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針對有關聯合成本及轉撥計價之各種重要分攤方法, 就其理論及行為面作一剖 析, 以期減少分攤問題在管理決策中導致的困擾, 全文約六萬餘言, 共分七章廿二節 , 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目的及方法, 並對本文結構及限制作簡明介紹。 第二章分攤問題之探討。說明分攤問題之根源及種類, 及在管理會計中扮演的角色。 其次簡介「行為一致」觀念, 以作為分攤方法比較之基準。 第三章聯合成本分攤方法之介紹。指出聯合成本之定義及必要的假設, 例舉邊際法、 淨變現值法及夏普利法等之應用, 對最近若干學者如勞德貝、莫瑞所建議之分攤方法 亦作介紹。 第四章聯合成本分攤之行為面分析。以「行為一致」基準評估各種聯合成本分攤方法 , 並作彙總比較。 第五章轉撥計價方法之介紹。敘述轉撥計價之重要性, 就經濟模式法、數學規劃法及 議價法等常用方法之理論及應用, 作一簡介。 第六章轉撥計價之行為面分析。針對前章所介紹之轉撥計價方法, 在維持部門自主權 、評估部門和經理人員績效以及其他可能的決策行為上所發生之問題, 詳加剖析。 第七章結論及建議。將本文各章之分析結果作一總結, 並提出建議事項。

許多新概念或新技術的擴散通常不僅耗時甚長、擴散範圍十分廣泛，再加上社會網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創新擴散本質上就屬於一種動態、非線性的複雜現象，事實上，近來研究發現，創新擴散的諸多特徵，包括「動態、非線性的複雜行為」，「正向回饋的自我組織現象」，以及「對初始狀態一些微小因素的敏感度」等，都與複雜理論中所強調「複雜系統」中的諸多特徵不謀而合。 另一方面，近來創新擴散研究逐漸將擴散視為一個創新者與採用者雙向互動的傳播過程，在擴散過程中，創新的演化與成員間的動態互動成為主要焦點。過去的擴散研究較少討論個體與總體層次間的結構化過程，亦即成員如何互動而產生系統層次的創新秩序，而系統層次的創新結果又如何進一步影響成員的互動，而複雜理論正好可以提供跨層次架構來回應此一理論缺口。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包括以下兩者：一、由複雜理論觀點來看，概念型創新擴散的動態過程為何？二、由複雜觀點來看，在概念型創新的擴散過程中，相關因素如何影響創新擴散的動態過程？這些因素間存在何種互動與回饋關係？承上所述，本研究的範圍界定為「概念型創新」，在此「概念型創新」指的是近似於典範的一種具有複雜多元內涵的創新。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採用序列性多元方法的研究設計。利用歷史法、實驗法與個案法三種研究方法，針對相同的兩項問題，總共進行三項實證性研究，透過「質性方法--量化方法--質性方法」三種研究方法的截長補短，提高本研究的理論效度。 研究一利用歷史研究法對蒙特梭利教學法的擴散過程進行研究，將蒙特梭利教學法的擴散分為三階段，透過三階段成功、失敗與成功三種不同結果，發現不同的初始狀態變數情況，主要是再創造可能性與體制開放與自由度，將導致創新擴散的不同結果。研究二新概念擴散實驗進行兩階段實驗設計，操弄五項自變數進行重複多因子實驗，共取得二十八個實驗數據；比較不同變數情境與採用結果，除了驗證初始狀態變數對創新擴散的影響外，也發現自變數間存在明顯的交互關係。研究三進行蝴蝶蘭產業創新擴散個案研究，比較台糖進入蝴蝶蘭產業前後的創新擴散過程，以及蝴蝶蘭、嘉德利雅蘭，以及國蘭三種蘭屬的發展過程。隨著三項實證研究的進行，變數內涵逐漸豐富化，證據力也進一步強化。在研究三結束後得到修正後的觀念性架構，成為本論文的結論。 在結論部分，本研究有三大主張。首先，系統的初始狀態，包括創新導入者的網路位置、體制自由與開放性、再創造可能性、創新內涵豐富性、擴散誘因與採用人數等六項因素，將影響創新擴散成功的可能性。其次，創新擴散過程中包含許多的演化與正向回饋機制。最後，創新擴散是一個自我組織的過程，系統秩序從低一層次成員之間的互動自然突現，而非走向無序；但在自我組織過程中，秩序的出現有賴於中央協調機制（標準版本）；同時系統需要不斷輸入的能源，使其維持在自我組織行為出現的臨界點之上，這些能源通常來自於新採用者所帶來的量與質的效果。 / This dissertation applies a new perspective, complexity theory, to discuss the diffusion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Here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dicates a paradigm-like innovation with various content. By using “metaphor”, I treat diffusion as a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adopted important concepts from complexity theory, such as initial conditions, positive feedback, and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n develop a dynamic process model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a multi-method research design is adopted. To draw on the strength of each and offset the weakness of the others, three empirical studies were conducted. First study, the pilot study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concerning 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Montessori method, in which the different result of three diffusion stages was compared. Second, a laboratory experimental study simulating diffusion process of a new concept has been conducted. In each experiment, a new concept was announced and counted the number of adopters. Each experiment has different scenario design that is on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all variables, and then the number of adopters was compared. Third, 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Phalaenopsis (Moth Orchid) industrial innovations was studied,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arly/late stage and three category orchids was compared. This dissertation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innovation diffusion is a dynamic, nonlinear complex process; factors in initial conditions will influence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Secondly, evolution and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s work continuously all through the diffusion process. Finally, diffusion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is a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which depends on energy injecting into the system continuously and the existence of cent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the system.

本論文以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為史料，探討1949年至1971年這二十餘年間，民法學的發展與變遷，包括民法學的題材與論證，以及時代背景、司法實務、外國法等等因素的影響。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民法學論文，宛如甚而即是教科書抽印本。法學者主觀的認知及其客觀的功能上，期刊論文的任務與教科書相同，均是交代基礎理論。1960年代中期，民法學論文在取材上有些微的轉變，民法學研究者從外國法繼受諸多議題，如公害、生物科技、醫療糾紛、產品責任。 　　民法學論著中，法律論證的總體取向，係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即「民法諸條文構成什麼樣的秩序」。詮釋性議題多源自法條文字的語意性問題，哪些文字的語意有待探究，又受到外國法影響。 　　在方法論上，文義、邏輯，加上比較解釋，幾乎吞沒所有解釋要素。民法學研究者尚無方法論的自覺，對價值與原則的掌握與運用也相當有限。直到1960年代中後期，戰後第二代法學者開始明確指出應保護之利益，惟尚未在所舉案例中，具體衡量當事人的利益。 　　在國共內戰的時代背景下，法律人以「法秩序至上」的觀點看待世界，他們熱烈地談論政治議題，卻對社會議題冷漠。對於前者，法律人僅重申既存法秩序，但後者要求新秩序的創造，法律人無能為力。法律詮釋對秩序的渴求是此一背景的產物，這樣濃厚的政治意味，也使法學各部門受到的關注與其政治色彩成正比，民法學相對不受重視，甚而被邊緣化。 根據當代的標準，當時民法學界與民事審判實務之間，關連薄弱。回應實務見解本非期刊論文的主要題材，實務見解的引述亦多用於佐證，而非為檢討、批評而引用。當時法學界對司法實務的關切，本非檢衡量其適切性，而在提出法規操作的準則；此外，法學界缺乏溝通的平台，法學者缺乏溝通的意願與能力，加上保守的高等教育政策，使外於實務的法學社群既小且弱，難與實務界平行對話。民法學既已邊緣化，相較於刑事法，其取材更為單調。 　　比較法觀點在民法學中佔據支配地位，而此觀點之運用，是法律繼受工程的延續。在論著題材上，為求與外國法的架構對應，期刊論文多按體系切割題材；1960年代中後期，議題取向的論著亦是外國法影響的產物。在法律詮釋上，包括比較法解釋在內的比較法觀點，支配著民法學論文的議題與論證。 　　民法學研究者透過外國法認識本國法，藉由外國法鑑別本國法上的議題，從外國法借來議題，並利用外國法既有的成果，解決本國法各種疑難雜症。但比較法觀點的操作，仍藉助文義與邏輯，價值與理念則退居其次，甚或消失。方法論的貧乏使民法學研究者沒有充分認知本國法，間接致使比較法觀點的誤用。

隨著全球紡織品區域經濟與貿易障礙的崛起，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似乎已創造另一片新興市場，儼然成為另一股與國際知名商品檢驗公司如ITS, SGS, TUV等相互抗衡、分食全球檢測與驗證市場的勢力。研究機構的成立當初幾乎都是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而投入策略性資源，運用高級研究人員，以執行相關計畫。惟隨著策略性計畫的結束，政府預算的刪減，研究機構不再繼續獲得政府經費的支援，必須藉由過去累積的核心資源與相關研究成果轉化為自主營運業務來源。尤其在檢測與驗證服務方面，研究機構基於所累積的能量，積極爭取認證授權成為區域經濟或政府單位指定的檢驗機構，如歐盟環保標章Oeko-tex 100與個人防護裝備(PPE) CE驗證。本研究旨在探討幾個研究機構轉型的案例，分析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聞名國際的紡織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資源與核心能力建置過程、成長策略與海外據點佈局，期盼這些機構的發展的經驗能夠作為我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簡稱紡織所)及亞太地區類似研究機構學習的典範。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方式進行。資源基礎建置主要依據Barney (1991)、Grant (1991)、 Peteraf (1993) 及Collis & Montgomery (1997)對於資源的論述，來分析個案研究機構如何建立其有形與無形資產，以及獨特專屬的核心能力；成長策略主要是依據Daniels (1983)之成長向量分析法，採取九種不同的策略與選擇，來分析四家國際個案研究機構與紡織所成長軌跡與策略。 四個個案檢測與驗證服務的共通特色與差異性進一步加以整理比較，成長軌跡與策略也嘗試一起作比較。此外，本研究並歸納整理研究機構的關鍵成功因素及營運績效衡量指標。經過以上研究機構分析與整體比較，本研究獲得結論如下： (一) 研究機構檢測驗證服務關鍵成功因素： 1. 公信力與知名度 2. 核心能力與關鍵技術的建立 3. 研發創新能力 4. 高階主管的經營能力與企圖心 5. 海外據點佈局程度 (二) 研究機構必須維持一定比例的研究計畫，以持續創新與研發能力。 (三) 研究機構的人才培訓是營運收入重要來源之一，研究機構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與實務應用，具有高學歷人才與豐富實務經驗，因此對於業界的實務應用幫助頗大，且提供訓練課程可維持固定收入。 (四) 研究機構必須具有高度檢測設備開發能力與主導國際規範制訂能力。 (五) 研究機構主管具有身兼研發與自主業務經營管理雙重功能角色。 (六) 國內穩定成熟檢測與驗證技術應開拓海外市場以創造剩餘價值。 (七) 研究機構必須開創自願性品質標籤或標章為目標。 研究機構檢測與驗證服務營運績效衡量指標主要有下列五項： (一) 營運收入中來自政府與業界比率。 (二) 單位人均產值。 (三) 國內與海外分部據點多寡。 (四) 主導國際標準項目。 (五) 自創品質標籤項目與推廣地區。

隨著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平均餘命的延長，老人福祉成為各界討論議題，又由於老年時期可運用在休閒活動的自由時間增加，加上近年來醫學進步、衛生保健之提倡、退休與各種福利、津貼等制度的建立等，促使老人得以追求更活躍的晚年生活，而積極參與休閒活動對於成功老化有正面的效果，爰此，老人的休閒參與逐漸受到重視。本研究從連續理論和生命週期觀點出發，視休閒參與為一連續的過程，探討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休閒參與在量及類型方面的維持與轉變；此外，亦納入世代差異的概念，試圖描繪出台灣現今老人與過去老人的休閒參與有何異同。據此，研究目的在於：一、比較台灣1989年的老人和2003年的老人在休閒參與量和活動類型方面之異同。二、以生命週期觀點分析台灣老人隨著年齡增長在休閒參與量及類型方面的轉變與維持，並探討造成轉變的形成因素。三、探究台灣老人休閒參與轉變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供老人實務工作者及老人福利政策制定者參考。 本研究透過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健康與調查中心所進行的「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系列」1989年第一主波調查資料以及2003年第五主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主要分析策略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比較1989年和2003年台灣老人的休閒參與情形，屬於橫斷性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1989年年滿65歲的老人，共2,567人，以及2003年年滿65歲以上之老人，共2,864人。第二部分分析焦點在於老人休閒參與的轉變，屬於貫時性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1989年第一主波調查中年滿60歲以上的原追蹤樣本至2003年完成訪問的74歲以上老人，分析樣本數為1,743人。針對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檢定、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綜合研究主要發現，得到以下結論： 一、 2003年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的休閒參與量顯著低於1989年的老人，且社交型和運動健身型活動也是呈現減少的趨勢；惟2003年女性老人在看電視或聽收音機、下棋或打牌、參加團體活動的比例則較1989年女性老人來的高。 二、 整體來說，休閒參與量呈現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的趨勢；老人從事獨自型活動以及與親友鄰居聊天、散步等花費較少體力和資源且可及性較高的活動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維持，但在運動健身型活動方面則出現明顯減少的轉變。 三、 影響老人橫跨十四年間休閒參與轉變之主要因素包括：老人1989年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1989年之健康資源和1989年至2003年健康資源的轉變、1989年之社會支持和1989年至2003年社會支持的轉變、十四年間經歷喪偶、退出工作崗位等。 四、 老人目前從事愈多項休閒活動、參與獨自型和運動健身型活動，生活滿意度愈高；而老人經歷十四年生命週期中，若能維持或增加休閒活動參與總數、維持獨自型活動之參與，對於目前生活會愈滿意。 依據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四點建議，作為未來規劃老人休閒活動之參考：一、鼓勵老人適度、持續參與休閒活動，提高生活滿意度。二、廣闢休閒場所與設施，創造友善老人的休閒環境。三、針對老人提供多元化、多樣化的休閒活動，以符合老人之休閒需求。四、規劃休閒教育，提倡退休準備，進而促進老年生活福祉。

俄國作家伊凡‧布寧（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的《兄弟們》（Братья, 1914）、《從舊金山來的先生》（Господин из Сан-Фраициско, 1915）以及《阿強的夢》（Сны Чанга, 1916），被稱為「藝術哲學三部曲」。 / 論文作者從傳記相關資料以及小說的內容推論，這三篇作品雖然都有死亡情節（或死亡主題），然而作品主旨卻在於探討生命，亦即布寧的死亡詩學著眼於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作者將透過分析小說的藝術形式，指出對比辯證是作家「言說不可言傳之物」的敘事策略，作品以此呈現難以窮盡的人生道理。 / 作者首先以文本分析法、細讀法、敘事話語分析與敘事時間分析等途徑，說明對比形式是這組作品的共通特點，在陳述各種類型的重複與對比之後，將說明此一形式具有強化作品主題的敘事功能。 / 接著，論文作者指出三篇小說的細節描寫具有「忠於視覺生理現象」的特點：布寧描寫的是「所見」，而非「所知」。此外，這個部分也將說明包括「動態性」、「精確性」在內的幾項文字藝術特徵，並論述這些細節描寫在小說裡發揮如下的功能：作家透過具有動態影像特徵的敘事，導引讀者的關注焦點，這些敘事內容本身即隱含作家意旨；而忠實反映視覺生理的、精確的細節描寫，能夠讓讀者在感同身受的基礎上，把信任感延伸至作品的內容，作家藉此達到加強作品藝術效果的目的。 / 這組作品的共同形式基礎在於對比，論文最後也將以對比的形式呈現作品的重要內容──存在的多重矛盾，並總結這組小說的藝術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對應關係。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國中生英語聽力的困難問題。本文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一、國中生英語聽力困難問題的總體分析；二、高能力者與低能力者在聽力困難問題上的異同；三、從老師和學生的觀點研究國中生的英語聽力困難問題。研究對象包括桃園一所公立中學9年級11個班級中366個學生及17位英語老師。本研究工具為全民英檢聽力測驗，聽力困難問卷以及聽力困難訪談大綱。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在五種影響聽力困難的因素中，學生認為最常見的因素為聽力文本，聽者本身為其次，接著依序為聽力任務、說話者因素，最後為聽力過程。在文本因素中，聽力困難主要來自於不熟悉的片語。在聽者因素中，聽者本身文法知識的不足是聽力困難最主要的原因。在聽力任務中，聽完後需要學生做聽寫是比較困難的。在說話者因素中，說話者速度是主要的聽力理解障礙。在聽力的過程中，學生最常遇到的問題在於無法將一連串的內容分成有意義的段落。調查問卷的44個分項中，學生認為他們所遇到的最常見英語聽力困難中文本因素佔大多數，而聽者因素其次，最常見的困難為不熟悉的片語，其次為不熟悉的單字與文法的不足。 二、高能力者與低能力者遇到的聽力困難有顯著性的差異。大致上的區別為，影響高能力者聽力的最主要因素為聽力文本，而影響低能力者的主因為聽者本身的因素，且高能力者遇到的聽力困難比低能力者顯著來得少。最常見英語聽力困難中，高程度者認為在文本方面無法重複聽為最大的困難，然而對低程度者而言，聽者本身的文法不足是導致聽力困難最主要的原因。三、以教師與學生觀點來說，兩者對學習者所遇到的聽力困難的認知有顯著性的差異。大致上的區別為，教師認為造成學生聽力困難的主因為聽者本身的因素，而學生認為文本因素為影響聽力困難的最主要障礙。最常見英語聽力困難中，教師認為說話者的語速為主要困難，然而學生認為文本中不熟悉的片語是導致聽力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最後，本論文指出研究限制以及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提出說明。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This study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ree aspects: (1) the overall difficulties that student encounter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listening difficulties between high achievers and low achievers; (3)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s on students' listening problems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is thes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366 ninth-graders from 11 odd-numbered class and 17 English teachers at a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oyua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mong five factors, the text factor held the highest frequency followed by the listener, task, speaker, and listening process. For text factor, the main difficulty emerged from unknown phrases and unknown words. For listener factor, weak grammar was identified as the foremost difficulty. For task factor, the task demanding dictation arose most difficulty. For speaker factor, the speech rate was the main obstacle. For listening process, the students suffered from the perception problem that they could not chunk streams of speech into meaningful segments. Among listeners’ top ten difficulties in taking a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 six of them were categorized into text factor, and five were classified into listener factor. (2) There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stening difficulties between the effective and the ineffective listeners. The difficulties the effective listeners met with were fewer than those ineffective listeners encountered. The effective listeners in this study met wit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roblems in text factor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other factors; however, the ineffective listener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listener factor most often. Among the top ten listening difficulties, the foremost difficulty for the effective listeners was unrepeated materials, and for the ineffective ones was weak grammar. (3) Overall, the teachers’ perceptions about their students’ listening difficult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tudents’. Specifical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s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factor of listening process and listener. The teachers reported that their students encountered listening difficulties in the listener factor most often, whereas the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the text factor was the hugest barrier to their listening. Among the top ten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roblems, the individual difficulty with the highest mean acquired by all of the students was the text with unknown phrases (text factor) However, the foremost listening problem from the teachers’ perspectives was the fast speed rate of the speaker (speaker factor).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e thesis.

司徒達賢提出「管理工作的核心本質是整合」之觀念，藉由「管理矩陣」此理論架構綜合各家管理觀念，分析實務管理行為，提供貫通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橋樑。在此研究架構下，本研究選擇以高陽所著《胡雪巖》小說系列為研究文本，以「整合」為核心觀點、「管理矩陣」為分析架構，探討文本中的管理與整合行為，目的在深入探討整合觀點的管理行為外，也為求能在具體可見的管理行為之上，能加入更多形成行為與決策的人性與情感等無形因素的探索。 本研究從兩種角度進行整合觀點分析，首先挑選文本中具有較豐富之整合行為、管理意涵，以及分析深度的三個關鍵事件「漕米海運」、「爭奪洋槍」與「左李相爭」，深入剖析每一個角色的六大管理元素、其所位處之管理階層、以及其整合行為之深層涵意。另一角度則由管理議題出發，本研究從原有文本以及上述關鍵事件的分析中，歸納出近來受社會關注且具有分析價值的管理議題－「政商關係」作為文本研究之延伸。 透過上述分析，本研究將分別由三個關鍵事件分析與政商關係管理議題分析中，透過歸納與概念化的分析發展管理命題，將本研究於分析過程中之各項特定性（specific）發現，轉化為通用性（general）的立論。期望透過本研究，能提供「整合觀點」分析架構的具體實例，使本研究結果更具實務上的應用價值，同時帶給胡雪巖研究全新的觀點。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社會工作實施場域中，社會工作者與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助人關係歷程、雙向復元因素與意涵，與不同組織政策與文化對雙向復元之影響，進一步形成實務場域中助人關係與雙向復元之建議與策略。 　　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與詮釋現象學觀點，採立意與滾雪球抽樣，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與研究者於田野之互動與觀察，再現八名受訪者（五名優勢觀點社工、三位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之生活經驗，回歸現象本質綜觀與探討。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情感性精神疾病的重新詮釋：社會工作者正視個案憂鬱或躁狂發作而產生生理、心理與社會的排除，將疾病常態化、普同化，並經由多面向的宏觀檢視以打破原本負面框架與預設立場，包含：1.給予自殺的生命解套—給予選擇與自我決定；2.賦予反覆訴說的意義—重新詮釋生命的機會。 二、歷經「隧道」、不斷攀升—助人關係發展之歷程：歸納優勢觀點社會工作者與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發展助人關係之歷程，可分為想像期、建立期、考驗期、合作期與復元期五大階段，形塑「穿越生命隧道之旅」般的助人關係意象，並發現差序格局文化下的助人關係連續體之特色。 三、雙向復元的實質意涵：由個案「置身死地而後生」與社會工作者「從助人意義中回觀自我」的復元經驗中，歸納「雙向復元」之實質意義與內涵，是一種助人關係與個人內、外在情境三者交互作用而成的超越狀態與主體終極目標，影響成因包含個人、人際與環境三大層面和七個項目。 四、組織政策與文化對雙向復元之影響：不同組織政策與文化之對雙向復元具有實質之影響，分析受訪社會工作者所屬的機構內部可發現「考驗」與「支持」的態樣，後者不但創造充分的人際支持與成長環境，更能促進社會工作者的復元、提升個案服務品質與績效、穩定社工流動率。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之助人關係策略：1.增強個體權能：擱置並轉化問題、充分尊重與信任、著力優勢與能力、累積成功經驗、創造選擇性。2.善用關係影響：借重家庭的影響力、保持助人關係中的接觸與等待、建立分享與互惠的彈性關係、善用權力落差形成改變。3.導入環境資源：地緣與文化的親近性、開放的會談地點與時間、連結資源與網絡合作。 二、正視雙向復元之目標：回歸自身被忽略的正向經驗，賦予生命及工作狀態之意義，個案或社會工作者復元的同時也使對方進一步昇華和復元，像漣漪效應般能擴及旁人，間接影響家庭與社會系統，啟動整體社會文化的善循環。 三、機構推動優勢觀點模式之建議：瞭解如何有效學習並運用優勢觀點模式、適度激勵並給予充分支持、提供合理的保障與實質誘因。 四、未來研究之建議：瞭解情感性精神疾病之特性並有所應變、具備接近田野之管道並增加研究對象的多元性、學習與受訪對象共創新的復元價值。 /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elements and meanings of mutual recovery for social workers and the clients with mood disorder, the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mutual recovery, and to propose strategies for mutual recovery for social workers.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in this study was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Using purposive/ snowball sampling, the researcher interacted, observed, and in-depth interviewed the participants using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guide. Though this process, the living experiences of the eight interviewees (five strengths-based social workers and three clients with mood disorder) were represented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recovery. The major discoverie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Re-definition of mood disorder: social workers could recognize the consequence of clients being seriously excluded from the society due to their depressive or manic episode; they helped the clients to normalize their disease, as well as to break their own negative assumptions toward the disorder. The tactics that they used were such as like：a) Providing relief to suicide–personal choi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b) giving meaning to repetitive narratives– opportunity to redefine life. 2.“Tunnel” process, continuing to rise, the process of helping relationship: the process of strength-based social worker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with mood disorder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ive stages: imagination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challenge stage, cooperation stage, and recovery stage. Hence, the nature of helping relationship was like “going through the life tunnel”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relationship reflected 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continuum among Chinese culture. 3.Essential meaning of mutual recovery: For the clients, the recovery experiences were as if being brought back to life. For the social workers, they rediscovered of themselves in the meaning of assisting others. The real meaning and essence of mutual recovery could be summed up as the interaction of within a pers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 turn further shaping the transcendental force to help acquire the life goal. Moreover, those goal were affected by personal, rel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4.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 on mutual recovery: by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and cultures on mutual recovery, we found that “supportive surrounding” creates an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t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an an “challenging surrounding”. The former could help facilitate the recovery and performance of social workers, as well as decrease the turnover rate of social worke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1.Strategy for forming the helping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with mood disorder: 1) empowering individual: letting go and transform problems into respect, trust, and focusing on advantages, capabilitie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o create options. 2) Better utilizing the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y using the influences from family, maintaining the contact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mutual and flexible relationship, and using the power differentiation to facilitate changes. 3) Introducing resources from surrounding: an open location and timing that connect the clients/social workers with their surrounding and culture, and enabling the linkage of resources and networks. 2.Emphasizing mutual recovery: stressing the positive experiences that were over sighted previously and finding meaning to life and work status. The recovery of the clients and social workers will further influence their families and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and create a benign cycle accordingly. 3.Suggestions for organizations in promoting the strength-based model: to learn the effective ways of learning and applying strengths-based models, giving adequat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nd providing reasonable assurance and incentives. 4.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od disorder and know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s, to expand the sources of participants, and to have the intention of creating the new meaning of recovery with participants.

數位革命對我們的生活型態有很大的影響。網際網路是影響我們生活型態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改變了人們做生意，蒐集資訊，以及溝通的方法。 在數位革命中，數位地圖解決了許多傳統地圖所無法克服的問題。以往數位地圖通常只被研究者所使用，現在使用的族群更為廣泛，而影響生活中對「地點」的感知。以往，有關數位地圖的研究往往限於技術層面，對於其市場行銷方面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故作者有興趣研究最有效提供數位地圖之方式。 作者假設數位地圖的市場在通訊，交通等建設相似而且發展良好的相似的大都市之間，其成功特點有其相似之處。這篇論文回顧了日本與台灣電信建設的詳細背景，並且透過由面談及問卷調查之方式，著重個人與都會地區，對台灣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 這篇論文同時使用了定性與定量之方法。首先，混合封閉式與開放式問題被用在經挑選的面談對象身上，以求得他們深入的想法。然後，使用問卷調查以取得考慮性別、年齡，以及身分狀態的包含八種不同族群的量化資料。由於過去文獻並無有關數位地圖之差異變數，所以作者使用「卡方分析」（Chi-Analysis），以求得影響數位地圖使用者的消費行為之關鍵變數。從過去的研究與觀察中，下列的變數被這篇研究使用選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性質、收入、家庭週期，以及八個假說群組。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居民對所有四種數位地圖皆有強烈需求。受訪者中僅1.8%（109位之中2位）對數位地圖不感興趣而尋找服務。所有的受訪者(109位)對其他兩種服務有興趣。使用較大面積之LCD顯示螢幕與無線網際網路地圖之需求也很強。最重要的三個變數，分別是八個假說群組、年齡，與工作性質。此研究也以台北為例，指出了都會地區的整體需求。 進一步之研究包括其他大城市之關聯性研究和城市與鄉村之比較研究。 /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fluences our lifestyle and wa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in various fields. The Internet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ow it changes our lifestyle, the way people do business, the way people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 Map, concept of location, would be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 areas, where people would more likely change the way of accomplishing some tasks. Digital maps would solve the major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maps. Now, some web sites provide digital map services using GIS technology. This kind of digital map service is gradually spreading to ordinary people. Sinc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mapping itself is not widely known, there are some related studies from the technology aspect of digital maps, but not the marketing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the author was motivated to find out successful factors, which are helpful for all related vend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to design and provide digital map products/services in the most effective manner.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 successful factors of digital map are similar between big cities where not only life styles but also the infrastructure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traffic are almost the same. This thesis reviews in detail the situation in Japan as well as Taiwan, followed by an in-depth study of Taiwan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focuses mainly on private use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is thesi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re employed. First, the author asked key persons to have a mixed style interview (using both closed and opened questions) so that this paper can includes the key person’s ideas and feeling in depth. Then, the author conduc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obtain quantitative data for eight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his eight hypothesized clusters were form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f sex, age, and status. There was no such a relevant study to specify the most differentiating variable for the digital map in the past at the tim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d Chi-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key variables, which influence consumer and user behavior toward digital map. From this study and observation,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sex; age; education level; type of job; income level; family cycle, and eight hypothesized clusters. From the result, Taiwanese indicted a strong desire for all four types of digital map services specified in this paper. Only 2 out of 109 (1.8%)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services of map and searching a specific genre of service. Everybody wants to use other two services. The connecting method to use larger LCD (20%) was also wanted. Interests on wireless Internet map services were also strong. The top three variables, which indicated significance to many questions, were 8 hypothesized group, age, and job type. Overall needs of digital map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Taiwan (Taipei) were recognized by this study. Correlational studies among other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one between city and rural areas are left for further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