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將史褚主要內容分述如次： 第一章緒論。先闡述本文之研究動機，方法與範圍，次分別討論團體、決策之相關概 念用以引介團體決策之意涵。 第二章列舉影響團體決策之主要投入（INPUT ）因素，分別從問題、團體、個人及領首四面向討論。 第三章探討團體決策之運作過程（OPERATIONAL PROCESS ），兼採規範及描述模型觀點分析其互動階段，最後並說明決策過程中的特徵。 第四章從事團體決策產出（OUTPUT）之功能分析 分別檢視其正、負功能及影響功能 之權變因素。 第五章對團體決策之產出功能，作一回餽（FEEDBACK），尋求增進決策效能的各種技 術，其中包括腦力激盪術（BRAINSTIRMING ）、達非法（DELPHI）、名義團體術（NO MINAL GROUP TECHUIQUE ）、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暨分析層級過程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等。 第六章結論。以權變（CONTINGENCY ）觀點探討團體決策之使用契機與最佳組合，最後並總結性地提出對團體決策的未來 展望。

本篇論文，共約六萬字，分為六章，除第一章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架構、方法及 範圍作概略的介紹外，其餘諸章簡要內容如下： 第二章將評估目前台灣企業的總體經營環境，從儲蓄與投資的差距及台灣民營企業之 勿務狀況觀點來推論，為何台灣企業要進入資本市場？並從社會經濟觀點評估股票市 場對企業集資與社會均富的貢獻。 第三章從企業個體的觀點看進入資本市場前應考慮之因素及如何進入資本市場？並評 估其他已上市公司之上市績效。 第四章調查並探討目前阻礙公司上市之外利因素及鼓勵上市之有利因素是那些？並分 析上市意願不同之公司其主要的差異在那裡？ 第五章從政府之觀點探討應採取那些措施以鼓勵優良公司上市及排除阻礙公司上市之 不利因素。 第六章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以艾瑞克森所倡心理發展的觀點，運用標準化的測量工具－－少年人格測驗 自我發展量表，比較犯罪少年與一般少年在自我統整及生活適應上之差異。根據研究 結果，探討影響少年犯罪的因素，期能有助於各國中、高中或高職瓶問題少年施予適 當的輔導與諮商，並提供輔導犯罪少年之參考。 本論文計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研究問題的重要性、研究動機及目的。第 二章為文獻探討，乃就少年犯罪、自我統整及生活適應三方面，深入探討其涵義與理 論基礎，以為本人研究之根據。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依序說明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調查步驟及資料處理方法，第四章結果與討論，就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考驗，加以 分析與討論，第三章為結論與建議，根據理論分析與實證發現，提出結論，並據以提 陳建議，以供參考。

在現今全球化的商業環境下，企業越來越倚重與商業夥伴的合作，而跨組織資訊系統也成為了強化競爭優勢的有利工具。而大陸憑著廉價的勞動成本以及廣大的新興市場，在全球供應練上漸漸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在大陸發展成了其他國家企業的重要課題，而台灣由於地理、文化、語言相近的優勢下，更顯得其重要性。本研究試圖由關係觀點所提出的四個因素出發，探討跨組織資訊系統應用在大陸其績效的決定性因素。經過單一個案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有效管理對於跨組織資訊系統有強很大影響，相對之下互補性資源幾乎沒有影響力。 / As corporations rely more on collaboration with partners to enhance their position in the global business environment, many of them apply specific IOS as a powerful tool to link with their trading partn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collaboration. China with huge manufacturing base and huge marke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supply chain. It is important for other countries to know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especially for Taiwan because of the approximation of geography, culture and language. To fulfill this need, this research aims to find out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OS performance in China through an observation of a binary relationship built upon IOS by a Taiwanese OEM and its China suppliers / The literature review leads this research to propose four factors that will influence IOS perform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lational view. A single-case study is then taken to detect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IOS performance in China base on the relational 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ive governance strongly affect IOS performance, whereas complementary resource endowment has extremely fewer influence on IOS performance. Further,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overall are coordination of decision and operation integr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at is, IOS success in China depends mostly on whether the firms ca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OS and keep the ability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e status of transactions and partners.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 u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suppliers may have different concern with IOS relationship, and thus a conditional implementation plan is necessary to IOS success in China

當康德一方面強調物自身不可能為我們所知，另一方面卻又宣稱物自身刺激了我們的感官、觸發認知機能並產生經驗與現象時，這兩項主張即構成了不一致的情形，也就形成了所謂的刺激問題（the problem of affection）。其中最顯著的困難，是在缺乏感性基礎的物自身上使用因果範疇：現象作為認知能力作用於物自身的結果。因為我們對知性範疇的運用是被康德限制在感性領域之內的。 這種將刺激我們的事物視為物自身，而將其與現象視為原因與結果的解讀並不是對康德認識理論的唯一詮釋。本文在導論的部份介紹了在這種觀點下，康德的刺激概念如何與物自身的不可知論構成衝突；也藉由另一種已被提出的詮釋物自身與現象區分之觀點指出解消這項不一致的可能：物自身與現象不是原因與結果，康德並未運用因果範疇於認知物自身。如此一來，其認識理論就能夠免於刺激問題的困難。 本文將藉由Henry Allison的理論，在第二章介紹上述為康德辯護的觀點。我們將看到在Allison的詮釋下，物自身與現象如何不是原因與結果的區分，而是基於對感性認知條件限度之界定而得出的同一事物之兩種概念。其中的關鍵在於是以存有論還是認識論的角度去理解康德關於感性認知能力的各種主張。Allison的詮釋除了解消原有的刺激問題，並以其對物自身與現象之區分方式重新賦予刺激概念不同以往的意義：它雖不再將刺激對象視為具有原因性的物自身，卻能夠以認識論的觀點將其理解為經驗中質料方面的先驗認知條件，因而保留了物自身概念在康德認識理論中積極而必要的理論功能。 對於康德物自身與現象區分的正確理解，因而就成為了解決其認識論中刺激問題的決定性因素。Allison稱自己的詮釋為雙重觀點論，而稱視物自身與現象為因果的觀點為雙重世界論。在第三章，本文將介紹持雙重世界論立場的詮釋者James Van Cleve對Allison觀點的批評，以及其為本身立場的辯護：雙重觀點論將為康德的認識論帶來另一種矛盾，而雙重世界論本身就有具有解決刺激問題的能力。 上述兩種處理刺激問題的觀點，分別來自於對康德主張的先驗認知機能不同的理解方式— 認識論或存有論的。不同的理解也就決定了物自身與現象的兩種相異的區分方式。在第四章，本文將介紹Nicholas Rescher 所提出的另一種區分物自身與現象的觀點，以及此觀點對刺激問題的處理。此詮釋不同於上述兩者的是，它不從對康德先驗觀念論的解讀去論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而是以理性設準的角度提出康德另外一種進行此項區分的必要性：物自身和現象外部原因的概念是人類心靈本身的設定，我們如果不預設這些概念，就無法提供知識的客觀性，也無法以完備性為指導原則進行知識體系的建構。 本文比較了這三種處理刺激問題的不同方式，發現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是三者中較能在康德認識論內部融貫地詮釋物自身與現象區分、解決刺激問題並賦予物自身積極意涵的理論。

素來教會史的研究論述，多半是以「授方」—「宣教者」的角度，對所掌握的史料進行耙梳、權衡、取捨與評論，因而勾勒呈現的圖像從重心、成就到進展、變化皆以授方為依歸與主軸。我嘗試以相對（而非相斥，且可有力補足授方觀點）的「受方」—「受教者」的角度與史料，討論在基督宗教信仰實踐至關重要的議題：從保存完整的後浦堂會議事錄來探究關於「教會懲戒」的議題。 本論文作為一種呈現「受方」觀點（相對於「授方」觀點）的論述，同時也是一種地區教會史的建構嘗試。在進入論題核心的同時，注重教義與宗教傳統層面的梳理之外，也探求當地信徒如何承受、消化、進而發展重要的信仰質素、價值與行動。對於宗教教義層面，我梳理希伯來經文（或稱舊約）與新約裡關於教會與懲戒的相關經文，確定教會懲戒在信仰經典裡的脈絡、意義、作法與要求，並兼論及兩約之間（主要以死海古卷裡的昆蘭社群規條為本）的相關文獻。宗教傳統層面我從天主教的教會法典開始，依序檢視、比較與後浦堂會的發展相關的美國歸正教會、加拿大長老會（做為英國長老會的替代）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相關法規的處理模式。 另一方面，配合後浦堂會之形成、發展所處的歷史脈絡與其留下的完整議事記錄，我掌握了後浦堂會所有的教會懲戒記錄，呈現教會懲戒在後浦堂會發展歷程中在頻率、項目分配與消長等方面的實際情形，並將各懲戒事項之宗教教義與傳統論據與在現實中的法律、文化的相關處置作對照，凸顯受方面對真實的信仰—文化衝突時的取捨歷程。 我在論文研究過程中發現，後浦堂會議事錄裡的教會懲戒記錄最頻繁的施行高峰，恰恰是後浦堂會本身所處閩南大會的教勢發展大脈絡的最優進期（1903 至1912 年）。這一方面證明教會懲戒的正確施行，必當在教會處於信仰深深內化且質素高、內部彼此愛的關係豐厚與處理問題能力強的情態，另一方面也印證後浦教會在創立早期的確在上述各個方面有早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現。自1866 年以降新教的金門島域福音工作，亟待方家更細緻綿密的史料整理與刻畫，更希望教會界願意開放議事錄等資料供學界進行嚴謹之學術研究與保存，以裨益地區教會史之建構。 / There are two specific approaches in the research of church history. One is the approach of the Givers / Preachers, focusing on 5 Ws (Who When Where What How) issues of the evangelization process,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and analyzing interactive relations in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mainly caused by or related to the side of the Gospel Conveyers. The other is the approach of the Receivers / Converts, an approach that the researchers will also use the 5Ws, concentrate on the convert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conveyers. This approach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these days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This thesis is not only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receivers’ point of view of how new Christian converts carried out the missionaries’ message by proceeding the actual practices of church discipline toward local converts in their cultural-religious context, but also an attempt of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Quemoy / Kinmen Churches. First of all, in the doctrinal-traditional aspect I have surveyed the biblical context (the Hebrew Scriptures or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 related non-biblical sources, with the Church Laws like the Canon Law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Book of Church Order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the Book of Form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 Bylaw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about church discipline and other cultural sources dealing with the secular treatments to these subjects. Secondly in the practical aspect, I have abstracted related Minutes of church discipline from the consistorial records of Au-Po congregation (between 1900 and 2000 C.E.), and found the period that church discipline being processed most frequently, was the time during 1903-1912: the most fruitful and powerful period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However, the impressive manner shown in these records could b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depth of the internalized messages for Protestant believers in Quemoy.

為了研究總體因子與產業違約率之間的關聯性, 本文以信用投資組合觀點模型(CPV) 做為開端, 建立在具評等基礎下的違約損失模型, 並以投機等級違約率估計出移轉係數矩陣, 進而模擬各產業條件移轉矩陣, 藉以反應在各種不同總體情境下, 產業內各評等的移轉機率及違約機率。此外, 本文亦建立不分評等的簡化違約損失模型, 並將兩模型做一比較。最後, 我們以台灣537 家上市櫃公司做為投資組合樣本, 分別模擬出兩模型的條件違約損失分配。進一步計算風險指標,以此做為未來規劃資本計提的基礎。最後結果顯示, 投資組合違約情況確實受總體因子影響, 且發現若投資組合中評等越差公司之曝險越小, 將有助於降低組合資產風險。

對金融機構而言, 壓力測試是辨識及評估金融機構發生極端事件或最糟情境下可能損失來源的風險管理方法。 國際清算銀行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 (BIS Committee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則將壓力測試定義為 「金融機構衡量潛在但可能 (plausible) 發生異常 (exceptional) 損失的模型」。而對監理機關來說, 壓力測試也是總體審慎分析 (macro-prudential analysis) 的一環。 總體審慎分析係利用金融體系提供的定量資訊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及制度面與管理面提供的定性資訊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它包括金融市場的監控及總體面與金融面的鏈結分析。 其亦為廣義的總體經濟脆弱性評估架構的一部分。 本文針對我國銀行授信資產部位, 嘗試為監理單位提供一套可實行的壓力測試方法。 結合信用風險模型 CreditPortfolioView(CPV) 以及Basel II 中信用風險資本計提的內部評等法(Internal Rating-Based Approach; IRB), 投入適當的總體經濟因子, 並透過總體因子的調整構成壓力情境 (stress scenario), 在體系內銀行皆依法計提資本和提列備抵呆帳的前提下, 檢視銀行法定資本 (regulatory capital) 的變化, 以及透過資本適足性檢視各銀行的承受能力。 在參考 1997 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0 年末.com 泡沫時我國經濟情況所建立的假設性壓力情境下, 我國銀行僅有兩間達須被主管機關糾正或接管的範圍。

新產品開發是一個資源組合的過程。創新產品的設計與推出，不僅攸關廠商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更影響其未來生存發展的空間。在過去相關研究中，較側重於探討市場面的商品效果，強調功能、介面設計，以及樣式美觀等因素，也因此忽略了開發過程中資源取用的「成本」問題。雖有部分研究試圖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廠商能耐與產品開發績效之間的關係，卻僅圍繞在檢視資源的「組合效率」與「組合效果」，如加速開發流程、提升生產速度，以及提高產品的品質與績效。 然而，創新產品具有「推陳出新」的特質，即強調資源的重組與新組合的實現(Schumpeter, 1912)。不過，關於資源的組合論述，卻過於籠統，並未觸及組合的建構內涵，也甚少探討投入組合的單一素材，其多重應用的可能性，亦即「資源發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以人類學家Lévi-Strauss(1966)提出的拼湊(bricolage)概念，探討開發創新商品的資源拼湊與價值實現，以填補資源基礎觀點的不足。 本研究採取質性與量化並行的研究策略。針對創新產品的發展歷程實施以敘述生命故事、回溯創作史為核心的敘事研究，透過先導個案澄清分析架構，爾後進行驗證式個案研究及量化研究，使變數的衡量與關係的驗證，得以在第二階段實施。 研究發現，資源在創新商品的開發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廠商若取用成本較低的一般性資源，不僅有助於降低「資源組合成本」，也較能快速啟動資源重組活動。此外，較為豐厚的資源初始狀態，也可在開發創新商品時，增加重複進行多次實驗的機會，透過不斷地資源重組、摸索元素之間的連結關係，以促進學習效果，並累積「工多藝熟」的能耐，進而堅實組合的結構與秩序。 另一方面，一般性資源通常被視為無用或毫無價值，因此必須能賦予資源新生命，進而與其他元素重新組合，才能創造「無中生有」、超越資源既有價值水準的創新商品。而發現資源多重應用的基礎，即為拼湊能力的建立，代表對資源特質的觀察力、區辨性、重新連結能力、實作以及學習能力。 從理論上而言，本研究探討萌芽階段的創意團隊，藉由拼湊一般性資源而點燃創新能量並實現價值的關鍵因素，不僅擴展資源基礎觀點的適用性，亦開啟「新資源基礎觀點」之理論面向。在實務上，本研究透過系統性地觀察及分析小型創新商品的開發活動，彰顯拼湊能力的重要性。而對於有意願投入或開發創新商品的團隊，本研究亦提供一個資源取用的整體性架構與創意思考的空間。

本論文旨在探討非營利組織及其捐贈者所享受的租稅優惠，是否應依組織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及美國內地稅法的分類方式，將國內非營利組織依公益性質及商業性質劃分為六類，並寄發問卷詢問國內會計師、營利事業財務主管及負責人、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及負責人、學者及稅務人員對此六類組織及其捐贈者享受各項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本研究以敘述統計、t檢定及一般線性模式等統計分析方法對文獻探討所建立的假說進行測試，得出下列實證結果： 一、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捐贈者享受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依組織公益性質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公益程度愈高者，各界贊成免稅的程度愈高。 二、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捐贈者享受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依組織商業性質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各界對不具商業性質的組織有較高的免稅贊同度。 三、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其捐贈者享受租稅減免優惠的贊同度，因減免項目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四、各界對於捐贈者享受所得稅或遺贈稅扣除優惠的贊同程度高於非營利組織本身享受各稅減免的贊同程度。 五、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對於組織本身享受所得稅、營業稅、關稅及財產稅免稅優惠的贊同度顯著高於其他受試者。 經過文獻探討、各國免稅規定之比較及實證結果分析之後，本文重要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鑒於公益性組織與互益性組織在所得稅上享受相同的租稅優惠，建議修改免稅適用標準，比照英美的做法將非營利組織依公益性質有系統的劃分為二至三類，並依組織公益性質的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租稅優惠。例如：對私人基金會的投資所得課徵特種稅(excise tax)；個人或企業對互益性組織的捐贈行為應享受較少的所得稅及遺產及贈與稅之免稅優惠。 二、建議恢復部分非營利組織銷售行為免稅的規定，可參酌英國、美國、新加坡及德國的稅法規定，將免稅範圍限制於符合免稅目的或慈善目的之銷售行為，或給予具商業性質的組織及其捐款者較低程度的免稅優惠。 / This study classifie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to six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their public and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The subjects are ask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se six kind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subjects include the scholars,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managers and executive officer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ompanies, and the tax collectors of the tax authori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s, and GLM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sponses of the subjec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1.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public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public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higher the subjects' agreement. 2.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business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subjects have higher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3.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different taxes. 4.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deduction for don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for NPO. 5. The manager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higher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than other subjects. After analyzing the responses of the subjects and comparing the tax laws of several countries, we provide following proposals to revise the tax laws. 1. The nonprofit need to be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investment income of the private foundations needs to be taxed for excise tax; donators of the mutu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enefited less by the deduction of the income tax and estate tax. 2.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sales conduct of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but subjected to the organizations whose conduct conforms to the charitable or exempt purposes. Besides, th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enefited less by the tax exem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