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首就漁船保險之意義、特殊性、背景現況及現存問題予以闡明。 第二章漁船保險契約：就現行漁船保險契約，分述其法律性質、基本要素及種類，並 述及外國有關保險法令、國際慣例適用我國漁船保險之法律依據。 第三章漁船船舶規章及保險單條款之分析：本章共分八節，係針對影響保險契約雙方 當事人權益較大之契約內容，予以分析、評論並比較。 第四章英國協會船舶保險主要附加條款之介紹：旨在分析國際上常採用之英國倫救協 會制訂之船舶保險條款，並介紹一九八三年一月制定之船舶保險條款草案。 第五章結論：綜合比較與建議。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本項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本項研究之目的 第三節本項研究之範圍 第四節本項研究所採取之方法 第五節本項研究之資料搜集經過 第二章中日韓三國初中英語課外編製有關法規之比較與分析 第一節三國初中之教育目標 第二節三國初中英語教學目標 第三節三國初中一年級英語科每周教學時數 第一節三國初中一年級葷語科教材內容之規定 第一節三國初中英語科課程實施方法之規定 第三章理想的初中英語課中編製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課本編製之哲學基礎 第二節課本編製之心理學基礎 第三節課本編製之社會學基礎 第四章我國國中一年級英語課本內容之剖析 第一節課文的新字 第二節課文的句型 第三節課文的字數 第四節語音的教學 第五節文法的教學 第六節其他 第五章日本中校院名稱一年級英語課本內容之剖析 第一節課文的新字 第二節課文的句型 第三節課文的字數 第四節語音的教學 第五節文法的教學 第六節其他 第六章韓國中校院名稱一年級英語課本內容之剖析 第一節課文的新字 第二節課文的句型 第三節課文的字數 第四節語音的教學 第五節文法的教學 第六節其他 第七章中、日、韓三國初中一年級英語課本內容之比較 第一節新字的比較 第二節句型的比較 第三節字數的比較 第四節語音教學的比較 第五節文法教學的比較 第六節其他 第八章結論與建議

由於海外華人分布區域廣闊，各地國情不同，各國華僑的適應情況亦相異，即使華人研究之成果已相當豐碩，對特定地區和議題的華人，例如海外領事館和華人的互動關係，仍然有待更多的耕耘和開墾。 從清末以降，中國人或為謀生或為政治，開始南移至南洋。在馬來亞地區的華人移民靠著礦業和商業的經營逐漸培植出經濟勢力，因而引起當地政府和馬來人之疑慮。日後經歷英國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和日本軍政府的「種族分離」政策，在政治上受到扶持的馬來人漸漸地對具有經濟優勢之華人產生嫌隙，埋下華巫種族問題的伏筆。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大多數的馬來亞華人對政治並不熱衷。直至中國對日抗戰，民族主義的浪潮席捲新、馬的華人社會，傾中國的政治意識才在華人之間擴散。戰爭結束後，英國勢力重返馬來亞，實行開明的政策，當地各華人政黨、社團均因而得到自由發展的空間，中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和馬來亞共產黨都趁機擴展了本身的勢力。隨著英國為馬來亞安排獨立自治的進程而制定新憲制，華人的政治認同與馬來人要求華人同╱歸化的訴求，成為英國殖民政府和華人、馬來人之間交涉的重要課題。馬來亞共產黨在戰後改走武裝鬥爭路線，其發動叛亂使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政治情勢更為混亂。在當地嚴峻的政治考驗之下，馬來亞華人必須自行抉擇將何去何從，中國的國共內戰復讓華人意興闌珊，去留問題再無法逃避。正當政治動盪不安的年代，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要在馬來亞推行僑務並爭取華人的支持也就面臨更大的困難。 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非正式的外交機構，其職能是維護當地中國僑民的權益與促進當地與本國的商業利益，而領事館在僑務上的作為乃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新馬兩地的華人政治十分複雜，益以戰後華巫種族衝突日漸惡化，英國殖民政府又先後推行馬來聯邦和馬來亞聯合邦政策，駐馬來亞領事館欲推行保僑工作，經常須與當地政府進行交涉，而交涉過程中所透露的訊息，當有助於了解領事館與華僑之間的關係。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閉館為止，乃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的運作最積極的階段。雖然抗日運動將馬來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重新密切相連，可是戰後的時局瞬息萬變，馬來亞的住民要爭取獨立，又面臨國內種族融合的問題，華僑的國籍認同和公民權問題頓成燃眉之急。當地華人分別集結爭取權益，由於不同的華僑╱華人團體看待中國政府之態度日益分歧，領事館的保僑工作亦面臨更大的挑戰。當華僑面對保留中國國籍或歸化當地國籍的重大抉擇之時，中國駐馬來亞領事館在維護華僑權益的前提之下如何應對時局變化，並維繫華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其中曲折頗有研究之價值。 本研究擬從中國駐馬來亞地區領事館出發，透過外交部檔案之爬梳，探討領事館在當地推動保僑工作的歷程，期望透過對領事館的研究，進一步觀察戰後馬來亞華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由於現今國史館館藏之外交檔案中，有關駐馬來亞各領事館的史料仍未得到充份利用，而各領事館卻是少數得與華僑直接接觸並推行僑務政策者，相關檔案可能是呈現當時當地華人社會之情況的一手資料，亦期能藉由研究基層的僑務運作，思考中國僑務政策之得失。是故使用此一批外交檔案進行研究，可從領事館的實際運作，了解中國僑務政策之實然面，或許也可以從新的角度一窺當地華人社會和政治之發展。 本論文從緒論到結論共分作五章，各章節內容分別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架構，並簡略地介紹與本論文密切相關的參考文獻。 第二章：戰前的馬來亞與華人概況。本章節先敘述馬來亞華人的社會概況，然後論述中國的僑務機構與海外華僑的關係，同時也敘述了華僑的國籍問題，以及駐馬來亞領事館的沿革。最後，英國在馬來亞地區的殖民統治，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短暫佔領，也是討論馬來亞華人歷史所不能忽略的歷史背景。 第三章：戰後的領事館與華僑。本章節除了簡單地敘述戰後駐馬來亞各領事館的工作概況，將針對中英新約在馬來亞實施，以及緊急狀態時期的保僑工作如華僑被遣返、墾民搬遷等問題，進行重點且深入的探討，希望了解立場分歧的華人社會，如何與領事館產生互動。 第四章：華僑國籍與認同問題。本章將針對馬來亞聯邦政策、馬來亞聯合邦政策對華人的國籍和身份認同的衝擊，探討各領事館甚至中國外交當局對華僑爭取當地公民權的事件究竟如何看待，又採取了哪些策略。章節中也將論及馬來亞華人公會在緊急狀態時期之崛起。 第五章：結論。綜合各章的研究分析，論述戰後的駐馬來亞領事館與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關係，並嘗試評析其中的得失進退，以補充並豐富有關戰後馬來亞華人政治發展的研究。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正邁進整併階段,而今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掌控監理權之際, 卻面臨金融政策制定權回歸財政部的爭議.究竟金融監理應走向一元化或多元化,方能因應金控公司的多角化經營糢式,將是本論文所要討論之重點

本研究旨在探查台灣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英語科之內容效度，以期了解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英語科之試題內容是否達到出題者宣稱之目的，進而對英語教師、教育學者、學生、及社會大眾能有啟示作用。 本研究兼採質及量的分析方法。質的研究取自51位現任國中英語教師之專業判斷，以2003年第一次國中基測英語試題為例，從課本的符合程度、學校教學、學校評量、試題難易度等四方面逐題審視國中基測與教學之相關程度，及問卷調查此51位教師對國中基測與課程標準之總目標、分項目標、基測命題原則、及學力指標之看法，透過Aiken之效度指數檢測是否達到顯著。量的研究取自台灣四所國中共1204位畢業生在校三年之英語段考平均成績分別與國中基測英語原始分數之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英語科具有內容效度。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Basic Competence Test (BCT) in English, hoping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test reaches what the tester claims to test, and further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CT toward teachers, students, educators and the public. This study adopt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Fifty-one qualifie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CT’s items and curricular instruction from textbook coverage, instruction, evaluation, and item difficulty. They also offer their perceptions toward BCT from the content domain the tester claims to test, i.e.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objective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test principles from the BCT Center, and Core Competence Indicators. Aiken’s Validity Index checks if items are significantly content valid. Comput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1204 students’ academic scores of monthly tests for three years at four schools and BCT’s raw scores do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first BCT items have high accordance with curricular instruction. Second, students’ performance at school correlates highly to that on BCT. Third, what the BCT Center claims to test is highly acclaimed by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other words, BCT’s content validity is established.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幼兒時期「英語學習經驗」對國小階段「國語學習態度」與「國語學習成就表現」之影響性。研究中分別以「有/無學習英語」、「學習起始年段」、「學習年數」及「每週學習時數」作為幼兒時期英語學習經驗之代理變數；「國語學習態度」的評量包括認知、情感及行為三個成分；而「國語學習成就表現」係採用國語能力測驗分數與在校國語成績作為評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方面，係以台北市文山區市立國小二年級339名學童及四年級341名學童為研究對象。訪談方面，共訪談44名學童、45位家長、以及15位國小教師。 本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幼兒時期英語學習經驗對學童國小階段的國語學習態度不具有顯著的影響性，但本研究獲得若干證據支持幼兒時期英語學習經驗有助於學童國小初期的國語學習成就表現。具體的研究結果指出：(一)幼兒時期「有學習英語」的學童，其小學二年級的平均國語能力測驗與國語學年成績優於幼兒時期「無學習英語」的學童；(二)幼兒時期「有學習英語」與「無學習英語」的學童，其小學四年級的平均國語學習成就表現無明顯差異。 另外，本研究從學童、家長及教師之深度訪談中，彙整出如下意見：(一)雖然幼兒時期英語學習與國語學習在時間上會產生相互排擠的問題，然在學習過程中，二者關係可以為正向或負向，而家長及教師的態度是其主要的中介變項；(二)當英語學習年段早於國語，或太晚學習國語，學童之學習態度較可能受影響；(三)幼兒時期英語學習年數愈長的學童會傾向認為國語的學習較英語難；(四)幼兒時期每週學習英語時數愈多，學習年數愈長，即有可能影響國語學習態度；(五)幼兒時期每週學習英語時數愈多，學習國語的時間相對減少，因此在小學初期，其國語學習成就會較差。然而，此影響會隨著日後學習及使用國語越多(年級越高)而降低。最後，本研究並提出若干建議供教育主管單位、國小教師、幼稚園教師及家長參考。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early childhood on Mandarin learning attitude and achievement at the stage of elementary school. Variables ‘English-learning dummy’ ‘age of English learning’ ‘number of years of learning English’ ‘hours per week in English-learning’ are used as proxies for experience of English learning. Learning attitude in Mandarin is measured in three dimensions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behavior),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Mandarin is represented by ‘score’ on Verbal Ability Development Test Battery(VADTB)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andarin in school(MA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e concurrently used in this study. The Six hundred and eighty subjects were drawn from six elementary schools in Mucha Area of Taipei City. The other sample, used for in-depth interviews, includes 44 students, 45 parents, and 15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early childhood and learning attitude at the stage of elementary school. However, som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English learning in early childhood does help Mandarin study at the subsequent stag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for the 2nd grade student group, VADTB and MAA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early childhood’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students without any childhood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ddition, MAA score of students with 2-3 years’ English experience prior to elementary schoo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any English experience. Moreover, th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indicat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mixed outcomes when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early-childhood English learning on Mandarin learning, depending on teachers and parents’ attitude; (2) if students learn English before Mandarin, or learn Mandarin in later years, their attitude toward Mandarin learning will not be so positive; (3) the longer the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early childhood, the more they will prefer English. 4)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 the end for policy making and people related.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對於物質與資源的利用能力亦隨之提升，而此方面能力的進步，即透過「科技創新」的方式來達成。科技創新是人類歷史必然過程，尤其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科技創新更對人類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傳播與運輸技術、資訊科技、目前蓬勃發展的奈米科技等，均深刻影響著國際經貿、國際安全，以及國家互動的模式。 另一方面，霸權穩定理論可算是國際關係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雖不免有缺陷，卻仍然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但時代不斷地進步，國際環境亦隨之變遷，就當今局勢觀之，科技力量與柔性國力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中扮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因此，霸權穩定理論也必須進行修正與擴充，才能適應國際環境的變遷，繼續保有其解釋力，這也是為本文作者選擇以「科技創新」之概念來擴充霸權穩定理論之原因。 本文首先將對霸權穩定理論的發展做一整理，首先討論霸權的定義，概略討論霸權的種類，並對霸權穩定理論的內涵與演變做一完整的說明。然而，一個理論的提出，必然會遭遇不同意見的批判，該理論的提倡者也會提出反駁的理由。本文亦將對這些針對霸權穩定理論之批判，以及霸權穩定理論提倡者之反駁做一概略的敘述，希冀為霸權穩定理論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脈絡。 其次，本文以David Easton的系統論作為分析模型，將科技創新的概念視為輸入項，將霸權領導體系視為一個運作、轉換的機制，藉此檢視科技創新概念與霸權穩定理論的邏輯論述之互動，以及霸權國家的發展，進而探討科技創新在霸權穩定理論中扮演何種角色。 探討過科技創新概念對霸權穩定理論以及霸權國家的影響後，本文將以19世紀的英國(1815-1914)與20世紀的美國(1945-2000)為實際案例，對前述的分析做一檢驗與對照，同時並探討這兩個不同時期霸權的權力型態與資源，藉由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找出霸權的時代特性與循環規律。 本文最後的部分為總結與展望，概略整理歷史上霸權的興衰與國際體系的變遷，再依循此歷史脈絡，將生產技術改良與科技創新速率急遽增加等因素納入考量，預測未來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並綜合整篇論文的關鍵概念與架構，對此篇論文的參考價值與侷限做一完整的評估，提出作者對此篇論文的期待。

在眾多新聞報導或是學術論文中，描述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治領導精英的資歷特徵時，皆認可現今中共領導人具有技術官僚出身的背景，但到底技術官僚定義為何？又現今中共領導階層果真多為技術官僚？技術官僚治國實能展現與職業官僚(career bureaucrats)迥異的執政風格？針對這些命題，卻是很少學者能夠提出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解釋。 針對以上所提出的疑問，形成了本論文的問題意識與架構，除了第一章導論與最後一章結論外，依序可以分成定義、起源、過程、影響四個部分，進一步說明： 一、從定義方面，何謂技術官僚？在第二章「技術官僚理論」中，提出本文對於技術官僚的定義：技術官僚是一個受過科學、技術等相關學科大學以上高等教育者，擁有專業的知識經驗，掌握政治上權力並傾向推動理性化決策機制，致力發展社會經濟。進而觀察技術官僚理論的歷史脈絡，主要分成兩大主軸發展，包括著重於社會專業技術發展背景的「後工業社會理論」以及著重於國家體制轉變的「漸常化理論」。最後，針對技術官僚理論中的兩大爭議，提出本文的看法：在技術官僚與政治技術官僚爭議方面，技術官僚將超越普通官僚佔據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因此採取技術官僚的說法是比較適合的；在有關民主化爭議方面，「政治最小化改革論」正說明技術官僚對於民主化的心態。 二、從起源方面，技術官僚在中共領導階層中興起原因為何？在第三章「中共技術官僚興起的背景」中，著眼於中國大陸的獨特性，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進行對於中共技術官僚興起原因的闡釋。在宏觀方面，由於技術官僚具備靈活政策執行能力的特性與經濟發展的觀點，讓中共得以應付極權主義衰退、威權主義興起所帶來的衝擊，創造新的合法性以維持統治地位。在微觀方面，鄧小平理論當中紅專論、科教興國論成為指導思想，新型態的幹部遞補制度則淘汰了年老、不具競爭力的革命幹部，建立年輕、具有執行力的幹部隊伍，這些措施皆幫助技術官僚在中共政治舞台上的興起。 三、從過程方面，中共政治領導精英是否為技術官僚？在第四章「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政治局案例分析」中，以十二大到十六大政治局作為樣本，從汰換率、教育、職業三個指標驗證中共技術官僚的形成，技術官僚在中共政治領導精英當中的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時期：1982-1987年的「醞釀期」、1987-1997年的「成長期」，1997年之後的「成熟期」。時至今日，技術官僚不但佔了政治局委員一半以上，甚至每位政治局常委皆有技術官僚的背景，由此推論技術官僚已佔據中共政治體制當中的主導地位。 四、從影響方面，技術官僚制是否對於中國大陸政治具有影響力？是否真如理論中所言展現出有別於革命幹部新型態的統治方式？在第五章「中共技術官僚制的影響—三峽大壩決策分析」當中，對照改革開放前後三峽大壩決策方式的差異，革命幹部時期領導人是以防洪、國家安全，以及動員式思考的觀點出發，一元化、非專業化地推動三峽大壩的決策過程，專家能夠論證的空間狹小；技術官僚時期則著重三峽大壩對於經濟發展的帶動效應，決策方式較為多元化、專業化，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夠針對三峽大壩能有較開放的意見討論空間。由此證明技術官僚理論對於解釋中國大陸政治確有其有效性，也解決了長久以來技術官僚制僅限於理論說明而不能提出實證依據的困境。 本文在結論部分回歸理論層次，反思後社會主義時期精英轉型，學界曾提出兩種對立的觀點：精英再生產理論與精英循環理論，若就中共政治領導精英的更替而言，本文支持精英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為舊的革命幹部已被新型態的技術官僚所取代，老幹部們不再繼續掌握政治甚至社會上的權力。另外，在中共技術官僚制發展成熟之後，經濟以及法律相關系統出身的官僚將會逐漸增加，成為未來注意中共精英政治發展新的焦點。 / Numerous news reports or academic papers with describing the political elites in CCP after the open and reform in 1980’s have mostly recognized that nowadays the leaders of CCP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 of technocrats. But who’s technocrat? Are most of CCP’s political leaders technocrats? Is technocracy different from bureaucracy? Few scholars have a complete and clear explanation for this. These questions lead to the main idea and structure of the dissertation, except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hapter, which is divided in four parts: definition, origin, process, and influence. These four parts are as follows: About the definition, what’s the kind of man so-called “technocrat”? In the second chapter “technocratic theory,” the definition of technocrat is: a technocrat is a highly educated person, who majors in science and technical fields in result of hav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He (She) holds political power in hand, inclines to move decision-making machines into rationalization, and devotes himself (herself) faithfully to develop social economics. Following history step by step, the technocratic theory develops toward two main directions: one is the theory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a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devolution that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ystem. Moreover, for two arguments in technocratic theory, our points are as follow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chnocracy and political technocracy, technocrats will be taking much advantage in politics over career bureaucrats so that the version of technocracy is appropriate; political minimalism describes the attitude of technocrat toward democracy. About the origin, why technocrats could rise in the leading class of CCP? The third chapter “the background of CCP’s technocrats,” focusing on the unique of Mainland China, explains the reason from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vision why technocrats rise. From macroscopic vision, because of technocrats’ policy-enforcing capability and economic-developing ability, CCP could not only control the impact that totalitarianism declines while authoritarianism rises but also establish new legitimacy to maintain its governance. From microscopic vision, the theory of “expert is red” and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e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direct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system that young and capable elites replace revolutionary cadres. These measures actually help technocracy built in politics of CCP. About the process, are CCP’s political leaders technocrats?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crats in CCP: a case study of politburo committee,” it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echnocrats from 12th to 16th politburo members of CCP with three indexes: recruitment,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CCP’s technocrats can be divided in three phases: the recessive period from 1982 to 1987, the growing period from 1987 to 1997, the mature period after 1997.Nowadays, technocrats have been more than 50% in politburo members of CCP. What is more, every standing member of politburo is the technocrat and technocrats take great advantage of political system in Mainland China. About the influence, do technocrat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ver Chinese politics? Is technocracy different from bureaucracy as the theory describes? The fifth chapter “the influence of CCP’s technocracy: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ree Gorges Dam”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ree Gorges Dam before and after 1980’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ary cadres, political leaders focus on the point of view in preventing flood, national security, and mobilization that drive the decision into monopoly, un-profession, and little discussion of exper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echnocracy, political leaders focus on the promotion of booming economy, meanwhile, drive the decision into pluralism, professionalism, and open discussion. From above, it confirms that technocratic theory has its validity for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solves the dilemma of only theory but no actual evidence in technocracy. After all, we turn into the level of theory about the elite transformation during post-Communist period that includes two points of view: theory of elite reproduction and 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As the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leading elite in CCP, theory of elite reproduction is a better explanation because old revolutionary cadres, no longer have political even social power, are replaced by the new type of technocrats. Eventually, after technocracy has been developed maturely, elites who are professional in economics and law will become important and attractive poin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CP’s elite politics in the near future.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交互教學法」對台灣國中生英文閱讀能力與後設認知之效益，並研究國中生對此教學的回應。參與本研究的學生為82名苗栗縣某公立高中的兩班九十五學年度九年級學生，實驗組施以12週交互教學法，控制組則為傳統老師講授方式，在教學活動前後，實驗組和控制組所有學生皆施以閱讀理解測驗（採自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測驗）及後設認知問卷，實驗組多加施以交互教學法回饋問卷。 本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1.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閱讀理解測驗表現有顯著差異，亦即，交互教學法有效地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表現。 2. 後設認知方面，實驗組在「閱讀信心」、「閱讀困難」和「閱讀能力強的人應具備的能力」三項後設認知能力表現顯著提高，在「有效閱讀策略」與「補救策略」二項之後設認知表現亦有明顯進步。 3. 交互教學法有助於增強學生對閱讀策略的觀念和用法，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摘要」與「預測」是最實用的閱讀策略。 4. 回饋問卷顯示，大部分實驗組學生對交互教學法持正面支持態度，並表示願意將所學之閱讀策略運用在未來的英語閱讀中。 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建議國中英語教師可運用「交互教學法」增進學生英 語閱讀能力與後設認知能力，並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同時為了讓「交互教學法」發揮最大效用，教師應考慮學生在語言學習上之個別差異，以避免學生心理上的排斥與學習上的反效果。 /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iprocal teaching in promoting EFL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In addition, students’ responses to reciprocal teaching were probed.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82 ninth-graders from two intact classes in one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in Miaoli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06.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engaged in reciprocal teach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structed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method.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of GEPT at elementary level was used as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o measure the participants’ reading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struction. Additionally,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adopted: one for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reciprocal teaching on student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the other for measur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ttitudes towards reciprocal teaching. After twelve weeks of experiment,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now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participa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ciprocal teaching. 2. The participant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especially in the categories of students’ reading confidenc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 good reader.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repair strategie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hough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 the participants did make progress in recogni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strategies. 3. Reciprocal teaching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build up knowledge and use the instructed strategies. The strategies viewed by the participants as the most practical ones were “summarizing” and “predicting”. 4.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rom the response questionnaire, the participants’ attitudes toward and responses to reciprocal teaching may be described as being supportive and positive.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employ the instructed strategies in their future English read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eciprocal teaching can be a viable approach to help improv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of English reading. Besid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an be stirred up. Ye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conducting reciprocal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students’ personal differ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to avoid potential rejection.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分析及探討遠東及龍騰出版社2006年9月所出版之高中英文教科書(第一冊至第三冊)的文化內涵，所使用的評量依據有二個。一為Moran的cultural knowings framework，其中評量的項目包含了文化內容、文化活動及文化學習結果。除此之外，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2004年8月31日頒布)中的文化涵養與世界觀之基本能力和進階能力亦為另一評量依據。 本研究的結果總結如下: (1)這兩套教科書所提到的文化以英美文化居多，此種偏向某特定地區文化(culture-specific)的教學，並不符合當今外語教學界所盛行的culture-general教學或 transcultural教學。(2)這兩套教科書中，大部份的文化教學只是「事實呈現」(facts-only) ，幾乎沒有觸及文化觀點及自我文化覺醒。(3)在這兩套教科書中，只有不到12%的活動與文化學習有關。此外，大部份的文化活動目的為收集資料及發展某些文化技能，幾乎沒有論及到發現原因和自我文化覺醒。(4)根據前三項結果，推論出只研讀這兩套教科書的學生可能並沒有成功的文化學習經驗。(5) 這二套英文教科書達到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之大部份文化指標。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對英文教師、師資培育機構、教科書編輯及出版社提出數點建議。 /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cultural load of New Far East and Lungteng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rom volume 1 to volume 3) based on Moran’s (2001) cultural knowings framework—content,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addition, each lesson in both sets is examined with the cultural objectives in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issued in 2004 to see if each lesson in both sets achieves all of the cultural objectiv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foreign cultures mentioned in both New Far East and Lungteng sets of textbooks focu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cultures. This kind of culture-specific information does not follow the current trend of culture-general understanding or the transcultural approach in the world. (2) Most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both sets is just “facts-only” information, hardly touching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practices,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self-awareness. (3) Less than 12% of the activities in both sets are related to cultural instruction. Additionally,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center on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skills, rarely on discovering explanations and self-reflection. (4)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ults, it seems that students solely using the two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are not likely to have a successful 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 (5) New Far East and Lungteng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rom volume 1 to volume 3) achieve most of the cultural objectives in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