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商社在受到國家經貿政策的保護及企業銀行財源的資助下，促使商社組織發展朝向大型化、資本化及多角化，進而形成綜合商社業態。雖經歷70年代的能源危機及80年代商社無用論的衝擊下，由於綜合商社充分發揮出商社機能的綜效，不斷隨著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創造出傲人的成績，在日本每年貿易金額中佔有極大的比重。然而自泡沫經濟崩壞的衝擊導致國內景氣不振，企業倒閉案件不斷導致金融壞帳激增，加上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使得商社經營環境增添不確定因素及造成海外投資效益不彰，各綜合商社無不面臨赤字經營的窘境。尤其9大綜合商社之一的兼松宣示轉型為專門商社及舊財閥大倉商事倒閉，對綜合商社業界經營造成極大的震撼，迫使其餘8家綜合商社無不積極在1998年到2002年間採取中期經營計劃進行跨世紀企業轉型。 本研究問題針對90年代大型綜合商社所進行的跨世紀轉型內容為何？並進一步了解日本集團經營型態？對於我國企業集團經營啟示為何？本研究採取探索性研究，研究主體以日本綜合商社為主，研究對象為90年代9家綜合商社代表企業中的5家-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及丸紅。 本研究結論發現綜合商社轉型執行重點如下，首先進行策略轉型由非關連多角化策略移轉為本業深耕多角化策略，進行事業領域的重定義及經營資源的集中。其次，設立風險控管單位，實施集團一元化風險管理，並致力於改善財務體質。增進經營體制決策速度，引進執行董事制縮減董事會人數，建置策略規劃與事業執行的分離機制。導入社內分社制組織營造高度分權組織構造，增進商社組織的應變彈性。重新評估企業總部幕僚機能，實施分社化措施，將總本部角色定位在策略性總本社。激勵商社員工自我變革，積極引進成果主義，培養多元化人材，因應未來商社經營環境需求。補強綜合商社傳統貿易機能，擴大IT設施投資，參與產業電子交易市集平台建置，結合金融與物流機能，培育商社新仲介機能。訂定事業撤退規則，適時調配事業資源配置組合，提高集團連結經營效率及企業價值。 對我國企業集團經營之啟示，就策略面而言，在面臨過度競爭的情況，企業策略應轉換為相關多角化發展，除規避經營風險外，同時達到集團內部資源有效集中，擴大企業集團的利潤來源；另從組織面來看，塑造出高度分權組織結構，以增進企業組織的應變能力，快速回應市塲的需求；就人力資源角度，配合組織結構的改革，意涵主要是期望將僵硬的組織文化及員工從業心態上有所改進，並配合組織結構的改革，進一步建構出知識型企業的基石；為顧及企業經營的周延性更導入外部董事，刺激內部董事進而達到企業良性經營的目的。 / ABSTRACT Being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s policy and bank capital,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were reformed. Although passed through the impact of the 70’s energy crisis and 80’s trading company unnecessary theory,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educed the trading synergy and occupy the great weight on the amount of visible balance under the following with Japanese economic high growth. But after the impact of bubble economy and the continuance of depression, corporate bankruptcy happened , and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ake the environment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ppend more uncertainty and oversea investment efficiency be . Especially, Kanematsu announce shifting to Special trading company and Okura bankruptcy, it made the great shaking for the management of trading company industry, and constrain others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to take an aggressive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ction between 1998 and 2002. The research questions had focus on What is the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nd what is those methods of group management？what is good for corporate management？The research took an exploratory study, and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five of nin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Mitsubishi、Mitsui、Sumitomo、Itochu and Marubeni。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found out the executive points as follow. At first thei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shifted from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o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s well as going on the redefinition of business scope and the collection of corporate resources; secondly, they set up the risk management unit, and took over the group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constitution. For the reason of adding up the decision speed of management, they imply the Operating Officer and decrease the amount of chief board, and setup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trategic execution. Speeding up the fible of organization, they implement company organization to build up high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 Evaluating the function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 staff, refocus the rule of headquarter into isolating unit. To encourage self-transformation of staffs, aggress imply the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by-results, educate, in order to met the environment demands of the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Enhance traditional trading function, extend the investment at IT, involve the setup of industrial , binding with the financial and logistic function, nourish the new functions of general trading company. Make up the corporate evacuation rules and arrange corporate resources fitness, in order to boost group concatenat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corporate value. As for the revel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nglomerate, by the view of corporate, when biding the statement of over-competition, it need to convert corporate strategy to the field of the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purpose is not just for evading the management risk, but also have the purpose of the focus of intern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extending of profit of conglomerate; By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 molding the architecture of decentralization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sense of occasion of conglomerate and rapidly response the demand of market；by the view of human resource, combined with the r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t can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staff’s mindset, with the fitness of organization change, and aggressively build up the cornerstone of KM enterprise; for the distributive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nduct the outside director, catalyzing inside director in order to attach the purpose of right loop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本論文從對虛擬社群的探問開始，目的是暸解P2P社群的運作方式與其使用者的下載行為，同時也嘗試找尋P2P社群凝聚的要素。這之中包括幾個重要環節須去處理，首先P2P軟體本身的特性以及在這個特性之下P2P社群扮演何種角色，再者下載的資訊如何在P2P社群中流通，除了留意資訊流入的方式外，也可以觀察P2P社群之間亦或整體的P2P場域有什麼樣的規則與默契，最後P2P的使用者如何取得資訊，以及使用者取捨資訊之間、追求下載速度上有何種考量？簡言之，拆解P2P社群運作方式涉及到軟體、社群與使用者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涵蓋巨視面的社群結構及微視面的使用者兩者交錯的影響，因而在進行研究之時，選擇Bourdieu的場域理論來研擬整體的架構。使用「場域」的概念，主要是避免侷限於個別的論壇做為觀察對象，而無法顯現整體P2P社群社運作的缺憾。基於分享概念的P2P軟體，匯聚所有人的資訊與頻寬，才造就如此龐大的影響力，此外，下載「資訊」的流動特徵是一個重要面向，與藉此特性而產生的結構，難以透過對單一的論壇觀察掌握清楚，透過Bourdieu的場域理論將能適切提供分析上的輔助。 P2P軟體發展至今，歷經許多阻礙與轉變，其中最大的挑戰莫過於盜版傳輸的爭議，當然它帶來影響與問題總是相應而生的，因此探討P2P軟體若沒將著作權納入考量，我們難以找出P2P軟體未來發展的可能，並且很可能忽視現有體制的力量，造成推測的結果總是與實際有出入，這部份也是先前研究中不加思索的，除了軟體定位之外，另一個研究的焦點則放在P2P場域的運作邏輯上，它涵括論壇與使用者之間彼此的交互作用。在研究成果的呈現上，第二章將主要處理P2P軟體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發現要跨越著作權的界限，自由軟體提供另一種思考的途徑，它不必然與侵權扯上關係，亦不必屈從著作權的規則，而能保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自由軟體替P2P軟體開啟一扇大門，使P2P軟體取得為技術而技術的正當性，在確立P2P軟體的位置之後，依循軟體發展而來的關係將能更加穩固，包括使用其軟體的用戶，能夠維持長期的使用習慣，有機會培養出較具規模的討論社群，並且其中的使用者與論壇部份也成為第三章中所關切的問題，因而，第三章將接續第二章的問題，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詮釋他們使用軟體時的總總策略，在其策略的選擇與行使當中，便隱約地顯露身處其中的規範。第四章則是總結前兩章節的分析，我們將看到下載行為的背後，事實上，充滿許多複雜的行為動機，並且在追逐下載資訊的同時，使用者將明顯遵循既定的程序來取得檔案，使用的共識與規則，不言而喻地浮現出來。

近年來，我國政府面對財政赤字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幾種策略。第一，開源、節流。在開源方面，希望藉由減稅來增加租稅收入、強調使用者付費與公營事業民營化。在節流方面，則包括精簡政府組織、推行節約預算、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等等。這項策略希望藉由增加收入以及減少支出的方式來達到財政平衡。第二，理性的預算制度。包括推行歲出額度制、落實零基預算、推動中程預算制度、量入為出原則的運用、建立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積極推動企業化預算制度等等。這項策略希望以經濟理性的想法來調整與修正預算制度，希望達到資源效率配置的目標。第三，限制公債的舉借與上限。相關的規定包括對公債發行的用途做限制、對未償還公債的總量做限制、對年度公債發行數量做限制以及對於債務的管理。這項策略希望以圍堵的方式來約束財政赤字的成長。雖然政府以這些策略來因應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但政府的財政赤字仍然無法有效的掌握，且不斷的擴張。 本文的貢獻之一，在於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典範並不適合用來分析我國目前的財政赤字問題。而財政社會學的研究典範，因其能夠考量社會結構變遷對於國家財政赤字的影響，因此對於民主化下之後工業社會的台灣現況而言，將較適合用來分析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只著重在歲出與歲入對於財政赤字的影響，以歲出與歲入的差距來說明財政赤字的成因，並以開源、節流來因應財政赤字的問題。這種研究典範適合的經濟社會環境乃是一種可以由主政者所掌握控制的社會。 公共選擇理論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則重在法令規章對於歲出與歲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財政赤字的形成。其考量到民主政治的預算決策過程中，財政赤字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研究典範雖然對於民主社會中的財政與預算制度有所探討，知道財政赤字的原因，但卻因為忽略社會結構因素對於法令規章(政府功能)的影響，以至於無法知道何以會如此。 而財政社會學在考量民主化下的後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對於法令規章(政府功能)的影響，進而對於歲出與歲入的影響，最後產生財政赤字的症狀。這樣的研究典範可以知道財政赤字何以會產生，並且較適合用來分析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國家的財政赤字問題。因為，對財政赤字所呈現的收支餘絀而言，其只是眾多法規條文的數字呈現，而眾多法規條文所代表的則是政府功能的發揮，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功能則受到現有社會結構的影響。若想要知道財政赤字背後所潛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則須要先了解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 而由於我國於民國77、78年之後已經逐漸邁入後工業社會，在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上，最重要的乃是，台灣社會日漸增加的由專業菁英(主要是公司經理與政府官僚)所組織與控制。也因此本文的另一個貢獻在於，強調財政資源的競奪乃是在專業階層之間以及專業階層與非專業階層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而有別於以往關於我國財政赤字的文獻中，所強調的生產要素之間或者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對於財政資源的競爭。 最後，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則是基於財政社會學的觀點，建構一個我國財政赤字問題的分析架構，以台灣的實際狀況作探討，並據以提供政策建議。首先，討論經濟基礎的改變所導致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主要敘述的是十項互相關聯的後工業社會趨勢。其次，則說明後工業社會下台灣所存在的經濟利益衝突，乃是公、私部門專業菁英聯合剝削社會大眾的經濟利益衝突，這種結構性腐敗的問題，其實正反映了台灣獨特的歷史遺產、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再來則是，分別就「經濟資源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租稅負擔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政府支出的經濟利益衝突」以及「公司利潤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等四個面向，說明公部門專業菁英如何聯合私部門專業菁英來剝削社會大眾。最後，則說明國家財政赤字背後所顯現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其癥結乃是專業菁英與社會大眾彼此之間「經濟力」的分配不平均所導致。 因此，我國財政赤字的成因，乃是由於我國對於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中，缺乏一套公平的分配私有財產權，與公平的自由競爭的規範制度，使得專業菁英在與社會大眾的經濟利益衝突中，將利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而最終顯現在財政赤字上。

1995年3月，日本卡西歐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搭載彩色液晶螢幕的25萬畫素數位相機－QV10，堪稱現今消費型數位相機的始祖；經過十多年的演變，時至今日，數位相機幾乎已經完全的取代了傳統的軟片相機。 　　經過各家數位相機製造商十多年來的研發與整合，現今市面上不斷的推出一部部功能越來越強大、外型越來越新潮的數位相機，早已與當年功能陽春、外型笨重的QV10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同樣的，在數位相機的銷售通路型態方面，也從十多年前網際網路及大型連鎖通路尚未普及時，幾乎單純完全以傳統照相器材行及傳統沖印店這類的獨立店面為主的銷售通路，演變至今日包含了網路購物、大型連鎖3C通路、量販店、電視購物…等眾多通路瓜分的局面，這些企業的經營模式與競爭環境，也早已不像十多年前那麼單純。 　　本研究是針對現今越來越多採用Bricks-and-Clicks結合實體銷售通路與虛擬網路通路的經營模式來銷售數位相機的企業，將目前同樣採用此經營模式的個案公司藉由加入攝影社群活動，提供消費顧客及潛在顧客一個『不只賣釣竿給客戶，還教他怎麼釣魚，提升他的技術及興趣並刺激他產生更多消費需求』的銷售+社群環境，並提出一個具體的營運計畫，欲藉此創新的經營模式提供給個案公司更具優勢的競爭條件，以面對未來市場上越嚴峻的競爭者威脅。

中國自1978年開始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由原本的企業保險逐步轉換成為如今社會保險的形式。然而，從1970年代末期改革以來，經濟的快速成長引起了矚目，並進行了多種的改革之中，中央將其財政權力下放地方，被認為是貢獻於其驚人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卻造成了地區間的競爭，也使得各個地區間的經濟規模產生了差異。在這人口結構日趨老化的中國，社會保障支出總是其地方財政支出的重要項目，雖是地方財政的負擔，但是否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受了侷限嗎?回顧一般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論文中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規模間的影響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論述，沒有一致的結論；至於中國，也是存在兩極的結論。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了探討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受到各省市地區經濟規模差異的影響效果為何。我們將利用中國的省級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地區經濟規模的差異對於各省市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究竟具有什麼影響因子。在本研究中，將回顧現在文獻中，對於社會保障支出的各種影響變數，以更加完整的架構去搭起計量模型的雛型。此外，本文也將清楚的介紹現行中國的社會保證制度與發展的歷史經過，並點出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最後，本文考量了社會保障支出中的基本養老與基本醫療支出其所受到影響的因素有著些微的不同，故建立了兩種實證模型，來進一步研究不同的支出受到經濟發展規模的影響差異為何。以釐清社會保障支出中各項基金支出受到經濟規模的影響大小，以做為各個政府改革的參考。

第一章為緒論，闡明本論文之研究主題，並說明研究動機、方法、範圍等，同時審視歷年來相關研究資料之探討，並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本文欲釐清的目標與方向。 第二章將整合當代社會背景因素，依據經濟、文化、教育層面的變化所提供予前行代女詩人從事新詩創作的養分與園地。此外，當時詩刊、文藝刊物、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也是造就女性詩人得以崛起詩壇的原因，因為絕大多數的女性詩人都是經由投稿報刊、詩刊或參加詩社、文藝營，然後出版詩集，被選入詩選集或是得獎等方式進入詩壇。而年度詩選、詩選集的推波助瀾亦是許多女詩人得以立足詩壇的原因。另外，詩人的第一本詩集多為自費出版詩集的特殊現象也納入探究。 第三章將論述身為台灣三大詩社──藍星詩社的成立經過與內部糾葛，並歸納出藍星詩社的風格與重要貢獻，再將敻虹與藍星詩社的情緣，透過敻虹的生平創作脈絡進行探索。 第四章探討敻虹五、六十年代的詩藝特色，一般人在論敻虹的情詩時，多侷限在少女情懷，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她的詩作，即可發現敻虹在傳統的婉約之中極力想開展自我的聲音。前期的敻虹深受美學影響，在用字遣詞上，刻意細心雕琢，著重字句的鍛鍊，包括量詞、詩句、意象、佈局等，力求唯美、意象玄奇、色彩繽紛。早期的詩風在意象經營上，頗見匠心，亦結合童年、故鄉經驗，所以「蝶蛹」、「花」、「湖、海」……等都與故鄉脫離不了關係。敻虹的詩首重音韻之美，但是這項美感來自詩句的反覆，所造成自然的音律、節奏之美，只要細心去區分敻虹的詩，即發現敻虹善用反覆的手法，不論是詩句的反覆或段落的反覆，都是她擅長的。而且比例相當高。但是卻能在淺白之中，扣人心弦，這也是她成功的地方。而且長、短句錯落、文白間雜，達到舒緩語氣、表情達意的效果。 第五章探討敻虹七、八十年代的詩藝特色，因為敻虹的詩創作結合生命脈絡：不論內容、形式都深受影響。但是隨著步入婚姻、痛失幼兒、母親，隨著夫婿遷徙，人生觀逐漸改變，也影響她新詩創作的風格，文辭明顯的由濃轉淡，淺白的文辭中，多加禪意、況味，也多一份人間的情味。隨著生命歷程的變化，詩風以婉約見長的敻虹，於七、八十年代起，除了對母親的懷憶外，也寫了不少歌詠故鄉──台東的詩篇，如〈台東大橋〉、〈又歌東部〉……等，隱含著她對台東的眷愛，也形成氣勢壯闊的詩篇。 第六章希望依據本文的論述，能將敻虹一生努力的詩創作，依時代氛圍及其詩風的轉變，詩作的藝術性、對詩壇的影響性做一全面性的觀照。並期望能為敻虹的詩藝在台灣詩壇上尋找出她的歷史地位。亦期盼能拋磚引玉，以引起其他有志台灣詩壇現狀的研究者一起加入探索台灣女詩人的行列。

知識工作團隊簡單的說就是由知識工作者所組成的工作團隊。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新月異，有越來越多具有共同工作目標的知識工作者組成知識工作團隊並嘗試透過虛擬社群溝通及執行任務。當這些知識工作者不以面對面的方式接觸，而是透過虛擬社群彼此相遇和互動時，在虛擬社群中所發生的活動如何影響知識工作團隊的特徵就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這些知識工作團隊的特徵則被解釋為是一些足以影響團隊運作成效的變數。 　本研究以開放原始碼軟體發展社群「傲爾網」作為探討上述關係的研究個案，在研究中則發現一種新型態的「邦聯式虛擬社群」。這種以分散式虛擬社群架構所建置社群，不同於傳統集中式的虛擬社群架構，它無所謂集中管理的機構，而是由一群群獨立運作，並且分散在不同場域的知識工作團隊基於共同的利益而彼此結合。 　研究結果顯示，邦聯式虛擬社群的經營者必須(1)提供強有力的跨場域溝通能力、(2)以面對面集會輔助成員的互動以及(3)透過契約規範團隊的產出，才能有效經營此類社群。另外社群訴求的主題也是此類社群是否可以成長茁壯的關鍵。 Anonymous, “Massive shortages of knowledge workers are predicted through 2000,” Managing Office Technology, Vol. 41, Iss. 9, Sep 1996, p. 35. Applegate, L. M., McFarlan, F. W., and McKenney, J. L., Corporate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Text and Cases 5th Edition, 1999, pp. 173-178. Armstrong, A. and Hegal, J. III, Net gain: 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 1997, pp. 8-10. Armstrong, A. and Hegal, J. III, Net gain: 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 1997, pp. 132-149. Barsk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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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共的「社會主義法制」自一九八七年以後，特別是中共頒佈「八二憲法」之後，有可觀的發展，由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及法律人才培育、法律知識的普及工作等的推行情況可有所瞭解，至少較之以往，已甚為努力並有所作為。然而，在法制改革中，卻仍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續以「黨的領導」為其核心，如此則不論立法工作、審判工作及法制改革相關或周邊工作都受中共嚴格控制。中共「人治」或「黨的領導」的歷史經驗與現行法律文化，隨著其社會主義法制改革會帶來的影響而將面臨的困擾及變化，這正是值得探討的主題。本文主要探討的主題是中共社會主義法制改革的理論基礎及其司法制度改革各方面的具體內容。分析的對象和範圍，限於所謂中共在鄧小平路線之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即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九五年的中共法制。

本研究旨在透過說話者對稱讚之不同應答，探討存在於中國社會中，不同群體間之溝通問題。稱讚應答(compliment response)可分為三種俗定語(routine)：「否定」、「迴避」、以及「接受」。基於此三項分類，研究者提出四組假設：(一)傳統「否定別人稱讚」的回應方式，已漸被「接受別人稱讚」所取代；(二)具不同社會特徵之受試者，對三種俗定語持不同偏好；(三)俗定語的選擇與親近程度共變；(四)稱讚應答是否細分，依親近程度而定。資料主要採集方式，以問卷發放行之。親近程度乃由四項因素操控：熟悉度、輩份、階級、以及性別差異。在十三個題目中，受試者須自九個選項選出答案，以回應不同親近程度的人所給予之稱讚。蒐集的資料，以卡方考驗分析之。 「稱讚應答」正在改變是首要發現：「接受」的回應已超越了傳統的「否定」而成為新的慣例。這或許與「個人主義」從固有受壓抑之自我中釋放出來有關。其次，稱讚應答會依受試者之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而有不同偏好。大柢而言，高教育程度、年齡介於36至45歲、及女性最有可能主導此稱讚應答之改變。其中，又以36至45歲、擁有高學歷之女性為最。這幾個社群的主導權，可能來自於自身的獨立思考、反權威思潮、以及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其三，稱讚應答的細分與否，確與親近程度有關。在與熟人暨不同輩分的人應對時，稱讚應答會有較精細的區分。其四，「接受」的選用會隨親近程度而改變；然而此關係在「否定」的選用上並未發現。其五，「直接與否(±direct)」與「接受與否(±accept)」兩組觀念即可充分解釋稱讚應答的基底結構。大體而言，四組假設幾乎都證實為真。 上述發現，可經由中國社會裡，整體價值轉型所引起的個人基模改變所解釋。文中嘗試以李齊(Leech)的謙遜原則(Modesty Maxim)與同意原則(Agreement Maxim)，復以布朗與萊文生(Brown and Levinson)的面子處理原則(face want approach)解釋此變異與變遷。個人主義所促發的相異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s)與傳統文化所形成的相同期望之間的拉鋸，突顯出現代與固有間的矛盾與衝突。 此研究在幾個方面迥異於前人：(一)對稱讚應答的分類最少；(二)對於基模做量化的探討；(三)賦子面子處理原則新的詮釋；(四)以動態時間的觀點闡述禮貌原則的應用情形。 /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via the change of compliment response in Chinese society. Compliment response is divided into three routines: rejection, avoidance, and acceptance, based on which, four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a) the traditional compliment routine－rejection－is surpassed by acceptance; b) the preference for a certain routine of compliment response co-varies with informants' social characteristics; c) the selection of routines varies with intimacy; 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mpliment response varies with intimacy. Questionnaire is the main tool to collect data, within which intimacy is controlled by four factors: familiarity, generation, ranking, and gender difference. Nine possible answers are offered for the informants to respond to the compliment paid by people of different intimacy in thirteen questions. The collected data is analyzed with Chi-Square test. The first major finding is that compliment response is changing, with the use of acceptance surpassing traditional rejection and becoming a new normative response.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lease of individualism from the traditionally repressed self. Second, compliment response is divers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nts by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middle age group, and females all contribute to the change, among which, higher-educated, middle-aged females' behavior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s may be explicated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of informants, anti-authoritarianism movement, and feminism. Thir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mpliment response co-varies with the degree of intimacy. More elaborate differentiation is used in talking to familiars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 Fourth, the selection of acceptance varies with intimacy while rejection does not. Fifth, [±direct] and [±accept] are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the deep structure of compliment response. Generally, almost all the hypotheses are verified. The above find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 of frame caused by the value shift in Chinese society. Leech's Modesty and Agreement Maxim as well as Brown and Levinson's face want approach are adopted to account for the variation and chang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keen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politeness principles, resulting from individualism, and identical expectation, form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anifests the confli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preservation. The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ones in several respects: a) the least classification of compliment response, b)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frames, c)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face want approach, and d) the application of politeness maxims from a dynamic point of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