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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湖・淀川水系における河川水中の蛍光性溶存態有機物の動態に及ぼす雨天時下水の簡易指標化に関する研究山口, 武志 23 March 2021 (has links)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3179号 / 工博第4823号 / 新制||工||175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環境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田中 宏明, 教授 清水 芳久, 講師 中田 典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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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喪失之研究(1971-1972) / The study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loss of seats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1-1972)石君灝, Shih, Chun Hao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典藏的「外交部檔案」為主,輔以聯合國年鑑與相關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資料,首先整理出中華民國喪失各專門機構席位的時序與過程,接著探討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有何事前的應對策略,並嘗試探究中華民國政府在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以後,面對專門機構席位問題的態度是否具彈性思維。
聯合國專門機構僅是一個代表性的名詞,本質上就是一個由各國政府代表組成的國際組織,一個國際組織與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簽署合作協定後,就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兩者之間互不隸屬,是屬於合作的關係,意即一個國家若喪失聯合國的席位,並不代表同時喪失專門機構的席位,需再由專門機構討論之。現今聯合國共有19個專門機構,1971年時則是擁有13個專門機構。
中華民國在1971年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前,在13個聯合國專門機構中,除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為觀察員外,其餘12個專門機構皆擁有會員國資格。而擁有會員國資格的專門機構中,除了4個金融性專門機構於1980年時才喪失席位,其餘8個專門機構則先後於1971年10月下旬至1972年5月下旬間陸續喪失席位,本研究探討的就是這一段時間。而由於資料與篇幅的限制,選擇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氣象組織(WMO)與國際電信聯盟(ITU)三個專門機構,深入探討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的過程。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道,聯合國大會396號決議案與2758號決議案與此議題息息相關,396號決議案決定了當一國政府的代表權發生爭議時,聯合國體系各組織應顧及聯合國大會的態度,而2758號則決定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歸屬。兩個決議案是專門機構處理中國席位問題的關鍵。而中華民國面對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問題時,其態度是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入,並不能以排除中華民國為前提,但席位問題的屬性卻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延伸,也就是說,聯合國專門機構要處理的是機構內「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在那段時間,立場較親近中華民國的國家曾推動類似於「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提案,希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於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中,只是中華民國政府卻未主動與這些國家合作,使得相關議案未獲通過。
本論文另外發掘當時介於行政院與外交部之間的決策單位,此單位是由當時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葉公超主持,邀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成立的跨部會小組,名為光華小組,運作時間起於1971年11月下旬,至1972年5月底結束,旨在因應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後,所引發的後續外交鉅變效應,處理議題的內容亦包含專門機構的席位問題。
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席位議題,如同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只處理了「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台灣地位的議題並沒有被提及,留有彈性空間。而現今台灣的困局在於,要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正式會員的條件必須是個國家,所以目前首要處理的,仍是國家定位的問題。從本研究中可知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會籍問題,本質就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如果使用中華民國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專門機構,無疑是抵觸1971年至1972年間各個專門機構的決議,這些決議已闡明「China」席位的歸屬,如此一來,其阻力只有更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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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中的寧靜政治:論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援助制度之法益失衡暨不當性 / The quiet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imbalance of legal interests and malpractice for food safety and food aid譚偉恩, Tan, Wei 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代表國際合作的國際組織對於國家的行為有什麼影響?趨同或趨異?這個問題國關學界主要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個主流理論在進行辯論;前者的研究顯示,國際組織或其它國際合作類型,只是主權國家(特別是強權國家)的工具,本身沒有獨立性,更遑論能制約國家行為或導引國家行為的協調一致。而後者從賽局理論推演出合作的可能與必要性,並認為制度(或建制)是有效維繫合作關係與調和各國行為,進而穩定國際秩序的方法。
然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國際貿易合作中食品衛生安全的相關衝突一直存在著。而在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架構下,糧食援助的合作似乎造成許多受援國境內的糧食危機未減反增。這樣的結果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不符,同時暗示著維繫國際合作的制度(或建制)可能具有不當性或偏重對特定法益的保護。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也無法透過新現實主義得到周延的解釋,因為合作中的權力爭奪並不是只單單發生在體系層次,並且最後影響或主導結果的行為者也非該理論向來強調的主權國家。
當前國際食品貿易的進/出口規範與具有結構調整性質的糧食援助機制究竟是過度保護了貿易自由,還是能為每一個個人可能遭遇的食品衛生風險或糧食危機提供必要之保障?這是本研究的首要顧念。透過個案研究與過程追蹤的方法,本文認為在無政府狀態2.0的環境下,國際食品貿易與糧食援助的制度(或建制)存在著法益失衡與不當性;是一種無法公允保障進口國消費者食品安全或受援國農民糧食主權的合作模式。這樣的結果在既有的國關理論得不到全面性的分析和解釋,因此文中提出「寧靜政治」的論述對之進行補充,說明擁有貿易出口利益的國家,其政府在國內層次如何因為寧靜政治現象而流失權力(退位),成為跨國公司的代理人,而非最高的主權享有者與治權行使者。同時,在體系層次,這些國家還為跨國公司爭取利益最大化,假國際合作之名攻佔食品進口國或糧食受援國的國內市場,釀成公共衛生或糧食主權上的危機。
研究結果顯示,跨國公司是造成國際制度(或建制)成為失衡天秤與喪失正當性的幕後原兇。也是在國際經貿這個議題領域中導致國家退位的關鍵行為者。從強調資本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或許是市場機制正常的發揮,即使有人不樂見,也毋需過於擔心。然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是毫無限制地,也不該是無所節度的。全球經貿自由化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若是繼續以目前的方式在運作與擴張,跨國公司累積的財富與權力就會在更多的議題領域超越或擊退主權國家,屆時除了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安全外,恐怕還會有更多攸關人類安全的法益在商品化的國際市場上漸漸淪為類奢侈財。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此種結果或許是國家在參與經貿合作前本能預見之事,但基於理性選擇,認為這是可以忍受的代價。然而,本文質疑國家(特別是小國)所付出的代價真能讓其在合作過程中換取到大於損失的利益。就像個案中台灣在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上,或墨西哥在糧食援助的計畫裡,這些國家並沒有在國際合作中得到預期的好處,反而失去了原本可以享有的衛生安全與糧食自主性。退一步言,假設這些國家真的從合作中得到大於損失之利益,那麼這些利益的分配在其國內層次上往往也不否符合公平與正義。毋寧,利益最後只是由特定少數的行為者所享有,但衛生安全風險或糧食基本權的不利益卻轉嫁由進口國或受援國的全體人民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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