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利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檔案、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筆記、傳統醫籍，以及近代的醫學專業文獻，配合身體史、醫療史、醫療社會學的角度，輔以專業的醫學知識，考察1895-1949年間，女性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生命歷程時，其相關知識與照護，是否有別於傳統？同時也觀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政府對於婦女衛生的推廣，是否有介入的情形。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後，本論文發現：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習俗，以及中醫理論及技術發展的若干缺憾中，傳統中國婦女所受的健康保障較為有限，尤其是涉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月經和孕產等方面，無論是婦女本身，抑或是社會風氣，均存在一定的禁忌與避諱，以致女性因對自身生理認識不清，而無法達到良好的自我照護；即使面臨分娩此等攸關生命的大事，婦女也在「嚴男女之防」的考量下，把較為專業的男性醫者排拒在生產場域之外，寧將母嬰二命託付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手中，這或許正是造成過去中國婦嬰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然而，甲午戰敗的刺激，以及西醫之大量傳入，卻意外地衝破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使婦女衛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機。這些改革，不僅造成近代婦產科醫學的革新之外，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婦女。除了早期的不纏足運動之外，各種攸關女性身體健康的醫學知識，包括月經、生產等以往較少公開談論的知識，也不斷地湧入中國，並配合近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傳播到許多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腦海中，使她們能更清楚自己的生理結構，進而執行適當的婦女保健。此外，女性的生理用品、生產場域，以及分娩時隨侍在旁的助產人員，也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的新選擇。新式月經帶（或衛生棉）、西醫婦產科醫院，以及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受專業訓練的助產士，成了少數婦女的新體驗，藉由這些較注重清潔衛生，以及講求科學原理的新事物，她們有可能獲得較為可靠的健康保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些新的婦產科醫療與女性衛生用品，早期多出現於城市之中，且價格不菲，因此有能力享受者，多係居於城市的中上階層的婦女。 隨著外患侵逼日甚，以及中國國際處境之艱困，中國人對於「強國強種」的企求也持續提升；再加上戰爭、疾病所帶來的大量傷亡，在在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注重攸關國力的婦嬰衛生。除了訓練舊式穩婆，設立中央助產委員會，推廣西式的助產教育外，政府也頒布各種法令規範穩婆及助產士；為了有效預防婦嬰的兩大殺手──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政府更積極推廣強調清潔消毒的新法接生，並實施公醫制度，派遣專業人員深入鄉區推廣婦嬰衛生，甚至還發明圖文並茂的簡易助產包，俾使不識字的接生者也能操作新式助產技術。 儘管在1949年之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本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之第一個專欄「家庭欄」為主要分析史料，意欲探討距離一世紀以前報紙上的「家庭欄」與今日的家庭副刊有何差別？以及「家庭欄」所意欲宣傳給讀者的「新家庭」有何內涵。 明治維新以後女性被納入「國民」之中，女性被期待塑造成為包含民族與國家主義的「賢妻良母」，「賢妻良母」並且成為近代女子教育的最高宗旨，透過近代女子教育以及家政教育，塑造女性成為塑造新家庭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家庭欄」對於塑造新家庭的「新女性」有多篇報導，包括女性體育、禮節、外在服裝、理想的夫妻關係、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疾病與健康新知等。 同時，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公共衛生、優生保健等政策，亦成為「家庭欄」之報導主軸。保健衛生的報導大致可分為四類別做一探討，分別是飲食營養、育兒、居家環境、疾病與健康新知。 研究並發現「家庭欄」的出現與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造成人們對於「家」──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組織──產生了該有如何樣貌的疑慮有關，因此「家庭欄」在《臺灣日日新報》自1903年出刊，1905至1913年中斷刊登， 1914年至1941年均可在《臺灣日日新報》見到「家庭欄」。但「家庭欄」並非均勻分布於各個出版年度，報導文章大量集中於變動快速的大正年間，1914年至1920年，並以保健衛生為最大宗報導，其中原因為至1920年代以後，政府的保健衛生相關機構才大量出現，在此之前「家庭欄」恰巧做為一種宣傳保健衛生知識之媒介工具。 最後，「家庭欄」的報導立場，因《臺灣日日新報》「御用新聞紙」的特質因此「家庭欄」的立場幾乎與統治者一致，但又因廣告收入亦為《臺灣日日新報》的重要經費來源，因此「家庭欄」偶爾會有報導立場不一致之情形，並有多次至入性廣告行銷之情形。「家庭欄」之報導軸線則與明治年間以後新到來的西方家政學、女子教育相同，有共同呼應政治發展、社會輿論之特質。

隨著日治時期的開始，臺灣的社會與文化都受到日本相當多的影響，而女性文化中的美容自然也包含在內。透過報紙與雜誌等的宣傳與指導，能將日本的美容保養方式與女性妝容流行趨勢傳入臺灣，除了建立相關衛生觀念與意識之外，更讓臺灣女性了解到美容是需要依照個人膚質情況的不同，而選用適合的產品來使用，如此一來才是保持美麗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所展示的化妝方式，說明化妝是可以用來修飾膚色與臉型的一種美容效果，若再搭配季節與場合的不同化妝手法，就能讓女性妝容與美容方式有更多元樣貌的呈現。 在近代化的發展之下，隨著醫學與科學的日益進步，日治時期也將有關健康美的意識與概念傳遞給臺灣女性知道，女性健康美的需求也因此日益增加，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所以美麗不光只是由外在的保養與化妝方式來增添女性的美麗風采而已，擁有健康的身體機也是相當重要的，反而能讓美麗由內散發出來，女性的美麗進而能持久並維持健康。隨著女性邁入職場機會的增加，為了符合社會禮儀的需求，化妝成為女性出社會的禮儀表現，並且能夠透過化妝展現出女性專業與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與近代化的推進下，摩登女孩的新穎容貌成為當時的潮流，呈現出女性的自我意識提升與時代的特色。另外，醫學的進步使外科手術漸漸發展到女性美容的層面，女性的容貌因此可以透過整型來改善先天的缺陷或是不完美的部分，讓美容整型成為女性追求美麗的新選擇。 關鍵字：日治時期、美容、保養、化妝、衛生、健康美、摩登女孩、整型

醫學在當代受到社會科學的青睞，一般被認為是自1980年來，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對所謂「人的科學」的省思和再出發，包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等都有新的研究取向，而醫學社會學亦屬於這一潮流，並特別是受到傅科對現代醫學的研究和貢獻的影響。(D. Lupton, 1994:5-6)。本篇論文屬於這新興的醫學社會學思潮中批判性的觀點，主要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社會變遷理論中，尋找「傅科吊詭」(the Focault paradox)的問題意識的位置。 　　在第一章中，除了回顧和整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和脈絡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回應八零年代之後對醫學社會學重返社會學的呼籲，建議將醫學社會學回歸到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地位。以此，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計畫，也就是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性的」(social)以及「社會的」(Societal)分析層級，討論醫學和社會變遷的問題。也就是將健康(Health)視為一種救贖財，放在西方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來看待醫學的發展；以及將健康作為一種財富(Wealth)的形式，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中的分析策略。 　　第二章，論述現代醫學的社會歷程，主要將健康作為救贖財放進「以社會道德、倫理和價值為核心的宗教社會學」中來討論。主要是將醫學放在理性化的洪流中來看待，以及醫學作為新的道德控制機構的過程，在本章中我們討論了韋伯(Weber)理性化的牢籠、以及傅科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凝視以及帕森思(Parsons)對美國醫療體系成為重要的價值系統的分析，並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討論醫學的社會歷程。 　　第三章，採用「將健康作為財富形式的分析路徑」，在這章中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盧梭等兩種對健康和財富的辯證典範。也就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和資本的積累的歷史趨勢裡，詢問醫學如何來到我們的生活，在本章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討論了美國式民主和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在第四章中我們檢討將醫學社會學作為一般理論的侷限，並以傅科吊詭－也就是公民權的擴張和國家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變遷中的未來趨勢作總結。 　　最後，本篇論文還附錄一篇現代醫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防疫和抗爭事件為例，往國家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討論民族的身體和國家的身體的抗衡。

本文旨在瞭解新聞工作者所遭遇的職業災害種類，以及發生職災的成因，並探討媒體組織在事前是否提供良好的安全衛生環境，最後檢視現行的職災法制能否有效達到事前預防與事後補償的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近年來的媒體不景氣，組織人事精簡帶來的高工時和高勞動強度，導致原本就有許多外在採訪風險的新聞工作者，心理壓力更是影響健康的一環。透過資料收集與訪談顯示，記者常見的外在職災包含「蓄意襲擊」、「意外傷害」、「通勤災害」、「天災」、「腕穴道症候群」及「椎間盤突出、脊椎側彎等攝影記者常見職災」等六種；而內在健康的損害包含「過勞（死）」、「精神官能症」、「類PTSD症候群」及「腫瘤、癌症」等四類。 而媒體組織大多缺乏事前預防的機制，包括外勤採訪時的安全裝備，或是事前安全訓練等均無，導致新聞工作者普遍缺乏安全意識，卻又在搶快、搶畫面的前提下，以肉身抵擋各種意外，造成各種嚴重的職災；而法規方面，事前安全衛生法規偏重工業環境安全，不適用於記者的工作環境，而發生職災後，則有法律上認定的困難，包括過勞死與精神官能症的判定基準都過於嚴苛，造成新聞工作者對於法律提供的金錢補償往往是「看得到、吃不到」。 然而綜觀上述，可以發現新聞工作者容易發生職災的最根源，來自於媒體結構性的改變，近年來因著不景氣裁員，記者的工作量一人當三人用；同時間各種置入性行銷、拉廣告業務等違反新聞倫理的生態，更容易讓新聞工作者身心俱疲。媒體主管若不改善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便難以避免內在和外在各種職業災害的發生。 /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different type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encountered by journalists, and to explore whether or not media organizations provide a safe and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for their employees, and to finally review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that regulates the workers’ compens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of media and journalism. Recently, the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has highly increased the unemployment rates in Taiwan. As a result, the labor condition of journalists has been negatively influenced. Apart from external risks caused at work, mental pressure has greater affected their overal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s of 19 journalists and 5 related personnel, the 6 most occurred occupational accidents encountered by journalists are: “deliberately attack”, “unexpected accident”, “commuter accident”, “natural disaster”,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nd “intervertebral disk herniation and scoliosis”, and “other common occupational accidents for photographers”. As well, there are 4 other types of internal occupational accidents: “karoshi”, “psychoneurosi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tumors and cancer”. In addition,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preventing system for this particular career is not completely developed, thus, only few journalists own safety awareness. In terms of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workers’ compensation in Taiwan is mainly made for the blue collars, which is not yet suitable for journalists. Unfortunately, the standard criteria for “karoshi” and “psychoneurosis” are so rigorous that almost no one could receive the subsidies after accidents. Draw a conclus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encountered by journalists”, journalists in Taiwan carry heavy workloads and being demanded to work overtime due to mass layoffs in the industr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avoid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f the chiefs of the media organizations do not make necessary changes to ameliorate the structure. Above all, the inadequate labor condition of the media workers should be first improved, so that many occupational accidents can be prevented as the result.

2011年修正公布行政院組織法草案，明定於行政院下新增衛生福利部，經過兩年組織規劃後，於2013年衛生署正式合併部分內政部與教育部單位，升格並改名為衛生福利部。對於此一新組織來說，內部涵蓋了來自不同背景之三大單位，在整併成新組織的過程中，不免須面臨劇烈的組織變革行動，身在其中的組織成員不僅自身需調適來到新組織的心態與工作模式，更肩負組織變革行動的規劃與執行，可謂是整個組織變革的重要關鍵。 因此，本研究以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為主體，就衛生福利部所進行的一系列變革行動進行深入探討，並從認同觀點切入，透過訪談方式了解衛生福利部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是否有哪些行動影響成員對新組織的行為與決策表現，而成員面臨組織變革時，此新組織的條件以及經歷組織變革所得的感受，是否有增加或減低成員對新組織的認同度，這個認同度的幅度，是否有會影響其在組織變革中的行為，進而造成變革的成功或失敗。 本研究從五芒星理論與變革程序理論出發，分析變革過程中的行動，對於成員對組織認同度的影響，並找出變革中對認同程度負向影響的因子，提出行動建議。本研究以單一個案深入探討之方式進行研究，個案主體所進行的組織變革亦仍在進行，因此透過此研究除期望能向衛生福利部提出更具體之變革決策建議，亦希望能做為其他有意要進行大規模變革的組織，在變革行動上之參考。

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政府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從數據分析中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遠大於中央政府的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是地方政府。並且通過對比中國地方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水準和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我們發現各省的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有明顯差異，因此我們想瞭解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些差異，這些因素的影響效果又如何。 通過考察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歷史沿革以及回顧之前的研究文獻，我們發現財政分權度、地方政府競爭度、地方政府自有財源、醫療衛生服務價格水準、經濟水準、人口結構、教育程度、城市化水準以及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等是影響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重要因素。 本文沿用之前實證文獻的研究方法，使用傳統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以及隨機效應模型分析中國大陸2004~2012年省級追蹤資料，並且對同一變數採用不同的指標以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得到以下結果： 財政分權度、地方政府競爭度以及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水平和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平具有正向影響關係，而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以及地方政府自有財源的交互作用會造成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下降；醫療衛生服務價格水準的提高、地方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以及老齡化程度的提高多會使地方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水準提高；而省際間的人口流動、居民的受教育水準以及城市化水準的變化對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影響關係不確定；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增加會降低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

1980年，在美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通過以後，政府補助研發成果從原屬於國家財產，下放歸屬權於研發單位。因此研發單位可自行管理並將研發成果授權至產業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此過程稱之為「技術移轉」。技術移轉是一個非常細膩且複雜的過程，有許多因素會左右技術移轉的成敗，其中包括：技術之品質、法律限制、政策因素、產業需求和資訊流通等因素。技術移轉將可以使研發成果商品化， 有助於提升政府稅收和權利金收入，並且推動科學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為國家創造經濟收入。 本研究旨探如何提升政府補助國立生醫研究單位－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NHRI）之授權績效。本研究將採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之授權績效和授權執行方式當參考指標。為了得到精準和可信的數據，本研究僅截取官方之年報和網站的資料。與此同時，本研究末將會提供如何提升授權績效之建議。 此研究發現就2010年而言，NIH和NHRI之授權績效可謂旗鼓相當。儘管台灣立法規定「政府資訊公開法」，此研究發現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有選擇性的發表其授權績效的跡象。由於政府所有開銷均從其預算而來，而政府預算部分自人民納稅所得，因此監督政府績效是普羅大眾的基本權利。人民有權監督，並且要求政府就其管理、執行成效做出解釋。然而，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之資訊不透明舉動，限制了人民監督的權利，此舉將會因缺乏監督而惡性循環的造成授權績效更為疲弱。此外，此研究亦發現較少的授權契約種類、授權策略在地化、研發成果披露之不明確性、智慧財產委員會專利申請和授權策略失衡是造成NHRI授權成果疲弱的因素。 / Since the passage of U.S. Bayh-Dole Act in 1980, government-funded research inventions were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government property. Invention could be patented and be licensed to industr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for revenue return. Commercialization will create revenue in the form of royalty and taxes to the government, further driving scientific improvement and increase job opportunities.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s a very delicate proces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s that might alter the succes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 the quality of invention, ii) legislation restriction, iii) policy incentives, iv) industry interest, v)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and etc. If managed properly,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could bring high value to the academic institutes that developed an invention, to government that financially support academic research and to general public that could benefit from the invention itself. This study intend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of the weak licensing performance in Taiwan government-funded national biomed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NHRI). To evaluate the licensing performance of NHRI, this study will compare the licensing performance of NHRI wit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accurate and formal data, this study will mainly retrieve data from official annual report and website. By comparing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both institutes, this study could suggest possible flaws in NHRI’s licensing process in comparison to NIH.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will give suggestions to achieve a better licensing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both institute performed equally in FY 2010, but it has been noticed that NHRI were selectively in disclosing its licensing performance statistic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trieve general information from NHRI,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Freedo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aw (Taiwan). It’s the basic righ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be able to supervise and surveillance a government agency’s performance as it utilizes the taxes contributed by a citizen in a country. The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NHRI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general public supervise its licensing performance, of which might further contribute to even weaker licensing performance due to lack of supervision. This research also concluded that few options of licensing contracts, localization in licensing strategy, confusion in technology disclosure, possible misalignment of patenting & licensing strategy of the IP Management Committee contributes to weak licensing performance in the NHRI.

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利益包括道德利益，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然而三種利益彼此可能互相衝突，醫藥品專利便是其中一種常見案例，若醫藥品在專利權的保護下，價格與可得性皆容易成為取得必需醫藥品的高門檻。關於如何使病人取得所需的專利藥物，「強制授權」制度被認為是一種可使用的彈性手段。 本篇論文旨在分析專利強制授權制度對藥物可近性可能造成之影響。第二章從國際公約中對於強制授權的規範切入，說明目前國際上強制授權的運作條件；第三章說明強制授權的功能，其在專利權制度中可達到之經濟與公共利益的調和與平衡，對於反對者所認為「強制授權造成的經濟傷害」論點予以駁斥，並說明強制授權造成專利權人的經濟損失並不如反對者宣稱的巨大，反而因強制授權制度的存在，能有效減少濫用權利的誘因；第四章則著重分析強制授權對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建立起穩定的強制授權制度，有助於他們跨過初始的專利障礙，開始扶植本國藥廠並建立本國的藥物供應鏈，以達到獲取藥物的自主性；第五章以美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實施強制授權的案例，闡述強制授權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實施和效果，強調無論是以強制授權或是其他更為強勢的手段，在專利的壟斷性下，為社會利益保留一項具有彈性與最後手段的措施之必要性；第六章則就我國的專利法修法沿革分析，提出關於現行專利法中強制授權的彈性不足會造成的影響及修改的方向。 /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es moral interests, social interes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ut the three interests ma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Patents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re the common cases. If the products ar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patents, the price and accessibility will become the obstacles for obtaining essential medicines. The "compulsory license" system is considered to be a flexible instrument that can be used when patented drugs are required by patien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patent compulsory license system on accessibility of medicines.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points out the rule of operation of compulsory license fro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function of compulsory license, that the reconcilia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public interests can be achieved in the patent system. The opponents consider that economic harm would be caused by compulsory license. However, the actual economic loss of the patent owner is not as great as the opponents describe. In contrast, the incentive for the abuse of the right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through the existence of the compulsory license system. Chapter 4 focuses on how compulsory license system affects public health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compulsory license system helps them to cross the initial barriers and start to foster their own pharmaceuticals industry. Building their own medicines supply chain helps them to achieve the accessibility of medicines. Chapter 5 illustrates the attitude toward compulsory license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apters introduce means of compulsory lic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It emphasizes that, whether compulsory license or other more powerful means, to retain a flexible method for social interests is important in the patent law system. Chapter 6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Taiwan's patent law. This chapter emphasizes the impact on lack of flexibility about compulsory license, and it mentions the direction of the amendment to Taiwan Pat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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