entire society, the growth in people with productive character would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overwhelming social values and ideas, and make impacts to the social character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Fromm’s theory of knowledge based on productive love is akin to Wang young-ming’s philosophy of gewuzhizhi. It is only when man could get rid of irrational passions and associate with the world with selfless love, while possessing a pure, uninfected mind, that he could see the world clearly. He is then able to develop productive love and reason, and other human potentialities. Therefore, learning to become a saint, transcending the delusive reality of the solitary self, are keys to man’s free development. Learning the teachings of great teachers of humankind and humanistic religion with “being orientation”, practicing love without distinction, will help man do away with narcissism and cultivate a productive character.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y upon man,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effect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education should never take selfish and/or alienated individuals as usual, but should rather aim to cultivate in them a productive character.

綜觀過去國際租稅競爭的文獻，發現自Goodspeed（2002）之後國際租稅競爭的文獻皆是探討OECD的國家間租稅競爭，直到Minz and Weichenrieder（2010）、陳香梅與翁逸珊（2013）開始針對全球70個國家探討租稅競爭，但是該兩篇文獻皆針對企業法定稅率進行分析。且過去國際租稅競爭文獻的研究方法多使用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或是一般化動差法（GMM）進行估計，可能會忽略區域中的國家間其被解釋變數及解釋變數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認為企業法定稅率並無法真實反映企業的租稅負擔，故本研究利用企業有效稅率分析國際租稅競爭，然而世界各國企業有效稅率無法用一致的標準判定，最後採用世界銀行統計的企業租稅負擔率替代企業有效稅率進行分析。且為了避免忽略區域中的國家間其被解釋變數及解釋變數的互動關係，此互動現象稱為「空間自我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透過本研究將「空間自我相關」納入國際租稅競爭對企業租稅負擔率影響的實證模型加以分析，並且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租稅負擔率。將使用2006至2012年全球141個國家建構追蹤資料（panel data），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本國因政府預算的僵化以及為減輕貧富不均的現象，造成政府對外國租稅政策變化延遲反應，導致世界各國租稅策略以「乘坐蹺蹺板（riding on a seesaw）」的方式形成租稅差異化。

臺灣金融業在財富管理市場的規模從2008年NT$420億，在2014年達到NT$840億，這六年來財富管理資產規模幾乎成長一倍，相對於2008年對營業收入貢獻僅4%，在2014年對營業收入貢獻則達到10%，成為金融業重要的獲利來源。臺灣金融業從1899年第1家銀行開業來，已超115年，始終面臨到規模太小、獲利水準低於國際、創新能力不足與欠缺國際化4大瓶頸，臺灣銀行業的ROE(Return On Equity,股東權益報酬率)10%、在PBR(Price-Book Ratio,股價淨值比)約為1.2倍下僅與新加坡和泰國相近，與中國銀行業ROE約18%相比下，台灣金融業顯得特別昂貴。 依據Macquarie研究推估2018年其財富管理業務收入將對營業收入貢獻達到16%，因此推動財富管理業務的持續地成長，將是銀行業爭取持續獲利的重要來源。由於財富來源、人口統計結構、富裕人士組成特性及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等因素都深切影響他們對財富管理市場的期望與需求，財富管理業者該如何掌握富裕人士的客群特性，滿足其複雜且多樣化的需求，持續創新商品及服務並傳遞企業價值主張，成為銀行因應激烈競爭下確保穩步發展的關鍵所在。透過整理國內財富管理的發展歷程與經營現況、擷取國內外銀行的創新服務模式及客戶需求變化趨勢分析，深入探討零售銀行產品服務創新的關鍵機會，提出財富管理未來創新商業模式的大膽設想。 本文的研究想要透過釐清目標客群(target audience, TA)的輪廓、站在顧客的立場思考，找出每項關鍵產品與服務的靈魂核心，以「滿足客戶需求和解決客戶痛點」的宗旨開展產品服務創新的思維，從差異化的經營模式來扭轉同質性競爭的劣勢，建構起創新思維的財富管理嶄新服務模式。

僱傭勞動(Wage Labour)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在不同層面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本文首先以馬克思對僱傭勞動的理解為出發點，研究僱傭勞動的形成條件和性質；以及僱傭勞動的運作如何使勞動者落到商品的地位，形塑社會中的種種差異和階級對立。接著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筆者將介紹馬克思批判僱傭勞動的幾種變形。馬克思運用異化、剝削、拜物教等概念，從不同角度批判僱傭勞動：僱傭勞動使勞動者的勞動活動受到損害、使勞動者生產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以及其他對勞動者不利的情況。而在本文第三部分，筆者舉出當代思想家論述僱傭勞動與馬克思批判僱傭勞動的不同處，當代思想家以個人為出發點去理解僱傭勞動帶來的問題，忽視僱傭勞動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特性，和馬克思論述的出發點不同。最後，筆者將描述馬克思思想中的共產社會下的勞動，與僱傭勞動做一比較。共產社會下的勞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由社會共有，與僱傭勞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不同；且處在共產社會的勞動者不需將自己變成商品，消除在僱傭勞動中自我分裂和對立的情況。馬克思並設想當共產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社會將會依照各個人的實際需求作分配，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使每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得到充分的發展。

在面對今日多元化之社會, 企業間之競爭愈來愈激烈, 消費者之需求也愈來愈多樣化 , 因此「大量行銷」和「產品差異化行銷」已無法因應銳變迅速之今日, 於是「目標 行銷」成為今日產銷哲學之主幹, 而市場區隔尤為其首要步驟。 有鑑於此, 本研究著重探討市場區隔之理論與實證。在統計方法上, 采用自動互動檢 視法, 其為一逐次搜索之分析工具, 過程中還可用樹形圖來配合說明, 甚為方便; 但 因其未考慮解釋變數間之互相關性, 同時分析結果也未作統計顯著性檢定, 遂佐以復 分類分析法。其本質上為一虛擬變數回歸模式, 屬於一般線性模型之一種, 假設解釋 變數間存在有加法性。綜合上述兩種統計方法, 解釋變數與反應變數各為名目與區間 尺度所衡量之資料。 實證上, 就罐裝咖啡每個月之飲用量( 以罐為單位 )當作反應變數, 以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職業、所得、婚姻狀況等為解釋變數, 采用SAS/IML 與MACRO 為本研究主 要之程式語言, 進行市場區隔, 俾使企業界發掘和比較行銷機會, 據此作有效之產品 與行銷組合。

由於金融業競爭激烈，使人壽保險業在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越趨重要，為對該產業的前景有更清楚的了解，本研究以人壽保險業的策略轉型與未來發展為題，對其作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先分析整個大環境為人壽保險產業所帶來的機會與威脅，發現近來全球景氣低迷，使金融業的業績深受影響。所幸大陸市場逐漸開放，內需市場逐漸浮現，使整個金融業的未來綻露曙光。再從內在分析來看，由於人壽保險產業競爭者眾，使金融集團的建構成為提升競爭力的不二途徑；此外，為求與同業形成差異化，擁有專精的產品研發能力與全面性的服務已不可或缺。 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壽險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為: 完善的金融產業整合策略、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優良的服務品質、培養具專業素養的人員、專業行銷能力、投資研發產品與結合資訊科技等。 本研究從公司使命與目標著手，設定公司未來發展方向，並訂定根本策略、競爭策略和營運策略： 1. 個案公司根本策略最適合採取成長策略，才能發揮個案公司的核心能力，尤其是應該在短期對國內市場採行產品擴張策略，在中長期對國外市場採取地理擴張策略。 2. 個案公司的競爭策略為差異化集中，運用良好的行銷服務體系、高階專業經理人的經營管理能力、創新能力等競爭優勢，透過這些優勢，可以建立產品差異化。 3. 對個案公司內外在分析、擬定根本策略及競爭策略之後，進而對個案公司擬定相關的營運策略包括行銷策略、財務策略、人力資源策略、組織策略以及控制策略等。

由於部分消費者的過度融資消費以及銀行業者之間的惡性競爭所引起的國內金融雙卡危機，造成以經營消金業務為重心的銀行受到嚴重的衝擊。如何藉由此次危機的外在環境變化與銀行內部經營的優勢與劣勢，迅速調整銀行經營策略，重新建立品牌形象來區隔與競爭對手的不同，才能在瞬息萬變的金融環境中繼續發展永續經營，是現階段消金銀行所必須優先因應處理。 本研究以個案銀行為探討對象，希望藉由SWOT分析及其規劃經營策略模式，找出消費者貸款相關的授信風險管理機制，發展出差異化經營方式，進而提升未來競爭優勢以建立新的經營獲利模式。 本研究彙整顯示個案銀行目前採用以下幾點經營策略: 1.強化風險管控機制，特別是客戶的財力與支付能力 2.加強產品創新能力以及行銷企劃 3.透過顧客關係管理資訊，加強並深耕優質客戶往來。 4.加強分行往來優質客群交叉銷售相關消金商品 5.落實組織改造精神，提昇經營綜效 關鍵詞: 雙卡危機、經營策略模式、風險管理機制、差異化經營。

本論文以「課綱微調」與「教師中介」的角色，帶出學校教育裡頭「升學主義」下的「異化」現象，並以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為指引，整理並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如何滲透到教育系統之中，而形成學校教育裡頭的「分數拜物教」。對「分數拜物教」的掌握是理解學校教育現況的鑰匙，並重新構造學校教育中的「異化學習」。本文認為「金錢拜物教」與「分數拜物教」之間的符應關係並非偶然，資本對於共同勞動能力的需求，國家對於「資本積累」和「社會整合」之間矛盾的調和，以及教育階層平均化與階層化之間的辯證張力，形成學校教育的底層結構，而規定教師、學生以及行政人員的意識與行動，產生種種異化現象。因此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不能只是課綱的改革，因為課綱的有效性來自於資本主義結構的支撐；任何的教育改革也不能只是寄望於教師個人的理想與熱情，因為對於現實的缺乏認識，將會導致種種非預期的結果，甚至與原有的理想背道而馳，只有正確的認識才是改造的真正前提。

本文的寫作，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企圖透過黑格爾與青年馬克思兩人對於政治國家、市民社會與私有財產等概念的論述，來描繪現代社會的基本圖像，以及說明現代人生活於其中所可能面臨的困境；其二是希望藉由對於青年馬克思「社會革命」概念的探討，釐清革命作為一種政治行動，是否有可能克服異化勞動的困境，而重構符合人類本質的社會生活。 無論是黑格爾或是青年馬克思，皆認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並且不約而同地以市民社會做為論述的重心，另外，私有財產在市民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倍受兩人關注的焦點。市民社會不完美且終將趨於崩解，同為兩人所詬病，但是青年馬克思顯然無法認同黑格爾關於倫理國家整合市民社會的理論，進而提出了無產階紡社會革命的主張。 青年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才是問題之所在，而黑格爾的主張，仍侷限於政治革命的範疇，根本無法撼搖異化勞動所形成的異化社會，而注定落得失敗的結局，因而要求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用最基進的政治行動來突破異化勞動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宰制，以建構真正自由的社會生活。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對於青年馬克思的主張進行反省。社會革命的概念，馬克思未能進一步將其落實到法律制度的層面，殊為可惜。黑格爾肯定市民社會是主觀性自由的開展，馬克思企圖打破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約二元對立，卻難以兼顧主觀性自由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可謂遺憾。

本研究以探討高雄都會區產業型態與其空間分佈為目的，首先界定研究地理範圍與產業範圍，且對產業型態與空間分佈的分析方法及其相關研究作一番介紹，並以此對高雄都會區的產業型態、產業結構及空間分佈情形作一通盤性探討。 　　本研究內容係以區位商數分析高雄都會區基礎性產業；以CES生產函數探討高雄都會區產業型態；以產業百分比、地方化係數、產業雜異化指標來探討高雄都會區產業結構及其空間分佈；以因子分析法來探討高雄都會區產業活動影響因素；最後以群落分析來劃分高雄都會區產業整體活動、工業活動、服務業活動等中心階層。 　　本研究結果為高雄都會區基礎性產業計有木竹製品業等廿七類，而該等產業經濟型態主要為地方化經濟型態；高雄都會區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但服務業活動已佔了相當大比重；高雄都會區產業活動主要集中於高雄市區，高雄都會區產業發展極不均衡；高雄都會區整體產業活動中心階層以楠梓區、三民區、前鎮區為主要活動中心，高雄都會區工業活動主要分佈在高雄市外緣區域如楠梓區、前鎮區、小港區，而服務業活動主要分佈於高雄市中心區域如三民區、新興區、前金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