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數十年來，由於人口增長快速、生活水準提高、民主思潮澎湃，社會對教育之需求已顯著增加，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及經濟結構的變遷，教育的經濟價值漸受重視，各國咸以教育為開發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教育發展因而更形快速，教育經費需求亦為之日益膨脹，此一趨勢，使各國在財政負擔上皆感不勝負荷，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百業待興，人口成長率又高，與教育競爭資源者眾，在資源有限，需求銳增的情況，教育經費的籌措、分配與運用實效問題乃益形重要。 本省近二十年來之教育發展，無論就在學人數、就學率、或教育經費所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及政府教育經費所佔政府支出之百分比言，均有顯著的增加，在教育結構方面，亦已從初等教育的普及至國民教育的延長及中、高等教育的大事擴充，此一發展對於本省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進步，雖功不可歿，但從第三章的計算，我們發現本省教育投資的直接貨幣性報酬率甚低，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亦遠不若先進國家之大，雖然教育的效益本就難予精確劃分並予數量化，且其間接的、無形的效益之重要性，絕不遜於直接的貨幣報酬；同時由於資源的正確性及其取捨不同，亦難為真確計算與比較，然儘管這些計算本身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與存疑，我們仍必須承認：此項報酬率之偏低與教育政策之失當不無關聯。在一亟欲謀求經濟發展且經費有限的國家，我們的理想是每一單位資源，均能產最大的效用，而不僅以凈效益大於零為已足，因此在總資源的分配上，我們固當考慮資源在其他交替用途的報酬以決定教育資源之多寡，而教育部門之於資源的運用，亦當力求其經濟與效率，故教育及財政當局在面臨日益嚴重的經費困難之際，對於教育報酬率偏低之前因後果，不能不有所瞭解，俾為日後發展改進之借鏡。 教育報酬率所以偏低，我們可從本省教育人力就業失業情形，知其主要原因在：(一)經濟社會本身對教育人力之有效需求不足，教育資本與實質資本未能適當配合，致大才小用、小才無用，教育人力之生產力未能顯著提高；(二)教育資源分配不當，教育結構未能配合職業結構之變化而為調整，致經建所需技術人力不足而無一技之長者充斥，人力供需失衡，求才與求職者兩皆為難；(三)教育資源之運用未能更求效率化，致設備不足者有之、資本閒置者亦有之；理論與實際脫節、所學難以致用；大量青年失學，卻有學校招生未足額者。吾人須知唯有當教育資本與其他生產因素適當配合、且教育人力之素質、類別與數量適合經濟發展階段所需時，方能發揮其生產效能，否則教育投資難免流於浪費。因此，一項長期的教育計劃是十分重要的。 教育長期計劃，首當考慮未來社會對教育之需求及所需人力之類別、數量與素質，再根據此項預測，推計未來教育發展之結構、數量以及所需教育經費之多寡，俾財政當局據以編列長期預算，使教育發展得有確定之財源而為合理之分派與運用，此項計劃，旨在為一項通盤策劃，避免教育的發展為每年經費之多寡及當政者之主觀判斷所左右，但它亦非釘住不變的，在實際需要有重大變化時，仍宜通權達變，以免造成鉅大的錯誤投資。 經費的充裕是教育之與革興發展的首要條件，一般寬籌經費的方法不外增列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增收學雜費用、獎勵私人興學及企業界合作、舉借內、外債、吸收民間教育儲蓄等，各法均有其困難與弊端，因此決策者僅能衡諸得失，求其為助較大，為害較小者為之，以防造成過多干擾，得不償失。 由於教育經費籌措不易，因此其經濟利用倍加重要。例如教育年限的縮減、教育機械的利用、教育規模的適當、高中以上正規教育的選擇性發展、推廣教育的加強等，均可減輕教育經費負擔，使教育資源的運用更效率化。 要而言之，財政為公共活動之基礎，任何一項發展計劃均須有充裕之經費以為支持，尤其教育係百年大計，所費不貲，因此慎訂其計劃、寬籌其經費，並予以經濟有效之利用，乃為成敗之關鍵，捨此，則其經濟目標難求實現，而其本身發展也將益加困難，故本文分六章為此諸問題之探討。第一章係就教育經費之定義及其膨脹趨勢，說明各國教育之發展及其所加予財政上的負荷；第二章就本省近二十年來教育的發展、教育經費來源及教育支出之成長與分配情形一述其要；第三章則以可得資料為本省六十年度各級各類學校畢業生之教育投資報酬率試算，並就專家學者所估計之教育對本省經濟成長的貢獻率，探討本省教育投資經濟方面的直接效益、附帶說明經濟成長與教育支出的關係；第四章就本省教育支出之成果，為教育經費在分配及運用實效方面之檢討；第五章則針對過去教育經費之困絀及分配與支用欠當之處，就經費之籌措與運用為淺近之評述與建議；最後，於第六章為一總結。全文重心在於第三、四、五章，亦即本省教育投資利弊得失之探討與改革芻議，且所有論述主要均自財政經濟觀點著眼，至於教育之文化、政治等目標之實現，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台灣自從光復以來，由於有效的執行經濟建設計劃，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出隨之轉變，從落後的型態，變為繁榮。 在這種大環境的轉變之下，報業的發展，自然亦不例外。當然，影響報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似不僅只經濟一環，但從報業發展的歷史看來，如在政治民主、社會安定的狀況之下，經濟的發展是支持報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筆者選定研究這個題目，乃是希望能夠探討在台灣經濟飛躍成長的今日，經濟與報業有何密切的相關性。無可否認的，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對報業之影響」。這是一個範圍很大的題目，要討論所有有關於經濟與報業發展的因素，在有限的研究期限下，勢非容易。因此筆者乃選擇其中較重大的影響部份，來作為這篇論文的研究範圍。這個範圍包括台灣經濟發展對報紙發行、廣告的影響：和由於經濟的繁榮，使報紙日益重視經濟新聞的報導，以及由於經濟大環境的改變，支持了台灣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穌四部份。

一、農業共同經營之涵義及其與現代化之關係 1.本論文首先述明共同經營之涵義—共同經營乃係一種小農間互相組合的力量，採用共同作業方式，希望藉小所有而達到大經營之目的，其與合作農場相似者，為具有一定組織，公選職員，並以勞動合作為主，其所不同者，共同經營以某種作物為對象，旦土地仍各歸參加農民所有，產物不以農民之勞動量為比例而分配，且不需向政府機關申請登記。 2. 臺灣農業急需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之在本省農村，有許多阻礙因素，諸如農場面積過小，農村勞力外移，機械化成本偏高等，現代化就須將這些妨礙因素除去，共同經營正所以除去這些妨礙因素，而達成農業現代化目的者也。 二、臺灣農業共同經營之現狀及其績效 1.水稻共同栽培，在本省實施最早，面積也較廣，「水稻共同栽培研究班」是其最基本的組織，本論文在說明水稻共同栽培時即以水稻共同栽培班為基礎，先分析其組織情形，實施步驟，最後說明其績效。 2.甘蔗共同經營，亦係以甘蔗共同經營班為基礎，先說明共同作業之共同經營。再說明打破田埂之共同經營。 3.養豬及什作之共同經營，因統計資料尚欠充實，僅能就其實施概況及績效做一簡要分析。 三、問題之檢討及改進建議 1.人民經營觀念之培養問題：應利用九年國教及各種傳播工具培養農民共同經營的正確觀念，使其了解共同經營工作的性質，是可以減少成本，以圖謀增加農民收益的組織，而不是巧立名目爭取任何補助或剝奪農民權益的組織。 2. 各種工作人員的配合問題：成立共同經營班，應慎選各種工作人員（包括推廣員，改良場技術人員，組織幹部等），注意其熱心及工作能力，使其實際負起宣傳，技術改良，及班領導的責任。 3.共同作業及共同運銷問題：共同經營主要目的在於增加生產，改進農民生活，但往往農民生產量是增加了，然而因受中間商之剝削，實際利潤卻未必享受得到，今後除應加強共同作業外，更應加強共同運銷工作。 4. 在都巿近郊兼業嚴重地區，應以委託方式，輔導共同經營班員逐漸轉業。 5. 稅捐機關及地政機關應與共同經營班相配合，以達真正便民利民之目的。 6. 設置統一策劃機構，進行推廣事宜：本省辦理農業共同經營，所採名稱及推動機構均極複雜，為統一名目及集中事權計，政府似應考慮設一統一策劃機構進行推廣事宜。

第一章 緒論（代論文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出現了幾個偏重經濟性質的名詞，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等；這就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待開發國家，後兩者又被混合為「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國家」，以與前一類國家相對稱。劃分的標準一般係根據赫根士教授（B. Higgins）的解釋：「一國的每人平均真實國民所得尚不及美國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即尚不足五百美元—則可列入落後國家」。依此，我國與一九六二年前的日本，均列為赫氏眼中的「落後國家」。 儘管這種劃分，並不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聯合國對此一詞彙含義的演繹便大感困擾；儘管英美經濟學者推崇落後國家精神生活的一面，例如英國牛津大學鮑爾教授（Peter T. Bauer）明確指出：「落後僅指經濟與技術的低下與落後，並不含其他。某些落後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均具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與文化。」：儘管不為當事國人民所接受，但，基於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以及國民所得業被經濟學者作為衡量一國經濟成長的指標，所有被列為開發級的國家，為了爭取「晉級」，與乎確切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及育樂等生活條件，躋人已開發國家之林，莫不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 所謂國家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一個從傳統社會推進到生活與思想與時俱進的階段，或謂促使一國真實國民所得增加臻於足以維持現代生活的成長過程。現代化是超時序的，由於起步有先後，世界各國遂處於不同的成長階段。美國經濟學者羅斯陶（W. W. Rostow）將各國朝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以下五個：一、傳統社會，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三、正在起飛階段，四、邁向成熟階段，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 無庸諱言，由於我國從事經濟發展，特別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作，遲緩了許多年代，雖然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四年經建計劃，但民國四十九年時，尹仲容先生尚認為「台灣經濟已大致渡過了過渡階段，也就是說，起飛的準備已經粗告完成，但還沒有起飛」，到了今天，如果依照羅期陶開出的「起飛」條件來審度，台灣的經濟發展情況纔算勉強地進入了此一階段。 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敗，繫於政府的努力與人民之有無經濟化意願和經濟化努力，特別是前者，它往往是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化的關鍵與必要條件。魯易士教授（Arthur W. Lewis）把經濟化的努力，與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 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必需，因此，人民經濟化意願亦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如果這些活動不存在，或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未受到鼓勵，都將影響發展的步伐。職是之故，開發中國家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激勵，是不遺餘力的，總希望全國之內人人自動投身於國家現代化工作，而激發人民經濟化意願過程中，各種方式的教育與觀念的灌輸，又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具有說服力，能對新問題創造意見，有時候並能改變意見的大眾傳播媒介，遂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和運用，期藉傳播產生的效果，來增進人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認識，引發人民同心協力，參與現代化的運動。 至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近代經濟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它居於領導、策劃的樞紐地位。完全的「自由放任」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觀察，即使最崇尚「自由」的英、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亦不例外。凱因斯（J. M. Keynes）甚且主張經濟進步的國家，其政府擔當相當程度企業職能等角色；魯易士則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應擔當社會基本投資及「人的投資」，創造有利的「社會氣候」，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加速農工發展，訂定人口政策，有效運用外援及國際貸款，以及釐訂長期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期能使人民經濟化意願得到充分表現的機會，益加堅定全國上下對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決心。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理論言，人民經濟化意願實際上即是人類易變個性（Mobile Personality）的更張或強化（Empathy），而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則是此一性格的「擴充者」（The mobility multiplier）。大眾傳播學者倫奈爾（Dr. Daniel Lerner）曾就其研究心得，提出主張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發展中承擔了『大擴充者』的任務，並成為空前不可計量地加速和廣泛推廣所需知識和態度的工具」。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鼓勵與強化，究竟作了些什麼貢獻？它是否能夠配合灌輸發展中所亟需的工商業經營建設知識，尤其是一些啟發性的觀念，又它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表現，是否已盡了督促和提供決策的責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研究分析台灣報紙廣義的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乃為本論文的中心意旨。 選擇報紙作為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傳播媒介在台灣的普及性與報導評論深度。依據統計，台灣每千人有六十份報紙，一百架收音機，以及十臺電視機；收音機數量雖然多於報紙，但從報導內容看，報紙的無所不容性，實大於前者，同時，許多有關經濟事態的消息與論見，均以不合電臺與電視節目性質而被剔除。此外，儘管印刷媒介在傳播通路中，閱聽人參預程度不及前兩者遠甚，然它在國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威望較高等優點。卻凌駕其上。所幸，傳播通路效果及其影響性，並非本論文之鵠的，以報紙普及性與報導深度率先其他媒介，作為選擇的標準，應無庸置疑。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闡述傳播媒介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其協助社會轉變的道德與責任問題；第二章系說明報紙存在之價值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提出其為開發中國家協助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第四章討論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的工商企業，並成為報業發展的契機；第五章係運用一連串的統計或有關資料，分析台灣具有代表性報紙經濟新聞報導評論內容，並從比較及列舉的個案中，檢討台灣報業是否已經盡了「大擴充者」的責職，以及有那些不配合的地方；第六章進一步說明台灣經濟發展下，工商界為報業培植出來的另一果實—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甦和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第七章係就台灣報業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缺點，指出今後加強改進的途徑；第八章為結論。 必須一提的是，本論文第五章所用報紙資料，係採抽樣方式，從台灣目前銷路較廣或經濟新聞較多的報紙中選作研究目標，例如四八—五七年各報論文比較，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及聯合報為對象。 關於研究時間之所以從四十八年起，系由於根據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看法，認為台灣經濟在四十九年以前，祇能說是穩定與復舊階段，談不上起飛或發展，而四十八年則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故仍予列入。

啤酒是當今世界最多人飲用的飲料之一，台灣自2002年解除了禁錮80年的菸酒專賣制度後，民間業者學習國外釀造啤酒的知識，開始生產口味豐富、品質優良的精釀啤酒。經歷了六年的發展後，雖然精釀啤酒產業的成長較為緩慢，但是仍有精釀啤酒業者在營運上持續成長，尤其是北台灣麥酒、Jolly以及金色三麥三家業者，依循著各自獨特的經營理念與策略，在國內精釀啤酒業中表現十分優異。 因此本研究以北台灣麥酒、Jolly以及金色三麥三家業者為研究個案，希望藉由個案研究的方式，以Hamel提出的企業經營架構，檢視業者之經營模式，並且探討個案中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三個要素對顧客利益、活動構造之影響關係，以及對於利潤推進器中報酬遞增以及策略彈性兩項變數的影響。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 探討精釀啤酒業者之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三個要素對顧客利益、活動構造之影響。  找出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與顧客介面三者對於利潤推進器中報酬遞增以及策略彈性兩項變數的影響。 個案研究顯示，在精釀啤酒產業的事業經營模式中，當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以及顧客介面三構面均能互相配合強化時，就能建構出獨特的活動構造以及提供更完整的顧客利益，為事業創造持續成長的機會。從報酬遞增以及策略彈性的角度來看，精釀啤酒業者的報酬遞增程度受到核心策略的差異化程度、策略性資源累積之多寡以及網路型式的顧客介面三項因素所影響。精釀啤酒業者的策略彈性大小則受到核心策略的營運規模及顧客介面的消費者資訊回饋程度兩項因素影響。

無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政府再造，規劃各項經建措施，以促進經濟蓬勃發展，基於時空及環境已有相當大之變化，而我國經濟部係負責經濟建設事項之中央主管機關，其組織重組情形是否符合時代趨勢，值得檢討與深思。 全球兩極體系瓦解後，經貿自由化、區域經濟整合、資訊科技、以及政府再造已成為國際政經發展之主要潮流。而台海兩岸近年來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亦逐漸熱絡，尤其經貿往來相當頻繁。我國在經貿自由化的競爭趨勢下，國家競爭力益形重要，政府因而相當重視經貿實力的提升，規劃了振興經濟方案、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政府再造方案、強化經濟體質方案等政經措施，尤其是有關臺灣省政府精省作業之「臺灣省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業已公布實施，行政院研考會正積極會同相關機關研議臺灣省政府組織員額調整作業，對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有相當重要之影響。經濟發展一直為我國努力的目標，提升科技則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原動力，臺灣目前在資訊工業及半導體生產方面已有相當成就，未來更計畫建設臺灣成為「科技島」，該等國內外政經環境影響因素，均值得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時參酌檢討。 本文藉由過去我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重組之經驗，參照組織重組之理論，以及借鏡於英、美、日、韓、德、紐西蘭、中共近年來組織重組措施，暨日、韓、德三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部門組織架構，檢討分析國內外政經環境變遷影響﹐提出經濟部現階段及未來組織重組之建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及限制 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 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之歷史沿革及檢討 第一節 政府遷台前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重組概況 第二節 政府遷台時期經濟部組織法之制定及修正 第三節 經濟部組織重組之現況及檢討 第三章 組織重組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組織重組之原因及運作方式 第二節 組織重組結構設計之基本面向 第三節 行政機關組織重組之困境及改進之道 第四節 組織重組與組織再造之關係 第四章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策略與措施 第一節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概況 第二節 日韓德三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架構 第三節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之借鏡 第五章 現階段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之重要影響因素及建議 第一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重要影響因素 第二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建議 第三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相關配合措施 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進一步的思考與反省 第二節 未來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芻議 參考書目 附錄

本論文是關於外蒙古自1986年至1993年之間進行的經濟改革之研究，其主要目的為探討，外蒙古之所以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的國內外因素、改革開放的過程與內容、進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以及限制。本研究各章的安排簡述如下： 第一章：揭示研究目的、方法與範圍，並介紹資料來源與限制。 第二章：詳述改革以前外蒙古經濟之情況，探討改革以前外蒙古的經濟政策、體系以及對外貿易。 第三章：分為經濟改革之國內因素與經濟改革之國外因素兩個方面，來分析外蒙古之所以進行經濟改革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外蒙古經濟改革之演變過程以及具體內容。 第五章：分析外蒙古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成果與所面臨的限制。 第六章：結論部份。歸納以上所探討的內容來提出外蒙古要達成經濟改革的此一目標所需要進行的設計以及規劃。

本文以旅行業發展為研究對象，藉由旅行業特許管制的探討，研究戰後台灣經濟管制的情形。 1950年代以韓戰爆發為契機，台灣被納入美國冷戰防堵體系下的一環，隨著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台灣在經濟上形成對美國的依賴。同時為了籠絡來台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以照顧他們的休閒活動，開始發展台灣的觀光事業，政府在此情形下，開始整頓旅行業，並進一步希望藉由旅行業的宣傳，招攬外國旅客來台觀光，以增加外匯收入。在此過程中，旅行業延續在大陸時期的習慣，被列為是特許行業，但其特許的概念並沒有被落實，只要有業者符合規定皆可申請設立，而主管機關通常會准予申請。 另一方面，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而言，若光是依靠美援，力量還是不夠，在失去中國大陸市場後，台灣勢必還要發展與日本的經貿關係，形成對日本的依賴。就旅行業發展而言，1964年日本開放國民海外旅遊後，來台旅客的結構由原本美國人居多的情形，轉變為日本人居多，旅行業的業務也轉變為接待日籍旅客為主。由於觀光事業的發展，旅行業家數也日漸增多，競爭情形也越來越嚴重，同時地下旅行業者也迅速增加，因此業者間有了自律行動，並透過「台灣觀光協會」的力量向政府建議強化這種自律行動的地位，以遏阻outsider的競爭。 上述的自律行動並未持續下去，旅行業的競爭情形仍然十分嚴重。並且由於過度競爭，為了增加業務量，亦從事非法包辦出國、非法結匯等行為，1970年代，旅行業曾因此遭到3次凍結牌照的整頓。而旅行業被列為是特許行業的概念才被落實。但施以「進入管制措施」並未解決旅行業過度競爭的問題，反而將更多旅行業導入地下，增加管理的困難。1987年以後，國際瀰漫自由化的風潮，國內也受到影響，並且產生解除管制的呼聲，於解除戒嚴及放寬外管制後，對旅行業實行進入管制的原因消失後才有解除管制的可能。 在管制的過程中，政府歷次的管制措施皆為凍結牌照申請的「進入管制」，但皆未達到效果，卻然仍屢次採取相同的管制辦法，顯見在威權體制之下，政府作經濟管制決策時不再以應有的邏輯去思考問題之前近代性格。

本論文以中共目前進行中之市場化經濟改革為背景，希望透過中共十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對中共及其政權所產生的影響及中共的因應趨勢，來探索中共及其政權本質的變與不變因素，以期能理解中共政權本質特徵。中共自1979年以來，積極推行各種經濟改革措施，並獲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經改的深入進行，除了造成通貨膨脹、生產過熱等經濟負面現象之外，經濟改革亦衝擊到中共黨政體制及其傳統意識型態，導致中共黨中央派系間衝突深化、基層黨組織的鬆散，以及黨、政幹部的貪污腐敗現象。 但中共卻尚未放棄以一黨專政為重點的本質特性。因此，中共的經改走向及其所導致的政治變動，使筆者認為必須對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之經改政策重新評估，以求得深入的了解。 本論文共二○八頁約十四萬字，包括緒論與結論在內共分為六章。 茲就論文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說明中共黨、政、經濟體制的形成與運作。中共政經體制的形成主要是依據馬列主義理論，並深具斯大林模式的特質。其政經體制運作顯示一黨獨裁、政經一體化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之特徵，成為形成中共及其政權本質特性的主要因素。此外，敘述中共推動經改的幾種原因。 二、探討自1978年至1984年期間之中共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及其對中共帶來的影響。在此時階段，以「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為主的中共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隨著中國大陸農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要求，已發生明顯變化，到了1984年人民公社終於解體，「政社分開」、重建鄉政府已告基本結束。但是，從此時起，經濟改革已開始衝擊到傳統意識型態、黨中共及其基層組織，以及中共官僚體系。 三、說明自1984年至1992年期間中共城市經濟改革之主要措施及其對黨的角色之影響。城市經濟改革之具體措施直接牽涉到中共一黨專政和共幹的既得利益，從而中央保守派和地方黨員對經改的抵抗也比較強，呈現激烈的派系衝突和黨幹貪污腐敗現象，以致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出現嚴重的危機。 四、試圖透過中共對經濟改革的適應和衝突的過程，探討中共及其政權的本質及其政經運作。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自1978年以來，在每個階段提出基本方針與理論來提示改革的方向，並為持續改革的步伐提供理論辯護，但中共的經改一直囿於傳統意識型態及一黨專政的制約，顯露出適應和不適應並存的現象。中共自1992年以來推行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雖在實際運作上發生了不少問題，但市場經濟本身勢必衝擊中共的專政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從而中共正式宣布和採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中共對經改適應之明顯象徵。 五、自1978年以來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共不顧對傳統意識型態的違背及修正，改革了在經濟方面制約經濟發展的許多因素，但實踐證明中共經改的障礙主要來自政治因素，尤其專政體制、社會主義體制亦成為經濟改革的制約因素。然而中共的改革從未改變過其專政體制和社會主義本質，這就是中共的不變因素。反之，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的失敗使得中共體認，為保持其社會主義體制及一黨專政體制必須改革現行的經濟制度，以期能首先提高社會生產力，這就是中共非改變不可的因素，也是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原因。但筆者認為市場化經濟改革必須提高人民的政治、社會意識，而這種情勢將迫使中共政權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作出不同程度的讓步，在政治體制上進行緩慢的改革，使政治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逐漸向民主化、自由化、現代化的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