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法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以來，歷經十一次修正。資為因應資訊科技時代，順應企業國際化，協助企業提升全球競爭力，追求企業永續發展，並保護股東基本權利，推動建立完善之公司治理制度，營造良好公司法制環境」之立法總說明下，二００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令公布增刪修正條文共十五條之公司法部份修正條文。 近年來電子科技發展迅速，法律制度亦需配合調整，以善用嶄新科技（如網路）所帶來的便利，同時解決此種便利所衍生的問題。在表決權相關法制方面，電子科技之影響無遠弗屆，從會議召開方式、資訊揭露方式、至投票表決方式，均產生相當衝擊，因此如何結合科技與法律，成為公司治理之重要議題。 公司法新增定之通訊投票制度，使股東能更便利行使其表決權，有助於公司治理，而「公司民主」亦因而得以落實，從而值得深入研究。本論文就公司法所增訂之通訊投票制度，加以剖析，輔以與美國及日本立法例之比較，檢視新法內容不合理及不足之處，並進而提出修改之建議，以供下次修法之參考，期使通訊投票制度在未來能更臻完善。 至於立法論上虛擬股東會是否適宜取代實體股東會，虛擬股東會所帶來的時間跟費用的節省也許看起來很吸引人，如果可以不用召開傳統實體股東會，勢必能免除繁瑣的作業程序，節省大量人力、金錢及時間，特別是當議程上的項目並不具爭議性時，但是考慮採取這些程序的公司必須把這些益處跟股東可能反對的潛在負面後果相衡量，也就是股東對於取消傳統股東會，使他們喪失可以接觸經營階層與其溝通的機會，可能會抱持負面觀感，故公司無法只著眼於時間及金錢的節省即貿然考慮採行。然這些危險並不是斷然拒絕虛擬會議可能帶來的益處的理由，尤其是可以使更多股東參與這點，所以仍應在維持現行實體股東會外，結合網路轉播實體集會，且讓遠距收看者也能藉由以電子郵件提出問題參與，加上（或是）同步電子投票，以利用科技便利股東參與股東會，提高股東對股東會之參與。一言以蔽之，如前所述，在股權分散的公開發行公司虛擬會議不應完全取代實體會議，除非能設計出一個電子方式能等同經營者對散戶股東面對面負責(face-to-face accountability)，而且也能提供現行實體會議所具有的商議機會（deliberation），才宜改以虛擬會議取代傳統實體集會之股東會。 / Stockholder meeting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for corporations to reach decisions, and are also how stockholders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corporations, thus it is a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legal issue to make sure stockholders can express their viewpoints of how to run the corporation through exercise of stockholder rights and stockholder meetings. Moreover, it is very common that one person is the stockholder of several or even hundreds of corporations nowadays. Though it is inevitable that several corporations conduct stockholder meetings at the same day for there are far more corporations than the dates capable to conduct stockholder meeting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corporation conduct meeting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intentionally. It might be a result of preventing some nasty stockholders disturbing meetings through choosing the same day conducting stockholder meetings to decrease the risk, but it deprives other stockholders of attending stockholder meetings and consequently sacrificing their stockholder rights. There is proxy voting for stockholders who are unable to attend stockholder meetings, but it has pitfalls in practice and for stockholders it is not that safe comparing with voting directly.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ways for stockholders to vote in stockholder meetings, there is a change in corporation that is to add article 177-1: “The voting power at a shareholders' meeting may be exercised in writing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method for exercising the voting power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notice to be given to the shareholders if the voting power will be exercised in writing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 shareholder who exercises his/her/its voting power at a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writing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s set forth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ttended the said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person, bu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his/her/its voting power in respective of any extemporary motion(s) and/or the amendment(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proposal(s) at the said shareholders' meet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has improved a great deal these years, therefore legal system has to change or amend to make use of the new technology e.g. internet as well as solve problems stemmed from new technology.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s of voting right there is a great impac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from the way of conducting meetings, to the way of exposing information and voting, thus to combine technology and law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Electronic voting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long time, but it is not as successful in our country, and to date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company, Taiwan Integrated Shareholder Service Company, to adopt electronic voting, therefore it is worth studying why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mote electronic voting successfully and the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obstacl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initially to prevent our country from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我國初期因認為不應限制人民財產權，並無禁止價購委託書規範，直到價購委託書成為有心人士不當取得經營權的工具，在爆發高雄企銀事件成為社會事件，造成存款流失，影響營運安全，引起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後，主管機關才趁勢毅然決然的硬性規定禁止價購股東會委託書。制訂規則的理由為表決權屬共益權性質、支出與鼓勵不對等，先進國家多採禁止價購委託書等，另外，主管機關亦認為外部股東易在入主公司後惡意進行掏空行為，但如此的判斷似乎過於片面及武斷。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經濟分析方法進一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一、股東會紀念品的發放由公司派決定品項、規格及價格，是否為另類的委託書價購?禁止股東委託書價購，卻同意公司派的股東利用公司資金「合法價購」，是否造成不公平競爭現象? 二、主管機關對於禁止股東會委託書價購的相關措施是否已經達到妥善管理的境界? 三、針對股東會委託書價購是否有更好管理措施? 而推導出的結論為股東會委託書並非洪水猛獸，但"掌握委託書等於掌握股東會主導權"，因此本研究認為股東會委託書的管理如同大禹治水，有效且規畫的疏導遠勝於短視的築堤防堵，一味的防堵，只是讓這個必須存在的供需市場轉移至檯面下運作。雖先進國家目前未有全面開放委託書之先例，但每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結構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投資民族性，我國的證券主管機關若能找出妥善管理的方式修改法令，或許也是讓我國成為其他國家學習典範的契機。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三大法人是否對公司能夠發揮監督的效果，並加入股東會的因子觀察三大法人是否為了在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發揮監督公司效果以達到改善其經營績效的目的而增加其持股比率。研究樣本來自2006年到2014年所有上市上櫃(但不含F股)公司的市場資料及財務資料，並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則和固定效果模型對三大法人持股的影響進行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三大法人持股比率越高的公司確實會有較好的經營績效，與許多國內外認為機構投資人可以有效監督公司營運的研究結果符合，但在加入股東會因素後，本研究發現只有外資可能藉由其持股在股東會時發揮影響力，以達監督公司之目的；為了更進一步檢驗外資是否真能藉由股東會加強標的公司之公司治理，本研究使用資訊透明度及財報重編次數作為代理變數，模型結果也顯示外資在股東會最後過戶日前有增加持股的公司會有較好的公司治理表現，因此認為外資可能透過股東會以發揮其影響力，但投信及自營商則沒有此行為。

由於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對於公司之意思和公司業務之執行有莫大的影響，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對於股東大會有提案權、召集權，故要明瞭股份有限公司之運作，需要經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決議之效力及股東會之權限加以探討，進而討論其決議事項（亦即股東會之職權），如此方能探討其決議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故而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試圖達到下列目的： 一、經由股東會於不同情形下之召集，以探討股東會決議之瑕疵。 二、經由股東會之決議方法以探討股份總數、表決權、絕對無表決權及相對無表決權之意義，進而探討普通決議、假決議及特別決議之效力。 三、經由股東會決議瑕疵之討論，以了解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四、探討股東會之權限與功能，並由公司機關之權力分立，以探討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權限，及章程得變更之權限。 五、針對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董事會之利益迴避、及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效力，加以探討。 六、最後嘗試提出解決之道，並引進外國立法例作為參考，同時由此問題透視我國現行公司法制度若干缺失，提出個人淺見，作為今後修法之參考，以導公司經營於正軌。

民國90年9月納莉颱風襲臺，使得太設集團之金雞母太百公司，因淹水而停業數日，營運受到影響，太設集團之財務更加吃緊，急需資金挹注。以遠百公司為首之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為了擴張其百貨事業版圖，於91年9月間，以收購太百公司之控制公司，即太流公司增資股權之方式，而間接取得太百公司之經營權。國內第三大家之遠百公司與第二大家之太百公司因此結合，遠東集團之營業額因此迅速擴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95年10月2日，將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與受太設集團章民強父子委託整理財務之國票公司前董事長林華德等人，以涉犯刑法背信等罪嫌提起公訴，太設與遠東二大集團對於太百公司之經營權爭奪，正式開啟戰火。 本件收購案所牽涉之事實及法律關係甚廣，縱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是否即可解決太百公司之經營權歸屬？相關當事人間之利益流動，能否回復？而依現行法令，並無法完全規範收購前階段過程，但從立法政策而論，對於收購案之各階段程序實應有規範準則，並加強資訊公開之義務，俾建構真正公平之收購制度。又於經濟部撤銷太流公司增資等變更登記後，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僅係一暫時性措施，太百公司經營權之最終歸屬，仍須待太流公司股權爭議之相關訴訟確定之後，始能塵埃落定。

民國90年公司法修正第202條之前，即有謂股東會為萬能機關，在民國90年修正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後，將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交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此修正所帶來的最大意義在於股東會不再是萬能機關，而明確劃分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的權限。然而是否能那樣的「明確」，則未能無疑？首先，公司法如此修正後，可否說在現行公司法下，股份有限公司之機關權能已傾向董事會優位？再者，即便公司法已修正第202條之規定，董事會與股東會之間仍有權限衝突之可能。亦即除法定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簡單來說，股東會仍可透過修改章程的方式，來侷限董事會權能，進而擴大自身可決議之範圍，股東會此一「擴權」方式，有無必要加以限制？其範圍應如何加以限制？ 而在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衝突時，所謂「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能否扮演指導的原則，為董事會帶來更高的權力依據，抑或應尊重企業自治精神。本文並就董事持股數、經理人委任及報酬、章定特定對象交易條款容許性、公開發行制度等議題與章定股東會權限範圍衝突，提出看法及依據。

在強調「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之股份有限公司法制下，股東會並非得就公司一切業務執行事項作成決議之「萬能機關」。且由於經營與所有之分離，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可謂係未被選任為董事、監察人之一般股東最基本之權利，亦即一般股東乃係藉由出席股東會、作成股東會決議，以形成股東之意志並參與公司之經營決策。為避免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權益遭受不當侵害，同時為求股東會決議能正確、適法反應股東意志，並作為公司開展相關後續法律關係之正當基礎，公司法對於股東會決議存在瑕疵原因時設有相應之規範，以定其決議效力。從而，如何正確理解公司法中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之相關規定，即值研究。 而在探討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之相關問題前，必須先行探究股東會之法律地位與權限。於此，本文係將重心置於公司法第202條的解釋與適用。基於條文所使用之文字，本文試圖提出公司事務之類型化區分，重新建構股東會決議事項之範圍。易言之，即係將公司事務之屬性先予區分為「業務執行事項」與「非業務執行事項」，並視該事項「是否為公司法或章程規定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分別探討股東會是否係得就各該事項作成決議之意思決定權限主體。 在我國法制下的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規範，僅有「決議得撤銷」與「決議無效」二種決議瑕疵類型。惟伴隨著學說與實務對於「決議不存在」此一概念之發展，已儼然形成我國法制關於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規範之「三分化」體系。而由於此三種決議瑕疵類型在法律上係相互排斥的概念，因此某一具體之決議瑕疵原因僅能歸類為其中一種決議瑕疵類型，否則將導致法律適用關係之混沌不明。 在「決議得撤銷」部分，得撤銷者應以受到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瑕疵影響之決議為限。考量決議形成過程之公正性要求以及決議可能產生之影響，應認為無論是否為有表決權股東，亦不論其權益是否受到決議瑕疵原因之侵害，只要是股東，均得提起撤銷決議訴訟。而為了貫徹「禁反言」法理，出席股東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於股東會當場表示異議後始能取得撤銷訴權。至於未出席股東，則應認為不論其是否已合法收受股東會召集通知，均得提起撤銷決議訴訟。又，在決議作成時尚非股東之人，若符合「訴權繼受」要件者，亦得於受讓股份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惟此「訴權繼受」之概念，解釋上其受讓人並不包括「已出席但未當場表示異議之股東」，以免減損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功能。而法院於審理撤銷決議訴訟時，雖有視個案情節決定是否駁回訴訟之裁量權限，然法院須對其發動裁量權限之要件寬嚴掌握得宜，以免過於忽視公司法允許股東提起撤銷決議訴訟之規範意旨。 在「決議無效」部分，由於2000年民事訴訟法之修正，將確認訴訟之標的由「法律關係」擴及至「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後，任何符合提起確認訴訟要件之人均得提起「確認決議無效訴訟」以主張決議無效。從而過去認為不允許提起此一訴訟之主張，即應予揚棄。 在「決議不存在」部分，由於其與「決議得撤銷」之瑕疵原因僅係程度上之差別，雖然二者在法律上係屬截然可分之概念，但在具體事例之歸類定性上，有時並非容易，致使實務與學說上產生若干爭議。就此，尚有待實務與學說將其瑕疵原因予以類型化，或由立法者將其瑕疵原因予以法制化，以杜紛爭。 又，關於決議瑕疵具體之爭議問題，本文綜合整理7種於判定決議效力時尚有疑義之股東會決議瑕疵類型，歸納、分析實務與學說之看法，並提出己見。

由國內相關研究來看，探討委託書之相關議題，如委託書對於股東的財富影響、委託書所造成之案例等研究，其資料頗為豐富，是一個多實證研究及多社會興趣的主題，且近年來，有關委託書徵求所引發之經營權爭議亦是層出不窮。故本論文主要乃將偏向為國內委託書制度尚可以改善之方向進行探討，將以我國委託書制度與國外制度之比較之差異及可以參酌改進之地方做一論述。另發現針對近年來國內興起股東會電子化之規範及成效研究部份更是微乎其微，是故亦將股東會電子化之成效研究納入本論文主軸，期待以提供一個簡單、便利、安全及隱密的電子平台，使投資人的意見可充分反應，亦無遭篡改之虞，亦可使國內近年來委託書之爭議有所改善，再輔以近年來較具爭議之委託書競爭行為分析，以說明委託書之規範若不嚴謹時將對小股東造成之損害。 / During these few years, proxy has been a tool to manipulate the outcome of hostile takeover. In this thesis wet want to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electronic voting for proxy and comparing different proxy regulation of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ain reason for implementing electronic vote and advantages will be explained in the thesis and the after effect will also be discussed.

我國公司法在94年6月22 日通過增訂修正條文，新增通訊投票制度，並賦予股東提案權及董事、監察人提名制度。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配合公司法新增通訊投票相關規定，於94年12 月15 日發布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使公開發行公司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之股務作業有所依循，使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正式跨入股東會通訊投票時代。不過法令修正後逾三年除台灣期貨交易所股東會採用通訊投票外，並無其他上市上櫃公司採行，使通訊投票制度徒託空言。 97年6月13日共計有637家上市櫃公司選在同一天召開，過度集中化的結果，不僅股東分身乏術無法參與公司一年一度股東會，也嚴重影響小股東參與監督、瞭解公司經營等權益。 股東會是小股東實踐股東權益及落實股東行動主義最佳的場合，也是公司實行公司治理具體表現。但近幾年股東會撞期情況始終未獲改善，為有效解決此一問題金管會證期局積極宣導通訊投票制度的優點，希望上市上櫃公司採行通訊投票制度，讓股東在親自出席和委託出席之外，多增加一項參與股東會方式。 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亦新增股東會提案權和董監事提名董監事制度，讓少數股東權益能擴大參與公司決策與經營。我國通訊投票制度雖然已有法源和運作平台，但企業普遍對此制度仍不熟悉，未來要擴大推行，有賴主管機關政策輔導和提出獎勵措施，初期如果能鼓勵大型企業或法人持股比重較高公司帶頭做起，則我國通訊投票制度則可望步上正軌。 通訊投票制度最早由美國開始，目前英國、日本、澳洲、香港等國皆已實施多年，我國起步並不算晚，實施股東會通訊投票不僅與國際接軌對我國企業推動公司治理和股東行動主義亦有正面評價。

我國於94年6月22日公布修正後之公司法，正式賦予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供股東行使表決權之法律依據，期能使我國之公司治理與股東權益維護能與國際接軌；惟「股東會電子投票」制度，歷經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總合股務處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三個平台之建置，仍然未被各上市、櫃公司廣為採用，即使偶有採用者，其投票總權數占總股份之比例多數未及1%，顯示成效不彰。另2010年10月的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年會，提出了最新一份的「CG Watch」報告，在這份報告中，ACGA指出我國推動股權權益的狀況上較前次調查類似，並未有太大改善，比如公司對國外投資人「通訊投票」、「分割投票」權益的行使，相關法規及配套仍不夠完備，而針對「通訊投票」得分，在歷次的評分中，我國都是敬陪末座，可以說，這幾年來此一核心問題並未被重視並獲得具體的改善。 基此本研究將以股東會通訊投票之法令、制度為經，佐以實務之見解為緯，參考外國經驗，藉由分析現行之問題並勾勒未來推動之建議供各界參考。本研究除分析我國股東會之基本概念、表決權行使方式、委託書之使用，並藉由對美、日兩國股東會制度及實務之探討，一窺國際之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趨勢。另針對我國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與現況進行背景說明，並介紹我國通訊投票下書面投票與電子投票之架構及現況，最後分析我國電子投票採用率偏低之原因。 此外，針對美、日、台三國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分別由法規制度面、股東權益面、公司執行面及電子投票實務面進行比較，最後並提出對相關主事者之建議及對後續研究者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以期經由各界之腦力激盪，共同為我國的資本市場國際化而努力。 / The amendment of Taiwan Company Act in June 22nd, 2005, upon its release, granted each shareholder the legitimate right to cast his/her vote by both written and electronic means in shareholders’ meetings. This amendment is menat to bring Taiwan’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hareholder rights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However, with the limited use of no more than 1% voting rights of most listing and over-the-counter (OTC) companies on the three voting forums established by Yuanta Core Pacific Securities Co., Ltd., Taiwan Integrated Shareholder Service Company and Taiwan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oration, the attempt has been proven unsuccessful. In addition, the latest “CG Watch” report, submitted during the 2010 Asian Governa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held in October, has suggested that,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reports, shareholder rights of Taiwan-based companies have not been improved outstandingly. For instance, the exercise of “postal voting” and “vote splitting” upon foreign investors of Taiwan-based companies has been restricted due to the flaws in the domestic voting system and regulations. Also, in the report, a constant low rating in “postal voting” for the Taiwan-based companies simply hints that the core issue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valued nor concretely improved. Based on the suggestions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this research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law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ostal voting system. The paper also includes opinions on practical needs and comparison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By means of analyzing our current issues, the research draws an outline of the propositions for trend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part from analyz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held by some Taiwan-based companies, exercise of voting rights, and use of proxy forms, the research also peeks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 future trends by consulting the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n the U.S. and Japan. As for the postal voting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background illustr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inted ballot voting and electronic voting under our postal voting framework.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reasons for limited use of electronic voting in Taiwan. Finally, the research measures postal voting systems in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from aspects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hareholder rights, the corporate execution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In the end, in order for the effor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upon domestic capital market, the research eventually proposes the solutions for the related personnel in charge and the follow-up research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