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以女性觀點來探討珍瑞絲的小說【廣闊的薩加索海】中的女主人翁安東妮這位白極克里歐女人。原來，安東妮這角色的前身就是夏綠蒂．伯朗特所著【簡愛】中那位閣樓裏的瘋婦－－柏莎梅森。藉著重寫柏莎這角色，珍瑞絲意欲為這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約克里歐女人平反。以＜走出閣機的女人＞為此論文的題目，我想要與閣樓裏的瘋婦來做一個對比。在此，這『走出』的動作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尋找過去；二是拒絕囚禁。經由討論柏莎的童年，少女時代，及婚後的生活，我們將對這角色有截然不同的認識興評價。更甚者，我們將發覺到她其實是父權與帝國主義機制之下的受害者。她的英國丈夫囚禁她以來消弭他的恐懼與滿足他的復仇心。然而無情的囚禁並未熄滅她的鬥志，而她的自殺也決非消極的妥協。反觀之，她的自殺是一種自我認知的宣言，同時也是對壓迫者的反抗與瞥告。藉著這『走出閣樓』的精神，柏莎這位殖民地女性為所有受壓迫者立下反抗的典範。 本論文共分為一個序論，三個章節，及一個結論。序論中說明我的研究主題與理論架構。首章著重在柏莎／安東妮的遼年及少女時代：她對母愛的渴求；克里歐身份的困境；和面對父權的強大力量。柏莎的過去，不再只是充滿不堪的醜聞，而是有其深刻的經驗與實質的存在。第二章著重在安東妮與羅徹斯特婚後的生活。羅徹斯特在這西印度群島的驚異經驗威脅了他於父權與帝國主義機制下所建立的優越感興主體性。恐懼於這地力的神秘感，羅徹斯特妄想去征服、控制這個地方。他將他的恐懼與妄想投射到他克里歐妻子的身上，逼迫她走上不歸路。第三章著重於安東妮在閣樓裏的生活。藉著對過去的回想，她試著重新尋回自我。而對自我的嶄新認知與對出坐地的感情，使得她有力量去選擇自殺，以結束長期、無望的監禁。雖然肉體上死亡，但在精神上，她已如鳳凰般重生，飛越廣闊的薩加索海，重回西印度群島。在結論中，我將再次指出本論文的主要論點，並肯定珍瑞絲為發出另一極有別於父權或帝國論述的聲音所做的努力。 /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 of Antoinette, a white Creole woman, in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1966). In fact, Antoinette's forerunner is Bertha Maso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in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1847). By rewriting Bertha, Jean Rhys intends to make a protest for this West-Indian Creole woman. As my title "Madwoman out of the Attic" suggests, I want to make a contrast to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action of "walking out of" has two significant meanings: an attempt to rediscover the past and a refusal of incarceration. This thesis is composed of one introduction, three chapters, and one conclusion. In Introduction, I will point out the main concerns and methodology of my study. Chapter One focuses on Bertha's/Antoinette's childhood and girlhood: her quest for maternal love, her Creole predicament,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patriarchal power. Bertha's past, no longer full of shameful scandals, has its profound existence. Chapter Two focuses on Antoinette and Rochester's post-marital life. Rochester's uncanny experiences in the West Indies threaten his superiority and subjectivity which are both established by the power of patriarchy and imperialism. Afraid of the mystery of this place, Rochester desires to conquer and control it. Projecting his fear and fancy on to his Creole wife, Rochester compels her to step on the road to Thornfield Hall. Chapter Three forcuses on Bertha's life in the attic. Through recollections of her past, Bertha tries to search for her lost self. Her new recognition of her self together with her affininty to her native land provides her with the strength to make her choice of death over prolonged and lifeless imprisonment. Though physically dead, she is, like a phoenix, spiritually reborn, flying across the wide Sargasso Sea back to the West Indies. In Conclusion, I will again point out the main ideas of this thesis and Rhys's efforts of uttering another voice.

近年來因傳播科技快速發展，媒介多元化，市場競爭日漸激烈，如何透過閱聽人知識管理來爭取閱聽眾市場，是媒介組織不可輕忽的重要課題。誠如Pasternack和Viscio（2000）所稱，知識一詞並非新創，而它之所以被當作是「新的東西」，主要是指人們必須有系統地創造、使用和改進它。同理，閱聽人相關知識並不是多麼新鮮的事物；然而，長期以來，台灣的媒介組織並沒有正確地賦予它意義，進而有效地運用它來創造價值。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廣播媒介組織為研究主體，秉持知識管理理論中資本觀點之精神，同時結合程序觀點和促動要素觀點，分別從認知面和執行面來探討廣播電台之閱聽人知識管理。首先，剖析廣播電台閱聽人知識管理之意涵和需求；其次，探討目前廣播電台在閱聽人知識管理之現況；最後結合理論和實務，推導建構出廣播電台之閱聽人知識管理模式。

一、研究動機 二十世紀初期，企業經營開始大規模化及複雜化，使企業管理人員漸漸感到經營管理問題之重要性。為了改善經營管理之問題，曾經作了種種之努力，例如在生產方面，泰勒所提倡之科學管理方法，以及由此而設定影響之銷售、人事、會計、成本計算方法等等，各方面均有顯著之發屆。泰勒之科學管理方法，其內容為，先作實驗而作業之標準，再以標準加實施結果，互相比較，以此種方法控制作業。 泰勒管理法，最初是適用於生產部門的技術方面。以後，其基本原理，亦即以計劃作為執行基礎之控制觀念，漸漸從生的的領域，擴大運用到銷售方面。美國學者梅爾氏（Mayers, G.J.）於1912年就認為科學管理之思想，除了適用於生產活動外，亦可擴大到銷售活動。迄今已經過半個世紀多，這期間企業經營規模日益寵大複雜，管理方法一日千時里。吾人即欲探討，上述科學管理方法，在銷售活動管理上，其可能之進展情況。此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範圍 銷售管理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銷售組織之管理、銷售人員管理、市場研究、推銷策略、產品包裝、產品銷售潛力研究、廣告管理、銷售預算、推算費用控制……等等。每一部份，亦各有其管理方式與研究討論之處，欲在此廣泛範圍中全部詳加研究，實不可能。故僅選擇與科學管理方法較為接近者，作為研究範圍，即預算控制在銷售管理上之應用。預算控制之程序，先以科學方法設定標準，依據標準編製預算；並於預算施行期間，將實際結果與標準相比較；並於預算施行的期間，將實際結果與標準相比較，以達控制之目的。此與泰勒科學管理方法之基本精神，甚為類似。 預算控制在銷售管理上之應用範圍：包括銷售預算、銷售成本預算、現金收支預算、應收款項預算、推銷費用預算、一般管理費用預算等。欲將各類項目之預算控制，全部予以研究，在份量上仍屬太多；乃再縮小範圍，僅研究銷貨預算之編製，以及與銷售預算有密切關係的推銷費用預算。又因為廣告費在企業推銷費用中，日益增加而且重要；故特將其從推銷費用中劃出，予以單獨討論。 三、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採歷史性研究，對未來之展示不予預測。參考資料採自本校總圖書館，商學部圖書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中心圖書館。 因我國之私營企業，編製預算尚未蔚為風氣，從然有編製預算，亦將其列為極機密，不可能公開。由於實際之資料甚難取得，本論文無法作實證研究，故有關之預算數字均係經假設或參考書本所列而得。 四、本文結構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即以銷售貨預算為主題，共分六章。第一章，淺論銷售管理之目標與預算控制之效益，以說明預算在銷售管理上之作用。第二章，討論編製銷貨預算應考慮之因素，由於因素很多無法－－詳述，故僅擇較重要之三種予以討論，以其與銷貨預算之要素－數量價厘定三種。市場分析可以決定未來之銷售數量，售價厘定可決定產品之價格，而銷售政策更為決定銷售數量與產品價格，所依據之最高指導原則。第三章，銷貨預測，目的在預測下年度或每季之銷貨數量，以及銷貨之長期趨勢。內容包括銷貨預測常用之方法，季節變動分析法，長期趨勢分析法，計量經濟模式法。常用之方法，以其簡便或無其他更詳盡之資料時，可採用之；包括經理人員評判意見法，銷售力意見測驗法，百分比增加法，顧客需要聯測法等。季節變動分析法，即為利用季節指數的編算，把握每月或每季之銷售變動情形，以預測年度間每月銷售額的方法。長期趨勢分析法之目的，在尋出一段長時間的數列變動，以預知未來可能之銷售量。其法，須先消除原始數列循環、孚節及不規則變動，然後利用調整後之數列，選配一適當之成長模式，依法模式即可計算出各年銷售量。計量經濟模式法，係基於總體經濟之結構，考慮投資、國民所得、及消費支出等因素。故此法最適於預測整個行業之銷貨量，然後依該公司之市場佔有率，求出其銷貨預測值。 第四章，銷貨預算與推銷費用預算之編製。在考慮編製銷貨預算之因素後，再作銷貨預測，如此即可輕而易舉的，編出一份適當之銷貨預算。而廣議之銷貨預算，尚包括推銷費用預算，故本章－併加以討論。內容包括：推銷費用之定義，推銷費用預算之目的，推銷費用之分析，推銷費用預算之編製等。推銷費用，依銷售活動管理的實際方法，其所需編製之預算類型各有不同，可分為：為攤或計劃型，一般管理型，標準型，競爭服務型。第五章，銷貨預算之控制。包括：銷貨績效標準，銷貨預算差異分析，銷售之控制與調整，推銷費用之控制等。訂定銷貨績效標準，即是在衡量銷貨員之成績，是否符合預算之要求。分析銷售預算差異，可追究差異責任之歸屬。可分售價差異與數量差異兩種。數量差異又可細分為市場數量差異及市場佔有率差異。前者為不可控制之因素，後者則屬可控制性差異。銷售之控制，則主要在說明，多種產品銷售組合，如何控制總銷售量，在利量率不同的產品間之分配。推銷費用之控制，先設定推銷費用標準，依此標準與實際費用數相比較，以達控制目的。第六章，結論。

「逝者如斯，不捨畫夜」，時代在演變不居，社會也隨著加速的變化進步，新新不己。政府的行政工作自亦應配合求進、求新、求行。否則不足以應付新環境中的新問題、新要求、與新的價值觀念。因此，多年以來，政府一次又一次，處心積慮的推動行政革新工作，期能藉行政革新以帶動全面革新而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標。然而，國人由於長期農業社會的積習與傳統文化的薰陶，使一般行政人員的思想觀念，受著過去意識和性格的束縛與影響，遂使行政革新的效果，未能盡如理想；且由於各種問題的錯綜複雜，以至於任何一項科學合理的思想或進步良好的觀念，都脫不了惡性循環的格局，在相克相制的交互關係中，抵銷了作用，且不知其「橘逾淮而為枳」的究意原因。 行政革新的內涵經緯萬端，實不知其從何言起。但談行政，就離不開組織，談組織，就不能不談到人，蓋因組織係由人所構成，而行政理論乃是從「人的處理」發展而成，「人的處理」便是行政領導的範圍，正如同阿偉克（Urwick）所說：「領導才是行政的整體」，所以欲求行政革新，可先自行政領導的革新作起。筆者服務於行政工作多年，對於機關中的領導行為，得有充分機會接觸、觀察、與體認，入本所研讀期間，復承諸師長講授行政組織與管理，中國行政問題，地方政府研究與人群關係等課程，對於新觀念的啟迪與研究途徑之抉擇，獲益良多。故敢請益於張師鑑秋，選取「行政領導與溝通」為論文題目，著手研究，期能對當前行政領導的問題，探本求源期獲得較深入較澈底的認識與瞭解，進而有助於整個行政的革新。 本文共分七章，約九萬言。首章為緒論，陳述本文的基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所根據的理論架構及研究的原則與態度。第二章為傳統文化下中國國民的性格，由倫理、道德與價值取向的觀點，分別探討我國國民性格上的特性，用以觀察其對行政行為的影響。第三章係行政機關本身的特性，為就學理上與機關外在輸入因素的影響結果，以分析其內部結構形態，辨認其利弊得失。也正由於上述內、外在生態環境的影響，而推論出第四章行政領導權力集中的必然現象，及因權力集中所產生的種種行政問題。第五章分析社會進步引起領導態度之轉變，為上項行政病態問題之診斷，說明必須採取新的領導觀念與方式，以適應客觀環境變遷的需要。第六章談意見溝通與行政領導之關係，旨在說明有效的領導必須輔之以流暢的意見溝通，無溝通就等於沒有領導。最後一章為結論，係綜合所有各章研討內容，簡述領導的新觀念新方向以為結。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首應感謝張師鑑秋在為文章節原則上的剴切指示與觀念方面的啟迪開導；所主任傳師宗懋的諄諄垂詢與督促；許秘書濱鬆的時時關懷與鼓勵。寫作期間，復蒙本所盧同學立人，董同學翔飛，劉同學實英，孫同學本初等的熱心關愛，攻錯砥礪，銘感五內均此併致衷心的謝忱。其他諸師長與朋友，雖然我沒有能把他們的大名一一列在這裹，但我希望他們知道，不論在品德上、知識上，他們給予我的教誨與影響，是我永遠感念不已的。 筆者深感個人學驗之不足，復以本文撰寫之時間與精力均倉卒有限，雖已競競業業，竭心極力，仍必難免於謬誤疏漏，務祈各位師長嚴予指正藉匡不逮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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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如何佈置夥伴關係是近年來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議題。對於出口商而言，阻礙夥伴間的溝通是否可以維持本身的居中地位呢？當全球競爭壓力日趨升高，部分出口商開始思考阻礙其所連結夥伴間的溝通，也許不是唯一的策略，而是應強調如何厚植實力、尋求生存利基。 本研究即是探討焦點廠（出口商）於建構夥伴關係時，可能採用隔離夥伴間溝通的策略或是降低隔離程度讓夥伴間互相溝通的策略呢？又隔離夥伴間的溝通對於焦點廠居中地位之影響為何？以及焦點廠之資源是否會影響隔離程度對於焦點廠居中地位之關係，使得焦點廠可以不需使用隔離程度，亦能維持其居中地位？此外，夥伴間的合作關係是為了共創價值，焦點廠資源是否會影響隔離程度與製造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以焦點廠為中心，三方關係為分析單位（焦點廠與國外客戶、國內供應商的關係；焦點廠與兩家國內供應商間的關係），討論統治機制（隔離程度）應與資源配合，也就是隔離程度對焦點廠居中地位之影響，及焦點廠資源對隔離程度與居中地位、夥伴間關係滿意度、製造績效之關係的影響。 經由實證分析，本研究有下列推論：（1）隔離與居中地位（資訊利益、控制利益）有正向相關。（2）當焦點廠資源愈高，隔離與居中地位之正向關係愈低。（3）隔離與夥伴間關係滿意度有負向關係。（4）焦點廠資源愈高或供應商之技術愈內隱、複雜時，愈降低隔離程度，愈能增加製造績效。（5）焦點廠資源與居中地位、夥伴間關係滿意度、製造績效有正向關係。（6）焦點廠資源愈高且供應商之技術愈複雜時，愈降低隔離程度，愈能增加製造績效。

近年來消費者不僅重視產品品質，更重視消費過程的感受。如何讓消費者擁有更好的消費經驗，是企業須積極努力的方向。另外，許多過去以銷售產品為主的企業，也開始從事顧客服務的發展。因此企業不僅要開始提供服務以提升獲利，更要提供更好的消費經驗以滿足顧客的需求。 本研究將以三家在國家品質獎與J.D. Power調查有傑出表現的企業為研究對象，期望透過研究瞭解業界如何應用持續改善循環，於組織內推廣顧客觀點的概念，將其延伸至顧客服務的規劃與落實，並進一步找出徹底落實的關鍵，同時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以供業界參考。本研究希望探討之目的如下： □ 1.企業該如何推動顧客觀點，並讓全體員工確實執行。 □ 2.企業該如何持續改善現有服務，以追求更卓越的表現。 □ 3.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業界，作為重新規劃顧客服務之參考。 本研究認為企業要落實顧客觀點，必須先塑造顧客觀點的理念與文化，再由組織與人力資源著手，如此第一線才能確實執行。而企業要規劃令顧客感到滿意的服務，要從顧客接觸或消費的過程著手，從中找出改善或是創新的環節。如此才能貼近顧客的需求，創造出令顧客感到驚喜進而滿意的服務。 企業必須持續改善與持續學習，方能提供更好的服務，產生更卓越的績效。而運用ADRIL循環，也就是持續改善循環或持續學習與創新循環，將有助於企業建立顧客所需的服務。無形的服務已儼然成為有型產品的一部分，企業必須更重視顧客服務的內容與規劃，以及第一線人員服務的落實，如此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以維持企業的穩定獲利。

台灣自1990年代爆發龍發堂違法收容精神障礙者事件後，逐漸走向以西方現代精神醫療專業權威模式為主流的時代；但不同於醫療觀點的另類模式，卻也持續的以另一股力量多元化的發展著。不同的組織社群以自身不同的社會處境脈絡，嘗試著各種另類的可能性，追尋著對待精神障礙者處遇上不同的價值理念。本研究試圖更細緻的探究台灣這幾十年來，一些跳脫病理觀點的另類模式究竟走出了什麼樣的豐富性。研究者透過Burawoy所提出利用參與觀察的方法選取特殊情境的個案，進行巨觀分析的延伸個案法，選取三個跳脫病理觀的異例場域，分別為不具專業背景，自行發展本土化模式的家屬自助團體；以美國活泉之家所發展出的會所模式做為參照的社福機構；以及資深社工自行開業的社區復健中心。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利用實習生的身分，實際進入三個研究田野，深入了解各機構最真實第一現場的工作模式與實踐路徑。分析上針對三間機構各自主要推動者的背景脈絡；在此背景脈絡下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理解視角、所創造出新的社區復健論述與工作模式的設計與具體操作；以及在發展出另類的工作模式之下，究竟創造了精神障礙者病人之外什麼樣的新主體，而這樣的新主體又是鑲嵌在什麼樣新的助人互動關係之中，藉此分析比較不同場域的實踐路徑。研究發現，由家屬自組的自助團體，依據創會會長自身的經驗發展了十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工作模式，嘗試在都會生活中複製台灣五、六0年代閩南農村宗族聚落的社群文化。精神障礙者在家屬為主體的努力與庇護下，成功以這種十分具有華人特色的類宗親親友的互動關係，以一種「攀親帶故的自己人」之姿，成功在主流社會中卡位。相較於完全來自本土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工作模式，一群新生代的助人工作者，各自帶著自己對於精神醫療的懷疑與批判，嘗試操作一個源自國外的會所模式。過程中，打破了專業人員與精神病患間舊有的權威互動模式，與精神障礙者發展出一種類似同事的平權夥伴關係，共同肩負機構組織的運作，一起與精神障礙者學習對於公共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長出對於體制的批判性；學習如何做一個公民，發揮公民精神，展開從社群內擴展到外部社會的對話。然而，實際在台操作會所模式，過程中面臨的是台灣體制的框限、與個案互動關係的失衡，檢討與調整之下，第一代操作會所模式的資深工作者，決心出走，另闢道路，自行開辦社區復健中心，選擇有限度的倚賴政府資源，期待換來更多的自主性。與個案的關係也從平權夥伴的營造，轉向發展更為真實的貼身搏鬥互動，期待帶領精神障礙者不只是身分主體的轉換，更進一步的對於個人與體制產生根本性的變革。三間機構依著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同的處遇信念，發展出不同的處遇模式，承接了不同階層、不同狀態的精神障礙者與其家庭，影響了社會不同的層面，也對當前的體制反映了不同的批判性。三間機構在實踐道路上都不斷的在進行思辯與革命，思辯與革命著身為一個助人工作者最終的使命─「如何善待生命；生命應長的什麼樣？」，使得三間機構在行動過程中更趨本土化與貼近個案的發展。有趣的是，三個機構位處不同的社會處境，受到不同主流體制的壓迫，為求認同與解放，在實踐的路徑上卻朝彼端前進與發展，形成一種具有相互辯證性的關係，也讓我們得以以更多元立體的視角去看待現今精神障礙社區復健服務的整體樣貌。 / Since Long Far Temple's illegal admission of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broke out during the 1990's, the professional authority model of modern Western psychiatric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Taiwan. While different from the alternative model from medical perspective, it still continues to develop diversely as another force. Basing on their ow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ed contexts, different communities are testing various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as well as pursuing different values and beliefs in terms of treatments of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about the diversity of alternative models that are outside of the pathological point of view developed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Selecting cases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using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 proposed by Burawoy, this study proceeded with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using macro analysis, picking three anomaly fields outside of pathological point of view: a self-developed self-help group, formed by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no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that adopted the Clubhouse Model developed by Fountain House of USA, and a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 opened by senior social worker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process, the researchers of this study used their identity of interns to actually enter into the three research fields and thereby understand the truest front line work models and practice approach in-depth.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contexts of main promoters for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institutions, the angle for understanding for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under these background contexts, the new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discourses they created, and the designs of these work models as well as the concrete operation. This study also analyzed what kind of new subjects were created outside of the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under these developed alternative work models, and what kind of new helping relationship these new subjects were embedded in, so 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practice approaches of different fields. This study found that self-help group formed by the family members, bas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under himself, developed a work model that is highly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trying to copy the community cultural of Hokkien rural clans and trib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to the city life. Under the efforts and shelter mainly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in a relatives-friends type of interaction that was full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acting as a buddy by relation, successfully claimed a place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mentioned work model entirely developed from the local experiences, a group of new generation helpers, each with their own suspicions and criticisms of psychiatric, attempted to operate a Clubhouse Model derived from overseas. In the process, they broke the old authority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e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but instead formed an equal partnership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olleagues with the patients and jointly operated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They learned together with the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public affairs and develop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oward the system. They learned how to be a citizen, act with a civic spirit, and expanding their dialogues from the internal community to an external society. However, during their actual practices of Clubhouse Model in Taiwan, they faced with the frames and limits of Taiwan's system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ients. After some reviews and adjustment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enior social workers who operated the Clubhouse Model decided to leave and went for a new path. They opened a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 by themselves, choosing to depend on government resources limitedly in hope of obtaining more autonom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ients also turned from equal partners to a more realistic close-fighting interaction, hoping not only to lead the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to transform their identities and subjects, but further produce fundamental changes for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system. The three institutions developed different models of treatment basing on their different treatment belief toward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They took on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y and their families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conditions, making an impact o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ociety and reflecting different critical thinking toward the current system. On the road of their practices, they kept on thinking and evolving,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ultimate missions as a professional helper - "How to treat life with kindness, and how life is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made the action processes of the three institutions more localized and clos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s. Interestingly, the three institutions were under different society situations and subjected to different oppressions from the mainstream system. To obtain recognition and emancipation, however, they moved and developed toward the each other in their path of practice, forming an inter-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at also allows us to look 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for psychiatric disability with a multi-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兼採「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並比較兩者解釋力的大小。 社會化觀點認為學生在學校當中所學習到的各種知識與價值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以學生的學習經驗作為測量變項，包含「討論公共事務」、「學校民主模式」、「學校功效意識」、「參與校園活動」與「修習政治課程」這五個面向。分配觀點則認為學校在外部社會系絡中的評價與地位引導了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即以隱含社會定義的大學類型作為測量變項，包含「公立/私立、「研究型/非研究型」、「地理區域」與「創校年代」這四種類型。研究變項包含「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 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為陳義彥教授主持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的變遷」國科會研究計畫。資料分析包含兩個部分，首先運用相關分析、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探討學校因素以及諸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的關聯性，其次建立迴歸模型，比較兩項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相對影響力。主要發現如下： 1、在學習經驗方面，大學生平均修習近五個學分的政治相關課程，然而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偏低、學校民主模式偏低、學校功效意識偏低、參與校園活動亦偏低。 2、在政治態度與行為方面，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偏高，且較為一致，而政治功效意識偏低，政治參與亦是偏低。 3、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除了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呈現反向相關之外，大學生五項學習經驗與其三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具有正向的相關。 4、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顯示，就讀於不同類型大學的學生在多項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上呈現出差異。其中大學創校年代的不同，在所有項目上呈現出差異。 5、在迴歸模型當中，多項的學習經驗構成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政治參與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只有「創校年代早於一九四九年」構成民主價值取向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有關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社會化觀點為主要的解釋，而分配觀點只提供有限的解釋。 6、t檢定與迴歸模型均顯示，大學類型對學習經驗的影響較多，而大學類型對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較少，且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多數具有顯著相關，因此推論大學類型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具有較多間接的影響。亦即大學類型先影響到大學生部份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再影響到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換言之，學校本身的招牌提供一個框架，框架引導學生的學習情況，然而真正直接影響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主要因素還是學習經驗。因此，分配觀點在整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仍有其價值。 綜上所述，在學校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發揮影響力的整個過程當中，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的解釋各自佔據不同的位置。社會化觀點直接解釋學習經驗對於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而分配觀點說明學校框架引導學生具體的學習內容，然後間接影響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軍人退伍後工作一直是國家政策與研究關注的議題。既有研究多從「經濟-工作」角度來觀察軍人退伍生涯的議題與困境，容易忽略軍人退伍轉銜歷程與生活各面向連結的複雜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從生命歷程和老化的政治經濟觀點，理解男性選擇進入和離開軍人職業，以及此種進入、離開軍人職業和再工作歷程的關係，期能對軍人退伍轉銜歷程有動態性的理解。 據此，以制度性分析與傳記式的生命歷程取徑為方法。前者，透過國軍檔案與相關文獻進行檢視；後者，透過生命故事訪談(13位男性，出生於1957-1964年，平均年齡57歲)。 在制度分析的研究發現：國軍退輔制度演進可區分三個時期：歷史時期一「人口治理思維下的集中化管理與安置(1949-1969)」；歷史時期二「解嚴及民主浪潮下的間接安置(1970-1999)」；歷史時期三「軍事專業化後的『退輔制度變革-積極性與規範性的就業整合措施』(2000-迄今)」。其次，歷史時期(退伍時所處的歷史時期)和個人時期(個人生命階段何時退伍)深受個人所經歷的退輔制度之影響，進而決定個人在退伍時所擁有的經濟資源與生活條件。 在傳記式的生命歷程研究發現：「從軍」是故事主角在歷史、經濟、家庭等多重關係擠壓下的一個決定。從軍讓個人經濟上得以溫飽，可以繼續接受教育，個人與原生家庭的分立，形成另一個空間的情感連結與歸屬，而軍隊環境讓個人有身分認同感，使他們漂泊的生命暫時靠岸。軍隊服務期間，個人在工作環境的洞察與選擇，涉及「歸屬」與「自主」兩個議題。至於退伍後，軍職工作與退伍後第一個工作的過渡、連結、轉換，是具高度複雜性與重要性。「工作選擇」背後所指涉的是個人在不同文化場域的穿越，並隨著個人在退伍前的早期家庭經驗與軍隊環境，至退伍後面臨社會經濟環境、部落文化、工作環境、家庭環境以及個人生命發展等因素變化，個人在面臨不同情境，從服役時的「我們」狀態變成不同層次「我」的樣貌。此外，隨著生命歷程發展，個人工作選擇有不同的核心議題，工作對他們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其中經濟資源、健康與社會支持扮演關鍵角色。據此，研究針對上述發現進一步提出「階級化退伍轉銜歷程」理論模式，亦即，軍人退伍轉銜呈現「持續向上型」、「後續穩定型」、「中途停滯型」等三類，而資源在其中因不同時機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強化、替代與風險作用。 最後，針對軍隊社會工作制度與退輔制度，回應個人在退伍轉銜與生命歷程所面臨家庭、軍隊、社會文化與制度面向的議題，提供政策與實務上建議。 / Transitioning from military to civilian life has been a topical subject for national policy and studies. Existing researches mostly observe the issue and conundrums from the economy-career perspective, which tend to overlook the complexity of the linkage among military transition and all aspects of their liv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why male soldiers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e military, and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entrance, exit and reemployment, hoping to obtain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military career transition. Accordingly, the approaches used here ar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biographic life course theory. The former is done through military records, files and pertinent literature while the latter i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13 males (born 1957-1964 with an average age of 57).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ROC’s Institution of Veteran Service can be divided into: Phase I, th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placement under the ideology of demographic-management (1949-1969), Phase II, the indirect placement under the backdrop of abolishment of martial law and democratization (1970-1999), and Phase III , a reform in the institution of veteran service after military professionalization—a proactive and normative employment integration (2000-preesent). Also,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period when one retires) and individual period (the life stage when one retires) a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veteran service that one faces which determine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ne obtains when one retires and thus affects one’s aging and life adaptation. Furthermore, intertwined with the institution of veteran service ar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ranks, which interact and are relevant to the career path after one’s retirement. The biographic life course theory found that “enlistment” is a decision made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from history, pers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family. Joining the army would br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continued education. The separation of individuals from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forms an emotional bond and attachment. The military gives them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a place for their drifting lives. During their service, their perception and choices interrelate with attachment and autonomy. The relations between what kind of military job they did and the transition, conn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first employment after they retire are highly complicated and critical. Behind employment choices ar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hich vary with experiences of their original family and the military as well as factors such as social-economic environment, community, work places, famil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acing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We” during the military life became different levels of “Me”. In addi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ne’s life course, there are varied core issues about their employment choices and the meaning of jobs to them also changes while economic resources, health and social support play important role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military transition” model. They ar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later stabilization, and midway stagnation. And several resources generate varying degree of reinforcement, substitution, and risks effects in different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