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之下，邁向國際化的各大企業無不期待能在新興市場中大展身手，而其中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內需市場、歐洲唯一入選金磚十一國(Ｎ-11)的土耳其，近年來在總體經濟情況獲得改善、政府積極開放的政策下，成為新興市場中最耀眼的新星。高盛預估，未來十年，土耳其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可望維持在4％以上，可以期待的，是曾經歷經惡性通膨與金融風暴的土耳其，如今在自律的財政與外資簇擁下，正開啟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對於工業電腦產業而言，百業待興的新興市場是廠商重要的發展舞台，以工業電腦起家的研華，在提供各式電子平台服務的市場中，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目前已經擴張成為跨國發展的企業，在世界17個國家，33個主要城市皆有駐點，負責當地的銷售業務，其足跡遍及歐洲、美洲與東亞。然而，在中東與中亞市場中，研華仍處於草創時期的經營模式，情勢亦大有可為，近年來成為重點新興市場，且介於中東、中亞及歐洲中心點的土耳其，便是研華急欲擴張的一塊處女地。 在研華董事長劉克振的邀請之下，本研究以產學合作方式進行企業實戰論文之撰寫，藉由企業實地提供案例與協助，研究者進入公司業務部門實習，實地探訪企業主管與土耳其第一線之通路商，試圖找出企業的問題，並提供適當可用之解決方案。本研究旨在分析土耳其工業電腦市場現況，為台商研華規劃進入土耳其市場之經營策略，給予研華提高在土耳其市場的占有率與品牌知名度之相關建議，以強化研華在土耳其市場的績效表現；最終也希望能激發台灣企業對此議題的興趣，對新興的土耳其市場有更深切的了解，進而能在此市場中獲取成功。 本研究共計分為七章，第一章敘述研究動機、問題與目的及研究流程；第二章則探討相關文獻，如國際市場進入策略、產業政策國際行銷組合；第三章提出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第四章則敘述個案公司研華之經營概況與主管訪談內容；第五章著重於土耳其總體環境與產業環境分析，並預估土耳其工業電腦產業之未來潛力；第六章則是本研究為研華在土耳其市場之策略規劃建議；最後第七章是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企業內部的問題以及當地總體市場環境的分析結果，最終向研華提出了三個策略建議，這三個策略以快速進入市場、有效擴張市場佔有率與打開當地知名度為主要目標，分別為： 策略一：「尋找在土耳其合適的通路」，以期解決當地之通路紛爭、初步擴張市場； 策略二：「與三大財團中的五個IT Solution公司合作」，以便獲取當地大型專案的經驗與快速提高研華在當地的知名度； 策略三：「直接與三大財團旗下的個別子公司合作，並開發新的財團合作機會」，為研華深耕當地市場、長期經營規劃作準備。 最後，本論文對後續之研究也提出一些建議，供研究者參考。

隨著近年來兩岸政情局勢和緩，經貿交流愈來愈熱絡，自從2010年6月29日簽訂兩岸經濟合作協定（ECFA）後，陸資來臺投資規模開始持續增長。尤其中國大陸紫光集團於2015年12月14日提出針對臺灣以封測為主體的矽品公司之併購案，計畫以新臺幣五百六十八億元取得近25%股權，創陸資收購臺灣上市公司的最高紀錄。這也顯示陸資對臺投資正加速其影響層面，惟我國文獻大多是針對臺灣企業赴大陸投資進行探討，卻少有文獻討論陸資企業在臺投資的進入模式。 本研究以2013年144家陸資企業為實證對象，分別運用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與Tobit Model等兩種模型進行兩階段實證分析。由第一階段實證結果發現，「國有企業」、「進入時間」、「技術來源-大陸母公司」、「技術來源-合資企業提供」及「市場風險-政治環境不穩定」等五項解釋變數係陸資在臺投資進入模式的重要影響因素。第二階段實證則發現，「民營企業」、「進入時間」、「市場動機」及「技術來源-合資企業」等四項變數是陸資在臺投資股權配置之重要影響因素。而其中廠商特性之「投資人屬性」、投資特性之「進入時間」與要素特性之「技術來源」等三個構面在兩階段實證研究均具有顯著性，表示這三項變數是陸資在臺投資進入模式與股權配置之關鍵因素。

全球主義的興起，使非營利組織在國際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也有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走出邊境，往海外發展，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面產生十足的影響。本研究接續之前對於非營利組織國際化動機與控制方式之研究，以海外進入模式為主，探討在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歷程中，選擇不同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及各因素之作用。 本研究經由營利組織海外進入模式的相關研究發展出研究架構，以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說理論為主軸，探討非營利組織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經由個案訪談法，針對四個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深度訪談之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影響非營利組織選擇海外進入模式的因素 影響非營利組織選擇進入模式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組織特性因素、組織策略因素、地主國因素。組織特性因素包括組織使命、知識專屬性、人員技術的專業性、服務的複雜度、國際化的經驗與組織規模；組織策略因素包括總部可投入在國際性活動的資源與國際化策略；地主國因素包括當地環境因素與當地需求強度。這些因素透過交易成本與資源配置，進而影響非營利組織進入模式的選擇。 二、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因數如何影響進入模式的選擇 海外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可以分為資產專屬性、地主國環境風險、行為風險、地主國需求、總部可投入的資源、國際化經驗與國際化目的七項。資產專屬性越高、地主國需求強度越強時組織會傾向選擇涉入程度較高的進入模式；地主國環境風險越高、行為風險越高時，組織會傾向選擇涉入程度較低之進入模式。當總部資源越多、國際化經驗越豐富時，組織會發展出較多型態的進入模式。組織在以使命達成為國際化目的的據點，會傾向採取涉入程度較高的進入模式。 三、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在海外進入模式選擇上的異同 營利組織的進入模式通常會從涉入程度較低的模式往涉入程度較高的模式發展。然而，非營利組織在一地區發展一段時間之後，當該據點已建立起制度並能取得資源以服務當地時，非營利組織對當地的資源投入與控制程度就會降低，以將資源配置到更有需要的地方，其發展會往涉入程度較低之模式演變。

近年來，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與市場成長潛力促使證券業累積相當的成長動能，兩岸證券業合作一直以來為學術及產業界熱門討論之議題。目前在兩岸金融法令的積極推動下，替雙方證券業合作開啟新格局。本研究透過兩岸證券業發展之背景分析，截取台灣證券商優勢以提供進入大陸佈局的建議。 有鑒於大陸區域經濟成長與人口增長率為證券業發展的主要成長動能，顯示出大陸的沿海華東地區與中南地區具有證券發展潛能。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區域內以國有大型證券商為主，台灣證券商在兩區域佈局時應選擇證券商密集程度較低且具有證券成長動能的城市，以避免受到大型證券商壟斷的威脅。 考量台灣證券商特有知識技術、證券商品牌與聲譽、兩岸政策鬆綁、大陸外部不確定性降低、大陸市場需求成長潛力因素與過去負面的股權合資經驗，台灣證券商會偏向以全資模式進入市場；然而面對大陸證券商在區域性佈局的態勢與其複雜的組織背景，台灣證券商採取不同承諾程度的進入模式，其關鍵因素為雙方對合資成立的共識與企業文化的融合度。 台灣證券商以合資模式進入大陸市場佈局時的對象選擇，應以低市占率、雙方業務互補性高與其受到國家持有股份比例較低的大陸證券商以及擁有豐富市場經驗累積、註冊資本額高的大陸證券商為優先考量。外資於大陸市場的長期耕耘提供成立合資證券商的基礎，積極參與大陸金融改革的協助建立良好形象，引進新金融業務以求擴大業務發展。合資證券商的雙方股權比例的取得、與大陸政府關係的建立為合資個案成功關鍵。 為了加速台灣證券商於大陸市場佈局的腳步，雙方政府應積極的解除兩岸法令架構的限制，爭取台灣證券商以全資全照的方式登陸，使台灣證券商透過法令開放的時間點，在內地實際地提供相關金融服務，深化與大陸的交流，奠定未來台灣證券商於對岸的長期穩健成長之基礎。 / Chinese securities industry has been benefiting by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and enormous growing potent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ross-strait securities industry turns into a new page due to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development of each securities industr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owned by Taiwanese security firms and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entering Chinese market.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popularity growth are key factors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which show coastal area and southern area of China have more security growing potential.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ecurity firm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most are state-owned.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aiwanese security firms to choose less competitive regions when entering those two areas. Taiwanese security firms prefer choosing wholly-owned enter model in order to protect specific firm’s know-how and reputation. Due to decrease of external uncertainty, deregulated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in China, security firms prefer wholly-owned enter mode to manage resource efficiently. The complex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of Chinese security firm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choosing enter mode for Taiwanese security firms. Security firms which have less market share and lower state-owned characters are appreciable for being cooperative targets. Accumulated market experience, capital capacity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joint venture performance. Complementary product services provide various accesses to expand security firm’s income. Foreign security firms have been making effort in Chinese market by participating financial revolution actively which has buil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experiences, the ownerships between cooperative par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are key factors to build joint ventures successfully. Therefore, it is top priority for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oss-strait to endeavor acquiring entire license in order to speed up entering Chinese market.

台商1980年代對外投資的地點是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國家，惟1990年代後期，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明顯減少，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卻快速增加。近來因中國大陸實施新的勞工法、兩稅合一等招商選資政策，加以越南等國積極吸引台商前往投資，已有部份台商轉赴越南、印度、印尼等國家投資，出現新一波台商海外投資風潮。 企業從事海外投資首先面臨的重要課題即為選擇適當之「進入模式（entry mode）」，因進入模式之適當與否將對日後的經營管理與營運績效產生重大影響。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類型很多，每一類型都與其企業經營目標息息相關。而台商面對眾多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時，若無正確的衡量標準而逕赴海外投資，勢必增加其投資風險。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交叉分析及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實證分析台商赴中國大陸及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比較及影響因素。經實證結果指出，企業之投資動機、企業規模、對外投資國家地區及產業類別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其他海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選擇具顯著性影響；國際化經驗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無顯著影響。 / In the 1980s, Taiwan’s outward investment mainly went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late 1990s, the island’s investment ther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hile in mainland China it rapidly increased. Recently,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its promotion of investment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like more selective by implementing a new labor law and a unified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and Vietnam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oved vigorously t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Taiwan. As a result, some Taiwan businesses have shifted their investment to Vietnam, India, Indones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ppears to constitute a new trend in Taiwa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foremost issue for an enterprise investing overseas i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entry mode”, because the entry mode will affect the enterprise’s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trategies that enterprises use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every ki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als of the investor. When Taiwan enterprises investing overseas and face numer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entry mod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standards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risk. This study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ross-analysis, and ANOVA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differenced of entry mode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investment motivation, scale of investing business, outward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industry categor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 enterprises adopt when in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owever,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ese enterprises adopt.

本文將以兩家台商企業在越南市場的發展為例，透過與兩家公司高階經理人的訪談，來比較兩家公司分別在選擇越南為海外進入市場的原因，以及進入模式選擇背後的影響因素，還有當地市場的經營模式等，透過文獻資料的驗證，來確認兩家公司在選擇的策略與經營方向上是否符合傳統文獻上的假設。 而在文獻的驗證中，確實證明了當企業是以 Asset Exploitation 為動機時，海外市場的選擇會傾向以較低度開發的國家為主，另外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上，雖然兩家公司採取一樣的進入模式，但影響的因素卻是完全不同，不過結果仍符合文獻中所提出的假設，最後，在市場經營模式上，更是完全符合既定的印象與理論，對於當地市場不同的策略定位確實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在當地市場的經營模式。

由於國際化的趨勢，使得企業要朝向海外市場發展，因此伴隨而來的就是考慮進入策略的模式與進入的時機。企業考量採取何種進入方式以使得企業能最有利，何時進入最佳，須在多種因素影響的取捨中，找到企業最適的進入策略，並隨時間的經過，在環境與條件配合之下，適時調整進入策略的模式，這也是本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試圖從以往學者在國際直接投資決策之成本影響因素，發展出一套經濟函數模式，並分析各種因素的變化關係，以及其可能對企業採行海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本研究將重點放在策略轉移的時點分析上，將時點與策略選擇、策略轉換的問題作一個分析與討論。除了將以往學者討論的各種條件併入探討外，也試圖將模型中的變數及參數轉換成與時間相關的函數；其中包括了引用人口成長的時間函數作為市場成長的計算基礎；利用經驗曲線概念發展知識成本之函數等。最後為使本研究結果更具價值，也引用實務個案資料來作驗證，藉以與本研究發展經濟函數模式之結論呼應。以下為各章節之主要內容。 本研究第一章中，包括將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及整個研究流程。第二章則將以往學者所提及之進入策略相關理論作一整理，並就學者提及可能影響進入策略之因素找出本研究的模型變數。在第三章中，本研究整合了多構面的考量因素下，將外顯成本（如生產成本）與隱藏成本（如面對即將失去市場的機會成本）納入模型中分析，藉以提供企業一個整合性的思考模式，並作為決策時的參考依據。如：全球策略必須考慮各項成本競爭優劣勢、市場的發展潛力與變化，及各種環境變化因素等。本研究於第四章，藉由參數變動的分析了解各個策略應重視的因素，並藉由圖形變化可知不同策略其採行的時間範圍之增減。另外於第五章中，以次級個案資料，作為本研究與實務呼應的驗證。末將本研究之結論、研究限制及建議整理於第六章中，希望提供給爾後研究者，作更深入之研究。

中共自1978年開始對外開放之後，吸引眾多外國商人前往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也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來投資。當然，臺商也在這些外商之中扮演著對中國大陸投資的角色。臺商的投入大陸市場，多少具有幾分神祕的色彩，為求了解其投資的進入動機及其進入模式的選擇策略，而做此論文研究。Dunning將跨國性企業到被投資國投資的進入模式選擇，基本上定義受到專屬優勢、內部化優勢和被投資國區位優勢的影響。專屬優勢一般多屬於企業本身具有的特質，如企業的規模大小、企業的多國經驗、和發展差異化的產品能力等；內部化優勢主要指的是合約性的風險；區位優勢則主要受到被投資國市場潛能、投資風險、和生產成本的因素影響。OLI模式基本上提出企業的進入模式選擇決策受到OLI因素所左右，各因素間彼此的交互作用，會決定出不同的模式選擇，並因此發展出理論的五個假設，並得到驗證。大陸從計劃經濟過度到市場經濟，一切的體制並不完善，從開放至今始終被各國投資者定義為具有高度風險的市場，但相對的，其具有12億人口的市場，對各國投資者也不失為一重要的投資誘因。臺商為進入大陸地區，也採取了各種不同方式的進入模式。本研究就臺商的投資行為，以Dunning的折衷理論加以驗證其實際的投資進入行為，在臺商的實際投資行為以理論的配合上獲得部份的支持。經由本文的研究，可對臺商進入大陸的投資行為有一大致的了解，以此論文希對後繼研究者有若干的貢獻。對我國提出建議。

鋰鐵動力電池具備安全性、壽命長、可大電流充放電、環保等性能，明顯優於其他電池，已是世界各國正積極開發之電池技術。鋰鐵動力電池未來主要的應用市場會在汽車動力電池方面，台灣目前在電動車的整車研發平台尚未成熟，無法搭配車廠進行車用電池研發。但中國大陸的汽車銷售量，已經是全球前兩大汽車的銷售市場，在相關政策的鼓勵下，當地車廠也積極投入新能源車輛的開發，所以未來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將快速的發展。台灣鋰鐵動力電池廠商在投入此產業時，應該考量全球的策略角色與定位，並尋求進入中國汽車的供應鏈，才有機會在全球鋰鐵動力電池的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希望針對台灣鋰鐵動力電池產業，在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時，如何找到有利的策略，並期待能在學術上及實務上達到下列目的： 1.經由環境分析，分析台灣與中國大陸鋰鐵電池產業目前發展的動態。 2.透過SWOT，分析台灣鋰鐵動力電池產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面臨的機會或威脅，並檢討自身的優勢及弱勢。 3.探討台灣鋰鐵動力電池廠商，未來在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拓展業務時，可以選擇進入的策略模式。 因此本論文將研究台灣鋰鐵動力電池廠商除了增強產品研發實力外，如何透過產業結盟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才有機會在未來五到十年插電式混合電車(PHEV)及純電動車(EV)普及前，成為鋰鐵動力電池產業鏈的主要供應商。 / The lithium iron power battery possesses the performance such as security, longer-lived, very large electric current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viously superior to other batterie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actively all over the world already. The future main market application of the lithium iron battery will be in the battery power of motor in Taiwan, the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of electric motor car are not ripe yet at present, it is unable to march up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used in car factor. But the car sales volume of Mainland China is the leading sales market of the two major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the local car factories pu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actively too, therefore ,the future electric motor car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will be developed very fast. The lithium iron power battery of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shall consider the strategy and make a reservation in the world, seeking to enter the supply-chain of Chinese car actively, then they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occupy a ting space on the market of lithium iron power battery on the whole world. This research shall be hopped to direct against the lithium iron motive force battery industry of Taiwan while entering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to find favorable tactics. We do expect on academy and at the practice can achieve the following goal . 1.Via environment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rend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lithium iron battery industry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t present. 2.Through SWOT, it is analyzed that it is the chance or the threat about the Taiwanese lithium iron motive force battery industry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 and to examine one's own advantage and weak tendency. 3.We hope it is helpful for Taiwanese lithium iron power battery manufacturers, while entering into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to expand the business in future. They can choose the right tactics way. In view of these reasons, this thesis will provide to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of the lithium iron power battery. Besides, they must put their efforts to the strengthening capability of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how to enter the Mainland Chinas market by forming an alliance in the industry. Then they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insert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PHEV) and pure electric motor car before popularizing became the main supplier of lithium iron motive force battery industry chain in the coming five to ten years.

在全球化趨勢下，擁有較佳技術的跨國廠商開始以不同方式跨足海外市場，面對國際競爭，本國廠商亦會利用政治獻金干預政府的貿易決策。本文藉由政治獻金遊說模型討論跨國廠商、本國廠商與政府三方的互動關係。本國廠商一方面運用政治獻金遊說政府，政府一方面則在政治獻金與人民福祉的抉擇中做出決策，最後跨國廠商就在給定遊說的關稅水準之下，選擇對其最有利的方式進入國內市場。本文發現除了政府制訂的關稅水準、兩國廠商成本差異外，社會福利權數亦是影響跨國廠商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社會福利權數可以對應出不同的政府政策，而不同的政府政策亦會牽動跨國廠商進入模式的選擇。此時，政府必須要相當重視社會福利權數，則跨國廠商才會選擇使政府效用相對較大的進入模式。 /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multinational firm with superior technologies intend to employ variou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the foreign markets. Confronting the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en the host country firm usually utilize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to sway the policy.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ultinational firm, host country firm, and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by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Going with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from the host country firm,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usually works out the policy by consider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political contribution and social welfare. Eventually, the multinational firm selects an optimal entry mode with a given tariff to enter the markets which determined by lobby. Our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besides the tariff and cost difference, the social welfare is also crucial to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Different social welfare weight brings out various policie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entry mode of multinational firm. Only when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akes social welfare seriously, the multinational firm will choose the entry mode which makes the government’s utility larger.