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可持續性已成為全球討論之議題，作為氣候變化之回應，特別是農業生產之可持續性，因為它仍然是社會基本需求之基本支柱。吾人透由測量運輸、包裝、加工、分銷與保存等過程反映真實可持續性。為此，本研究使用LCA(生命週期評估)作為系統評估整個生產週期之適當工具。本文考察2015年台灣農業生產置重點於糧食生產可持續性之三個方向：環境、經濟與社會方面，以及其影響，並確認渠等在週期內之相對關係。因此，利用LCA描繪台灣農業生產系統之整體情況，有助於瞭解整體農業情況。環境層面講述能源消耗、使用效率，及土壤、水汙染。經濟層面包含生產週期中之自給自足分析與價格分析。社會層面揭露食品安全問題，特別是暴露於農藥之健康風險。最後，將結果與實際意義綜合表現，並提出許多可後續繼續研究之議題。 / Sustainability of society became a globally discussed issue as a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it remains a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the society for fulfilling basic needs. It is time to move forward re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asuring the whole proces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mbracing transportation, packaging,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among others. For this purpose,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s an appropriate tool for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cycle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aiwan in 2015 focusing on sustainability of food produc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as well as its impacts and identify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part in the cycle. Therefore, with drawing the whole picture of Taiwa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using LCA, it helps to understand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whole agriculture sector. The part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talks abou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fficiency of its usage; as well as, contamination of soil and water. Economic dimension consists of self-sufficiency analysis and price analysis of some components in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ion. Finally, the social dimension reveals certain problems in food safety, particularly, health risks of exposure to pesticides. And finally, a summary of resul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are presented.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many issues which c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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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90年代以來，網際網路商業化的普及，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得諸多不合理的商業制度有了新的解決方案。雖然在蝴蝶蘭產業裡，我國蝴蝶蘭的出口量為世界排名第一位，占全球60%的產量，然而在國際市場上始終只是扮演的生產者角色，最終通路一直為國外中間商所把持。因而長久以來，我國的蝴蝶蘭栽培業者，獲取的利潤非常微薄，議價能力非常有限，風險更需自行承擔。面對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壓力，必須及早為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做好準備。本研究運用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輔以流程再造的理念來改善蝴蝶蘭運銷上遭遇的瓶頸，從而增進我國蝴蝶蘭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進而增加花農的利潤。 / The e-commerce is popular since 1990, it breaks the limit of the time and the distance, and it let unreasonable business models get new solutions. The exportation amount of phalaenopsis in Taiwan has sixty percent in the world, however, we have been playing the role of original supplier, and overseas importers have been monopolizing the marketplace. Therefore, the phalaenopsis planters of Taiwan gained slender profits, had limited ability of price negotiations, and should take risks by themselves. To come up against the pressure of join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lan a future business model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ake advantage of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 to improve the phalaenopsis business, and then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on and to increase profits of planters.

自一九七七年鄧小平提出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以來，教育工作被視為促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議程，也是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要點。而教育的發展重在建立合格、穩定的師資陣容，在此一前提下，農村地區為數眾多且學歷不合格的中小學民辦教師，則成為中國大陸提昇人力素質需求下，首要解決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大陸各地區根據「減少數量，提高質量」的教育方針，逐步擴展民辦教師在職培訓，減少數量並提高其政治、經濟地位。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在廣東惠州召開的全國民辦教師工作會議上，國家教委堅持以「關、招、轉、辭、退」五字方針，解決民辦教師問題，並於公元兩千年之前讓中國大陸民辦教師成為歷史。然而，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推展，教師需求增加；農村地區師資匱乏問題未獲妥善解決；加諸經濟改革以來，部份農村教師棄教從商等現象，均影響目前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因此，除了片面降低民辦教師數量外，如何運用民辦教師政策，鼓勵兩百多萬農村民辦教師繼續為農村教育奉獻心力，則更具啟發性。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 　　1.探討民辦教師的發展背景； 　　2.分析民辦教師主要的分佈特性； 　　3.瞭解中國大陸現行有關民辦教師的管理體制，以及現行政策之缺失； 　　4.分析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對民辦教師教學工作與職業流動的影響。 　　另外，除檢討目前政策得失外，研究者也擬定若干建議。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採取文獻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方法進行民辦教師現況與民辦教師政策問題的分析；另外，本研究也擬以「質的自然研究設計、量的資料蒐集分析、量的統計分析」之統合策略研究法，分析民辦教師區域的分佈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財政匱乏、政治因素主導教育發展、農村教師不足以及農村辦學體制的變動，乃是促成民辦教師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根據統計資料的分析，民辦教師數量與當地社會經濟結構、教育規模有高相關存在。換言之，社會經濟越發達，民辦教師所佔的比重越小，反之，則否。至於農村民辦教師職業流動的現象則呈現區域性的差異，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結構越趨向高度農業化，就業結構越單一化的地區，民辦教師鮮有職業流動，而鄉鎮企業發達、或鄰近都市的農村，民辦教師職業流動現象明顯。 　　此外，在國家教委「關、招、轉、辭、退」的政策推行下，目前中國大陸民辦教師數量與質量獲得明顯的改善。如：民辦教師佔中小學教師總數的比例由一九七八年的59.4%，下降到一九九四年的24.3%；根據個案研究的結果發現，民辦教師學歷普遍提昇到高中以上。不過目前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片面禁止增聘民辦教師，卻未能解決農村教師不足的情況，導致農村代課教師數量增加，成為變相的民辦教師。 　　2.國家教委人事司與地方政府對「民轉公」政策宗旨認知不同，致使民轉公的選招方式備受爭議。 　　3.民轉公與中師招收在職民辦教師名額少，且考試競爭激烈，教師投入考試準備，怠忽教學工作。 　　4.已取得中專與大專本科學歷的民辦教師，為轉公辦教師仍須到師範學校學習，造成教育資源浪費。 　　5.民辦教師工資、福利與公辦教師相差二倍以上。 　　綜觀上述的問題，研究者建議： 　　1.按民辦教師年齡與學歷，分別考量民轉公選招的標準。 　　2.民轉公名額須與縣（市）地方財政負擔相配合。 　　3.農村教育費附加，由縣統一籌措，並用於保障與提昇民辦教師工資。 　　4.另外，由縣市統一規定農村民辦教師最低保障工資數。 　　5.以互助會的形式建立民辦教師社會福利保險制度。 　　儘管目前以政策性策略降低民辦教師數量的成長，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地區師資嚴重短缺的問題，始終未獲得根本的解決，導致控制了農村地區民辦教師之數量，卻間接造成代課教師數量的成長。而欲解決農村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的問題，根本之道在研擬一套舒緩農村教師緊缺的新途徑。

台灣的農民，長久以來一直是努力生產而收入微薄的一群，即便是消費地的價格遠較產地高得多。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現行通路的運作之下，造成層層買斷、風險自負的現象，以及中間剝削和現行體系複雜且缺乏效率的結果。眼看著台灣即將加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隨之而來的是本土農產品降低保護，並面對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壓力。因此，有必要利用臺灣資訊科技發展的優勢，來建構一個更現代化且有效率的農產運銷通路。 　　目前大型資訊系統的規劃設計主要面對二個問題，一是以現在的資訊科技來規劃未來的架構；一是缺乏可供依循的原則和方向。本研究提供了如何預測未來的資訊科技並用以規劃未來的觀念；而且從企業應用資訊科技成功的案例中，歸納分析出應用資訊科技的原則和方向；並利用它有系統地規劃設計出一個現代化的農產運銷系統的架構，希望藉由資訊科技的應用來提高本土農產品的競爭力。 　　由本研究的規劃觀念推而廣之，可以得到幾點對未來商業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行銷通路會改變、價量關係更平穩、生產者決策份量加重、時空的限制逐漸地消除以及資訊科技愈形重要...等。未來的各行各業競爭日趨激烈，如何對未來做出準確的預測，並搶先利用資訊科技創造競爭優勢，將會是企業成敗的關鍵。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 壹、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 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 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 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 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 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 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 新北市派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施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但解決了農民溫飽的問題，並成為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許多生產要素已經走向商品化與私有化，但農村土地卻仍舊保持集體所有制的形式。然而，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所帶來的小農規模的生產，卻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得到很好的發展，又加上未尊重農民應有的權益，使得農民並無法分享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的持續推動已是不可逆的方向，經濟發展連帶增加了對土地的需求，但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市場的建立，不但使得農民只能得到少許的徵地賠償，也給幹部和資本家圈地的動力，最後反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可以說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受到代表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傳統與市場經濟兩股力量的衝擊。本研究的目的則是試圖解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為何未如其他生產要素走向商品化與市場化，以及預測未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方向。 經濟的發展動力，並非純然發自經濟或社會領域，國家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對平等的要求與市場經濟所代表的對效率追求，不僅直接衝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也輸入至國家之中並希望由此影響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目前針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看法，主要有國有化、私有化以及完善集體所有制三種看法，然而土地制度的變遷不僅要考慮到變遷後所帶來的效益，更需要考慮變遷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權型態也開始做轉變，連帶中國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也開始變化，這變化同樣影響著中國對於農村土地制度選擇的方向。 在家庭聯產責任制推行幾年後，其負面效應已經出現了，中國各地都嘗試著從現有的土地制度架構去做改革，企圖摸索出解決現存困境的方法。本研究挑選了四個地方的實際案例與對土地流轉的探討，從中歸納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特色與存在的問題。 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制度做出了政策宣示：一方面對於農村土地的具體權利限制是逐漸放鬆，某種程度來說，是對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發展開了缺口；但另一方面對於土地用途的規劃約束力卻又逐漸提高，限制了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出現的可能，這表示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仍在追求效率的市場經濟與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兩股力量間擺盪。雖然如此，但隨著各地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管制落差，在經濟發達區域或城市中，有可能出現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發展，所以未來的中國有可能出現土地多重所有制的新局面。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 沿海城市的發展帶動整個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整體經濟以擴散方式逐步往內地發展。長期城鄉發展差距讓農民必須遠離農村至人力需求較高的城市打工賺錢以養家活口，農村經濟發展停滯、基礎建設不足、經費短缺，農村更因經濟吸引力不足，勞動人口大量外移，陷入無效率、停滯的狀況。 三農問題成為當前中國政府和專家學者所關注焦點，部分觀察家認為，三農問題嚴重根源自鄉鎮政府的無效率以及貪腐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讓農村發展更加惡化。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稅費改革與取消農業稅等方式，減輕鄉鎮政府施加於農民的負擔。 本研究探究大陸行政體制與行政體系結構下的鄉鎮政府財政制度，自鄉鎮政府所處的體制、發展背景與壓力結構分析鄉鎮政府在整個財政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鄉鎮政府如部分研究所言扮演著壓榨農民、拖累農村農業與商業發展、同時為最大利益獲取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根源於甚麼樣的歷史背景？又如何破解如此無效率循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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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高峰，但同時亦面臨人口日增、地不加廣的發展難題，此時各地政府對於如何持續落實中央的重農理念成具體政策有不同做法。而湖南省此「發展中區域」的省份，在擁有足以協濟他省的糧食產出的同時，也必須透過各項重農政策的實踐以維續其經濟表現。本論文以清代前期的湖南省為考察對象，藉由分析《湖南省例成案》中之體現重農務本的農業政策以釐清當時湖南地方政府的經濟對策。 綜合對《湖南省例成案》中的各項重農政策的觀察可知，湖南地方政府所實踐的重農政策，包括因地制宜的各項勸農政策與為避免各種租佃和買賣關係之間產生的弊端而對土地關係的法令所進行的調整，皆為相當全面且周密的審議結果。此外，基於湖南地方官員在提出對策時的論述及省內各級官員的議論，所得到對清代地方治理的認識，顯示出當時候在地方治理上的細緻化，而地方官在實際執行政策時，更展現出其不膠執的靈活性。在這樣縝密的討論下所執行的重農政策，不只可以看到湖南地方官員的努力，其對湖南省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