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新上市公司營運波動程度對財務預測修正之影響及經營績效指標與強制性財務預測修正之關連性。根據以往許多研究發現，管理當局常有隱惡揚善之心態，致上市公司財務預測迭有更新情事，且其頻率及次數不低，故本研究擬針對此現象，試圖反推出公司可能之真正業績，然而公司修正財務預測原因相當多，例如：匯率變動、公司發生重大災害、簽訂重大產銷契約等內外因素極多，本研究先對公司營運波動影響財務預測之行為先將以控制，再來檢測經營績效指標與強制性財務預測修正之關連性 研究之樣本涵蓋期間自民國八十年六月至民國八十五年底止，其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一、就營運波動程度對財務預測修正之影響而言，實證結果發現：（一）若以各新上市公司之前五年經營績效指標之標準差來衡量，其與財務預測修正之次數與幅度並無顯著相關。（二）若消除規模效應後，僅有每股盈餘之波動與本研究定義之調整後修正幅度呈正相關。 二、而在樂觀程度與財務預測修正之關連性方面，僅營業毛利在各模式中，皆達顯著水準，然而；就自變數方向性而言，各變數多為正向，與假說相符，惟變數中，僅有營業利益及本期稅後淨利與假說之方向相異，以營業利益來說，其原因可能為，營業毛利與營業利益中尚包括聯屬公司間未實現銷貨，而上市公司多有聯屬公司之情況來看，聯屬公司之營運波動程度可能未與該上市公司一致所致，故以營業利益來衡量營運風險可能無法有效解釋公司強制性財務預測之修正行為，而本期稅後淨利與假說之方向不同，究其原因可能為，在樣本中，電子業為多數，而其中許多公司因稅法（例如：產業促進升級條例等）在產業政策鼓勵之考量下，許多公司皆有可抵減之遞延所得稅，致使得經常利益及本期稅後淨利非成正相關所致。 /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ision of mandatory forecast and the change in operating peformance.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the forecast revision shoul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chang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 No such study has investigated this issue in the past literature; thus,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s. This study selects samples from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30, 1991 and December 31, 1996.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operating income five years prior to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annot explain the volatility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Only the change in EPS (Earnings Per Share) after controlling size effect can sufficiently explain the cahng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 If the profitability is defined as gross profit, the chang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 can indeed explain the revision of mandatory forecast. The directions of changes in operating income and income after tax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predicted by hypothesis 3 in this study.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論文之寫作動機、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及架構等。特別就理論部份有較深入的闡述，對於現代化理論與整合理論的應用、兩岸政經互動與中國統一之關係架構的建立等均有說明。 第二章 、海峽兩岸內部政經改革與現代化進程 分成兩大部分，一方面從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加以說明；另方面從台灣內部現代化進程加以瞭解。兩岸現代化進程的探討又分成現代化歷程與現代化內涵加以闡述，以求對歷史脈絡。 第三章 、海峽兩岸政經互動與整合問題 分別從中國大陸與台灣間之經貿互動與政治互動兩個層面加以探討。在兩岸經貿互動層面上，分成兩岸經貿互動歷程與兩岸經貿整合的相關問題等兩部分加以說明；在兩岸政治互動層面上，亦分成兩岸政治互動歷程與兩岸政治接觸、談判乃至整合等諸問題。 第四章 、海峽兩岸政經與中國統一問題 探討兩岸政經關係的深層結構關係及其與中國未來走向統一的相關性。在前面幾章所討論的兩岸政經關係前提下，進一步從政經結構的角度探尋其與中國統一的關係及其可能影響。並進而建立一套有關兩岸政經互動與中國統一關係的理論體系，以作為通篇論文的主體架構。其搭配經濟成長階段論對兩岸現階段成長的說明後，可提供當局對兩岸關係施政決策的參考，並進而預測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 第五章 、結論 綜觀全文，乃以宏觀角度，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探討兩岸關係與中國未來前途問題。文章的特色在於以理論的角度，創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問題，以期開闊研究視野、洞察問題之本質。

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經在全世界造成普遍的流行，除了少數幾個的地區以及國家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已經成為網際網路的一部份，而使用者以及主機成長的速度也是相當驚人；在台灣也不例外，86年初使用網際網路的人數已經超過七十萬人，幾乎一直呈倍數成長。使用網際網路很重要的是如何連上網際網路，在台灣約有三十五萬人使用網際網路服務公司(InternetServiceProvider,ISP)連上網際網路，因此可見該產業對網際網路發展的重要性。在台灣ISP產業中，約有七十多家廠商，其中中華電信公司經營的Hinet以及資策會經營的Seednet是寡佔廠商，肇因於早期發展背景以及電信法規的因素。而在這樣快速發展以及市場集中度很高的產業中，其他ISP的經營方式勢必與該產業的特性很大的關連，因此本研究特針對該產業作此分析。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的蒐集以及個案訪談，從客觀面觀點以及業者主觀的想法做雙方面的瞭解，以探討該產業的特質與廠商因應的經營策略。 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此產業為寡佔的現象，但是僅止於ISP經營的基本業務，至於其他加值服務則各廠商都有賴以生存的利基市場，而利基的選擇與各公司以前發展背景與顧客種類差異有很大的關係，且通常是以產品組合跟其他廠商作區隔。其中在顧客種類上，個人用戶重視連線速度以及價格，而企業用戶則重視知名度以及服務品質，因此產生各家廠商鎖定各自消費群的情形。在經銷商方面，目前擁有的經銷商通路無法產生很大的效果，這與產品的利潤過低有關，而通常高利潤的產品廠商會使用一階通路方式銷售，因此產生這種商品在定價上的模糊性。而網路特性產生的擁擠現象，目前廠商以計價方式與上線方式來控制，而網路產生的經濟性，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心理尚未建立，所以目前ISP無法因此獲利。 本研究最後建議大型廠商應該加強其規模經濟的業務繼續發展，先從提高顧客轉移成本開始，但是應該也要注意科技的轉變以及外來競爭者的威脅；利基廠商則應該更加區隔與大廠商的產品組合差異，以維持生存的空間。

台灣的經濟發展與中小企業的萌芽、茁壯、繁榮有著緊密相連的關係。國內外學者對於台灣中小企業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多歸結為「台灣經驗」，而為了維持優勢的存在，中小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不斷思考策略形態如何調整，希望能由不同的經營策略創造出中小企業所獨特擁有的競爭武器。 本研究主要是以台灣紡織產業上、中、下游廠商為樣本，藉由廠商深度訪談的方式，從生產作業面來瞭解紡織產業供應鏈所面對的環境、目前所採行的生產策略、本身所具備的生產競爭優勢，以及產業供應鏈所結合的策略與優勢。其目的就是從實證的角度，來探討紡織產業上、中、下游廠商生產策略與競爭優勢間的互動關係。 為了探究強勢競爭廠商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擬就訪談廠商所提供之生產實務做法，根據文獻所整理出之理論上學者們所認為的最適搭配關係，來主觀推論廠商在理論上已採行的策略與衍生的優勢。本研究根據個案分析所提出的策略涵義為：(1)廠商在規劃所欲採取的生產策略時，可利用本研究提出之矩陣來思考供應鏈整體的策略目標；(2)產業供應鏈的每個成員應重視「彼此關係可以長期建立」的關鍵因素；(3)供應鏈廠商對於生產競爭優勢之選擇，應視本身條件的限制，配合生產策略之不同作搭配與調整。 最後所得到的結論如下：(1)產業供應鏈的優勢分別來自個別廠商、或上、中、下游間因合作關係所產生的綜效；(2)當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廠商會在成本優勢和「非價格」價值的優勢間作選擇；(3)供應鏈廠商在個別企業政策目標的指導下，可能導致生產策略的不當搭配而造成競爭優勢的負面影響；(4)產業供應鏈印證了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

問題金融機構之防患與管理一向係各國金融主管機關的業務重點，亦是財務金融學者探討的重要領域。目前美國、日本、歐洲金融管理當局在一連串金融風暴或個別銀行資產品質惡化情況下，均已著手在未來加強對問題銀行之監理與檢查，期以金融機構之經營問題與弊端為重心，做到早期發現、防患未然，俾確保銀行體系之安全穩健，及支付體系之圓滑運作。 至於我國方面，近年來國內金融自由化發展十分迅速，金融產業結構亦急速改變。基層金融機構面對此一競爭變局，生存已面臨極為嚴酷挑戰。自八十四年以來，隨著國內經濟成長衰退，房地產及股票市場疲軟不振，在全省各地已接連不斷發生彰化四信、豐原信合社、中壢市農會、屏東鹽埔鄉農會等多起令人怖目驚心的擠兌金融風暴，金融情勢極不穩定，更暴露出不論在金融體制、機構經營管理與內部控制等方面，確有重大缺失。 鑒於金融機構經營不善或失敗，不僅會影響其他金融機構，甚至將危及社會大眾對銀行體系之信心，進而波及經濟發展，問題基層金融機構之經營與管理的確係台灣當前金融市場不可輕忽之焦點，亦有其研究之必要性。 因此，本研究係採用文獻檢討分析法，參考國內外相關期刊、法令及專家學者意見，蒐集整理我國七十九年迄至八十五年底止問題基層金融機構擠兌個案，詳加探討，並針對基層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問題，彙整出問題機構經營特性，發現分別與外在經營環境不佳、基層金融機構內部管理欠妥及政府法令與監管未盡完善有關。上述現象不僅可以作為該類機構的營運預警指標之參考，另可就上述研究發現提出問題機構管理之建議，以期對擠兌現象及經營風險有較深刻了解與掌握，作為金融業者健全經營及主管機關監督管理之參考，冀使我國整體金融市場發展益臻健全。 / Preventing banking crises and managing problem banks has been a primary concern of the financial authoriti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rea of research for finance scholars. To date, in the wake of a round of financial shocks as well as a deterioration in bank asset quality, Americ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supervisors have begun strengthening their supervision and examination of troubled banks,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shortcomings and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oundness of banking,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at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payment system. The pac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has been very rapid over a period of many years.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also been speedily transformed. Commun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ced with stiff competiton, and with spreads that are increasingly squeezed, have been crucially challenged.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95 to the end of of 1996, as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slowed down and both the real estate and stock markets sharply declined, bank runs repeatedly occurred across Taiwan, affecting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hanghua Fourth Credit Cooperative, the Fengyuan Credit Cooperative, the Chungli and Yenpu farmers' associations' credit departments, and so o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in each case was quite unstable, thereby exposing severe weaknesse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institutional internal controls, and other area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a problem institution or bank failure would not only influences other institutions, but would also tend to undermin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in turn, jeopard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or operations as well as slack management in the case of a troubled commun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 are indeed issues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To study thes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also a necessity.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re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both foreign and local papers where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fessional opinions are cited. In order to engage in empirical analysis, data on commun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1990 to 1996 are collected, and the operational discrepancies in respect of these institutions are abstracted.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tating that, although a wide range of bank runs can be attributed to a corpus of causes, they are invariably identified because of the poor institutional setting in which they function, their deficient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s, and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legal and supervisory system. Not only can the above-mentioned phenomena be applied as warning signals, but the recomendations drawn up for the management of problem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ank runs and their opertional risks, can serve as valuable reference material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pervisor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safty and soundness of Taiwan's financial markets.

無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有關新產品發展的論著，甚少以產品的執行者–「產品經理（Product Manager，PM）」的角度來探討。本研究認為，如果新產品開發的策略很重要，那執行的實務至少也和策略一樣重要，因此「產品經理」的研究，除了可補充新產品發展在知識體系上的完整，對高科技公司在新產品開發的管理機制，更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本研究採個案分析方式，對台灣資訊產業（六家硬體╱四家軟體、六家本地╱四家外商），實際上如何運用「產品經理」做一實務性、深入的探討，並藉以了解不同的企業經營型態及不同的產品特性與產品經理的運作關聯性。主要結論如下﹕ 1.本研究依產品經理制度（結構面）與新產品開發與管理活動（程序面），將資訊產業產品經理分成產品╱開發導向的「企劃型」產品經理、任務╱開發導向的「技術型」產品經理、任務╱管理導向的「組裝型」產品經理、產品╱管理導向的「市場型」產品經理，並依實務觀察，將企劃型與市場型結合為「總經理型」產品經理，技術型與組裝型結合成「專案管理型」產品經理等六種產品經理類型。 2.產品導向型產品經理的公司，會將產品經理設置在行銷導向的產品部門。產品生命週期與上市時間（Time to Market）短的產品，上市時間的爭取是產品經理績效評估的重點。產品導向型產品經理重視的是行銷（產品企劃、銷售企劃）能力，任務導向型重視的是產品（技術開發、製程量產）知識。任一種類型的產品經理，至少要歷練（學經歷）企劃、研發、生產、業務四大專業領域中的二項，才能勝任產品經理職務。產品經理要是一位很好的電腦強力使用者（Power User）。 3.企業處於草創期或規模小時多由創業者╱經營者直接扮演產品經理的角色。資訊產業設置產品經理機制，更強調企業內有專人專責整合所有工作流程，並能有效地運用企業內部資源，以爭取經營績效並保持組織的靈活度與彈性。在台灣外商公司多為區域銷售組織的型態營運（飛利浦除外），涵蓋的產品價值鏈主要為推廣銷售，以運用「市場型」產品經理為主。 4.資訊硬體產品經理主要是負責擴展產品線深度、改良產品與降低產品成本等，並以運用「企劃型」產品經理為主﹔軟體產品經理主要是為產品重新定位，以運用「市場型」產品經理為主。硬體產品上市時問短，可將研發、工程、量產間的測試與試產階段合併。產銷自有品牌（OBM）產品為主的公司，產品經理制度的重要性比較明顯，愈需要建立完整的產品經理運作機制。ODM/OEM產品適用「任務導向」之產品經理﹔ODM產品更適用「技術型」。資訊硬體系統與電腦週邊產品已成為電子工業中的消費性包裝產品，具有許多消費性產品的產銷特性，未來可參考消費性產品經理的發展歷程，以得到更多管理機制上的啟示。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試圖瞭解台灣股票報酬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用計量分析方法（一般化動差法模型，GMM）檢視檢視一籃子股票及類股間投資績效表現動與總體環境變數之間是否存在某些關係；分析基本面股票報酬的重要泱定因素，以建立一套制式選股策略或採行特定投資風格（選擇成長型股票或價值型股票）。此外。本研究比較基木面因素與總體經濟情境變數的相對解釋能力。全篇的實證結果摘要如下： 1. 由股市中總體經濟變數與股價的關係實證結果裡，本研究發現，台灣股票市場的確存在許多關於總體經濟面的變數，對於股票脈動具有不錯的掌握能力。例如：市場超額報酬、實質利率、工業生產指數及海關出口值等變數，經實證結果都對台灣股票報酬具有解釋及預測能力。政治風險短期對股市或許有所衝擊，但長期而言，對台灣股票市場的影響不顯著。對投資人而言，此結果有助於對未來股市的預期。 2. 在類股股價報酬率及66檔股票投資組合的GMM模型中，我們發現其表現與大盤指數、實質利率的關係密切。實證結果發現研究中的六種產業股價報酬率皆與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變數率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另一方面，實質利率變數在工業、基本物資、高科技產業及循環性產業的解釋能力佳，因此持有資金成本的高低是衡量股票報酬時相當重要的變數。而高科技產業深則深受工業生產指數(IDU)、海關出口值(EXP)和實質利率(REAL)三變數明顯影響。 3. 由基本面因素與股價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中，本研究發現以12/30及4/30兩組市價來衡量時，四個變數（每股盈餘／每股價格(E/P)、每股銷售額／每股價格(S/P)、每股淨值／每股價格(B/P)、每股現金流量／每股價格(C/P))依12/30的市價來分析比較可以顯著的區分出台灣股票報酬之差異性。此外，C/P、E/P、S/P及B/P等變數的解釋能力皆相當顯著。另一方面，投資人除了考慮基本面的四個因素外，大盤指數更是左右股價變動的原因。 4. 將研究期間分為三個分析期間，探討基本面模型在應用之後，是否能具有持繽性、穩定性，並藉以比較各因素在不同研究期間之解釋能力之差異。實證結果發現，在三個分析期間中，迴歸係數的符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皆為正），但大小則有所不同。除了B/P及S/P兩因素在三個分析間皆顯著外，E/P和S/P則在後半段1990/01至96/12分析期間不顯著。而且所有因素之顯著性t統計量順序皆維持不變（除了後半段期間）。此外，持有價值型股票其投貸績效長期而言優於成長型股票。 5. 將基本面因素中的公司屬性和總體經濟變數的要素因子(factor betas)兩種模型解釋能力比較之實證研究結果裡，基本面因素模型之解釋能力明顯地比總體變數模型高，不考慮市場超額報酬變數下，基本面之四個因素各別及邊際解釋能力皆顯著的高於總體經濟變數各變數。此外，將要素因子(factor betas)兩種模型線性連結進行分析後發現，基本面因素模型邊際解釋能力較總體經濟變數模型高，可能理由是公司屬性的基本面因素模型已含蓋了總體面變數模型的所有風險屬性，故其解釋能力較高。最後並以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得台灣股票市場上較為顯著的三個因素－市場超額報酬、每股盈餘／每股價格及實質利率，作為將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無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內容可分為三部份：(1)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及學校效能之現況；(2)探討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3)校長人口變項、教師人口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與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及學校效能之關係，並說明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對教育改革的看法。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為取樣對象，有效樣本共459人（男140人，女319人）。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轉型領導量表」、「交易領導量表」、「生活經驗量表」、「教師教學創新行為量表」及「學校效能量表」。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皮爾森積差相關、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全體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的「轉型領導」及「交易領導」介於「有時有」與「蠻常有」之間，自評「教師創意生活經驗」介於「很少有」與「有時有」之間，自評「教學創新行為」介於「不太符合」與「還算符合」之間。知覺的「學校效能」介於「不太符合」與「還算符合上之間。 二、校長的「轉型領導」行為越多，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就越高，「交易領導」的情形亦如此；而且越是有「轉型領導」行為表現的校長，越是會用「交易領導」的方式來管理教師。 三、教師有越多的「創意生活經驗」，越能以學生為中心來教學、重視教師專業精神，同時有能力培養學生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 四、教師越有「教學創新行為」，其知覺的「學校效能」就越高，但與「重視升學競賽」無關。 五、在校長的人口變項方面：(1)性別－女性校長在「轉型領導」的「遠景與吸引力」及「智識啟發」上多於男性校長；(2)與教師的年齡差距－比教師大3-9歲的校長則在「遠景與吸引力」、「激勵共成願景」及「智識啟發」上多於比教師大10歲以上的校長。 六、在教師的人口變項方面：(1)性別－男教師在「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科學的創新的問題解決」、「製造意外驚喜」、「電腦程式設計」以及「教學創新行為」上多於女教師，女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學生中心的學習成長」、「重視升學競賽」和「家長、社區、學校密切配合」上高於男教師；(2)年齡－年長教師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在激勵共成願景」上以及「學校效能」的「培養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高於年輕教師；(3)教育年資－資淺教師的「表演藝術創新」高於資深教師，資深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高於資淺教師；(4)最高學歷－專科舉業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高於大學畢業及碩士學歷的教師，但碩士學歷的教師知覺的「重視升學競賽」高於大學及專科畢業的教師；(5)是否曾經讀過師範院校－曾經讀過師範院校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培養全人發展、適應變遷的關鍵能力」及「有效的教學資源」上高於未曾讀過師範院校的教師。 七、在學校環境變項方面：(1)學校大小－小型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的「親近融合」、「個別關懷」，自評「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表演藝術創新」、「生活風格變化」多於大型學校的教師，而大型學校的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在「重視升學競賽」上高於小型學校的教師；(2)學校位置－城市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的轉型領導」和「學校效能」多於鄉鎮學校的教師，而特偏學校的教師在「教師創意生活經驗」的「表演藝術創新」及「有效的教學資源」上多於城市與鄉鎮學校的教師。 八、對教育改革的看法：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近九成往平常閱讀書報雜誌時，曾特別留意並閱讀教改方面的訊息，六成對行政院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所提的建議表示贊同，但有三成仍不消楚，而對台灣教育的未來樂觀及不樂觀者分別為57%及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