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施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但解決了農民溫飽的問題，並成為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許多生產要素已經走向商品化與私有化，但農村土地卻仍舊保持集體所有制的形式。然而，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所帶來的小農規模的生產，卻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得到很好的發展，又加上未尊重農民應有的權益，使得農民並無法分享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的持續推動已是不可逆的方向，經濟發展連帶增加了對土地的需求，但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市場的建立，不但使得農民只能得到少許的徵地賠償，也給幹部和資本家圈地的動力，最後反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可以說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受到代表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傳統與市場經濟兩股力量的衝擊。本研究的目的則是試圖解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為何未如其他生產要素走向商品化與市場化，以及預測未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方向。 經濟的發展動力，並非純然發自經濟或社會領域，國家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對平等的要求與市場經濟所代表的對效率追求，不僅直接衝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也輸入至國家之中並希望由此影響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目前針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看法，主要有國有化、私有化以及完善集體所有制三種看法，然而土地制度的變遷不僅要考慮到變遷後所帶來的效益，更需要考慮變遷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權型態也開始做轉變，連帶中國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也開始變化，這變化同樣影響著中國對於農村土地制度選擇的方向。 在家庭聯產責任制推行幾年後，其負面效應已經出現了，中國各地都嘗試著從現有的土地制度架構去做改革，企圖摸索出解決現存困境的方法。本研究挑選了四個地方的實際案例與對土地流轉的探討，從中歸納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特色與存在的問題。 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制度做出了政策宣示：一方面對於農村土地的具體權利限制是逐漸放鬆，某種程度來說，是對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發展開了缺口；但另一方面對於土地用途的規劃約束力卻又逐漸提高，限制了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出現的可能，這表示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仍在追求效率的市場經濟與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兩股力量間擺盪。雖然如此，但隨著各地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管制落差，在經濟發達區域或城市中，有可能出現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發展，所以未來的中國有可能出現土地多重所有制的新局面。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 沿海城市的發展帶動整個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整體經濟以擴散方式逐步往內地發展。長期城鄉發展差距讓農民必須遠離農村至人力需求較高的城市打工賺錢以養家活口，農村經濟發展停滯、基礎建設不足、經費短缺，農村更因經濟吸引力不足，勞動人口大量外移，陷入無效率、停滯的狀況。 三農問題成為當前中國政府和專家學者所關注焦點，部分觀察家認為，三農問題嚴重根源自鄉鎮政府的無效率以及貪腐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讓農村發展更加惡化。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稅費改革與取消農業稅等方式，減輕鄉鎮政府施加於農民的負擔。 本研究探究大陸行政體制與行政體系結構下的鄉鎮政府財政制度，自鄉鎮政府所處的體制、發展背景與壓力結構分析鄉鎮政府在整個財政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鄉鎮政府如部分研究所言扮演著壓榨農民、拖累農村農業與商業發展、同時為最大利益獲取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根源於甚麼樣的歷史背景？又如何破解如此無效率循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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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高峰，但同時亦面臨人口日增、地不加廣的發展難題，此時各地政府對於如何持續落實中央的重農理念成具體政策有不同做法。而湖南省此「發展中區域」的省份，在擁有足以協濟他省的糧食產出的同時，也必須透過各項重農政策的實踐以維續其經濟表現。本論文以清代前期的湖南省為考察對象，藉由分析《湖南省例成案》中之體現重農務本的農業政策以釐清當時湖南地方政府的經濟對策。 綜合對《湖南省例成案》中的各項重農政策的觀察可知，湖南地方政府所實踐的重農政策，包括因地制宜的各項勸農政策與為避免各種租佃和買賣關係之間產生的弊端而對土地關係的法令所進行的調整，皆為相當全面且周密的審議結果。此外，基於湖南地方官員在提出對策時的論述及省內各級官員的議論，所得到對清代地方治理的認識，顯示出當時候在地方治理上的細緻化，而地方官在實際執行政策時，更展現出其不膠執的靈活性。在這樣縝密的討論下所執行的重農政策，不只可以看到湖南地方官員的努力，其對湖南省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視。

農地價格反應市場供需平衡的結果，亦可透過眾多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以觀察市場情形。歸納國內過去關於研究臺灣農地價格的文獻，較少探討法拍市場農地價格，而研究時間點大多位在民國89年農地市場開放前，且鮮少使用政策面的變數。因此本研究探討影響農地法拍價格的因素，並納入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最小基地面積限制作為研究變數，以觀察政策管制對於農地法拍價格的影響。進而將樣本分為都市型與農業型鄉鎮，比較影響農地價格各因素在不同型態鄉鎮間之差異。 本研究以法拍市場中民國89至99年間全臺灣已拍定之非都市農地作為研究樣本，透過線性迴歸模型，探討各因素對拍定價格的影響，以及檢視最小基地面積的政策因素對拍定價格影響。由迴歸結果可觀察到在法拍市場中，拍賣底價為迴歸式中較重要因素，而農地產值與農地經營環境對農地拍定價格並無影響，面積限制的政策變數產生了邊際價值，且都市型鄉鎮的邊際價值高於農業型鄉鎮，顯示購買農地欲興建農舍者可能對都市型鄉鎮農地有較高的需求，且都市型鄉鎮中的農地價格受非農用的影響較大。 基於上述，本研究研究結論有下列三點：一、農業生產條件並非農地價格主要影響因素。二、興建農舍最小基地面積限制對農地價格產生正向影響。三、都市型鄉鎮之農地價格受非農用的影響較大 / Farmland price in the market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We can also observe the market situation through man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farmland price. Review of past literature about farmland price in Taiwan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 addressing the price of foreclosed farmland. Most of the researches were published before the farmland market opened in year 2000 and rarely took account of the policy variables. So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of farmland price in the foreclosed marke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farmland policy-related variables. The sampl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urban and agricultural town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farmland pri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towns.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foreclosed farmland of non-urban area from 2000 to 2009 as research sample. Effects of potential price-affecting variables are examined using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uction reserve price is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 and farming production value and management environment do not affect the price. Minimum lot size for farmhouse construction has a marginal value effect, and its magnitude is larger in urban towns. Additionally, the farmland prices in urban town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non-agricultural use. Thre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hus arrived based upon our empirical evidence: 1. Agricultural-related variables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farmland price. 2. The minimum lot size of farmhouse has raised the farmland price. 3. The farmland prices in urban town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non-agricultural use.

台灣地區於民國75年11月起全面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後，逐漸 發現因辦理使用編定當時，缺乏積極性、前瞻性及整體性之規劃，僅以 消極限制民眾自由使用土地之方式來管制，而未有積極性之計畫予以引 導土地之合理及有效使用。又長久以來，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國人過度 重視經濟利益，卻缺乏對土地資源應有之維護及保育，土地資源遭受到 嚴重衝擊，肇致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違規使用的嚴重問題一直無法有效 解決，亦使得使用管制政策無法落實。此種情形，顯示欠缺有效的使用 管制機制，以及檢查工作執行力不足。緣此，本研究旨在，從非都市土 地農牧用地違規使用問題的衍生，來探討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使用管制 機制之缺失，以及執行檢查工作成效未臻理想之癥結所在，以確定需解 決之問題。並就使用管制所產生的各項問題，研擬解決途徑，以消除使 用管制機制缺失及執行檢查工作不力等問題，進而提升非都市土地農牧 用地使用管制之成效。 故本研究乃參酌國內使用管制相關文獻及內政部地政司提供之違規 使用數據，並藉由全國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之承辦人員，對非 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違規使用的實際情況，以及政府相關單位的處理態度 與執行力之看法及意見作實證調查分析。 本研究認為違規使用查處之事權與裁罰標準不一，與違規使用稽查 與取締之執行力不足，以及公所未有專責人員執行違規檢查工作及遭受 民代關說壓力，是造成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使用管制政策未能落實之原 因，另為解決人力及經費不足，可建置使用管制監測系統，而於研究調 查中也發現「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修定喪失遏止農地違規使用之 手段。 本研究建議政府以開發許可制指導非都市土地的開發，以提升使用 管制之成效，並增訂設置「農地稽查員」之規定以落實違規使用查處工 作，以及回復「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限制違規農地所有權移轉之 規定；另為便利後續管控及處分事宜應建立違規使用案件資料庫，並積 極檢討及調整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而於使用管制時應考量 各地區不同之特性及條件並因地制宜，以及慎重思考擬定一套完善非都 市土地農牧用地使用管制機制，並在「國土計畫法」架構下通盤檢討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機制，如此方能有效落實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使用 管制政策。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2679号 / 論工博第4081号 / 新制||工||1548(附属図書館) / 29812 / (主査)教授 寶 馨, 教授 松岡 譲, 准教授 山敷 庸亮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2564号 / 地博第267号 / 新制||地||10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准教授 大山 修一, 教授 伊谷 樹一, 教授 重田 眞義, 准教授 金子 守恵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博士（社会学） / 133p / 一橋大学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17907号 / 農博第2030号 / 新制||農||1018(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25||N4803(農学部図書室) / 30727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地域環境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星野 敏, 教授 川島 茂人, 教授 村上 章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